【冯氏智慧。
王轨不端，司寇溺职。吏偷俗弊，竞作淫慝。我思老农，剪彼蟊贼。摘伏发奸，即威即德。集《诘奸》。
【经典诠译。
冯梦龙认为，为官当尽职尽责，否则风气败坏。希望有人能像老农消灭害虫般把矛头指向恶人恶事。
冯氏案例：从错杂中找线索
其实，事情越错杂，越容易找到线索。只要你比别人心细，就会从中把握住胜于别人百倍的成功率。以下例子可供参考：
“王世贞”王世贞备兵青州。部民雷龄以捕盗横莱潍间海道。宋购之急而遁，以属世贞。世贞得其处，方欲掩取，而微露其语于王捕尉者，还报又遁矣。世贞阳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擒得他盗，世贞知其为龄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诘之：“若奈何匿雷龄？往立阶下，闻捕龄者非汝邪！”王惊谢，以飞骑取龄自赎。俄龄至，世贞曰：“汝当死，然汝能执所善某某盗来，汝生矣。”而令王尉与俱，果得盗。世贞遂言于宋而宽之。留之有用。
官校捕七盗，逸其一。盗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缚一人至，称冤。乃令置盗首庭下差远，而呼缚者跽阶上，其足蹑丝履，盗数后窥之。世贞密呼一隶，蒙缚者首，使隶肖之，而易其履以人。盗不知其易也，即指丝履者。世贞大笑曰：“尔乃以吾隶为盗。”即释缚者。
“钱藻”钱藻备兵密云，有二京军劫人于通州，获之，不服。州以白藻。
二贼恃为京军，出语无状。藻乃移甲于大门之外，独留乙鞫问数四，声色甚厉。已而握笔做百许字，若录乙口语状，遣去。随以甲人，绐之曰：“乙已吐实，事由于汝，乙当生，汝当死矣。”甲不意其绐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于我？”乃尽白乙首事状。藻出乙证之，遂论如法。
“刘宰”宰为泰兴令。民有亡金钗者，唯二仆妇在，讯之，莫肯承。
宰命各持一芦去，曰：“不盗者，明旦芦自若；果盗，明旦则必长二寸。”明视之，则一自若，一去芦二寸矣，盖虑其长也，盗遂服。
“陆云”陆云为浚仪令。有见杀者，主名不立。云录其妻，而无所问。
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后，谓曰：“其去不远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至。”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安候。”于是一县称为神明。
“符融”秦符融为司隶校尉。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返，过宿妻家。是夜，妻为贼所杀。妻兄疑丰杀之，送丰有司。丰不堪楚掠，诬引杀妻。
融察而疑之，问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否？”丰曰：“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反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窃以为不祥，问之筮者，云：‘忧狱讼，远三枕，避三沐。’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妻乃自沐，枕枕而寝。”融曰：“吾知之矣。《易》：坎为水，马为离。乘马南流，旋北而南者，从坎之离。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推验获昌。
诘之，具首伏，曰：“本与其妻谋杀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是以误中妇人。”△冯氏诘奸之释用（一）
拿出让人心服口服的绝招《智囊》认为“心服才是真正之服”，那么，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如何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呢？其绝招何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必须要有解决问题的眼光和能力，把攻守转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让可用的人真心产生佩服感。
恩威并施者往往可获大胜。明成祖朱棣虽然以武力起家，但他更重视用道德教化来稳固统治，他主张恩威并施，使人心服口服，从而获得大胜局面。
明太祖治理南方地区，虽有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和四海一定，以德化为本的思想，做了许多文治的工作，但晚年失之于急躁，如在鄂西急于废土司，留下了不少问题。成祖即位后，在首重北边的前提下，也解决了一些南方的治理问题。
沐氏镇云南，开始于洪武时沐英、沐春父子。沐春死后，其弟沐晟继续镇守云南。沐晟与封在昆明的岷王不和，成祖了解此矛盾后，徙封了岷王。沐晟请加兵讨车里（云南南部以景洪为中心的大片地方），成祖多次下敕文责沐晟政事烦扰，号令纷更，要求沐晟怀柔车里，不可轻易兴兵，注意云南民族地区的安定。
洪武时期，由于贵州的水西女土官奢香向往中原文化和太祖对贵州的招抚政策得当，奢香“开赤水之道，通龙场之驿”，贵州与外界的联系加强。成祖即位后，命熟悉贵州情况的大将镇远侯顾成守贵州。因顾成是一介武夫，成祖一再告诫他不可穷兵黩武，喜功好事，而应该老成持重，顺情而治。后因贵州思州、思南二田姓土司互相仇杀，禁之不止，成祖乃密令顾成携精干将校潜入，将二田姓土司擒拿，贵州改土归流的条件成熟。于是在永乐十一年（1413）设置了贵州布政司，从此贵州作为一个省区成为明朝的组成部分。
镇守广西的韩观是行伍出身，因军功出任广西都指挥使多年。靖难期间，建文帝调韩观练兵德州，用以对付燕师。成祖即位后，丝毫不计较韩观的这段经历，仍任用韩观镇守广西，佩征南将军印节制广东、广西两个都司。韩观性凶狠、嗜杀，成祖赐玺书告诫韩观，强调以德抚广西，“杀之愈多愈不治”，“宜务德为本，毋专杀戮”。韩观却自恃老于桂事，陈兵耀威，号称“威震南中”。由于韩观抚民乏术，务德无方，杀戮太过，颇违成祖德化之意。但也应看到，在韩观镇守广西期间，广西境内较为安定，这客观上有利于广西经济的发展。
至于太祖晚年因急躁处理而遗留的若干南方交通不便地区的民族问题，成祖均给以补救，在那些地方恢复土司设置，使之与朝廷关系正常化。如设置贵州西部的普安安抚司，恢复因吴面儿反抗而废去的古州、五开为中心湘黔交界处的湖耳等14个蛮夷长官司和鄂西、思州、九溪等土司。
上述事为明成祖之攻守转换之一，再看一例：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社会经济恢复发展，造船工业规模扩大，分工细密，技术高超，传统的航海知识和经济大量积累，这些都为郑和远航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国的丝绸、瓷器受到海外诸国青睐，海外的染料、香料、珠宝等又为中国所需求，这给了郑和下西洋发展海外贸易以有效的刺激。
永乐三年（1405），一支15世纪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舰队，乘着强劲的东北季候风，浩浩荡荡离开了中国的东海岸，率先驶向了浩翰的太平洋，这就是明成祖派出的郑和第一次下西洋。
人们至今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猜测纷纭，或者说是毫无经济目的纯而又纯的政治大游行；或者说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是为了寻找政敌，即不知所终的建文帝；或者说因为夺嫡“篡位”，国内人心不附，故锐意通海外，召至万国来朝并从而促进其在国内统治地位的稳固。
但是这全面体现了明成祖在更大范围内的攻守转换。
总之，明成祖攻守转换之计是以心中之数为基础的，表现在：一治内防外：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代君主。明朝江山虽然由明太祖朱元璋励精图治，但依然满目疮痍，经济尚未复苏，统治集团内部危机四伏，边疆民族动乱时有发生等等，所有这些，对明成祖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明成祖不愧为一代名君，他迅速地操纵了明初的残局，并且屡屡推出重大举措，如修万里长城、委派郑和下西洋等等，均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二是用人做事：如果深入考察明成祖的攻守转换智慧和方略，不难看出明成祖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也就是看准大才的力量，也盯准小人的伎俩，把“大才”与“小人”区分开来。明成祖深知操纵攻守转换需要大才，因此千方百计寻找大才，并对大才委以重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关键人才和重要人才的作用。
《智囊》认为，很多人对于“心中有数”这个词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它实则是一个人成大事的基础，是攻守转换之始。通过明成祖之例，可以发现想大事、成大事都必须有心数在身、有招术在手。
△冯氏诘奸之释用（二）
不可慕虚名而忘实政贪图虚名、不切实际是人性的一大通病。《智囊》深知这一点对做人的严重危害，正如其言：“不可慕虚名而忘做人。”
实际上，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慕虚名而忘实政的现象常有发生，因此不可不察。只不过是，我们现在要从乾隆大帝的才智中学到一点实用的东西。
要解决人口和粮食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有限的土地收到更多的粮食，为此，乾隆采取了“推广经济，充实粮仓”这一措施。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广泛推广于是便成为乾隆时期农业上最重大的突破，而乾隆皇帝在这些作物的推广过程中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甘薯和玉米原产于美洲，它们都属于高产作物，它在中国的出现使能养活正在迅速增长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希望。在清朝，尤其是乾隆朝，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因为传统生产工具有了大的改进，而是因经济作物与高产作物的种植、垦田的增加和水利的兴修。在这个时期乾隆皇帝在甘薯和玉米在中国的全面推广，添上了关键的一笔。
甘薯又叫红薯、白薯，在明末传入中国。这种作物耐涝、耐旱、耐碱，能适应多种土壤与环境，并且产量极高，一亩好地可收上万斤，即使地差也可收五六千斤。在乾隆朝之前，甘薯多种植于闽广一带，而北方竟不知有此种作物。
乾隆初年，福建人陈世元首先在山东发起种薯的热潮，他还从福建聘请种薯有经验的老农到山东教种甘薯。山东人发现甘薯，“秋间发掘，子母勾连，如拳如臂，乃各骇异”，尝到甜头后，都乐于种植。同时，直隶、河南和北京也有人开始试种甘薯。北方省区的地方官也纷纷“觅种教艺”，种植甘薯。当时，北方人种薯必须从福建购运薯种，路远费多，工本甚大。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必须在技术上解决藤种的收藏和育秧问题。乾隆十七年，山东布政使李谓在陈世元的诱发下，写了《种植红薯法则二十条》，总结北方种薯经验，让各属县奉文劝种。乾隆四十一年，山东按察使陆耀刊印《甘薯录》，叙述种薯之法，此书刊行各地，以广种植。就是这本书在乾隆四十九年被乾隆大帝看到，他亲自发起了全国最大的一次推广甘薯的活动。乾隆大帝命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将《甘薯录》大量刊印传抄，让农民都知道种薯有利可图，以广为栽培。因陆耀推广甘薯有功，乾隆皇帝把他升为湖南巡抚。
随后，乾隆皇帝让福建巡抚雅德将甘薯藤种购运河南。乾隆大帝说：“此物既可充食，又能耐旱。河南、山东二省频岁不登，小民艰食。毕沅（河南巡抚）、明兴（山东巡抚）当即转饬各属，劝谕民人，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此时，由于藤种过冬和育秧的技术难关还未完全解决。所以，乾隆皇帝特别叮嘱雅德：“必须觅带根藤本，用木桶装盛，拥土其中，如法送豫，方能栽种易活。著传谕雅德即行照式妥办，由驿送京。”
这一次，由于乾隆在全国大力推广甘薯种植，收到很大的效果。除薯之外，玉米种植的推广也对解决民食问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玉米，也是在明末传入中国的，它性耐旱涝，还适合在山地种植，因乾隆皇帝号召开垦山头地角，所以，玉米这一适宜于山地种植的植物才显示出了它的优势。在四川、湖北、湖南等省，种植玉米尤为多，为此北方人叫它为玉蜀黍。“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桩，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在乾隆朝中期之后，玉米逐渐已成为与稻谷并列的重要粮食品种。
乾隆皇帝在人们尚未认识玉米价值时，已经了解了该作物。十二年，安徽巡抚潘思榘奏道：“芦粟（玉米）一种，宜于山地，不择肥瘠，六安州民种植甚广，舂煮为粮，无异米谷，土人称为六谷……臣俱谕令试种。”
乾隆皇帝看后批道：“此可谓留心本计，嘉悦览之。”
在这里，乾隆皇帝把玉米当作民间一种重要的备荒作物。在乾隆皇帝的鼓励下，玉米推广很迅速，在乾隆后期，很多地方“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农民“恃此为终岁之粮”。
在这些高产作物被乾隆皇帝推广种植的同时，乾隆时期农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农村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上。经济作物是人民日常穿用及手工业制品的重要原料，它的广泛种植必将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当时，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就是棉花。棉花在我国种植较早，具体无考。棉花是人们不可缺少的衣被所需。在乾隆时期，棉花种植因其“费力少而获利多”，而被推广种植。还有一项重要的经济作物是桑树，它为丝绸的盛产功不可没。另外，甘蔗和烟草及茶叶的广泛种植都为乾隆朝经济的繁荣起了巨大作用，特别是茶叶，在乾隆朝即远销国外市场。
总之，这一系列高产及经济作物的推广，都是在乾隆皇帝的正确决策下进行的，这对缓和粮食匮乏，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和作用。
从上可知，知实、求实、做实是成功的一大关键，这正是《智囊》的一大“实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