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程向周总理讨教
就在陈永贵领导大寨人不断找差距，鼓干劲，激情满怀地投入到比学赶帮超行动中，以更高更严的标准建设大寨田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一向关心国家大事的陈永贵是紧跟形势的，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然也是如此。“文革”开始前后，报上批“三家村”时，他发表题为《捣毁黑店，挖掉黑根》的文章；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时，他发表题为《打倒“权威”的霸权，打掉“权威”的威风》的文章；提倡教育改革时，他又发表题为《我们必须占领教育阵地》的文章。虽说他紧跟“革命”形势，不断发言表态，但在1966年8月以前，陈永贵的内心世界还是比较平和的。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党中央领导机构所作的改组，使“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据此发出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警告，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和《决定》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但《通知》和《决定》并没有排斥和否定大寨这个生产典型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而是在8月12日通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进行“文化大革命”，要继续学大寨。比如，公报说：“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其中就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由于“农业学大寨”属于毛泽东近四年来提出的决策，农业学大寨运动自然是要一路颂扬的。
公报发表之后，原本就内宾外宾不断的大寨更成了众多学习者、参观者朝拜的圣地，再加上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十几万朝圣者包括红卫兵组织络绎不绝如潮水般涌入大寨，以致“一时道路拥塞，衣食无着，又赶上寒冬将至，当地政府不得不频频向中央告急。”中央军委不得不采取救急措施，命令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调动直升飞机向大寨空运大饼、衣服和毯子，以解大寨接待工作的燃眉之急。
这些来大寨参观学习的人们，除了看虎头山、狼窝掌和沟沟坎坎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大寨村干部，尤其是陈永贵。在他们心中，大寨干部是革命的象征，陈永贵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文革”初期，陈永贵和大寨干部每四五天接见参观者一次。其时，陈永贵等村干部从地里劳动回来，吃过中午饭后，大寨接待站的负责人就把参观者集中起来，让他们沿路两旁排成两列。这时，接待站的同志就在麦克风前宣布：“现在，大寨干部和大家见见面。”于是，陈永贵他们手里摇着红宝书从参观队伍中间走过，一直走到头，再走个来回。在他们走的过程中，两旁群情激奋，人人挥动着红宝书，队伍中不断爆发出“毛主席万岁！”“向大寨人学习！”“向陈永贵同志学习！”的欢呼声。有的红卫兵还挤上去，一把一把地向陈永贵等人口袋里装他们那里生产的最新式样的毛泽东像章。
大寨精神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中外人士，对于红卫兵而言，大寨精神也同样具有感召力和震撼力。这些红卫兵怀着对大寨精神和对永贵大叔的敬仰之情，从四面八方长途跋涉来到大寨。对于这些《十六条》赞扬的“勇敢的闯将”、毛泽东肯定“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的青年，陈永贵给予了热情的歌颂，他说：
我爱红卫兵。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我爱红卫兵。红卫兵有勇有谋，在短短的几天，用革命的铁扫帚，把“四旧”扫得落花流水，用革命的“千钧棒”，把一切剥削阶级的“威风”打倒在地。红卫兵干得好！我们双手赞成。
……
我爱红卫兵。我们贫下中农以有这样一代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的红色接班人骄傲。我们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我们希望红卫兵小将们在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智勇双全的闯将。
《农民日报》记者吴思在描述“文革”初期红卫兵在大寨的情形时说：
神明般的永贵大叔先后接见了20多万红卫兵小将，许多红卫兵见了陈永贵之后，都说自己有一种“浑身是劲”的感觉。这些敢做敢为的红卫兵小将敢砸井冈山的展览馆，敢揪斗井冈山管理局的老红军，但是在陈永贵面前他们毕恭毕敬。曾有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想冲大寨展览馆，把展览改得更合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永贵哼了一声，立刻有大寨的农民手持镢头严阵以待，展览馆的大门也用砖头封起：想动展览？门也不让你摸！谁敢动一下试试！
红卫兵之所以在大寨不敢造次，一方面自然是由于大寨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榜样，另一方面在中共晋中地委召开的毛泽东著作学用报告会上，陈永贵又被树立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标兵，自然会受到红卫兵的赞颂。
这次会上，陈永贵第一个介绍了大寨十几年来按照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光辉事迹，并再一次赞扬了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红卫兵也激动地说：“陈永贵等同志最爱红卫兵，我们一定要向陈永贵等同志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坚持文斗，不要武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会议期间，陈永贵还特地到榆次一中、二中等学校，同师生座谈，给红卫兵鼓了劲，更树立了自己在红卫兵心中的威信。榆次一中红卫兵代表在座谈会上说：“我们一定要向陈永贵等同志学习，学习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学习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学习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
尽管陈永贵在大寨不时地接见红卫兵，在红卫兵的欢呼声中招手、微笑，尽管红卫兵在这位永贵大叔面前还有几分敬畏，然而，运动开始后陈永贵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十六条》讲得很明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后来又提整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陈永贵是大寨的当权派，那些曾经着力栽培他和大寨的上级领导也是当权派，这些当权派都是走资派吗？红卫兵大串联造成了全国局面的混乱，而学大寨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和严格的生产秩序，这两者能统一起来吗？这些疑问，陈永贵一时无法解决。因此，“文革”发动之初，陈永贵一度曾想采取观望态度。
但形势的发展却由不得他观望。由于他是全国劳模，舆论界的人不断找他，要他对“文化大革命”表态，报纸、电台要以他的名义发表文章。县城、省城刚刚成立的两派组织也都认为他是需要依靠和争取的力量，还不断有北京、天津、太原的学生来大寨串联，鼓动、说服陈永贵入伙。对这些，陈永贵都是淡淡一笑，不明确表态。也正是这个时候，有人对陈永贵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提出了疑问，说他出身于河北省的一大地主家，又有人翻出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伪代表”的事。还有的红卫兵向大寨党支部叫板，弄块大石头让郭凤莲扛，扬言要试试她到底是“铁姑娘”还是“泥姑娘”。在“怀疑一切”的混乱局面下，对于这些冲着他本人和大寨的“革命”行动，陈永贵有些不知所措。
不久，一批批他所熟悉的省、地、县领导都被揪了出来，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先是“十月事件”中挨整并被调离昔阳的干部，成了各地重点批斗的对象。张怀英在文水县被游街示众，他的四岁女儿也被拉去陪斗，“革命群众”当着他女儿的面打断了他三根肋骨。接着，王贵科在定襄被揪斗后又强行押送回昔阳批斗，王金籽在原平被关进了监狱，留在昔阳的李韩锁、赵满仓等人挂着“反党黑帮分子”的牌子轮番批斗、隔离审查。不久，又传来太原红卫兵揪斗省长卫恒，北京、西安红卫兵批斗昔阳县县委书记原耀先的消息。
这些事情的发生，使陈永贵感到有些纳闷，他不理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不理解为什么他所尊敬的领导、他的朋友突然之间变成了反党分子。他担心再这样下去，春耕将至，工作无人抓，生产必定要受严重影响。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介入这场运动，不知道对这场运动该表怎样的态。这时，又有天津红卫兵到大寨串联闹事，要夺陈永贵的权，从不住医院的他在茫然之中躲进了医院，想避避风头。
就在他处于两难选择时，《人民日报》一个记者去看他，贾进才也去看他。几个人聚到一起，说起了“文革”形势。贾进才说：“他们都是我们的领导，也是你的朋友，张怀英都快被整死了，你再不管，还不给人弄死了？”那位记者也说避风不是办法，你是响当当的劳模，主席见不到，你可以找总理呀！
他们的话提醒了陈永贵。周总理是那么关心大寨、爱护陈永贵，在关键时刻，陈永贵决定向周总理求教了。于是，他带了十几个大苹果，上了北京。
此时的北京，到处是大标语、大字报，传单满天飞，宣传车满街跑，到处是狂热的学生，到处是要见毛泽东主席的红卫兵。
陈永贵进京，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格外关注，并很快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周总理穿着军装，臂上戴着红袖章，热情地和陈永贵握手，询问大寨的近况，陈永贵先后向周总理谈了三个问题。
一是说大寨乱得不行，到大寨参观的人太多，红卫兵一拨接一拨，每天少则四五千，多则上万人，大寨地方小，压力太大，接待不过来，有人为了带纪念品，把大寨地里的玉米穗也掰走了。乱成这样，明年的春耕生产怎么搞？周恩来总理说，这件事你想点办法，我也想点办法，上下努力，把人数控制一下。二是革命要搞，生产也要抓，化肥确实能增产，能不能批准在昔阳办个化肥厂。周总理表示支持。当时正好给延安安排了一套设备，因为那里武斗不能实施，这套设备就答应给了陈永贵。第三件事他才提到“文革”，向周总理讲了“十月事件”受害者的处境，说省里的、地区的、基层的好多领导都在挨斗，又说红卫兵逼着他“造反”，不造反就要夺他的权，还要试试“铁姑娘”到底硬不硬，抬起大石头往她们肩膀上放，弄得生产无法搞。他问周总理“文革”是怎么回事。周总理很用心地听完了陈永贵的汇报，极含蓄地回答道：“你说的这些事不是我能解决的，也不是哪一级党委能解决的”，说着，给了陈永贵几个红袖章，说“他们组织红卫兵，你也组织；他们破坏生产秩序，你组织红卫兵维护生产秩序”。周总理还劝他要理解这场群众运动，积极参与群众运动。
见过周总理后，陈永贵的心情舒畅了许多。周总理的话也使他豁然开朗。他理解，周总理是要他参加运动，并领导当地的运动，所以，周总理接见后，他决定积极参加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来。
二、投身“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离开北京没几天，《红旗》杂志发表《劳动模范要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列》一文，文章说：
工人农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工业战线、农业战线和财贸战线等各方面的模范人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列。
毛主席说过：模范人物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这就是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
……
模范人物是群众的代表，先进的旗帜，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影响。他们起来造反，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对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很大的鼓舞和推动。
……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我们国家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荣誉。无产阶级的模范人物，应该以革命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革命，绝不计较个人得失。
……
有的劳动模范，由于怕犯错误，怕丢掉荣誉，因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面前表现犹豫、观望，缺乏革命造反的决心和勇气。其实，不敢革命、不敢造反，这本身就是错误。无产阶级的模范人物，绝对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应当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熔炉中去，经受锻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每个人都是一场大考试。劳动模范要在这场大革命中经受考验，使自己得到提高。毛主席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劳动模范要挑起革命和生产这两副担子，既要做生产战线上的尖兵，更要做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只有这样，才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劳动模范。
该文很快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在陈永贵看来，此文好像是专门写给他似的，要求他这个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列。
进入1967年，全国各地纷纷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潮，全国陷入空前的内乱之中。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以充满浓重火药味的词句宣布：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进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这篇号召“展开总攻击”的元旦社论，在《**********》提出要清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十六条》明确强调“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后，无异是在发布全面夺权的动员令。各省开始刮起了夺权风暴。上海造反派组织首先行动，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上海“一月革命”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月8日，毛泽东在一个会上对上海的夺权活动予以高度评价。他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上海夺权后，山西省迅速行动起来。早在1966年12月9日康生就电召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到京谈话。1967年1月4日刘格平又奉江青之命到京，“文革”干将关锋与他进行了秘密谈话，传达了江青的意见，要他回山西联合“革命群众组织”，争取领导干部站出来，把山西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1月6日，刘格平返回太原，在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的配合下，召集秘密会议，讨论了夺权的步骤，拟定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名单，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顾问，形成了夺权的总指挥机构。1月10日，刘格平等五人贴出了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报，公开打出夺权的信号。
1月12日晚，以十三冶金公司电焊工杨承效为首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省城23个造反组织的头头齐聚刘格平家，召开“山西省左派组织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全省造反派统一组织，实施夺权。根据刘格平的提议，这一组织定名为“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杨承效任总指挥。会后，在刘格平的直接指挥下，杨承效等造反派几百人冲进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的办公大楼，“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制造了“一·一二”夺权事件。
“一·一二”夺权的第三天，“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反党分子的巢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很！”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充分肯定了这次夺权。《社论》说：“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做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陈永贵早在返晋的列车上就听说了夺权的风声。李顺达也从不同渠道得到了消息。这两位分别受过毛泽东宴请、得到毛泽东批示表扬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在山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态度如何，对造反派意义重大。尽管《人民日报》社论已经号召劳动模范要站出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行动，但是，夺省委的权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陈永贵没有轻举妄动。不久，另一劳模解悦的一个电话，促成了陈、李两位劳模的一致行动：共赴太原声援夺权行动！
1967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李顺达抵达太原，与另外一些劳动模范一起在《山西日报》上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省城的革命行动。
1月25日，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肯定山西夺权的同时，山西省会太原的五一广场上人山人海，十多万造反大军在此举行声势浩大的“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陈永贵胳膊上戴着周恩来总理亲手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和李顺达、解悦等著名劳模出现在主席台上。这次会上，解悦以她的名义并代表陈永贵和李顺达发言。她兴奋地说，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奋斗，终于联合起来了……我们热烈欢呼这场具有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的夺权革命的大风暴，使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一个大飞跃的崭新阶段。
陈永贵和李顺达等人在太原活动了十多天。在他们倡导下，1月31日，成立了一个以农工为主要成分的群众组织——“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陈永贵任政委，李顺达任副政委。一时间，各路造反大军纷纷归附，几天内前来投奔的人数竟多达三四十万。2月3日，该组织宣布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山西日报》马上推波助澜，在2月6日的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重要消息：《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文章的副标题是“在著名劳动模范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同志倡导下，山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成立并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这标志着我省工人农民大联合进入一个新阶段。”编者按还说：“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劳动模范有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劳动模范站在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前列，带头闹革命，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这个头一带，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就会更加迅速地形成……陈永贵、李顺达等农业劳动模范的带头闹革命，对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有着极大的意义。看吧，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千百万农民参加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参加到夺权斗争中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将被他们揪出来，‘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为劳动模范‘杀’出来欢呼！我们为工人农民‘大联合’欢呼！”
陈永贵既然“杀”出来了，就得“杀”得有模有样，就得随大流，跟形势，就得说时下流行的话。1967年2月4日，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在五一广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声讨原山西省委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斗争大会。会上，陈永贵首先发言，他说，大寨解放22年来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正因为我们大寨这杆红旗是毛主席一手树立起来的，所以，原山西省委内部以陶鲁笳、卫恒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大寨恨之入骨，想尽办法要砍倒这面红旗，以达到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
陈永贵说归说，其实他内心最清楚，大寨红旗正是他所说的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步步树立起来的。没有他们的推动，大寨岂能走向全国？陈永贵这样说，这样做，无非是要借“文革”大势，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自己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
陈永贵终究是农民，终究摆脱不了土地。在春耕时节将要来临之际，他和李顺达心里都放不下那一摊农活，于是，在省城活动一段时间后，各自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生产大队，“抓革命，促生产”去了。其麾下的各路人马，由于群龙无首，也于3月13日宣布解散，陈永贵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陈永贵返回大寨不久，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名单，上报中共中央。
三、总揽昔阳大权
就在山西省夺权十天之后，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这篇社论把夺权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壮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号召群众联合起来夺权。
这一天，昔阳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向中共昔阳县委和县人委夺权。一周后，接任张润槐不过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原耀先被迫害致死。这些造反的革命小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自知凭借他们自身的能力掌不了权，更解决不了行政和生产方面的各种实际问题。因此，他们得知陈永贵返回昔阳后，都想请陈永贵作他们的总指挥。
就在这时候，两年前因“十月事件”调离昔阳的一大批干部继张怀英被陈永贵从文水救出之后，也在陈永贵的帮助和安排下纷纷返回了昔阳，并不约而同地汇集到大寨。1月29日，“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在大寨宣告成立，前县长王贵科任队长，前县委常委李韩锁、赵满仓任副队长。大寨实际上成了全县的政治决策中心。
1967年2月9日，正值丁未年春节，“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牵头在县城南寺坪召开批斗所谓的走资派大会，晋中地区及县委、县人委部分领导人王锦绣、张润槐等被揪斗。2月11日，批判会结束时郑重宣布：由陈永贵亲自参加，实行全县群众造反组织大联合，正式接管昔阳县委、人委大权。是日晚，召开了“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大会，陈永贵被推举为总指挥。
陈永贵夺权后，“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从即日起，昔阳县委、人委等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全部归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停止原县委、人委的一切权力。”同时，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电文说：“今天，我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老人家报告：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全国劳动模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陈永贵同志，冲破重重阻力，联合了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和张怀英等革命领导干部，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把掌握在昔阳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手里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回来了！”
陈永贵夺权的消息很快得到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贺电赞扬，《山西日报》也刊登了《向陈永贵同志学习，敢于革命，带头造反》的社论。社论说：“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陈永贵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革命我们抓，生产我们干’的无产阶级革命硬骨头精神，坚决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冲破重重困难，推倒种种压力，不怕造谣中伤，不怕威胁迫害，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坚决斗争，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终于赢得了大联合、大夺权的胜利。”“陈永贵同志，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闯将！”“陈永贵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陈永贵同志，为全省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陈永贵同志，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劳动模范！”
这一消息还通过媒体迅速传向全国。196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永贵题为《永远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章。3月5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发表《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一文，该文报道了陈永贵在昔阳夺权的消息，盛赞陈永贵“同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把昔阳县的大权全部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为贫下中农的好干部。”
这样，陈永贵通过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迅速改变着自己的身份：1967年2月11日出任昔阳县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2月2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3月1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副总指挥，3月19日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8日出任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四、稳定昔阳政局
陈永贵出任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之初，昔阳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处于一片造反狂热和秩序混乱之中，红卫兵还在到处串联点火，基层夺权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何稳定昔阳的局面成为当务之急。陈永贵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抓革命、促生产”。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最初出自刘少奇、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面对混乱局势之蔓延态势，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感到有必要对这场运动的范围有一个明确的限制，使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966年6月30日，他们向在外地的毛泽东呈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这是以中央文件名义首次使用“抓革命、促生产”用语。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采纳了这一方针，全文十六条，在第十四条中专门谈了“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决定》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所以“抓革命、促生产”也被看作是毛泽东的伟大号召。
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革命”压倒一切，生产被忽略，正常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整个经济秩序陷入一片混乱。9月7日，根据周恩来的意图，《人民日报》发表由陶铸主持起草的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一面重申《十六条》的规定，要求“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一面具体要求广大工人、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劳动者“应当以主人翁的姿态，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使工农业生产出现更新的面貌，更新的繁荣。”社论号召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14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外出串联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单位参加革命和生产；红卫兵、学生不要干预企业、农村社队的原有部署；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可推迟进行“文化大革命”；秋收阶段农村的运动也可以暂停；无论企业或农村，都不能采取群众直接罢免上级任命的干部的办法。11月9日晚，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并于次日见报。这个社论，再次明确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机构和上级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指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并提出了由群众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负生产责任。
但是，要求归要求，规定是规定，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在“一月风暴”之后，整个社会愈发处于极度动荡和混乱之中。上述要求和规定在现实生产活动中根本无法贯彻落实，革命喊得震天价响，生产几乎陷于停顿。
陈永贵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拥护的，但作为劳动模范，陈永贵非常清楚，自己所以受到各级政府和党委的认可，大寨所以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首先是建立在艰苦奋斗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这位视地如命的庄稼汉，在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参与“文革”的同时，又反复强调要猛促生产，做到生产、革命两不误。他认为，“抓革命、促生产”是稳定民心的根本举措。早在1967年2月6日，山西夺权风暴席卷全省之际，陈永贵就给全省贫下中农社员写了一封信，题目为《文化革命当闯将，春耕生产打先锋》。在信中，他说：
在农村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贫下中农要进一步搞好思想革命化，从而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把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出色。能不能搞好农业生产，也是我们是不是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的一个重要表现。只抓革命，不问生产，或只抓生产，不搞革命都是错误的，都是不符合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的。我们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执行毛主席指示最坚决，我们一定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把生产搞好，争取今年农业生产来一个大丰收，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现在，春耕大忙开始了。生产搞得好坏，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建设，关系到城乡人民的生活，关系到对兄弟国家人民的支援。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立即动手，积肥，晒种，修理农具，整理土地，为春耕春播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加强麦田管理。我们顶天立地的贫下中农，在革命当中是闯将，在生产当中要当突击手。革命，我们干！生产，我们抓！我们要掀起一个春耕生产的高潮，把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变成我们的实际行动。
昔阳“二·一一”接管政权的当天，陈永贵即在县城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会上，他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报告。他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为我们制定的伟大方针，我们一定要积极响应，坚决照办。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副担子一定要同时担起来，才能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他强调：春耕大忙季节即将来到，你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抓革命，丢生产？这是衡量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分界线。今天昔阳的天下，是我们广大贫下中农的天下，昔阳的革命，我们不抓谁抓？昔阳的生产，我们不管谁管？最后，他还就春耕生产作了具体安排，指出当前要切实做好土地整修、农具修理、积肥送肥、种籽发芽、麦田管理、整修水利工程等备耕工作，要搭配好革命生产两个班子，抓好两个环节，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安排。
为了贯彻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中要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部署春耕生产工作的精神，也为了进一步稳定昔阳局势，2月26日至28日，陈永贵安排在大寨大队召开了昔阳县三级干部会议。会上，陈永贵作了题为《“敢”字当头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他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也关系到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在‘抓革命、促生产’的过程中，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抓革命，不抓生产，或只抓生产，不抓革命，都是错误的，都是不符合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的。”通过这次会议，陈永贵将“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贯彻到三级干部之中。
其次，在全县恢复党组织活动，公开为“四清”运动中受冤的干部和“十月事件”中划为“反党集团”的干部平反。
“文革”开始后，各地党组织包括昔阳的党组织均陷入瘫痪。陈永贵主持昔阳工作后，感到没有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没有一支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很难开展工作。他决定在全县恢复党组织活动，使昔阳成为“文革”中全国第一个全面恢复党组织的县，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恢复党组织后不久，陈永贵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整顿党组织，为昔阳在“四清”运动中受冤的干部平反。
“四清”是毛泽东发动的，陈永贵自然不会也不敢否定，但他非常了解农村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为民服务的好干部。陈永贵主持全县工作后，决定为“四清”运动中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干部平反。他巧妙地抓住了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一句话：刘少奇在“四清”中推行的是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他在昔阳全县上上下下开批判会，开控诉会，猛烈批判刘少奇的形“左”而实右的路线，说昔阳搞的不是毛主席路线的“四清”，是刘少奇路线的“假四清”，因此，要肃清形“左”实右路线的流毒。通过整党，陈永贵把昔阳“四清”运动中的主要冤、假、错案给平反了。原来被打下去的干部，除少数确有严重经济问题的人，大部分解放出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被整死的干部，则开群众大会予以平反昭雪；“四清”中因诬告干部、残酷斗争干部而入党的预备党员，多数被停止了预备党员的资格，把在运动中残害别人的党员清除出党。将“四清”运动中挨整的干部平反后，陈永贵反复讲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解放了他们，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向省里和中央反映情况，要求给“十月事件”中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成员平反。在陈永贵的不断督促下，1967年3月31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下文，给晋中“十月事件”昔阳受迫害的83名干部进行彻底平反，并对24名外调昔阳的干部重新作了安排。5月12日，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为第一批“十月事件”受害者210人平反（包括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下文平反的83人）。5月20日，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召开“革命组织”代表和“十月事件”受害者共2500余人参加的大会，公开为“十月事件”平反。1967年12月11日，在昔阳县第四次学大寨现场会上，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宣布为第二批“十月事件”受害者共163人平反。
上述做法无疑增加了陈永贵在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中的政治威信。获得平反的许多干部后来都成为陈永贵的得力助手，不少人成为昔阳县各公社、生产大队的第一把手。
第三，坚持党的干部政策，大胆提出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意见。
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各级领导干部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为了稳定农村形势，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这封信在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的同时重申党的干部政策，指出：“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在贯彻落实这封信的昔阳三级干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陈永贵明确提出了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他说：
抓好革命，才能促进生产。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斗争中，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地对待干部。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钻进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只是一小撮。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本着毛主席一贯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经过批评教育，使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如果把犯了错误的干部一脚踢开，一棒子打死，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干部一定要区别对待。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坚决夺他们的权，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凡是愿意继续革命，愿意立功赎罪的干部，就要帮助他们，团结他们，支持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现在有些社、队把党支部书记、主任一律罢官、夺权，这是不对的。打击面一定要缩小。
……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贫下中农，对待干部要有正确的态度，对犯有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看到他们的错误，也要看到他们的成绩；既要看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要看到他们长期的、一贯的表现，给以实事求是的估价。那种怀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要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革命，和他们并肩作战，同有经验的贫下中农一起，迅速建立起生产领导班子，保证一切生产活动正常进行，做到不违农时。
陈永贵的讲话是符合中央发出的《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精神的。本着“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原则，陈永贵在昔阳保护了一批县、社干部。
昔阳县原县委副书记李千周跟随原县委书记张润槐比较紧，批斗张润槐时，有不少人要求把李千周拉出来示众，说不叫李千周游街群众不答应！陈永贵说：“不行不行，李千周就得保护。”在一次县城召开的大会上，陈永贵还对此作了解释：“千周犯了错误，我并不迁就。可是，你们知道李千周是什么人？同志们，他和我一样，是赤屁股长大，打长工、打短工干了半辈子。他没有文化，跟着人家瞎跑。有错误检查嘛！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走资派是一小撮，打得多了不利于团结！”
一次，红卫兵在王寨揪斗大队干部，陈永贵知道后坐上吉普车就赶了过去，当下命手下人把红卫兵抓住捆了，还把王寨的造反派头头召集来，问他们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干部，一个大队干部算个甚走资派？并命令他们把人给放了。听说李家庄一个大队的书记挨批斗，他叫了一辆吉普车又赶到了现场，二话没说，拖了那个书记就走。
然而，在举国上下揪斗当权派风潮影响下出现的农村夺权斗争绝非陈永贵一人所能制止。到1967年上半年，昔阳的大队书记被打倒了一多半，昔阳的一些老劳模，如北泉党支部书记耿德华、南泉党支部书记冯彦、方台党支部书记丁万福等在夺权风暴中或被开除、撤职，或被轮番揪斗，或被关了禁闭。当时，基层干部个个人心惶惶，大部分社队出现了生产无人抓、农活无人干的混乱局面。对此，陈永贵焦虑不安，忧心如焚，他担忧这些“四清”中没有被整垮的基层干部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搞垮，担忧农村动乱会导致生产无序、经济瘫痪。陈永贵对农村干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更清楚地知道稳定农村政局就是稳定粮食生产、稳定全国局势的重大意义。为了不使基层干部受到大面积的打击，不使农村陷于混乱状态，陈永贵一方面把一批强有力的干部派到各公社坐镇，并派工作队到安坪公社、王寨公社和刀把口等公社解决派性问题，另一方面大胆提出了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意见，建议制止农村的乱夺权、乱揪斗行为。
这五条意见是陈永贵在1967年11月接受《红旗》杂志的一名记者采访时的谈话，其核心是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主要内容是：
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狠批猛斗，批倒批臭，肃清流毒。打击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干的，十月事件整了我们200多名干部，四清的桃园经验逼死了我们40多人，搞“文化大革命”要保护和依靠广大干部。二、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要打倒一切就不会打倒敌人，反而会扩大敌人的力量，破坏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三、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四、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必须坚决镇压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五、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
在这篇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里，陈永贵为农村基层干部讲了很多好话，说他们“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他反对学生到农村去串联、夺权，看到谁掌权就打倒谁。他提出，对学生造反夺权，大队、生产队干部“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他还说，“我对干部有切身体会。干部不会不犯错误的。要分清楚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坏干部毕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
这篇谈话后来登在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11月5日编印的《快报》第5290期上。毛泽东看到后，引起了深思。7日，毛泽东就陈永贵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谈话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批语，要求把这一谈话转发全国农村，以制止农村的混乱局面。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在毛泽东批示当天即以中发（1967）399号文件的形式向全国紧急转发了这一谈话，文件直接发至生产大队一级。中央文革小组在批文中指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
此件下发后，全国农村的夺权斗争在较大范围内得以制止，初步刹住了农村夺权的狂风，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没有受到大的摧残，大部分农村干部免遭迫害，对稳定农村生产和生活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篇谈话也使陈永贵在全国农村干部中身价倍增。各地被批斗得焦头烂额的基层干部对陈永贵感激不尽，对陈永贵的谈话由衷地佩服，认为他有胆有略，说到农村干部的心坎上了。湖南湘西有一个生产队队长一口气将陈永贵的谈话读了21遍，读完以后就吃了定心丸了。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批转下去，每天来信就根本没法看，数不清有多少感谢的。”
第四，增加社员口粮，免除社员的粮食债。
昔阳县在“文革”前，农业生产水平较低，除去交给国家的公粮和必须卖给国家的统购粮，扣掉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储备粮、种子、饲料，公社社员一人一年的口粮只有原粮（没有去皮去壳的非成品粮）约150公斤。那个年代，农民几乎吃不到肉，食用油也少得可怜，这点口粮是远远不够吃的。为了填饱肚子，农民只好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储备粮，等到来年分配口粮时再将借的粮食扣除掉。这样一来，弄得困难农民几乎是年年借粮，年年还债，生产积极性自然不会很高。
陈永贵在昔阳工作之初，本想很快把生产搞上去，马上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学大寨运动。这时，却听到了不少农民的牢骚话：“学大寨好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农民吃不饱肚子？陈永贵感到不解，遂派人调查情况。
调查结果使陈永贵震惊，全县除大寨等一些好的生产大队外，80%的生产队中的80%的社员欠集体的储备粮，总量达到两千万斤，等于全县人均欠粮50公斤。这种状况，农民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搞生产建设？怎么可能为集体多打粮多生产？
1968年春播结束后，陈永贵在大寨主持召开了全县学大寨会议，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大部分参加了会议，还有一部分贫农、下中农代表。陈永贵在会上说：“过去年年说丰收，社员年年欠集体的粮，吃不饱肚子，这是给社会主义败兴。这不是群众欠集体的，是领导欠大家的，他们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没有把生产搞好。”陈永贵替老百姓说话，大家自然欢喜。接着，他又宣布：“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把这笔债全免掉，重打瓦另起头，从此好好过日子。”
陈永贵的讲话给了农民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他有一支团结的干部队伍，带头实干，当年秋天农业果真获得大丰收。
年底，要分配粮食了，当时陈永贵正在北京，县里领导开会讨论怎么免这笔债。有人提出要讲阶级路线，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由于意见不统一，打电话问陈永贵。陈永贵又一次语出惊人：“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是这样贯彻的。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
后来，陈永贵曾对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讲起过这样做的道理。他说，实际上他免掉的只是一个空数目字，得到的是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免去一个没有用的数目字，有了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拿回了好几个两千万斤粮食，这有什么不对呢？
五、受困龟城平遥
派性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山西在“文革”开始后，出现了许多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后来相互联络，形成了两大派：“兵团派”和“总站派”。尽管两派都在竭力争取陈永贵，但开始时陈永贵并不主动去支持哪一派。1967年7月中央在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传出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的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陈永贵一向是紧跟毛主席的，为此，他坚定地站到了刘格平的“总站派”一边。这一站，就把自己置身于派性斗争之中，并由此越陷越深。
两大派在全省各地都建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之间有一些联系，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太原一块、晋中一块、晋南一块、晋东南一块，每一块地方都有两支对立的武斗队。陈永贵虽然在昔阳县不准打派仗，不准有武斗队，但他却支持晋中地区“总站派”的晋中野战军。这些武斗队的枪支有的是抢来的，有的则是自己造的。晋中野战军在平遥县建立了一个军火制造中心，大量生产单响步枪和仿造解放军的“五四式”手枪，而且还大批生产手榴弹。
武斗队的出现使山西各地武斗不断，高潮迭起，局势异常混乱。
1967年8月初，晋中地区的两大派组织在平遥县开打。当时，平遥“联络站派”（属于太原“总站派”）在县城召开学大寨会议，“总司派”（属于太原“兵团派”）则召开纪念“八一”建军节会议。这两派原本裂痕就很大，1月22日，“联络站派”夺取了平遥县委和县人委的大权后，4月9日，“总司派”又实行了反夺权，自此，两派之间武斗频繁。8月3日，两派在街头游行中队伍相遇，先是对骂，继而拳脚相加棍棒飞舞，再次发生武装冲突。“总司派”还调集手持棍刀的农民、民兵进城，形势十分险峻。“联络站派”则火速派人赴京告状，说“总司派”反大寨，砸了他们的机构。
6日晚，智生元（省军区负责人之一）给陈永贵打电话，说康生知道平遥武斗消息后，中央和省革委会委托陈永贵和晋中核心小组、六十九军与革命群众代表组成“三结合”小组，去解决平遥的武斗问题。7日，陈永贵奉命代表山西省革委会前往平遥，调解当地两派造反组织发生的武斗事件。
谁知，陈永贵的到来却使两派的斗争越演越烈，并使自己陷入围困之中。
陈永贵是第一次去平遥。平遥城共有六个城门，是座著名的“龟城”，南门为龟头，北门为龟尾。当时，“总司派”占领着五个城门，只有南门由“联络站派”控制。陈永贵支持“联络站派”，自然是从南门进城，这无形中加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陈永贵一行一进南门，“总司派”就连打三枪，伤了三人，并很快占领了南门。陈永贵和“联络站派”的人员迅速转移到了城隍庙。直到8月9日，陈永贵等人才在六十九军的帮助下离开了险境。
六十九军的解放军战士之所以能够及时赶到平遥，解救出被困的陈永贵，得益于新华社记者将陈永贵被困的消息传到了北京。
8月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三名记者冯东书、范银怀和郭洁到晋中采访武斗。他们得知陈永贵被围困平遥城后，立即开车驶向平遥。但到了平遥城门口，他们的车进不去。新华社记者在“文革”中有一项责任，就是哪里发生武斗等重大情况，都要立即把情况反映到中央。当时已是半夜，怎么发出这一信息呢？三位记者在火车站附近看见有几个拿着日本军刀的人，就上去联络。他们是火车站职工，是支持陈永贵的。记者们亮出证件，提出要用铁路上的调度电话向中央反映情况。铁路调度电话是不能外借的，但情况特殊，也就让记者用了。零点多一点，记者们把陈永贵在平遥被围困的情况传到了山西分社，分社立即将消息传到北京。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要求想方设法把这位劳模接出来，并作了几条指示：派一个武装营到平遥去，再派一个不带武器的徒手连进城把陈永贵接出来。于是，驻晋第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亲率部队赴平遥。一个武装营在卡车上架着机枪，围着平遥城不停地转，徒手连的战士则站在三辆卡车上，手拿《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从城门洞里开了进去。过了一会儿，这三辆卡车又拉着原来的解放军战士高呼着口号开了出来，陈永贵就穿着军装蹲在解放军战士中间。当时，城门上还是“总司派”的人，但是有周总理的指示，又有那么多解放军战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陈永贵从平遥返回太原后，立即成了虎穴脱险的英雄。10日，山西省革委会就平遥事件发表《告全省人民书》，说8月7日平遥两派之间发生的武斗是反革命暴乱，赞扬陈永贵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求“全省各大革命群众”要“坚决支持陈永贵”。11日，在五一广场召开了有15万人参加的“声讨平遥反革命叛乱事件、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大会。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副主任袁振、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出席了大会。劳模李顺达也从晋东南赶来参加了会议。陈永贵则在会上报告了解决平遥问题的经过。紧接着，12日的《山西日报》几乎成了平遥事件专版。头版头条是《决不允许武汉事件在山西重演》的文章，其中关锋在对山西平遥问题谈话中，点名批评了张日清，表扬了陈永贵。同日的评论员文章《打倒山西的陈再道》，认为“平遥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山西军内的走资派张日清。”而陈永贵则再次成为歌颂的对象，说“平遥是晋中的‘狼窝掌’。在这场斗争最紧张的时刻，受中央和省革命委员会委托去平遥的陈永贵同志，深入虎穴，冲破风险，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坚定不移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征服了这个晋中的‘狼窝掌’，不愧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全国的一面旗帜。”二版还刊登了两则基调依然是强调派性斗争的声明：《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批判刘邓红色联络总站、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关于平遥八月七日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4642部队关于平遥事件的严正声明》。
1967年8月13日下午，昔阳两万多群众敲锣打鼓欢迎陈永贵处理平遥事件归来。县委核心组组长王贵科陪着陈永贵以检阅的姿态穿过欢迎队伍，来到十一广场。
平遥事件后，陈永贵更公开地卷入了山西两派的斗争。
1968年10月，非洲一个元首到北京访问，送给毛泽东一些芒果。毛泽东转送了一个给工宣队。这下，全国各地都组织了规模浩大的迎接芒果的群众集会。山西在太原五一广场召集数万人大会迎接芒果。当时，省城的两派群众组织虽已针锋相对，但在迎接芒果、向毛泽东表示忠心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共同召集大会，发言和口号都不准带自己一派的观点。两派群众的座序也是一派一半，分坐两边。刘格平、张日清也含笑坐在主席台上以示团结。大会开始后，首先是敲锣打鼓从火车站迎来芒果，将芒果放在主席台中央后，刘格平、张日清先后发言，只说毛主席送芒果的意义，不说其他。陈永贵也被请到了主席台上，出于尊重与礼貌，自然邀请他讲几句话。谁知，他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支持刘格平同志”，负责喊口号的姑娘正是刘格平一派的，一听此言，马上接着大呼口号：“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这一喊不要紧，台下的一派群众跟着呼喊并热烈鼓掌，另一派群众却高喊：“炮轰刘格平！”会场大乱。主席台上示意陈永贵不要再说了，但陈永贵在麦克风前又重复了一句：“就是要支持刘格平！”刘格平马上宣布散会，命令“总站派”的人赶紧退场。可是，陈永贵却出不来了，支持张日清的一派将他围在中央要他说清楚，质问他为什么要挑动派性。陈永贵讲不清道理，只是大吼道：“毛主席说的，毛主席支持我支持！”革命小将一个个能说会道，陈永贵是辩不赢他们的。几个小时以后，六十九军军部派来许多文职军人，劝说群众退走，陈永贵才被接了出去。
其实，陈永贵和刘格平接触并不很多，他支持刘格平完全是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之后，山西两派组织的对立更为严重，造成山西局势一直不能稳定。对于全国各地出现的武斗现象，毛泽东颇感困惑，曾多次试图说服各派不要再打，呼吁各派实现大联合。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苦口婆心地劝各省对立派别坐下来好好谈谈，他说：“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为解决山西的武斗问题，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的措辞极为严厉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布告宣布：“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此外，中央还严厉批评了刘格平、张日清闹派性，不要党性的严重错误，确立了谢振华、陈永贵为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成员的山西新班子。毛泽东批示后，陈永贵表态说：“再不搞派性啦。”他除参加山西省革委会集体领导的集体活动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昔阳和大寨，放在抓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工作上。
六、泛化大寨式样
大寨之于陈永贵，犹如母亲与儿子。大寨是他的根基所在。没有大寨人当年的慷慨接纳和大寨村的无偿养育，就没有陈永贵后来的光明前程；没有陈永贵的精心组织和有力领导，也就没有大寨后来的声誉。在昔阳工作期间，陈永贵尽力将大寨的典型经验和模式向各地推行。
首先，大寨是生产的典型，陈永贵在昔阳推广的大寨做法，主要是“改天换地”的农田基本建设。
昔阳县是个干旱山区，境内山峦棋布，沟壑网织，山地面积占94%。旧县志记载：“县境皆山，沟壑之间，雨集则盈，雨止则涸，无长流渠道可以疏引。”尽管到1966年，生产条件有所变化，粮食产量也有所增长，但农业生产总体水平较低，平均亩产只有111公斤，和亩产400公斤的大寨相比，有很大差别。陈永贵认为，这是因为大寨的经验没有在昔阳很好地推开，“那时的县委，‘怕’字当头，‘懒’字当道，不是发动群众革旧山河的命，只是想在旧山河上修修补补过日子。结果，叫了四年‘学大寨’，不但山河没改变，还有些社、队的滩地冲了，坡地流了，肥土跑了，产量低了。”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昔阳的农业生产条件，在全县掀起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陈永贵上任伊始，即在1967年4月8日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全县开展学、赶大寨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三到五年内将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奋斗目标。为此，陈永贵对昔阳全境进行了考察。他和核心小组、革委会成员坐着吉普车，在颠簸的路面上沿着界都河跑，顺着松溪河开，前前后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县20个公社411个大队，形成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总体思路：“昔阳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首先要抓河滩。打一条坝，就可以造成几十亩、几百亩平地，能机耕，能水浇，投工少，受益大。要先抓滩，后抓山，地下滩，树上山。”并提出“山上种树，河沟造地，实行土地搬家”的动员口号。
对于陈永贵提出的“重新安排昔阳河山”的规划，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五条大川，三千条沟，哪年哪月才能重新安排好？”“昔阳是个‘穷汉’，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要改变生产面貌，只能稳稳当当来，切不可冒冒失失干。”是大干，还是小干？为了统一思想，陈永贵引导全县各级干部看大寨、比昔阳，他说：“大寨人可以搬山造田，昔阳就不能吗？昔阳的条件比大寨好。大寨一个队能办的事，全县不是更能办吗？”通过回顾总结历史经验，在昔阳干部中确立了“大干”的思想。陈永贵信心十足地对大家说：“我们只要有河有山，就有种不完的田，也有打不完的粮食。我们粮食都在山河里放着呢。”
1967年，陈永贵开始在昔阳搞试点，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看看一个大队还能办大型工程，一个县，一个公社，怎么样？”对试验结果，陈永贵非常满意：“县也办，社也办，队也办，搞了三项工程，搞的结果，大干总比小干好。”于是，提出“只要大干才能大变”，在全县20个公社411个大队，要求社社有规划，队队有工程。1968年，昔阳“改天换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全面铺开。
昔阳境内五条大川，有的河槽宽达六七百米，但水源不足。下大雨时，洪水暴涨，满河槽翻滚着泥浆水，大雨一过，河槽就变成了乱石滩，几乎不再有水。陈永贵在河滩上建良田，首先看中了县城边上的南河滩。只要把南河拦腰截断，让河水从翟家湾新开道流走，就可以在空出来的干河滩上打坝造地1200余亩。造地1200亩在当时听来是令人振奋的大工程，陈永贵想出手不凡，产生带动效应。但由于翟家湾的一片土地属于东关大队，该工程的上马会毁掉东关大队200多亩好地，和东关大队协商此事时，东关大队干部担心万一南河滩改造工程失败，又毁掉现成的好地，岂不是鸡飞蛋打？由于东关大队干部思想不通，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陈永贵很体谅东关大队珍惜自己的土地的意见，他以退为进，说，算啦，学大寨嘛，不敢干，有怀疑，也是情有可原。还有好几条河哩。于是陈永贵将劈山改河的大工程转向了界都河。
界都河是昔阳最大的河流——松溪河的中游，也是松溪河中游几条支流的汇合处，这里汛期最大流量达一千五百个秒立米。连年的洪水冲刷，吞没土地，冲毁河边的村庄，留下一道七八里长，一里半宽的乱石滚滚、杂草丛生的干河滩。1968年七八月间，陈永贵一个人顺着界都河考察了40多天，经过实地勘察，提出了治理界都河的方案：顺界都河水筑一条高8米，长2700米的拦河石坝，把六七百米宽的河床压缩到150米，强迫洪水走小路，在腾出来的河滩上垫三千亩平地。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完成该工程，需动用土石48万立方，用工55万个，得从各公社、大队抽调大批劳动力。有了南河滩的前车之鉴，为了不使自己在向各公社、大队提要求时再遭拒绝，1968年8月24日，陈永贵领导的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把783名县、社两级干部集中到大寨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着重解决这些干部“路线斗争自觉性不高”和“为实现大寨县而奋斗的自觉性不高”的问题。
学习班进行到第11天的时候，陈永贵出来做正题讲话，他首先将建设大寨县上升到路线的高度：
建设大寨县很重要哩！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这句话谁都能讲，谁都能说了，那么要落实在行动上，这样就很重要了。
……
那么我们掌权啦，我们再不下去到社到队，那还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那还不是只有我们富裕了哪管群众痛苦呢……我们就按我们全县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使大家各公社和队，全制定出不同的规划来，在三年五年之内使我县变成大寨县是丝毫没有问题的。
……
过去是有绊脚石哩。现在绊脚石拔掉了，我们要不搞，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又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那么也就修了。
在那个大讲路线斗争的年代，陈永贵的这番话，无不使参加学习班的每一位干部心中捏一把汗，担心自己会不会是绊脚石，是不是变修了。
一番上纲上线后，陈永贵终于谈到了正题，谈到了平调劳力的问题。他说：
按照各生产队和各大队的不同条件，公社有权来调动，来发展公社集体经济，使公社过渡以后，穷队去共公社的产，不要穷队去共富队的产。我想群众也满意，群众是不会不满意的。
“穷队去共公社的产”，而且“群众一定会满意”，陈永贵的这个理由使县、社两级干部很难提出反对意见。
接下来的几天，陈永贵又组织干部们开展了讨论会、表决心会、斗私批修会。各级干部在会上纷纷表决心，只要能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大寨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要办到”。陈永贵见召开学习班的目的已达到，遂于9月8日宣布学习班结束。
就在学习班结束不久，1968年9月23日，根治界都河誓师动员大会在县城召开。陈永贵庄严宣告：“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的战斗打响了！根治界都河的工程上马了！”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陈永贵扛起镢头走下主席台，和县革委的领导一道率领从各公社抽调来的劳力，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浩浩荡荡地向界都河工地走去。从此，界都河上便龙腾虎跃，车水马龙。到1969年8月，界都河一期改造工程提前半个月完成，治河大军们在河滩弯道上筑起了一条长1500米的顺水坝，在河滩上垫出了平展展的、一尺多厚的800余亩良田。这一年，全县粮食产量由上年的7212万公斤提高到8167万公斤。陈永贵打响改造昔阳山河的第一炮。
界都河的成功治理，在全县产生了很大震动，“界都河这样的工程都能拿下来，别的工程都不在话下”。很快，不同规模的农建工程在昔阳迅速展开。东关大队的干部们再不为怕毁了好土地而担心了，他们主动向县里表态，要求马上开工。西固壁河、赵壁河、巴州河、洪水河、安坪河的治理于1969年秋冬先后上马。整个昔阳到处都能听到开山炸石的轰鸣声。
西固壁河是松溪河的一部分。松溪河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大的C形弯，大弯的两头之间是寨岭山。西固壁大队在支部书记李七毛的带领下，组织人马在寨岭山的山脚下打了一条长80米、高6米的穿山洞，在河上打了一条1000米长的石头水泥大坝，把河水拦腰截断，逼河入洞。在空出的河湾，垫成了600亩地。
赵壁河全长35.4公里，河道平缓，工程从1968年9月动工，历时一年。经过治理，沿河两岸筑坝48.6公里，筑坝后造地2万亩。
1970年2月，历时17个月的界都河工程完工，共挖河卵石35.64万方，凿石10.58万方，砌石4.5万方，筑成石坝3500米，疏浚改道1500米，造地千余亩。是年春，陈永贵又开始了昔阳城南河的劈山改造工程。原计划两年时间干完的工程，在当年洪水到来之前就合拢了。
这些有河滩的大队，在昔阳改天换地的大会战中，都走在了前面。那些没有河滩的大队，也不甘落后，他们学着大寨人用石头砌“胜天洞”的办法，在沟里砌起大石洞，让洪水从洞里走，上面垫土造地。李家庄公社石坪大队就用此法砌了上千米长的石洞，一条大沟变成了一片田地，党支部书记陈有棠也因此成为全省、全国有名的人物。
陈永贵后来曾总结过昔阳劈山改河的办法，他说：
昔阳劈山改河的办法很多，比方是几百米宽、上千米宽的大河，我们是两边打坝，水走中间，两边垫土成田。另一种办法，就是在河里旋涵洞，在十米宽、几米宽的河里旋起涵洞来，让水走涵洞，涵洞上垫土造田。石坪大队旋了五千多米涵洞，造了五百亩好地，都是亩产千斤粮以上的地。一个大队能增加五百亩地，是向河滩要地要下的。如果都能那样搞，咱们全国有多少河滩，能增加多少地……昔阳有个三都公社，旋了一万一千米的涵洞，造地近千亩，把整个一道河给它改了。再一种办法，就是裁弯取直，如果碰到山就在山里挖洞，让河水走这山洞里边，就和火车进隧道一样。
对于昔阳通过改变生产条件争取粮食丰收的做法，陈永贵后来自豪地讲道：
我们要真正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要干这个事。一九六七年讨论规划时，大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干了几年，确实是高山低了头，河水让了路，它认输了。怎么让的路呢？我们让这道河撇开这个山，从山后走，它就不敢走原来的河道，叫水怎么走，它就怎么走，叫它暗里走，它不敢明里走。
陈永贵还总结了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那就是成立农田基本建设的专业队。他认为要改造农业生产条件，“依靠一个队不行，干不过那么多事情来。起码要一个公社……一个队的力量薄，就需要由公社抽一定的专业队来进行改……没有专业队是搞不了的。”
昔阳从1968年治理界都河开始，就从各公社和生产大队抽调了6%的劳动力，组织了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后来又平调了4%的劳动力。这种做法在昔阳激起了一片议论，说陈永贵刮“共产风”、刮平调风。恰在这时，一位中央领导参观昔阳的农田基本建设，陈永贵就问：“这是不是新的‘共产风’？”“我们有哪些缺点错误，请给我们指出来。”那位中央领导说，这不是共产风，而是经验，是成功的经验。这是一支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专业队。要搞农田基本建设，不搞专业队是不行的，这是经验。有了中央领导的撑腰，陈永贵底气更足了，大搞农田建设的信心更坚定了。后来这支专业队发展成为一支脱离田间劳动，离开原来的生产单位，专啃硬骨头工程的建设队伍。
陈永贵认为平调劳动力成立专业队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他在湖北省第三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调了劳动力，开始是百分之六，少了再调，又调了百分之四，合起来共计百分之十，留在生产队里还有百分之九十。原来我们没有经验，以为这样调劳力会影响当年增产。县里有的同志也有这个顾虑，影响了当年生产就麻烦了。到底妨碍不妨碍，大家不懂，试一试吧！我们就边行动，边了解，边调查，结果是调了百分之十，促进了百分之九十，就是说把大队百分之九十的劳动力促起来了。
昔阳在学大寨过程中，社社有工程，队队有项目，五条大川都在“土”字上大做文章，涌现出了一批学大寨和农田基本建设先进单位。
皋落大队是昔阳学大寨的一个典范，陈永贵在后来的讲话中，曾多次以它为例，说明学大寨带来的变化。这个大队有两千多人口，地力差，都是下湿盐碱地。1966年以前，粮食总产量不高，只有六七十万公斤，年年得吃国家供应粮。1967年陈永贵在昔阳掀起新的学大寨运动后，他们把整个下湿盐碱地都开了沟，在下边旋成了小涵洞，让水在涵洞里走，盐碱随水流去，涵洞上垫土造田，创造了改造盐碱地的经验。到1971年，全大队总产量达到240万公斤，卖余粮130万公斤，这一数字等于1966年前两年的总产量。为了运输粮食，他们向县里要汽车，县里给了一辆汽车，“我们当时想他要贷款，可是，汽车一到，第二天交款，还说在给十辆我也不贷款，银行里存着26万元现金。”
李家庄公社石坪大队是昔阳学大寨的尖子队。1966年粮食亩产只有100多公斤。在昔阳学大寨运动中，经过四年的苦干，治理了三条大干河，砌起了5000多米的涵洞，造了大片好地，粮食产量比1966年翻了四番。
南垴村过去戏称“难闹村”，粮食产量很低，一口人两三亩地，亩产只有50公斤，不少劳动力都出去搞副业了。陈永贵上台后，狠抓学大寨运动，南垴大队将在外面搞副业的劳动力全部召回村，搞农业生产，在山岗上修梯田，在青石板上创高产，经过两三年的改造，由吃返销粮变成了给国家卖余粮。
安坪公社安坪大队从1967年开始，先后治理了南河滩、东沟、炭窑沟、杏花沟等河沟，扩大耕地1000多亩，整修大寨田1000多亩，粮食产量迅速增加，摘掉了低产帽、吃供应粮帽和欠债帽三顶大帽子，成为昔阳学大寨的典范。
赵壁公社南思贤大队有一条葫芦沟，多年来一直乱石滚滚。1967年9月，这个大队的20多个“铁姑娘”和15个男社员，在7里长的葫芦沟里摆开了战场。他们在沟里闸石坝104道，修拦泥沙小水库2个，动用土石方9万多立方米，把这个过去被南思贤人认为根本无法治理的荒沟变成了150亩大寨田。
自然，也有一些社队学大寨不积极，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在农田基本建设上，不是所有人都认识清楚了”，洪水公社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也是昔阳学大寨运动中由后进变先进的典范。这一典范后来不断出现在陈永贵的讲话中，出现在陈永贵的文章中。
洪水公社有一道洪水川，11公里长，都是乱石滩。1967年，全县都在拦河闸沟，打坝造田，治山治水，他们却在算，算投工、算投资、算当年受益，算来算去不划算，没有干。第二年，不少公社都在轰轰烈烈地大干，他们却在等，一等国家拨款，二等县里开办，三等外地支援，又没干。第三年，别的公社干出了大成绩，他们还要看，一看别人干工程国家给钱不给钱，二看别的公社资金怎么样筹集，三看得利不得利，还没干。1969年10月，陈永贵亲自来到洪水公社，狠狠批评了他们停停算算、等等看看的思想，问他们算也算了，等也等了，看也看了，准备怎么办？他们这才横下心来，一不要投资，二不要支援，依靠自己的力量干了一年，打下了一条4800米长的拦河大坝，垫成了1700亩好地。大干两年后，后来者居上，“共成地3000亩，修了偌大个水库，和截潜流工程。”
1967年至1970年，昔阳县一共搞了1225项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动用土石方达1300万立方米以上。通过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条条荒沟变成了米粮川，一片片河滩变成了丰产田，农业生产成绩显著。1969年，粮食平均亩产208公斤，达“纲要”，总产量达到8167万公斤，比1966年翻了一番。1970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一跃过了“黄河”，达260公斤，总产量比1969年增长了两成半。1971年，粮食亩产310公斤，总产量为1.2038亿公斤，比1966年翻了近两番，全县卖给国家4000万公斤余粮，社员人均口粮400公斤。
其次，陈永贵泛化大寨式样，重要的一条就是推广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
1963年大灾后，陈永贵在大寨全面实行突出思想、强调政治表现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办法。该办法经《人民日报》的宣传，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在全中国产生过影响。
由于这一管理办法与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与“文革”突出政治、强调政治工作的形势极其吻合，因而在“文革”中得到广泛推广。1967年3月30日，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就发出了《关于在全县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通知》，要求在昔阳全境全面采用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这年春，陈永贵连续4次宣讲大寨劳动管理办法，仅记录稿就长达4.5万字。1967年4月，昔阳县对大多数生产队实行的劳动定额管理制度进行批判，斥之为“修正主义”、“烦琐哲学”、“经济挂帅”，同时，把大寨“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制度说成是“突出了政治，突出了人的因素，反对了资本主义经营方针，反对了物质刺激和工分挂钩，是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道路”，是农业“经营管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这样，大寨的评工记分制度在全县很快推开，按完成劳动定额来记工分的计酬办法被以“政治挂帅”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制度所取代。
1967年9月3日至12日，农业部在大寨召开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大寨记分法。北京、上海、陕西等12省、市农业系统的代表参加会议。1968年1月10日至19日，农林部又在大寨召开18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的全国第二次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副部长郝中士主持了会议。在这两次全国性的学大寨会议会上，陈永贵及大寨党支部全体支委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成长历程和创业经验，重点报告了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听了陈永贵等的介绍，认为大寨用政治挂帅搞劳动管理，突出了一个“公”字，有利于树立为公劳动、为革命种田的世界观，并一致表示：学大寨的方向更明确了，信心更足了，干劲更大了。
1968年4月3日，农业部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军区生产指挥部和农业（农林）厅（局）印发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纪要》认为：“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纪要》指出：“大寨的劳动管理概括起来说，就是‘突出政治，为公劳动，各尽做能，按劳取酬’。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促进干部和社员的思想革命化，彻底革‘私’字的命，大立‘公’字；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就是依靠人的社会主义觉悟，正确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使广大社员共同富裕起来。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指出了管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和道路，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的好办法。”并说“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方法问题，它正如陈永贵同志所说的，是‘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不让集体经济迷失方向，不让贫下中农变质，不让无产阶级江山变色’的问题”。《纪要》还提出，要“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肃清其流毒”，“把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群众运动引向高潮，使大寨经验很好地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
当时的《人民日报》称：“这套制度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打倒资产阶级‘私’字，树立无产阶级‘公’字的办法，解决了社会主义集体公有制经济和人们头脑里的‘私’字之间的矛盾，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是经济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
随着全国农村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大寨记分法在许多地区推广开来。至1968年，山西、山东、黑龙江、上海、天津、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市、自治区，实行大寨劳动管理制度的社队已占全部社队的半数以上。
大寨的这套劳动管理办法后来被叫做“大概工”、“混混工”，意思是这种记工办法不分劳动好坏，干多干少都一个样。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束后，这一办法曾受到了许多人士的抨击，认为“大寨实行平均主义的劳动管理制度，严重压抑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出勤不出力’、‘上地人等人’”、“它是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口号下，按阶级出身、政治态度以致社会关系亲疏爱恶计酬分配，事实上成了一种赏罚予夺的手段。”
客观地讲，各地采用大寨劳动管理办法后确实存在如上问题。这种“有差别，不悬殊”的记工法在理论上也有悖于多劳多得的原则。然而，在当时的大寨，这种强调“思想好”的管理做法，也确实起到了使社员进一步树立爱集体、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的作用，进而以更大的热情、更高的干劲投身到生产建设中，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这套办法在大寨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作用，个中原因很多：大寨思想政治工作扎实，社员思想觉悟较高；干部领导坚强，带头劳动，办事公正；劳动组织严密，既有队长、组长之类的“长干部”，又有分组作业随即变换的“短干部”；社员间相互监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比较好，一次评工就是一次民主生活会。这种制度，看似包工不细，评工简单，但在大寨因有着坚强的保障和深刻的内涵，实行起来自然也就顺利而易成功。
就全国来说，这套办法在各地没有很好推开，甚至产生一些副作用，不是大寨本身的问题，“不顾条件是否具备，要求全国仿效个别成功典型而出现的问题，与这个个别典型本身的做法无关。”在当时不断高涨的学大寨高潮中，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大寨的某些具体做法被当成了大寨的基本经验在各地强行推广，甚至以大寨经验、大寨办法代替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自然免不了产生一些消极作用。
第三，陈永贵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声浪中，号召向大队核算过渡，取消自留地，关闭集贸市场。
关于核算单位、自留地和集贸市场问题，中央的政策有个发展过程。
早在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就规定：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于原高级社）为基础；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坚持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再次要求严格落实《紧急指示信》，贯彻好党的农村政策。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草案对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规模和管理等作了具体的规定，指出：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从属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员可以经营自留地、零星开垦荒地……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归社员支配。除了国家统购的农副产品外，其他的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
1961年6月和1962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各地执行的情况，对《农业六十条》作了重要修改，先后两次颁布了《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其中，第二次修正草案关于基本核算单位在第四章中规定：“生产队（原生产小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受益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同时根据北京市委和广东、青海、黑龙江等省委的意见，又在第三章（生产大队）的第19条中增写一款：“有些生产大队，现在仍然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只要群众同意，就应该积极办好。这些生产大队，应该参照第四章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处理各项工作。”
由此可见，《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允许社员拥有自留地，允许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允许农民进行集市贸易，关于核算单位，则原则上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也不排斥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大寨至公社化后一直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直到1978年1月大寨出台《大寨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试行公社管理体制为止。在1961年中央调整国民经济，下放核算单位时，县委候补委员兼任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陈永贵提出大寨坚持大队核算不变的要求。县领导考虑到大寨领导班子团结，居民不足百户，生产搞得好，干群关系密切，批准大寨保留大队核算的体制。但从1963年起，大寨在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方面逐步突破了《农业六十条》的规定。
自留地，在陈永贵看来是一块社员隐藏私心的场所。他说：“有的社员在集体地里养精神，在自留地里打冲锋。”自留地“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有人用自留地跟集体经济唱对台戏，为‘单干’扫清道路”。
1963年的那场大洪水为陈永贵取消自留地创造了良机。灾后整复土地，小块变大块，陈永贵便不准备再划出自留地给社员了。他派人种了许多菜和烟叶。收获之后，蔬菜以一分钱一斤的价格分给社员，烟叶以五分钱一斤的低价分给村民。粮食也是吃多少报多少，按需分配。
大寨在将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的同时，还规定不允许社员参与集市贸易活动。随着新农村的建设，社员的家庭副业在既没有场所、也没有空闲时间的情况下，基本上也不复存在了。
陈永贵担任昔阳一把手后，将大寨实行大队核算、取消自留地和关闭集贸市场的这套“左”的做法在全县全面推开。
关于生产核算单位，昔阳县原来大都是生产小队核算，陈永贵上台后，认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已暴露出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只能修修补补维持简单再生产；不能像大寨那样实行土地连片、因地种植，挖掘土地潜力；不利于高速地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妨碍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不能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社员的居住条件。在陈永贵看来，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向“一大二公”方向改变所有制和扩大核算单位的规模，是“革命”，而改小核算单位则是“倒退”。
1967年11月3日至6日，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学大寨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的问题，决定在全县实行大队核算。1968年，全县调整为413个大队、967个生产队，统一实行大队核算。在改变核算单位的过程中，原属生产队所有的土地、耕畜、农具、积累、储备粮等都统归大队所有。
在陈永贵看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表面看是发展个体经济，自由市场从表面看是进行个人买卖，这些当然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时间，批判农村经营方向上的资本主义、取缔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关闭集贸市场等“左”的做法在昔阳兴起。
1968年，在全国“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口号声中，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家庭养鸡、养猪等被列入“割”的范围。是年，大寨公社率先在全县收回社员的自留地集体耕种。但在全县范围内取消自留地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据昔阳县1968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披露：“这一打算一提出，在社员中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愿意把自留地交回集体的社员满意，不愿意把自留地交回集体的社员思想动荡……工作基础好，生产发展快，收益比较高的大队，社员愿意把自留地交回集体的就多……工作基础差，生产发展慢，收益比较低，生活水平比较低的大队，不同意把自留地交回集体的就多。”这样，取消自留地的进展工作不是很顺利。到1969年，全县还有68.8%的自留地未收回。最后，陈永贵通过在全县开展“革命大批判”，解决了自留地问题。到1970年，昔阳全县彻底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
在限制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上，陈永贵执政昔阳后，便把社员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纳入了“白草、黑市”的范畴。“白草、黑市、小块地”在当时被称为昔阳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就是集体经济搞副业生产，其产值也不能超过农业总产值。超过了，就是违背了“以粮为纲”的方针，是“重副轻农”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甚至种地也不能有盈利思想，要按国家计划来种，要“为革命种田”，多产粮，多向国家卖粮，支援国家建设，支援世界革命。盈利思想是“利润挂帅”、“金钱挂帅”，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思想。
1967年后，陈永贵通过在全县“解剖典型”的方法，以“想要专资产阶级的政，必须首先专好自己头脑里资本主义思想的政”为口号，对1961年以后经营家庭副业较好的农户进行批判，以防止农民成为“暴发户”，“掉进资本主义泥坑”。1970年，昔阳县把社员房前屋后栽种的树木一律收归集体所有。此后，又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名义下，对有一技之长工匠的从艺活动予以限制。至此，家庭副业在昔阳县基本取消，一家农户只准养几只鸡和一两头猪。对于集市贸易，陈永贵以打击“黑市”为名，将其全部打光。他说：“我们没有自由市场，也交换了。”到1970年，昔阳全县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点。
陈永贵对他在昔阳推行的这套做法很是满意。这从他1973年12月在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中可见一二：
北方冬春两季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好季节。在大好季节把劳力放松了，就为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叫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抓上钱就行”？实际是有几个月走资本主义道路，有几个月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半是搞社会主义，一半是搞资本主义，说轻点，是“重副轻农”、“重钱轻粮”。这怎么能行？这是口头讲路线，实际上不去看路线。抓路线就得抓这类问题，社会主义不战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向社会主义进攻。“重副轻农”、“重钱轻粮”，毛主席、党中央不是这样教导的嘛。主席指示，要以粮为纲，你以钱为纲，这叫啥路线？
……
我们全面发展了还是没有全面发展呢？在1966年以前，90%的队分配不兑现，一个劳动日分配都在一两角钱。1972年呢？我们411个大队有七八个队分七角到八角，其余都在一元以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到城市抓现钱的。副业是靠什么？靠养骡、养马、养猪、养鸡，那不都能积肥？既有钱又有肥，你非去城市里头抓钱不行？城市那么多人，人家还办不了城市那些事来！你那样做，看来是抓了点钱，实际上丢了粮。丢了粮就丢了纲。
……
粮食上去了，纲上去了，其他呢？那就发展得更快了。比如大寨大队，没有一个人出去抓现钱的，都围绕着农业，以农业为基础。农业上来了，副业也上来了。是什么副业？猪上来了，马上来了，水果呀，干果呀，出口的那些产品也上来了。
陈永贵坚持“以粮为纲”，实际上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曲解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他执意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全部转变为生产大队，决意在全县取消自留地、集市贸易，认为核算单位越大越好，扩大核算单位是“革命”，并将自留地、集市贸易完全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显然是其思想上的一大误区。
后来，随着全国学大寨运动的发展，这套“左”的经验还越出了昔阳，推广到全国各地。各地出现了照搬照套大寨某些“左”的做法的现象。如部分地区刮起了一股扩社并队的“穷过渡”风。据山西、河北、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后，仍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仅占大队总数的5%，至1970年却上升到14%。其中，山西省的大多数生产队已合并为大队所有制，浙江省有1/4的社队实行了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曾针对这种偏差，强调“三不学”：“学大寨，第一不要学他的政治评分，第二不要学他的大队核算，第三不要学他没收自留地。”各地不切实际地在集体经济还不够发展壮大的情况下一味采用大寨和昔阳的一些具体做法，其结果只能带来消极作用。
对于陈永贵在昔阳推广的这一套大寨经验和做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兴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和支持。昔阳是个穷地方，“文革”前虽然也没有少发学大寨的通知和文件，但学大寨并没有很好开展起来。不少大队的支部书记都在组织社员跑运输、搞副业。
为了扫除学大寨的障碍，陈永贵掌权之后，频频发出学大寨的各种决定、倡议和通知。在他当选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次大会上，通过了《将昔阳县改名为大寨县的倡议》，同时还做出决定：在大寨开办一个长期性的学大寨实习训练班，轮训全县四级干部，并且在大寨建立一个大寨经验报道站，将大寨每一天的政治活动、生产活动，通过有线广播、小报等宣传工具向全县进行报道，使全县各社队的工作能够天天紧跟大寨，使大寨经验能够对全县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从1967年到1970年，陈永贵先后集中全县5000多名社队干部在大寨举办了40多期“学习班”，领悟大寨的“一本经”；召开了10多次全县性的学大寨现场会、经验交流会，反复批判“不学大寨”、“假学大寨”、“对大寨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走资派”、“民主派”、“老好人”以及“懦夫懒汉世界观”；连续三个冬春对昔阳县四百多个基层党支部进行整党整风，重点解决社队领导班子中的“五种人”掌权的问题，撤换了不想学大寨或不能学大寨的所谓“五种人”党支部书记。
通过经常性的干部轮训和整党，昔阳县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这种以强制性手段推行大寨模式和大寨经验的做法不值得称道。但也应该看到，在学大寨运动中，昔阳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付出的艰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