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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华表的沧桑

牧惠

在北京住了那么些年,经常路过天安门,也就总见着竖在金水桥前的华表。可这华表到底是代表怎么回事呢?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打听。后来读《史记》,才终于晓得,这华表原来大有来历。

据说,在唐虞盛世,“圣君”们很重视接受群众的监督,注意听取各种意见。除了在朝廷里设有史官、谏官之外,对来自民间的意见也很重视,“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诱议于市”,知识分子、平民百姓、做生意的人,都可以公开议论政事。尧又是其中一个很得人心的圣君。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有一项措施是,树一根有一条横木像个“午”字那样的“表”在外头,叫做“诽谤之木”,让人们把他在政治上的缺点写在上面。这“诽谤之木”,相当于意见箱、意见簿之类。它就是华表的前身。

这“诽谤之木”如何一步步演化成华丽的装饰品华表呢?照我看,大概同“诽谤”这个词的含义的变迁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如果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现象:

一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好的,褒的,由于种种原因,它开始同它本来的含义区别、分开甚至闹到对立起来,变成一个坏的贬的意思。例如“辩论”这个词,按照字典的解释,按照过去的理解,应当是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互相辨论,分清是、非、真、假的意思。讨论问题的各方面应当是平等的,讨论的方法应当是说理的。然而,曾几何时,“辩论”这个词儿却变得有点可怕。“辩他一辩”“这个人挨辩论过”,这话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犯了非同小可的错误,最少批判过。“造反”这个词,在封建社会和解放前,等同作恶;解放后,明白“造反”其实就是革命;后来,又给林彪“四人帮”把它搞成同捣乱、破坏一样意思。诸如此类,例子不少,“诽谤”这个词,同样有过这种经历。

现在我们讲“诽谤”,那意思,歪曲、造谣、诬蔑之类的词义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实,在最先,“诽谤”只是非议意思。对政事有什么非议,你就写在“诽谤之木”上头,如同今天写在意见簿上一样。既然是非议,是意见,粗分起来,最多两种。一种是符合事实的,正确的;一种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为什么后来“诽谤”就只剩下后一种含义呢?一种可能是“诽谤之木”老是写着一些造谣诬蔑的谎话,因而慢慢把“诽谤”这个词败坏得如造谣;一种可能是,那上头写的其实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值得听听的意见,统治阶级不喜欢,把一切非议都说成是坏的,得定罪的,慢慢地也会把“诽谤”同恶毒攻击混同起来。看来,在封建社会,后一种可能性要大些。诽谤变成恶毒攻击,“诽谤之木”给塑上龙凤,成为摆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也不纯是靠推理。大家都晓得,秦始皇那时就是不欢迎提意见的。刘邦数秦的罪状,说它“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只要非议一下秦始皇,就有灭族之祸。贾谊给汉文帝上书,也讲到秦所以失败得那样快,就是由于他“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从这里看,在汉那时,“诽谤”两个字还并没有等同造谣诬蔑;但是,秦始皇却早已经把它看成是很坏很坏的字眼了。也许在秦那时,“诽谤之木”就早成为阿房宫前面的华表了吧?

在封建社会,一些开国的皇帝,一些比较清醒的政治家,多少懂得设立这个意见牌之类的必要性。唐太宗李世民的纳谏且不去讲了。朱元璋也是个开国皇帝,他设了一个通政使司,就颇有点竖“诽谤之木”的味道。按规定,“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可以密封交到通政使司,然后直接送到朱元璋手里。洪武十年,他任命曾秉正当通政使,对曾“训谕”一番。意思说,政治好比水,得经常流通,使下情容易上达,天下才得太平,所以管这个单位叫“通政司”。朱元璋让人民有机会直接向皇帝非议政事,这个制度应当说是好的。

但是,封建帝皇到底不可能同人民群众有真正的“流通”,更多的时候是堵塞,搞“诽谤者族”。朱元璋自己当政时都未必通,他才死不久,一切更是告吹。不要说来自民间的非议他的子孙听不进,因为进谏而被皇帝下令廷杖至死的,多得难以统计。

到后来,好几个皇帝索性根本不同大臣照面。当了十几年皇帝,见过一次大臣,就被歌颂为“盛事”了。仅仅因为谏阻正德皇帝老是去游玩,就有数以百计的大臣罚跪午门,关入囚狱,廷杖至死。如此这般,浑浑噩噩地过了一百六十多年。

于是,明朝永乐皇帝修建的宫殿在,华表在,而明朝的江山却被这些未必懂得华表的作用的子孙断送了。竖立在那里的华表,就成了这一切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