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刺杀汪精卫
1938年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与日方秘密商谈后，带领其亲信数人，潜离重庆，途经昆明抵达越南河内，欲图叛国投日，在他拒绝蒋介石的警告之后，军统局奉命介入对汪精卫的监视与制裁行动。
汪精卫出逃后，于1939年3月间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煽动其赞同“和平”主张，与汪合作。此信为戴笠部下截获，戴笠接报后随即将此信上报蒋介石，蒋介石见劝告不成，便对汪动了杀机。戴笠受命主持刺汪行动后，随即由香港转至河内，命陈恭澍、余乐醒、岑家焯、唐英杰、陈步云、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王鲁翘九人组成刺汪小组，着手布置刺汪行动，布置完成后即先行返渝。
行动小组开始时曾设计了用毒药及毒剂杀掉汪精卫的方案，但苦于时间紧迫，一直没有找到汪宅内应，毒毙汪精卫的计划流产。3月19日，戴笠发来电令：“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于是，他们只有对汪精卫采取武力解决方式了。
3月20日，汪精卫去河内90公里之丹边镇法国旅馆休养，汪本人乘坐39号黑色轿车。行动组闻讯后分成三组急追而去，中途发现汪停车，陈恭澍决定超车过去观察汪的位置而后折返时动手。但他们的观察被发现，汪精卫坐车立即返回，特务们猛追过去，车队已近红河达莫大桥，因修路单边通行。汪座车在桥头为红灯所阻，陈恭澍等欲下车狙击，在步越数车奔向汪车时，被汪的警卫发现，立即加速冲过红灯，逃脱了这一劫。行动小组经此失败料定汪已觉察，决定采取连续行动。
21日晨，行动组孤注一掷冲入汪宅，击杀内院警卫，直奔汪精卫的卧室，砍开房门乱枪齐射，杀死床上主人。行动组见任务已达，随即撤退，在撤退途中与赶来的警察遭遇，余、张、陈三人被捕，后被法国殖民当局判刑7年。
行动组成员虽然有所损失，满心欢喜以为刺汪成功，不过看到第二天的报纸，才发现是误中副车。原来，当天适逢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抵达河内，汪把卧室让给了曾，由曾做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对河内刺汪失手的一幕，戴笠有过生动的叙述：“民国28年3月20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的了。”
汪精卫经此恐吓，决定与蒋介石翻脸，他在香港发表了题名为《举一个例》的文章，揭露蒋介石与日本“和谈”的内幕，以示决裂，并加快了组建伪政权的步伐。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下，汪乘日本船只前往上海、南京，从此落入日本人手中，成为最大的汉奸傀儡。
河内刺汪失手后，军统局在蒋的要求下追往南京，继续部署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大有不杀汪誓不罢休之势。而汪精卫也深知军统的厉害，除发展特工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外，平时自己闭门不出，小心翼翼，尽量减少对方的可乘之机。因此除了亲近者外，一般人难以有机会下手。戴笠为此绞尽脑汁，设想出借投汪的王天木、陈弟容之手来除掉汪精卫，但复杂的情况使戴笠借刀杀人之计亦告破产。
1939年8月到9月间，军统局衡阳办主任吴赓恕少将与军委会少将参议戴静园，向戴笠表示自愿赴南京刺汪，他们想利用戴静园与汪精卫亲信陈石生的旧关系搭线，当时陈石生曾致函戴静园，拉拢他加入汪伪，遂计划以投靠为由，由陈介绍戴见汪，吴从旁协助。戴笠批准了他们的计划。
吴戴二人去南京后，戴被汪精卫委任为伪社会部委员。但二人急于见汪，要求过于急切，引起了陈石生的怀疑，加上戴妻在他面前失言，使陈石生断定他二人欲对汪图谋不轨，再加上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告密，戴吴二人被捕。他们明知汪精卫对行刺者决不宽恕，故只求一死，并托人致戴笠一函，称未能完成任务甚为遗憾。1941年3月31日二人被杀，当时吴36岁，戴49岁。
江苏吴县人陈三才，留美回国后创办北极电冰箱公司，发起组织“中国工程师学会”，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就曾协助军队抗日。上海沦陷后，他结识了戴笠，并以朋友身份协助军统局在沪的工作。出于爱国激愤，他决心投入除汪行动，在暗中寻找关系，想以重金买通汪的左右。在这期间，他遇见了一个自称能杀汪的白俄人，不幸被骗了钱后又被出卖给“76号”，于是被捕入狱，期间戴笠也令上海区尽一切可能营救未成。当汪精卫亲自提审陈三才时，陈拒绝反悔，终于在囚禁三个月后于1941年10月2日被杀。后军统局呈请蒋介石为他题字，并以清华大学同学会的名义，为陈三才举行了隆重追悼会，还有意把他列入了军统局上海区行动员的名单。
邵明贤，毕业于浙江警官学校，抗战前曾任南京江宁县警察局长，为时任县长的梅思平所器重。抗战开始后，邵明贤在贵阳办理警官训练班，接到已投汪的梅思平来函邀其去宁，于是向戴笠报告，愿借此机会去南京除汪。1939年邵明贤携眷赴沪，出任伪浙江省党部书记长，次年调南京为伪警厅督察处长，后不慎失密被捕，1941年12月17日被杀。
黄逸光为墨西哥归国华侨，1935年因发起徒步环球旅行，在到法国时与避此修养的汪精卫结识，受到他的赏识。抗战爆发后，黄终止行程回国，在武汉时曾在汪精卫家留住，并由他亲函介绍到昆明航校受训，后以身体不适飞行改做地勤。汪投日后，其妻弟陈耀祖劝黄在空军中响应“和运”，黄即向处长王铭叔报告此事，并由王介绍给军统。黄逸光在接受短期特训后赴宁，潜伏汪伪，出任伪“中宣部编审”兼“教育部专员”，与褚民谊、林伯生等巨奸往返频繁，他积极准备刺汪，后因受军统被捕人员的出卖，于1940年11月19日被逮。在伪法庭上，法官问他：“汪主席待你恩德高厚，你为何恩将仇报要暗杀他？”黄逸光回答道：“私谊岂可有害公理？”1941年12月12日黄逸光与邵明贤一同就义。临死前，他大书“可爱的中华，我要为你歌唱，我要为你而死！”，其爱国之浩气令人感动。像陈三才、黄逸光这样的爱国青年，原非军统，他们谋刺敌酋，舍生取义，将永垂民族史册。
除此而外，还有军统局南京副区长尚振声，于1939年被捕，奉戴笠令投汪，出任伪独7旅参谋长，他曾集合手下，准备攻入汪宅而杀之，事发被捕，关在上海，于1942年1月8日被杀。
1940年1月，军统局青岛站趁汪精卫赴青开会之机谋刺，又一次失败，青岛站也随之覆没。
军统刺汪，连连失败，戴笠从中总结经验，觉得欲速则不达，因此行动暂告停顿。其后，据军统局自称，他们于1943年4月，经多方设法，派人进入汪宅为佣，于1944年1月汪病入院之机，由戴笠所派医师以慢性药剂为汪误服，使之发生骨髓炎，客死日本。1944年11月12日，戴笠在军统局“纪念总理诞辰暨庆祝本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训词中说：“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同志……我宣布一个消息：就是汪逆精卫已经于11月10日下午四时在日本名古屋死了，致死的原因，当然与我们有关系。”只此一说，尚无旁证。
汪精卫死后，其妻陈璧君到广州长住，并在幕后操纵广东伪政权。蒋介石下令军统执行暗杀陈璧君的任务。根据情报，陈璧君时常秘密到澳门，住在澳门南环香炉灰四号她母亲卫月朗的旧宅。那时卫宅只有陈的一个远亲和一名老管家看屋，而军统粤海站的罗刚与卫宅的老管家相识，是条可利用的线索。于是，军统局本部派出女行动员徐燕霜来到澳门，名为投亲罗刚，实则准备设法结识那位老管家，伺机进入卫宅行刺。当时军统局备下两瓶烈性毒药，交人带给了粤海站站长何崇校，并命其主持此行动。这两种毒药都是无色无味的细粉末，其中一种用薄胶片包裹，仅有半粒瓜子仁大小，可以贴藏在指甲内，在上茶时只需将指甲在茶内浸一下，毒药即可溶化，人中毒死后也无痕迹。何崇校令徐燕霜在罗刚家中待命，只要陈璧君一到卫宅，她即可借奉茶之机下毒。但可惜的是陈璧君此后始终未去过澳门。军统谋刺她的行动也就没有实行，直到抗战胜利后，陈璧君才被押上审判台，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二 蒋汪上海特工战
1939年5月，汪精卫由香港秘密到达上海，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积极筹划建立伪政权的活动。为配合汪精卫组建伪政府，日本方面指示丁默邨、李士群与汪接触，酝酿合流。
5月6日，丁、李同汪精卫会面，并提出了双方联合的条件：一、承认他们的特工组织是汪集团的秘密警察，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简称“特工总部”），并负责提供经费；二、如成立新中央政府，要把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长等几个职位留给他们。
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同意下，双方达成了协议。
同年9月，汪伪集团召开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在决定“还都”建立伪府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为秘书长。
“特务委员会”下设早已开张了的“特工总部”，地址设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实权则掌握在李的手中，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行动机关，成为汪伪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李士群的“76号特工总部”，全面开展对抗日力量的血腥镇压，并竭力破坏渝方在沪特务机构，搜捕、招降特工人员，暗杀、囚禁、勒索、酷刑拷打，为非作歹危害人民，一时间，“76号”成为上海滩上极其恐怖的代名词，也是抗战时期在上海最甚的一个血腥恐怖组织。
抗战开始后，上海因其地位显要，被戴笠的军统局始终确定为工作重点区域。汪伪政权成立后，上海成为日伪与军统厮杀的主要战场之一。
戴笠对上海十分重视，一贯派其得力干将来沪主持工作，确保人员装备充分供应。军统局上海区是其地方区站中最大的一个，区本部有3处办公场所，下设联络站22处，秘密电台3座，预备台1个，所属人员达千人，有5个外勤工作组、7个行动大队，力量壮观。但就是如此庞大的特务组织，因内外的不利因素，在表现一时后很快被汪伪特工全部击溃，成为戴笠的难言之耻。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上海区人员复杂，多数人在被捕后经不起威逼利诱，被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顺藤摸瓜各个击破，如多米诺骨牌般地倒下，崩溃之势一时竟不可遏制。
抗战伊始，戴笠任命其亲周伟龙为上海区长。1938年11月，周伟龙被法租界警务处逮捕，由赵理君继任代理区长。不足一月，戴笠便派来了他的“十人团兄弟”王天木正式接任，赵理君任副区长兼行动队长。赵不服气，自恃与戴关系不错又熟悉情况，处处与王为难，王天木一贯骄横，不吃这一套，他重组区内人事布局，拉拢重用助理书记陈弟容和行动队的刘戈青等亲近戴笠的人，排挤赵理君。一时上海区内部闹得不可开交。
戴笠闻之不悦，在1939年去香港时，电召王天木赴港谈话。王天木自忖此去定为赵理君告状所致，对刘戈青发牢骚。刘戈青听罢表示要干一两件大事，为王在戴面前撑个台面，使王“见了戴先生也好有所交代”。他们商量结果，准备刺杀伪“华中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
2月18日，是农历除夕，他们得到情报，陈箓已回沪过春节。按照事先侦察结果，当天下午，刘戈青带了几个行动队员冒雨突袭了位于上海法租界愚园路愚园新村25号陈箓住所，他们趁天雨行人少而警卫松懈，解决了卫兵，顺利进入客厅，将陈箓击毙，一时舆论轰动。戴笠对此也表肯定，通知参加行动的一行人随王天木一起来港受奖。
但刘戈青的好意并不能化解王戴的矛盾，在谈话中，戴笠果然对赵理君一味偏袒，批评王天木。王天木一气之下与戴笠发生激烈争吵，戴笠不能容忍，当即宣布撤销王的区长职务，让赵理君当任。他要王回天津去作“直属通讯员”。
王天木遭此重击，思想不通，他决不甘心败在赵理君手下。愤恨之下，他连戴笠也不买账了，动了与戴分手的念头。在往来津沪之间时，他开始寻找与汪伪特务方面联系的渠道。
1939年7月14日，军统在上海法租界的14处秘密地点受到日本军警联合租界当局的大搜捕，虽因内线告警，敌方想抓的军统上海区长赵理君、书记郑修元及总督察毛万里等人逃脱，但曾参加河内刺汪的王鲁翘等行动人员被捕。王鲁翘是王天木女儿的男友，与王天木关系密切。戴笠闻报后认为：日本人如此准确地掌握军统活动地点，一定是有全面熟悉上海区的人提供了情报。而王天木“近来不太稳当”，成为重点怀疑对象。戴笠一贯本“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方针，下令赵理君立即干掉王天木。8月15日，王在赵理君的枪口下侥幸逃生，这样一来他便与戴笠彻底翻脸了。
第二天，王天木带领陈弟容、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以及原“忠救军”支队长何行健等随员叛变投向汪伪“76号”，李士群为之大喜，任命王天木为汪伪“特工总部”高等顾问，陈弟容为第一处处长，何行健为“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司令。
王鲁翘被捕后，于1939年除夕被法方押送回越南，因参与刺汪案被判无期徒刑，直至胜利后才与同案被法方关押的余鉴声、陈步云、张逢义等人一起，被戴笠以专机迎返回国。
王天木、陈弟容投伪后，交出了更多的军统潜伏特务在沪名单地址，还向日伪供出了军统南京及安徽等地站点的情况，军统局南京、青岛、北平、天津、安庆等地组织因此均被破坏。8月17日，安庆站长蔡慎初被捕，后在押运南京途中被救出。另有军统局香港电台通讯员袁良刍由港赴沪，他因不知王陈投汪事，故自投罗网被捕，虽年逾六旬仍被严刑拷打，被救后几成残废。由于王、陈的出卖，给军统的敌后网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王天木还去信给留在香港待命的刘戈青进行策反，他说：“兄于15日被赵理君暗杀未中，查系老板命令，此乃太无天理是非，遂于翌日开始自由行动，弟见信速返。”刘戈青认为事关重大，将此信交由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报告戴笠。戴笠虽然对王天木的行为十分恼怒，但碍于他的影响，为避免恶果扩大化，他转而采取妥协方法，派吴安之携带他的亲笔函件去上海找王，想劝他回头。但王再予拒绝。
刘戈青于1939年8月10日赴渝向戴报告，他向戴请命说他可运用与王天木的关系回沪宁去再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戴笠批复说：“吾弟忠勇为国，思虑周详，至为感佩。沪上环境险恶，我固不愿弟赴沪工作，但为打开目前之僵局，与挽回工作之劫运，以期得到最后胜利，亦不得不派弟一行。兹以另电冠夫同志，拨弟国币5000元，希即妥为部署，秘密赴沪，万希胆大心细，严密进行。事之成败，系于弟身。”戴笠又另附一信交刘戈青带给王天木，信中再次劝说：“余遇君素厚，弟念数年来患难相从，凡事曲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似此无负于汝，而汝何竟至背余事逆耶……惟念汝现居逆方高位，有机与汪逆接近，正可乘间为我而图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险地，即为我达此意与汝也。若果能出此，则不惟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项功绩，而邀逾格之重奖也。戴罪图功，此其时矣。望毋负余意，余由戈青代达。”
10月4日刘戈青抵沪，6日见王，出示戴函，要其杀汪，王天木阅后紧张得汗流浃背瘫于沙发上，思考再三后当面允诺之。但王天木对戴笠其人已完全看透和决计分手，他对刘戈青说戴的为人是“违仁背意，男盗女娼”。
他们议定刺汪计划在双十节阅兵时下手，将刘化装为汪卫士，伺机行动。但后来因伪政权未能如期成立，阅兵式取消，刘戈青甚为焦急，认为在汪伪“开府”前下手意义最大，更怕日久暴露。
戴笠送王天木4万元以为活动费，但王收钱后拖之不办，借口力量单薄，要拉陈弟容加入，刘戈青与陈见面，陈以让戴释放其被扣家属作为条件，戴笠听从了刘的意见，放其妹陈弟燕，并派刘旧属朱三元送其到沪，面交其父劝说他回头的信函，陈弟燕跪求其兄不要再做汉奸，陈佯允之。
不久，有与刘戈青同住的军统人员被捕，巡捕房到处抓刘，王天木闻讯胆战心惊，害怕被刘捕供出刺汪计划牵涉他自己，便指使陈弟容杀刘，陈不忍下手，又不懂王的真实意图，结果自作主张地把刘戈青带到了“76号”，这下王天木吓得躲了起来，后听说刘没有将他供出才又露面。
刘戈青被捕次日，李士群亲见他并宴请，套问其来沪任务，并许以高职劝降。刘戈青对李士群称：军统在沪力量强大，只要一个电话，会有人敢来76号看他。李不信，让他打，说如敢来，可让他们自由交谈。刘立即电召朱三元在商人包天擎陪同下来到76号，李当面恭维其有胆量义气，一面道“少陪”。刘写条给朱，附上手表转交戴笠，朱即离去。其后包天擎3天一去探视，李士群也没干涉。后来刘戈青曾被严刑虐待，最后在军统人员运动下历经艰苦于1941年5月逃回重庆，戴笠还为他开过欢迎会。
戴笠听说王天木又出卖了刘戈青，遂彻底绝望，命令仍在上海的吴安之不惜一切杀掉王天木一伙。吴安之运用他与王的保镖马河图的私交，以同乡之谊及国家大义，劝马及岳清江、丁宝龄等人“归队”军统成功，他传达了戴令，并令在“76号”中的内线丁宝林与许清江配合，立即刺杀王天木、陈弟容。
12月25日圣诞节之夜，王天木、陈弟容、何行健带马、岳、丁等十多人去各舞厅游玩，深夜时分，人渐散去，当他们走出沪西愚园惠尔登舞厅大门时，马河图三人突然拔枪射击，陈弟容、何行健当场倒地死去，但王天木却无恙。是他们有意放了王不死，还是传说的王躲进了女厕而侥幸？说法不一。后来王虽因搞不清的原因免死，却被“76号”抓去，李士群要他对陈弟容、何行健之死负责，关关放放前后审查两年多，直到1942年冬才由李士群派任为伪华北特务工作团的副团长，这“等于废掉了全身的武功，再也施展不开了”。行动之后，吴安之偕马河图离沪去了河南。
军统上海区的工作，因王天木等的投敌破坏而面临崩溃。为挽救局面，戴笠派其亲信同学姜绍谟秘密去沪组织第二区，以图另起炉灶。
姜绍谟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国民党军东路指挥部少将参议、浙江省党部委员、教育部司长等职，抗战后加入军统局。他去沪后，除书记陈祖康及随身电台外，皆不用军统网络，并给人印象他是来加入汪伪“和平运动”的，从而较好地隐蔽了身份。他利用与汪伪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梅哲之及伪政府文官长徐天琛的关系来搜集情报，利用汪伪军事委员会常委、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之弟任西平的关系来策反他，最后得任援道上书蒋介石，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戴罪图功。姜绍谟还利用旅日华侨王某买通了驻南京日军“登部队”的译电员与打字员，及时报告了日本飞机计划轰炸重庆罗家湾军统局的情报，使之得以避免损失。但姜绍谟的活动对于军统上海区恢复工作局面并无多大作用。
与此同时，戴笠还派“忠义救国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强前往上海租界，任军统策反委员会主任兼忠救军驻沪办事处处长，直接受戴笠的领导，专事对汉奸的策反工作。他还代表戴笠参与“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活动。这一机构是国民党运用上海帮会等力量来协调中统、军统、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等进行地下活动的。文强在沪的活动不受军统上海区管辖，但有横向联络关系。
戴笠指派姜绍谟、文强来沪活动，是他狡兔三窟之举。鉴于上海区人员的不争气，他不得不为在上海的组织和工作做万全之“备份”。但他绝没有放弃重建上海区的努力。
1939年8月初，戴笠派出了他的得力干将、擅长行动的陈恭澍从香港转赴上海，出任上海区区长，试图在与汪伪特务的斗法中全面扭转被动的局面。
当时，陈恭澍刚从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受训毕业，戴笠召见他说：“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受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到全部情况，而且仍在恶化中。我决定你去处理这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的继续执行。”
陈恭澍到达上海后，首先对区本部进行了调整，为短期内见成效，他计划将行动与情报一元化，并加强行动力量，拟订了一份《人事组织调整方案》呈递戴笠，得到批准。戴笠复电说：“兄处所拟扩展沪区行动组织之计划，弟已批准，请兄物色忠勇人员，迅行成立，所需武器，请兄设法收买。”
戴笠连连催促陈恭澍行动，甚至打电报来斥责他：“兄乎！河内一击未成，竟胆小如鼠乃耳！”于是，陈不得不硬着头皮加快行动，组建了上海站直属新编第一组、第八行动大队各组织。按照戴笠电文指示“今后行动应具必死之决心，集中全力，孤注一掷，非大流血不足以寒敌胆，而发扬我民族抗战精神也”，他们干了不少事。据陈恭澍自己称，在上海站主持工作的两年内，“制裁大小汉奸走狗一百余名，破坏日寇军事设施及焚毁军需物资等五十余次，另外，最使敌军丧胆的是格杀了日本现役武装官兵约四十名，于此，我方牺牲之惨重亦可想见”。他们刺杀的对象中包括了与军统为敌的法捕房督察长程海涛、“76号”伪特工第三行动队队长赵刚义、机要处副处长钱人龙、叛变投靠“76号”的原军统人员邵笵九（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堂侄）等一批对头分子。影响比较大的则是刺杀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和投日的黑帮大亨张啸林。
在制裁汉奸的同时，有军统人员提出不能只杀汉奸而对他们的侵略者主子不加打击。于是，上海区提出了一个歼灭日本军人的计划，要求军统局本部授权他们相机行事在上海日占区范围内刺杀日本军人，不论其军阶高低，无需事前报备，有机会就立即格杀，以达震慑之效果。隔了四五个月后，戴笠回电批准执行，但没有具体说明要求事项。
据当时的报刊所载，军统上海站和“抗日杀奸团”自此在上海地区开展了针对日本军人的武装行动。其中自1940年9月到1941年10月共行动50余次，毙伤日军60人以上。其战果统计如下：
民国三十年十月底，“上海区”发生重大事故，抄去大批文件，敌方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在《中华日报》及《新申报》上发表了一份经他们记录再加整理后的《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表中，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汉奸的制裁，第二部分是“破坏”、“扰乱”及格杀日本军人。原表分栏按其序列为：
其中被惩罚日人官阶最高的是赤木亲之，他是公共租界警务处警务副总监。1941年6月17日在愚园路地丰路交界处被军统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第四组李亮组长布置，由副组长叶东山率4名行动员“踩点”埋伏后刺杀。
陈恭澍自己在书中说，“上海区”的上述“奸敌专案”“的确震撼了上海地区的日本驻军，最明显的事实，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穿制服的日本军人除了结伴成伙，互相戒备之外，绝不敢单独一个个在路上行走，横眉怒目擅闯民宅的事很少发生了……我们认为这就是打出来的效果。至于陷区人心大快，那就更不用说了”。
军统局上海站对日军官兵的刺杀，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侵略者，但其作用并不大，也不能对中日战局发生多大的影响，而且每次行动的结果，都会引起日军的疯狂报复，使行动地区的人民蒙受损失。当时的报刊都有报道，如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10日载中央社香港电称：“敌方戒备之伪中央市场，有日籍稽查员一名，被人枪杀毙命，事后敌将无辜菜贩捕去数十名。”“日军在闸北大举搜查，逮捕居民五百余人……以照片一一对认，结果并无一人相似。”陈恭澍也在其书中承认说：“至于说到波及当地居民，也就是因为杀日本兵而害了我们无辜同胞的事，过去已屡见不鲜，每逢一次行动破坏后，日军总是封锁现场，任意逮捕附近居民，除严刑拷问外，且乘机肆意掳掠奸淫，无恶不作。其接近大都市的地方，因耳目众多，或许还稍有顾忌，到了穷乡僻壤，那就更为所欲为了。举个实例来说，二十七年春，笔者在北平亲率王文诸同志制裁第一号伪头目王克敏一案，事后日本军方立刻封闭九城，切断了一切的交通出入，在一夜之间，全面大搜查，总共逮捕了三千多人，其中与我们有关系的也只有武汉卿夫妻二人而已。其余的都遭到池鱼之殃。”“每发生一起枪击日军的案子，事后最倒霉的还是当地的居民。”
1940年初，戴笠一时兴起，两次致电上海站陈恭澍，要他们在沪发动开展“工人运动”。电文说：“在目前情况下，吾人对上海各业工友，应加紧运动，密切联系，以制敌伪之死命。弟意，应即秘密组织一‘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请两兄联络在沪同志从速进行，所需经费当由中央负责也。”“对工人之运用，至关重要，因今日之特工，需要多数深入之路线与社会普遍职业之掩护也。弟意应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即请虞洽老、赵子刚、刘绍奎、刘俊卿、蒋福田诸先生为委员，吾沪区亦可选派人员参加其工作，月需经费若干，决由中央负责。事机急迫，请兄即洽商进行。”但当时上海站站长陈恭澍认为工运组织非内部产生很难插手，而且他们又没有工运的经验，为了应付戴笠的催促，只好在区内成立了一个由戚南谱负责的“工运办公室”，下面在“新一组”内设了一个“工运小组”。“我的原意是，一切要看南谱兄的开拓情况再做决定。”“最不可解的是戴先生嗣后再也没有询问过这件事。”这件事说明了当时戴笠对军统局工作指导的随意性和其个人的做事风格。
1939年10月，上海区第四行动大队副队长万里浪投靠“76号”，并设计抓捕上海区书记郑修元，差一点得手。陈恭澍急忙安排郑撤退。这年底，随王天木投敌的陈弟容被军统击毙后，所遗“76号”第一处处长职务由万里浪继任。万里浪是个穷凶极恶的人，他上任后拼命给李士群卖力，到处搜捕军统人员，并残酷地对待被捕者。他利用过去当忠救军指导员时结下的关系，把原忠救军分队长现任上海区第一行动大队第三分队长的周西垣拉了过去。当陈恭澍请命制裁万、周时，戴笠却对这份报告拖延不批，有消息说，这是因为万里浪投伪是戴笠的安排，但从他对上海区的破坏情况来看，即使是戴的计划，这时戴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说了。1941年6月28日，新任上海区第一行动大队队长刘原深又被万里浪绑架，接着区内人员连连被捕，特别是刺杀日本官兵最多的第三行动大队，到10月，大队长蒋安华以下60余人只有一人幸免。上海区人员大批被捕，陈恭澍无法阻止这“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提出了大规模换人的计划，欲将上海区撤走500余人，再从忠救军调入千余人，让万里浪无人可捕。可在此时，区长陈恭澍也出事了。
1941年10月29日，上海区有10余人被日伪搜捕，其中包括区会计和大量的记录有关行动与关系单位人员的账单，立即成为日伪的追查线索和依据，陈恭澍得到内线报告，马上向戴笠发报告急，接着去找区书记齐庆斌商量对策。但齐已被捕，陈恭澍也被留守的汪伪特务抓获，送往“76号”。万里浪在李士群安排下得意洋洋地对陈进行了审问和劝降。
随着陈恭澍、齐庆斌的被捕，军统局上海区被汪伪特务组织“76号”全部破坏。11月28日，汪伪《中华日报》公布《渝方蓝衣社上海区组织系统及其名单》，将军统局上海区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组组织人员全部公布，其中相当部分被捕人员被吸收参加了“76号”伪组织。李士群甚至利用被缴获的电台给重庆军统局发报，欢迎戴笠来南京投汪，气得他几天闷闷不乐食不甘味。这是抗战开始后，蒋汪特务在上海滩较量军统方面的又一次大失败。奇怪的是，由于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出于内部斗争、对外寻后路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被俘的陈恭澍、齐庆斌等人并未为难，只是要求他们投降，与日伪合作，以“绝对不能再走回头路”（指再与军统联系）为唯一的条件，而先期被捕的军统局上海站站长钱新民、副站长尚振声就是因被捕后又“走回头路”而被汪伪特务杀害的。
在得到陈恭澍的允诺后，李士群竟然冒着得罪汪精卫夫妇的危险，为河内刺汪的主将之一陈恭澍打了掩护，也不知他怎样说服了曾在审讯时对陈恭澍破口大骂暴跳如雷的汪妻陈璧君，使汪精卫夫妇破例答应不再追究往事，陈恭澍保留了性命，并被派往杭州伪“政治保卫学校”任教育长。李士群死后，陈恭澍又得到了日本特务“梅机关”中岛信一、晴气庆胤等人的庇护，组织了一个为日本人搞情报的“第一委员会”，连伪政府要人周佛海也要向他讨好，得以度过重重危机。其间，他暗中又与重庆军统恢复了联系。抗战胜利后，他被军统委任为上海区第三站站长。半年后的1946年春节前夕，他忽然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刑12年，一年半后又被释放，转任“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后又任“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开赴华北参加反共内战。
关于陈恭澍被捕后的经历，仅凭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他只向日伪交代了一些“他们所知的情报”和不会对重庆方面造成直接危害的情况而言，就是在一般的推理上也是说不通的。李士群和日本“梅机关”不是傻瓜，而汪精卫夫妇更是对试图暗杀他们的人痛恨之极，他们一定不肯轻易放过历次追杀汪的行动主持人之一的陈恭澍，而陈自己解释的日伪认为他“有用”、李士群和“梅机关”各有矛盾及所图等理由，其前提是陈要答应“合作”才行。所以，有情报说陈已供出了先期打入汪伪政权的唐生明的真实身份等重要情报，才得以被“76号”放生和收编，是有一定道理的。
无论如何，从汪伪政权调查统计部发言人在陈恭澍被捕后发表的谈话来看：“陈君为汪主席的伟大精神所感召，深悟过去盲从抗战之非是，在沪受人利用主持卑劣的暗杀工作，尤觉痛心，愿率所属干部百余人，脱离残酷罪恶的组合，要求自新，参加和运，拥护汪主席和平救国之主张，重新为党国效力，以赎前愆。并将秘密电台九座，枪支数十，弹药数千全部缴呈调查统计部驻沪办事处，表示其投效之忠诚。”陈恭澍也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本来中日事变，在日本为求友人，而非打敌人，可惜中国初即受共党的挑拨利用，复受英美的操纵怂恿，致有抗战到底的谬论，而高唱迄今……”现在要“绝然自新，跃出残酷罪恶的组合，迈进于和平建设之营垒，深愿追随先进，拥护汪主席和平救国之主张，以达成共存共荣之领域”。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足以说明，陈恭澍已完成了叛国投敌的手续，沦为抗日的叛徒，难怪国民党在战后要把他关进监狱。
从军统在沪特务被汪伪逮捕后的一般情况来看，大多数人是与汪伪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才得以保命并“落水”，而后，他们中一部分人又“走回头路”，与军统重新建立了联系。戴笠当时对这些人基本采取羁縻政策，先准其反正，用起来再说，胜利后再算账，但对其中有用者，处罚判刑也只是个走过场而已，陈恭澍的经历就是明证。
陈恭澍作为军统局的得力干将，在抗战前后参加和组织了多次重大的刺杀行动，后来又投靠了日伪，再得以复出，他的个人经历跌宕起伏，充满危机与变数。退台之后，他撰写了回忆录《英雄无名》丛书五册，虽然立场反共，且行文啰唆，但文中记载了不少军统活动的事实，作为一家片面之言，也可供研究者参考。
军统局上海区几次被日本及汪伪特工端了老窝，陈恭澍的叛变是终结性的一幕。其关键在于蒋汪之间在反共政治立场上有共同点，唯一的对立就是对日“战”与“和”的不同，所以他们虽然杀来杀去，但一旦军统特务们被捕，在生死抉择面前，往往立即选择投汪。事实也证明，蒋介石、戴笠对他们的这种叛变最终是采取了原谅与包庇态度的。
戴笠在上海区活动的组织领导上也有重大失误，他在军统内部强调个人信仰而忽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教育，使得其部下认为只要最终能得到他的宽恕，什么事都可以做。陈恭澍、钱新民等重要的中层骨干被捕后的经历都证明，他们认为先投汪以保命，而后再向戴笠请罪图功，就可以免于杀身之祸，至于民族气节立场，都没坚守住。而戴笠将各大区人员频繁调动，互相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破阵，引起的连环崩溃效应无法阻止。王天木投敌事件，最后几乎使军统局在华东、华北沦陷区的组织丧失殆尽；陈恭澍叛变后，戴笠被迫下令撤走了文强的“策反委员会”最后一支在沪力量。此后，军统局完全丢掉了上海。
三 派进唐生明 拉出周佛海
在对付汪伪政权的特工战方面，戴笠的军统局采取了“派进去”与“拉出来”的两手方针。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尽量派人打入汪伪内部，以参加“和平运动”取得汪精卫的信任，出任伪政权官员，而后开展搜集情报和破坏工作；另一方面，利用投汪者的灰暗心理，以既往不咎戴罪图功为诱饵，将汪伪政权内的有价值人员拉出来，进行策反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两种工作都取得了实效，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事例就是唐生明的“投汪”与周佛海的暗中“投渝输诚”。
唐生明，湖南人，民国著名将领唐生智的胞弟，抗战前官至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抗战爆发后曾任长沙警备副司令等职。1938年改任湖南常（德）桃（源）警备司令、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因为他为人圆滑，善于交际，既是戴笠的好友，与汪伪方面许多头面人物也都很有交情，于是被戴笠看中。1940年3月，汪伪政权刚刚在南京开场，蒋介石便与戴笠策划，选定唐生明往京沪活动。
唐生明被戴笠招去重庆，赋予他“投汪”做内线的重要使命。唐始料不及，当时未敢答应，经戴一番动员后，意识到此行无法推托，于是表示愿站在朋友的立场为之效力，但不愿加入军统组织。戴笠表示认可，说：“只要你肯去，我们之间可以一直保持和过去一样的朋友关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区，你也可以指挥，但不一定要你直接领导。”蒋介石和戴笠交给唐生明的任务有三：一是在上海运用与汪伪要员们的旧关系，掩护军统地下组织的活动，“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二是在汪伪内部进行分化瓦解，以蒋介石的“宽大”政策拉拢策反汉奸，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知道”；三是帮助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抵抗中共新四军在江南的活动。戴笠对唐交代，军统上海区给他一部电台供联络用，投汪理由就是受不了大后方的艰苦生活，钱可尽量花，由他供给，生活要腐化，“你的腐化是校长特许的，是奉命腐化，只要别人认为你只知道玩，什么也不行，这样就有办法了”。戴笠还特地让人先在上海放出风声，说唐生明在后方过不惯，马上要搬家到上海来了。
稍事隐居后，唐生明于1940年9月携家眷绕道香港抵达南京“投靠”汪精卫，“参加和运”。因其兄历史上曾与汪合作反蒋，加上他本人在黄埔军校时还曾与汪精卫有师生之谊，很快通过李士群、陈璧君的审查，取得了汪精卫的信任。10月，汪精卫在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任命唐生明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戴笠为假戏真做，特别让其兄唐生智在重庆报上发表声明，大骂其弟落水为奸，声明脱离关系，请政府通缉。
唐生明表面上为汪伪工作，先后被任为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高参、保安副司令、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但他深知真正落水后的下场，平时绝不参加伪政权方面的实际事务。他利用自己的历史关系和作为上海电影明星的妻子徐来，以打麻将等手段，与汪伪内部从周佛海起的上下级老熟人们打得火热，并与汪精卫、周佛海的老婆甚至日本特务头目影佐祯昭等人打牌交往。他曾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与日本军官喝酒时，刺探到了日本将要南进开战的重要情报，报告给重庆，为中方判断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提醒美国提供了佐证。当然，唐生明也曾将军统得到的新四军情报供给日伪“清乡”时用来对付中共武装。
1941年冬，军统局驻上海沪一区区长陈恭澍被捕，向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交代了唐生明的底细。当时李士群已经从他们截获的关于劝告戴笠令上海站不必刺杀日本兵以免祸及当地民众的电报中，推断出可能就是出自唐之手，因而对他已有怀疑。得到证实后，鉴于汪精卫与唐的关系，李并未敢擅动，只对唐生明加以监视，并把他送到南京交汪精卫处理，但唐生明一到南京就被日本人接走了。接下来的事令唐生明大感意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河边正三宴请了他，总司令部都甲大佐对唐说：“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商谈，今天找到了你，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谈。”日方明确说明他们知道唐的身份，但绝不会找他麻烦，相反地却要保护他，支持他的工作，要他把与重庆的联络电台保留下来，由他们负责保护，使之作为日本与重庆暗中沟通的一条线，并说汪伪绝不敢为难他。河边正三也对唐说：“我们因为找不到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防共，请你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个任务……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心，并没有打算长期占领，我们应当很好地合作起来一致反共。”随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也会见了唐生明。
以后，唐生明便在日本人与李士群的保护下做了一个公开的特务，对他所提的要求，日伪方面总是尽量满足。其后被日伪捕获的几十名军统特务，最后都由唐生明保释而出狱了。
蒋介石与戴笠得知唐生明已与日伪公开接洽后，也比较满意，戴笠电复唐生明，称赞他不负校长重望，能超出蒋对他的希望；要他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所提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还特别嘱咐不要先承认是代表什么人，一定要好好保持这一关系。他们从日本对唐的态度中，悟出了日方仍对重庆留有后路，也就顺水推舟，让唐做了对南京的联络人。
与此同时，戴笠还派陈旭东、从西平等人通过亲友关系“投靠”到南京，与汪伪政权中的军政部长鲍文樾、海军部长任援道取得了联系，为蒋介石做策反工作。另派周镐、濮齐伟、毕高奎等多人去与汪伪社会部部长丁默邨、考试院院长缪斌、伪浙江省省长傅式说、伪南京宪兵司令陈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伪山东省省长杨毓珣等人发生关系，全方位地挖汪精卫的墙角，而这些汉奸也想借机给自己留一后路。蒋汪集团的关系真是复杂化了，这种勾结真真假假，重在互相利用。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周佛海了。
周佛海，早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中共“一大”，后来投靠国民党，成为“CC派”主要干部。他因和汪精卫亲密的历史关系，加上对抗战前途的失望，成了最早随汪精卫投敌的国民党大员，其后一直在汪伪政权担任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军委会常委等党政军要职，掌握伪政权的财政、行政、军事大权，是第三号大汉奸。
早在1940年，周佛海就派人到重庆，准备说服蒋介石与汪合作，共谋对日“和平”，这样他也可以得到解脱，但蒋介石不肯与汪精卫合作，反要周相机杀了汪，周拒绝了，蒋介石于是要戴笠牵制住周佛海。当唐生明抵宁后不久，周佛海就向他打听路线，准备接其母亲等人从湖南来南京。唐生明报告戴笠后，戴笠就抢先一步，把周母等人带到贵州息烽监狱看押起来，作了人质。于是，自命为“孝子”的周佛海先软了下去。他把被捕的军统南京直属组特务程克祥释放出来，放回重庆，并要他向戴笠转达对“保护和照顾”其家人的“感谢”，并表示自己“离开重庆，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事先报告委员长”，“今后仍当奉命行事”。
程克祥回渝报告后，得到了戴笠的嘉奖，接着又被派回南京，任军统京沪区区长。戴笠还要他向周佛海转告：“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叫他不必挂念”，“不必悔怅过去，只要把握未来，好好干一番”。戴笠也的确对周的母亲不错，在其母去世时，他还代替周披麻戴孝跪在灵前，照相送到南京，周佛海看了着实感动，更重要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估计日本将最后战败，于是死心投靠了重庆。
程克祥带着电台与密码本，在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护送和周佛海的伪军接应下，安全地返回了南京。而周佛海从此便成为戴笠从汪伪“拉出来”的最大的汉奸。
周佛海在家中架设了两部对渝联络的电台，一部直接通戴笠，每日彼此电讯不断；另一电台通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战前在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曾为省教育厅厅长，彼此也熟悉，这时顾祝同的岳父家居上海，得到了周佛海的关照，“公谊私交，两均契洽”。当时戴笠给他的电令多以蒋介石的名义发送，周对此时常怀疑，于是就电顾请其帮忙“再探中枢虚实”。
这些汉奸政客都是这样善弄权术，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留条后路”。
周佛海向重庆输诚后，为重庆提供了各种情报，掩护军统特务，释放了多名被捕者，并在暗杀李士群等重要事件中为戴笠帮忙，抗战结束前夕，又为蒋介石抢占地盘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入立下“汗马功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开始了对汉奸的逮捕与审判。周佛海最初被判为死刑，后来因“反正”有“功”得到了蒋介石的特赦，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关在老虎桥监狱。1948年2月底，周佛海因心脏病复发，暴死于狱中。
四 借日人之刀除掉李士群
抗战时的伪军，基本上是国民党军队动摇者抱着“有奶便是娘”的思想投靠汪伪而形成的，也有一部分是由日本人利用旧军阀队伍组建的，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缺乏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与立场，为求一时生存而投靠日伪，并且除少数顽固派外，多数人都有因投敌害怕受国人谴责而产生的消极与恐慌心理，随时准备另寻出路。所以，一旦受到重庆军统的策反，几乎都自愿反正，给自己留条后路。但他们在利益诱惑下很容易产生反复，于是，军统便要不断地“策反”他们，其总数量自然可观。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包探钱人龙，外号钱麻皮子，过去是军统的暗线。他的手下彭盛木、彭寿与程克祥三人也都加入了军统局。钱人龙后来与汪伪“76号”搭上了关系，于1940年2月25日被军统特务击毙在静安寺路的仙乐斯舞厅门口。但二彭与程却继续在军统服务。程克祥时任军统局南京情报组长，彭盛木为副组长。彭原籍台湾，时在上海开设的日本专门教授日本特务学习中文的“同文书院”当教授，经红帮大佬徐郎西的介绍，彭盛木当上了周佛海的秘书，曾随周访日参加卖国谈判。彭寿寄住在程的家中，外人戏称其住所为“寿祥庐”，程妻为一舞女出身，外人称此女为“彭太”或“程太”，三人关系密切。他们曾将周代表汪伪的全部对日谈判记录偷出公布于报端，打击了汪伪的气焰。
1939年秋，戴笠令南京情报组长程克祥参加“和运”，程克祥与周佛海妻弟杨惺华结识，因此得以追随在周的左右。1941年12月，因陈恭澍一案，军统局京沪线交通员安少如被捕，交代出程、彭二人，但他们被审查后都拒认身份。戴笠请徐朗西出面救护，而周佛海此时已被戴笠捏住了把柄，便同意由徐朗西担保，将程、彭释放。彭盛木不久后暴死，疑为日人毒毙。程克祥返渝报告周佛海有反正之意，得到戴笠的认可。当时因陈恭澍叛变，军统上海工作全面失败，戴笠把宝全都押在了周佛海身上，他破例召见了程克祥，许以官位，发给密码，要他彻底搞定周佛海，并掌握杨惺华、罗君强。
1943年底，程克祥返沪，在周佛海处建立了直通戴笠的电台。次年他出任周佛海所辖的伪军委会作战科长，负责部署伪军接应国民党军反攻，如伪孙良诚部部署在豫东—苏北及扬州一带，控制长江交通；吴化文部在鲁南—蚌埠一线，控制津浦路，截断南北交通，以策应反攻南京；并安排军统局张恒任伪十二军军长，分布于沪杭沿线，策应反攻上海及杭州等等。1945年初，大体部署完成。
军统局通过策反汪伪第三号人物周佛海，利用其所掌握的军权控制了伪军。
此外，戴笠为不使伪军被中共方面争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策反委员会”，自1942年后就布置了多条线索去各地争取伪军，如：
1942年10月派姚虎臣、李夏荣负责策反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
1943年在澳门设立军统粤海站，派姚虎臣、何崇校负责策反华南伪军；
1945年初派张子奇前往河南、江苏，运用他过去与西北军的关系，策反孙殿英、张岚峰、任援道等部伪军；等等。
戴笠给他们的明确任务就是掌握伪军用以反共，并对新四军、八路军作战。
据军统自己的统计，到1944年底他们共策反伪军73起，官兵56万多人，枪41万多支。这些数字，其中当然包括了相当部分的反复情况。
军统策反周佛海在此期间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干掉汪伪特务头目李 士群。
李士群是伪特务组织的实际创始人和实权派人物，曾为汪伪政府的成立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刻他在汪伪内部正权势遮天，是个人人惧怕的魔王，且头脑灵活，狡兔三窟。他处处争强好胜，急于立功和显示本领，想与戴笠、徐恩曾之流斗一斗，表现他的能耐。在与重庆的特工战中，特别是在上海与军统上海区的斗争中，李士群心狠手辣，逮捕并杀害了许多“重庆分子”，大大地得罪了两统。因潜伏在上海的军统力量基本上被他肃清，戴笠对他恨之入骨，双方想转圜关系已不可能。
本来，戴笠在派唐生明“投汪”时，曾给唐一个任务即拉拢李士群。因李士群一度曾是唐生明兄长唐生智的部下，但李士群以时过人非，并不多搭理唐生明，使他无隙可乘。1941年8月，戴笠又通过杜月笙找到过去对李士群有恩的上海律师余祥琴，发展他加入军统局，指示他去见李士群，要李杀了汪精卫或劫持他来重庆立功。9月，余祥琴返回上海，密见李士群，转达了戴笠的意思，说若如此做了“不但既往不咎，且代蒋委员长保证给你更好的地位和优厚的奖励”。李士群对此当即否决，他表示“愿诚意与戴先生合作”，但唯有害汪一事不能办，并要“请戴先生给我一封亲笔信”才能相信。
虽然后来余祥琴乃至唐生明都在继续做李的工作，但因李士群根本上是靠日本人才发迹的，且个人历史上曾吃过中统大亏等原因，他的“合作”表态，基本上是敷衍重庆的。对此，戴笠对李只有表态没有行动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当周佛海表示归顺后，戴笠对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干掉李士群。
李士群的暴虐性格使在其汪伪内部树敌过多，特别是他只买汪精卫的账，对顶头上司周佛海也不恭敬，弄得周佛海也大为不满，想除之而后快。而最关键的是李士群权高气盛，居然发展到不听日本人的话，为壮大自己的武装竟敢与日军抢夺军粮，这就注定了他最后被杀的命运。
唐先明设计了除掉李士群的上中下三策，而以周佛海做掩护，以日本人出面杀他为上策，汪伪内讧为中策，军统派人动手为下策，经过再三考虑，决定采用上策。
1943年秋，李士群为争夺伪税警团团长一职又与周佛海、罗君强、熊剑东等人发生激烈的争斗。他曾派人在上海北站暗杀税警团副团长熊剑东，杀手行动未成反被日军捕获。军统得知这一动态后，密令已在掌握中的周佛海制造日李矛盾除掉李。周佛海于是使用了反间之计，利用李士群在“清乡”中发展私人势力引起日军猜忌的机会，向日本人明确传达了“李士群立场不稳”的信息，说他有“通共”嫌疑，加上李在日本军方的靠山特务“梅”机关首脑晴气庆胤与影佐祯昭相继他调，继任的柴山兼四郎不喜欢李，于是李的厄运来临了。
柴山特地飞去北平与晴气商量处置李士群的问题，他说：“李士群的横暴与跋扈，越来越厉害，他搅乱了整个的南京政府，使政情陷于极度的不安……不能再让李士群干下去了。”他要将李士群立即撤职，晴气当然反对，但柴山官阶比他高，他也没办法阻止，只能写信要李注意收敛，李士群却不以为然，连信也未回。他对手下傲气地说：“不交就是不交，他们又能把我怎样？”这种狗咬主子的行为，注定了他的难堪下场。
周佛海通过熊剑东，在华中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冈村面前挑拨离间，说李士群要夺宪兵队的权，激起了性格暴躁的冈村的愤怒，他同意出手干掉李士群。
9月10日，李士群被冈村中佐邀请去其家赴宴，名为调解他与熊剑东的矛盾。李碍于情面不敢不到，但在席中，他婉拒了所有的茶水和点心。熊剑东为消除李士群的戒心，主动向李示好，加上冈村在一旁好言相劝，三人越谈越欢，李逐渐放下戒心，临走还吃了半块冈村夫人送上的肉饼。
吃完半块肉饼后，李士群为以防万一，找了个借口回家。回到家后赶忙跑到厕所催吐，想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因为吃得少，吐了好久也没有吐出来，他也就没放在心上了。一天过去了，李士群并未有任何不适。
原来，冈村给李士群下的毒叫做阿粑菌，是用患霍乱的老鼠的尿液培养出来的，感染后最初并不会有任何不适，但过了36个小时之后，患者便会上吐下泻，直到脱水而死，人死后尸体缩得像猴子那么小，毒性相当厉害。
过了两天，李士群的毒性开始发作，周身大量出汗，并连续发高烧。起初他以为只是感染了一般时疫，但见病情没有好转，于是想起了那半块肉饼，顿时失了神色。
这时日军驻苏州的师团长小林中将获悉李士群的病情，因往日交好，立即带了团部的军医和华中铁道会社的一个铁路医官来看病。李士群看到小林，以为小林是受命来看自己是不是死了，便一改往常谄媚的态度，指着小林破口大骂。其妻叶吉卿再三规劝，最后他才以不吃药不打针为条件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中毒已深，来不及救治了。
李士群临死之前因脱水而痛苦不堪，要举枪自杀，被叶吉卿和马啸天夺下手枪。李士群懊恼地对曾劝他以退为进的马啸天说：“我悔不听你的话，落得这个悲惨的境地。”
1943年9月9日下午5时，作恶多端的李士群终于自食其果，丧身在日本主子的毒药之下。
五 货币战
抗战时期，敌伪我多方除了炮火硝烟中的军事斗争外，你来我往的间谍战，还在金融、贸易与交通等领域开展了尖锐、复杂而特殊的无声战斗，其中最激烈的要算是“货币战”，而这种“货币战”也与戴笠的地下贸易密切相关。
这场国共与日伪四方的“货币战”是由日本侵略者挑起的。
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自“九一八”事变后即开始，他们在我国华北利用不法商人、汉奸抢购国币，换取铜圆、银元，私运出境，购买中国物资及制造军火。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密令日本特务机关研究对中国开展货币战的方法。
1938年底，日军占领了中国的东部大片地区，随着占领区的扩大，战线延长，其自身的能源、兵力有限，战略进攻被迫中止，转而实行稳固占领区的方针。为了取得在占领区的金融垄断，日本特务机关受命大量伪造法币，输往抗战后方，在扰乱中国金融打击法币信誉的同时，抢购后方物资，支持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参谋本部陆军少佐山本宪藏具体负责伪造法币的行动，他网罗造币专家、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社长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社长井上源之承等人，开展伪造中国法币的试验，开始时用于在国际市场购买军用物资，后来发展到利用他们在华的特务机构“松”、“梅”、“兰”、“竹”各机关和开设的各种贸易公司将真假法币混合使用，鱼目混珠，悄悄进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抢购军用民用物资，因此对中国造成了又一种新的威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日本特务机关俘获中国制币厂，获得了印钞机器及材料。中方在九龙中华书局内存放的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一批法币新钞及印钞机也落入敌手，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派专人研究了从香港获得的法币半成品及印制标准，改进了他们的伪造技术。1942年，日本还购得了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一艘美国商船上查获的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制的法币半成品10亿多元，加速了他们伪造中国货币的步伐。据统计，抗战期间，日伪共伪造法币总额达40亿元，品种有数十种。这些伪币混入市场使用，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加剧了中国抗战经济的压力，起到了特殊的破坏作用。
面对日伪在经济领域内的新式进攻，抗战阵营中国共两党在其所辖地区都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布了多种文告，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御和 抵抗。
国民政府连续在浙江、安徽、桂林、全州等地破获了贩卖假法币案件多起，引起了最高当局对反假币问题的关注。蒋介石命令戴笠军统局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戴笠当时结合他对沦陷区贸易的需要，采取了“以假对假”的办法，以敌人之道，还治敌人之身。他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地大量制造日伪钞票，为此还从美国购进特殊纸张和先进的印钞设备，又从中国银行造币厂请来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悉心研制，使所印制的日本军用票和汪伪“中储券”可以以假乱真。为了保密，那些临时调去印制伪钞的员工，一旦进入，便失去人身自由，只在生活待遇上给予特殊的优待。印制伪钞的地方绝对不准特务知晓，因此知道这一件事的军统人员寥寥无几。
除了研制仿真外，戴笠还通过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的秘密关系，取得了日伪银行的最新钞票版样，直接送到重庆付印，据统计，军统局所伪造的日伪货币成品总数超过15000箱。这些伪钞被悄悄运往江西上饶，再从这里辗转运往沦陷区各地，进入市场流通，很快地换成黄金、布匹、面纱等日用品流入大后方。这些假钞极大地扰乱了日占区的金融市场，并给戴笠军统局对沦陷区的贸易提供了无本的买卖之资，甚至一度引起日伪的恐慌。
1943年，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宣布：“近日发现大量10元假票的储备券在市场上流通，本行不予承认，现金交易中也予拒收。”他们宣布假币正面纹样、颜色及质地与中储券基本相同，只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字稍有一点偏斜。这些制作精良的假币，投入沦陷区市场后，扰乱了敌方的金融，令敌伪大伤脑筋。军统局此举即打击了日伪货币的信用，并用以抢购沦陷区物资，通过地下贸易的渠道运回后方，补充抗战的财力物力。而戴笠与军统局也因这些“无本生意”而发了大财。
在中共政权方面，1942年2月，中共华中根据地总结并推广了“用落后的办法防敌人伪造抗币”的办法，就是用自造土纸来印刷“抗币”，并在土纸中掺入带颜色的纤维或土水印，并在印好的钞票上加盖登记号码。这样一来，敌伪在制造假“抗币”时，首先就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仿造土纸，增加了困难。同时又因为土纸币不能长期使用，一股的流通使用期只有半年。一旦破损，民众就自动要求兑换新票，旧票很快被收回。再印新币时，只要将旧币版颜色变换一下，新上市的“抗币”就变成另一种样式了。敌伪伪造“抗币”从开工到上市起码要半年余，半年以后新“抗币”又变了颜色，假币一进入市场，就被人识破，立马变成废币。所以日伪用这一套来破坏中共抗战根据地的财政，其收效之微是可以想见的。
总的来看，日伪挑起的这场“货币战”最后结果是互有胜负，比较之下重庆军统局的反击因得到汪伪内部“内线”的配合而更显成绩。至于后来，国民党特务组织又把这一套“货币战”的手段用来对付中共，因物是人非的原因而不再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