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获得成功，经济状况如获好转，即可打开全国的局面。因此，上海是这次经济管制的重中之重。但年轻时搞过投机交易的蒋介石知道，用缺乏信用的纸币收缴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并不容易，非有行政铁腕解决不可。上阵还需父子兵，思前顾后，蒋介石只能把如此重任交给蒋经国。为此，蒋介石任命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协助督导员。俞鸿钧处世圆滑，善观风向，乐于将大权交给蒋经国。事实上，俞鸿钧被任命后，在督导员办公室上班的时间总共没有超过一天。因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经国才是实际督导人。
在8月19日晚，蒋介石和蒋经国共同进餐后，商讨上海经济管制问题。蒋介石充满期望地说，这次发行金圆券，收兑黄金，事关党国生死存亡。我派你去上海全权处理此事，你不要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期望。为了加强督导力度，上海市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单位可以归你统一指挥。
蒋经国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个人甘愿担当一切风险，随时准备牺牲。他强调：非有破除情面，以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蒋介石何尝不知道经济管制的艰难，但他表示一定会全力支持他。
长期以来，上海便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到处都是巨贾、奸商、暴发户、投机客，他们都是久经历练，在金融风潮中翻身的大好手。因此，他们对于政府的币制改革、经济管制并没有放在心上。相反的，他们认为政府的政策又一次为他们提供了投机发财的机会。的确，过去的经验清楚地告诉他们，政府的办法尽管如何，结果还是在他们手中变样。说平抑物价吧，限价、平价、议价，结果还是涨价。谈管制吧，去年2月上海成立过经济监察团，为期不到一个月即告取消。因此，接二连三的金潮、涨风，最后都是这些杰出的冒险家操胜算。
蒋经国的任命，对于上海的冒险家们而言，倒是比金圆券的发行来得还要震动。这不仅仅是因为蒋经国是太子，更重要的是因为蒋经国还有他自己一套为他人所不及的干劲和办法。
受命之后，蒋经国于20日晚离京赴沪，开始为上海经济管制做准备。他对上海之行的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决心大干一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一点亦没有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则必须确实负责，认真去完成应负的责任。”他对困难的症结也很清楚，他说：“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
8月24日上午1时，蒋经国正式在上海外滩中央银行三楼经管督导员办公处办公。其实，对于经济管制，蒋经国并不是一个新手。首先，他在苏联度过了12年的岁月，正是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实施第一次、第二次五年计划的时候。期间，蒋经国正如其他苏联公民一样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捱过饿，睡过地板，打过铁，挖过矿，做过技师，接受过共产党的政治训练。其次，蒋经国在建设新赣南时期，严禁过烟赌娼，打击过土豪劣绅，在经济建设上也有许多的发明与业绩。对于蒋经国督导上海经济管制，普通市民寄予了较高的期望。
毫无疑问，蒋经国到上海是有备而来的。
上任之前，他已准备好了自己的班底。他任命高理文担任上海督导员办公室秘书，俞季虞为上海经济检查委员会秘书。其中，高理文1938年就跟随蒋经国在南昌工作，后任赣州专员公署秘书，主管文化出版，是《新赣南报》的创办人。俞季虞自重庆时期就一直是蒋经国的得力助手，曾在中央干校训导处任副处长，青年军政治部主任秘书。
与此同时，蒋经国命令亲信王升将“戡建”第六大队调来上海，这是蒋经国的一支嫡系队伍。因为蒋经国对上海警部稽查队不太放心，于是让“戡建”大队来协助警察和警备部队执行紧急处分命令。“戡建”大队调到上海后，蒋经国就针对上海环境和参加经济改革工作的任务，提出：“必须注意两点：第一是政府的一切措施，应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并且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执行，只有如此，才能使政策加速生效，而获得成功的保证。第二是政府的法令，必须要人民共同遵守，无论何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上海环境复杂，工作不易做好，但是我相信，只要不怕权势的压迫，不受金钱的诱惑，就不会有做不通的事。”
8月23日，俞鸿钧和蒋经国在中央银行会议室邀请上海市各长官举行首次经济督导会议，吴国桢、宣铁吾等十余人参加，会议决定在水陆空交通场所厉行检查，防止物资外流。25日，蒋经国计划在全市设立10个人民服务站和告密站，鼓励人民对违反经济管制的奸商进行告密。
26日，蒋经国召集市政府、警部稽查处、宪兵团等有关机关负责人举行检查会议。会议决议：（1）统一检查机构，所有检查事宜，今后全由蒋督导员作统一之指挥执行，各军警机关不再作个别性之检查，以期发挥经济检查力量，而不扰民。（2）检查对象，包括市场、仓库、水陆空交通码头，至于大商人，则更在检查之列。（3）今后对各种物资及金银外币之移动，以及公司行号之真实情形，均须查明去路，必要时非经蒋督导员之核准，不得随便移动。（4）对全市并无囤积居奇情事，而能遵守国家法令之商人，当予以法律保障。（5）有违背国家法令，以及经济紧急措施条例之商人，如为个人，则送特种刑庭法办，公司行号则予以吊销营业执照，或予以停业处分，货物则一律充公没收。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当中有许多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今后必须严格地加以管理与监督。”
27日，蒋经国的“戡建”大队开始工作，并在全市设立了10个服务站和告密站。也就在这一天，蒋经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决定于政府之决心与人民的力量，政府与人民合作，即可底成，戡建队即等于政府的耳目，人民的口舌，这代表了人民政府打成一片，绝对可以成功。关于经检工作，过去方法极多，但好的办法，执行时变坏，多有藉此敲诈不法等行为。我们的检查对象，不论你是‘任何人’，任何有势力后台的人都要检查，检查绝不许扰民，更要人民协助控告，我们的原则遵从‘宁可一家哭，不要一路哭’的政策路线。为了人民恐有顾虑不敢控告，我定一个办法，每个礼拜二及四在中央银行接见要见我的人民，接受人民提供宝贵的资料与意见。我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冷静的来应付未来可能因执行工作而到来的大风浪。”
为了保证经管工作顺利进行，他要求参加经济管制工作的干部，应该遵守以下的原则：不得参加任何应酬；不得进出任何娱乐场所；不得接受任何礼物；每日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0小时；星期日照常办公；各级部属如在外有招摇撞骗行为，其主管应与同罪。并表示：“如果我有一丝一毫的贪污，大家都可以拿手枪打死我！”
由此可见，蒋经国对于经济管制的决心之大。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今天我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该做下去。……现在所做的事，可成不可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