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变得趾高气扬，是因为他“三喜临门”。这样，他也就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蒋介石的“三喜”是什么？
周恩来深知蒋介石的心理，他在1940年11月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分析了蒋介石的“三喜临门”：
“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
周恩来所说的“三国协定”，指的是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的协定。通过这个协定，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
英国原来声称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1938年冬，英周驻华大使卡尔曾从上海到重庆，跟蒋介石密谈了七次，据云是为“中日冲突”做调停人。
德、意是英国在欧洲的劲敌，日本和他们结盟，意味着成了英国的敌人。英国再也不能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于是，英国要拉拢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喜形于色。此一喜也。
日本呢？一边扶植汪精卫这班汉奸，成立了另一个中国国民党，居然也在上海开起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还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以汪精卫为代理主席的国民政府。另外，日本又加强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暗中拉蒋介石。这样，蒋介石心中高兴。此二喜也。
至于苏联，斯大林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就已在莫斯科明确告诉中共代表：蒋介石是抗日的，中国抗日要以蒋介石为领袖。
这表明，斯大林对蒋介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有着客观的估计。
当然，后来斯大林对毛泽东也作出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中共六届穴中全会时，明确支持毛泽东。毛泽东领导中共在抗日中与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很受斯大林赞赏。1939年第6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热烈地赞扬了毛泽东，给了毛泽东一大堆美丽的花环：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
不过，虽说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抗日领袖是蒋介石，但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中，他终究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斯大林和蒋介石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党和党之间的关系。国共之间关系的恶化，也就直接影响了苏联政府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斯大林曾一度冷落过蒋介石。
德、意、日三国协定的签订，意味着日本正式成了德国的同盟国。德国那时已成了欧洲的霸主，希特勒正觊觎着苏联，德苏关系异常紧张。日本站在德国一边，理所当然成了苏联的对头。
蒋介石敏锐地看中了这一点。德、意、日三国协定在9月27日刚刚签订，蒋介石瞅准时机，在29日致电斯大林，表示愿和苏联协调步伐，共同对敌。
蒋介石这一招，果真灵。原本冷落蒋介石的斯大林，10月16日，给蒋介石复了一封措辞热情的电报，表示愿意再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还派出了崔可夫将军前往中国。
斯大林在崔可夫启程之际，对他说了一番话，表明了对蒋介石的看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
斯大林大力支持蒋介石，其目的是为了“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蒋介石向来把斯大林看成是毛泽东的后台。斯大林给蒋介石投来笑眼，自然使蒋介石兴高采烈。此乃第三喜也。
英、日、苏，一齐要拉蒋介石，蒋介石怎不踌躇满志？这与当年英国“中立”、日本进逼、苏联冷落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蒋介石不能不联共抗日。
蒋介石一得志，也就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了。他要对中共下手了！你发《皓电》，我来《佳电》
就在接到斯大林电报的第三天——10月19日，著名的《皓电》发布了。
皓，19日的电报代日韵目。《皓电》，是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发给“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即转朱总司令玉阶彭副总司令德怀叶军长希夷”。玉阶，即朱德之别号；希夷，为叶挺之别号。
《皓电》颇长，一开头，先是表扬了几句中共的军队：“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抗战之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团结精诚，用克御侮宣勤，不乏勋绩……”紧接着，笔锋一转，便批评起来了：“孰意寇氛未靖，龃龉丛生，纠纷之事渐闻，摩擦之端时起……”
《皓电》历数种种摩擦事端，然后作出如下结论：
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
《皓电》所开列的“四端”，把摩擦的原因一股脑儿推给了中共。
图穷匕见，《皓电》之末，转达了委座（即蒋介石）的命令：
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
这就是说，蒋介石给毛泽东下命令了！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10月25日发出致周恩来的电报：
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
戴高乐是人们熟知的法国总统，不过，那是1958年12月至1969年的事。在1940年5月，他还只是法国第四装甲师师长，6月，出任法国国防部副部长。希特勒以“闪电战”消灭法国之后，戴高乐流亡英国伦敦，成立“自由法国”，成了法国的抗战领袖。贝当的知名度，如今要比戴高乐差得多。不过，在当年，他远比戴高乐显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便指挥了凡尔登战役。大战末期，他担任法军总司令。1940年6月，他担任法国总理。在德军强大的攻势下，他举手投降，成了法国的汪精卫。他居然成立了跪倒在希特勒脚下的伪法国政府，担任“法兰西国家元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以通敌罪，被判处死刑（后改处无期徒刑）。
毛泽东说蒋介石可能要“做戴高乐或做贝当”，指日本可能要灭亡中国，蒋介石要么像戴高乐那样做流亡政府首领，要么像贝当那样做伪政权首领。
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分析，更为有趣、生动。他在11月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
蒋现在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玛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冯亲苏，让何、白反共，他便以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基玛尔，是当时土耳其总统，抗战领袖。
周恩来对于蒋介石形象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周恩来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在电报中写道：“时机是紧迫了。只有二十天，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
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用这样的方式，公开回敬国民党的《皓电》：“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并呈蒋。”
叶、项即新四军的正、副军长叶挺、项英。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斟酌再三，于11月9日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发一长电给何、白。由于9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佳”，史称《佳电》。
《佳电》致何、白“两公”，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祗遵”。统帅何人？蒋介石也。
《佳电》的笔调，软中有硬，先是说了这么几句：“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7、8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引者注：指朱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
就在诉“苦衷”的名义之下，《佳电》历数国共种种摩擦，逐一驳斥了《皓电》对中共的指控，并且要求“彻底查明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
其中颇为有趣的是，《佳电》诉了这么一段“苦衷”：“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这表明中共的军队“现有五十万之众”（真正的人数还不止于此），而“领四万五千人之饷”则表明国民党规定的中共军队编制为“四万五千人”。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一下子把军队扩充了十倍以上！
你发《皓电》，我来《佳电》，表面上是何、白对朱、彭、叶、项，实际上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较量。
毛泽东在《佳电》中，不能不对国民党作出一点让步。《佳电》称：“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
所谓江南正规部队，亦即新四军。这么一来，新四军是否“遵令北移”，何时北移，成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
毛泽东在11月21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有一段话，透露了《佳电》的背景，明确称《佳电》是他起草，并说明新四军退出皖南的内情：
我除了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在偏要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现在已准备了一个铁锤，只要政治条件成熟即须给他重重的一棒……
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是达不到目的。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还骂蒋介石为“死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