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行是冤家”——军统、中统之斗
1938年秋，在陈立夫等的建议下，******借抗战之机，大力扩充他的特务组织，形成了国民党特工组织中统局与军统局“双雄并立”的格局。这在给他的独裁统治带来最大服务“效益”的同时，也种下了两大组织争斗的祸根。这种争斗，基本上都是在效力于******前提下的争功邀宠，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争夺。到抗战后期，“两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最后导致了中统“掌门”徐恩曾的下台，并引发了******改造特务机构的决断，在客观上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后果。
军统和中统本来按规定各有工作范围。军统面向军事、警察、保安部门，中统多在党政、经济、文化部门。宪兵和海军本是戴笠欲染指的对象，但徐恩曾也想渗透进去。30年代，他借兼任宪兵司令部政治督察之机，掌握了司令部的警务处和军法处、看守所，并把这两个处的主要干部都吸收进中统组织，专门操办政治案件，以获取情报。戴笠的军统掌管军事领域后，中统本应把宪兵部门让于军统，但徐恩曾却抓住不放，一直到1949年退台前夕，中统系统都还在与宪兵部门合作。至于海军方面，虽然在抗战后期已被戴笠视为掌中之物，但徐恩曾却利用海军司令桂永清与戴笠的矛盾，成功地在海军司令部成立了中统调查室，掌握了海军情报系统，使戴无法插手现有的海军，不得不寄希望于依靠美国人来重建新的海军。
在对付反蒋的各类势力方面，中统与军统都是通过各种特务手段来获取情报和进行破坏、逮捕、绑架、暗杀等活动，极易在工作中为邀功夺利而产生冲突。如双方同时或先后发现了同一目标，一方想放长线钓大鱼，并不急于收网，而另一方唯恐花落别家，便抢先下手，抓人报功，在客观上破坏了整个行动，结果造成两方的激烈纠纷；在对待顾顺章、张国焘等“有价值”的****叛徒时，“两统”也互相挖墙脚，都欲将他们控制在手中为己所用，而不要为对方增光；更有甚者是双方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不惜撕破脸皮大打出手，甚至公然杀害对方人员，还互相收集对方头面人物的“黑材料”，向******告发，欲置对手于死地，结果闹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中统与军统基本工作内容的相同与工作范围的重合，在客观上造成了其产生矛盾和争斗的根源，而两大组织负责人徐恩曾与戴笠脾气极不相同，是他们矛盾发展的另一原由。徐表面比较儒雅内敛，戴笠则为人霸道，趾高气扬，但两人又都有决不相让的习惯和压倒对方的共性。中统和军统在二人领导下，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事层出不穷，最后直至闹得互相残杀对方人员，势同水火。特别是在徐恩曾被集中攻击告发而下台的过程中，戴笠的军统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徐恩曾与戴笠之间并非一贯交恶，他们也一度合作过。在戴笠的特务组织初创阶段，徐恩曾的“特工总部”曾给予其技术上的支援；1935年他们又在陈立夫任局长的包括徐恩曾“特工总部”和戴笠“特务处”在内的第一个“军统局”内合作过。即使在“两统”分立后的1940年，双方也还曾合组过“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察大队”；1942年还在重庆望龙门成立过“两统”情报交换处；1946年又联合组成各省市党政军联席会议；但这种合作更多是在形式上的，并不能掩盖徐对戴这个“后起之秀”的不服、嫉妒和戴对徐蔑视、敌对的真相。
徐恩曾与戴笠的矛盾是随着他们的合作开始而逐步产生的。
1932年4月1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成立，初创时期缺少电讯系统可用，戴就找徐恩曾帮忙，计划在各地建立电台网。徐答应本系统的电台可以为他所用，达成了协议。中统用香港、北平、天津、杭州、济南、南昌、汉口等地的分台，为特务处收发电报。这本来是一件合作的事，竟因一点矛盾，演化成为两大组织交恶的开端。
徐恩曾将所部香港分台台长项濂，调回南京香铺营中统特务总台任报务员。项濂与戴笠是浙江大同乡（项是温州人，戴是江山人），又是黄埔六期的同学，因为香铺营离鸡鹅巷很近，项就常至戴处叙旧。那时项濂每月的薪金仅三四十元，戴笠许诺每月给他70元，拉他为特务处工作。相比之下，这是很高的报酬，因为戴笠当时的薪金也不高，每月不足100元，项濂当然为之心动。于是项濂开始偷取中统特务总台的来往电报给戴笠，继而又拉拢中统的电讯特务到军统工作。这些事很快就为中统特务总台的人员发觉，向徐恩曾密报，徐恩曾得知后非常气愤，下决心要制裁项濂，他派行动员行刺项濂，但没有成功，之后项濂就公开投入了军统，这便是徐、戴二人矛盾之始。
第二件使戴笠与徐恩曾翻脸的事是争夺****叛徒顾顺章。1931年春，中组部调查科驻汉特派员蔡孟坚，在汉口逮捕了****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当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时，陈立夫和徐恩曾亲自驾艇从轮船上把顾顺章接下来，经过他们的威胁利诱，顾顺章叛变****。当时徐恩曾私人秘书钱壮飞，紧急向****中央报警，使顾顺章供出的上海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大部分领导都安全转移，但中统也捕到了不少人，如****中央宣传部部长罗绮园、江苏********王云程等。顾顺章在上海为中统“立功”后，又到各地监狱和反省院搜查囚犯，结果使****领袖之一恽代英的身份暴露，被国民党杀害。顾顺章还奉命举办了特工人员训练班，训练了各地中统特务骨干数百人，他写了《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等书，为国民党的特务工作献计献策，深得陈立夫和徐恩曾的宠信。顾因此成为特工总部手上破坏革命组织的一张“王牌”。戴笠的特务处也很垂涎顾顺章，邀他前去讲授对付****的办法，并加以拉拢。1934年，陈立夫派顾顺章到日本去考察特工，但顾返国后就被戴笠收买，答应跳槽到特务处工作。这便引起了陈立夫和徐恩曾的震怒，决心要除掉顾顺章。次年4月，徐恩曾派干将顾建中将顾顺章暗杀于南京。杀顾后，徐恩曾为了掩人耳目，故意散布消息，说顾是因为组织新共产党而被纪律制裁的。
经过这两件事，“两统”的关系进入了互相斗争的阶段。
使“两统”矛盾白热化的事，发生在1939年。中统局第三组组长庐斌，在山东活动期间，与军统局驻鲁专员厉文礼发生矛盾，竟被厉枪杀。这场风波虽被处理，但由于牵涉到了人命，双方从此结下了梁子。
1941年2月间，戴笠最喜爱的军统行动和暗杀专家赵理君在河南任军委会战时华北督导团专员时，又与中统河南省调查室主任韦孝儒，因抢夺地方缉私权发生矛盾，赵倚仗他在军统的势力，一怒之下竟派人将其绑架，把韦孝儒及其随行八人一起活埋在一口枯井下面。徐恩曾闻讯大怒，命令中统搜集事证，向******报告。******看无法收场，就转令戴笠调查处理。结果军统方面无可抵赖，戴笠只好忍痛把赵理君逮捕枪毙于西安。此事使戴笠与徐的关系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戴笠与徐恩曾的矛盾还表现在对警察系统的争斗上。警察系统素来是戴笠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争夺最激烈的部门，徐恩曾虽无法在警察方面有所作为，但他却暗中支持李士珍。在1943年至1944年间，戴笠草拟了一个建警计划，欲在行政院下设一个警察总监部，把全国警察统一在国民党的中央指挥之下，由他来掌握。徐恩曾知道后，一面支持李士珍另搞一个十年建警计划，一面向陈果夫、陈立夫汇报，让二陈从中作梗。******本来已准备批准戴笠的建警计划，有意让戴当全国警察总监。当他将方案交给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第三处主任陈果夫研究时，二陈却认为警察的指挥权一直在省市县地方政府，一旦划归中央，则地方维持治安可虞；同时以军统的人任警察总监，多有不宜，不仅将在国内招致议论，且英美盟邦亦可能产生非议，贻人口实。******闻此思想动摇，再加上此时他对戴笠扩充势力已有担心，戴笠的计划便未能实现。
徐恩曾一贯好色贪财，他在吴兴老家本来有一个老婆，30年代在南京霸占了一个东北籍女学生，1931年，他又迷上了一个向中统自首的****女叛徒费侠，把她安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民训委员会任干事，并与之姘居。抗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两人的关系公开化，这引起了国民党内许多人士的指责。陈立夫也指责他不该贪恋女色。但徐恩曾并未理会。到重庆后，徐恩曾把东北籍老婆安置在铜梁县西温泉汤山，费侠则安置在国府路。费侠利用徐的权力从事投机倒把敛财，给他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1943年间，财政部有一大卡车中国银行刚刚印好的新钞票，从湖北运到重庆，途经沙市的乡间，突遇空袭警报，又闻谣传日军顷刻即至，押车人员和司机便弃车而逃。财政部闻报后，饬知中国银行将钞票号码注销。殊不知这车钞票落在湖北中统调统室手里，因为数量庞大，当地特务不敢独吞，乃报告中统局，希望能得一笔奖金。徐恩曾接报后，想吞食这笔巨额横财，派了一名中统特务，持中统局书面证明前往押返重庆，当押运至川鄂交界的封锁线三斗坪时，被军统交通检查所查获。戴笠当即向******告发。正处于财政窘境的******，起初认为是徐恩曾私印伪钞，一怒之下曾准备把徐枪决。后来经中国银行验证，不是伪造而是注销报废的钞票，徐恩曾又推说事前不知道，暗中令押运的小特务招认是贪财起意，途中拾得。结果是军法总监部把那个押车小特务，以捣乱战时金融的罪名判处死刑了事，当了徐恩曾的替死鬼。但此事使******对徐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4年，徐恩曾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几部大卡车做走私生意，从中印公路运回一批走私西药，当运至四川广元时，又被军统查获。由于用的是中央党部的大卡车，戴笠明知是徐恩曾所为，但怕******认为他有陷害之嫌，就去找与徐恩曾水火不容的朱家骅向******密告，前后两事联在一起，蒋“龙颜大怒”，于是在第二年春，******亲自下令撤去徐恩曾的本兼各职，永不叙用。就这样，1945年1月，徐恩曾结束了主持中统的生涯。徐恩曾被撤去本兼各职后，只剩下一个工程师学会总干事的职务。
戴笠与徐恩曾的斗法至此以徐的下台而结束，军统与中统的矛盾斗争也成了一段历史。1947年时徐由中国工程师学会选为“国大代表”，上海解放时逃香港。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戴笠的一段讲话来结束此节：“我们除不允许生活腐化之外，更不允许同志们与人家随便冲突。这是十多年来我们的一贯作风。同志每次与人家冲突，我总是严惩自己的同志，轻责他人。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目前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兼善天下’，所以顶要紧的是健全本身。”戴笠的言行是否一致，由此可见。
二 戴笠与国民党内各方关系
（一）戴笠与党国要员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一般的国家情报机构有一根本的不同点，这就是他们是一个政党的党属情报组织，更确切地说在本质上他是为******政治集团服务的特务组织。其工作性质及其作为决定了戴笠与他的军统局除了在社会上名声不佳外，在国民党内也是不受大多数人欢迎的对象。提起戴笠和军统局，人人多存恐惧，唯恐躲避不及，即使是一般得宠于******的派系，亦多对戴笠敬而远之，生怕惹上麻烦。当然，其中也有与戴关系密切沆瀣一气者，以及自恃权势对其不买账者。而戴笠本人，虽然个性张狂，但他平时也很注意与党内各派系大佬，特别是******的亲密左右搞好关系，以为自己和军统局铺垫前程创造方便。但在对付党内政敌方面，戴笠是毫不留情的。
戴笠首先要搞好关系的对象就是******的家人与亲戚。其中如对蒋的夫人宋美龄，戴笠便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来大加笼络，以便获得蒋的“枕边风”的支持，更求得到她多方面的庇护。1928年6月，第12军军长、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获得了大量的珍宝。在国内舆论大哗的强烈压力下，南京政府下令调查捕捉罪犯。据说孙殿英为了逃脱法办，把盗来珍宝中最好的部分，通过戴笠送给国民党高层。在他与中统徐恩曾的争斗中，有若干告徐的密报，就是通过宋美龄的渠道送给******的。因蒋宋的关系，戴笠对宋庆龄也是不敢多加冒犯的。30年代初，宋庆龄在上海公开坚持孙中山的路线，反对******的政策，同情中国共产党。******对这位“国母”大姨子仇恨至极而又不敢公然加害。戴笠奉命对宋庆龄严加监视，并邮寄子弹等加以恐吓。但戴笠对宋庆龄的企图引起了宋美龄的警惕，她严厉警告戴笠不许对其姐下手，否则唯他是问，戴笠这才不敢造次。这件事说明了戴笠对宋美龄的敬畏，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符合******的意图，他也不敢去做了。
在与******的亲戚关系方面，戴笠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关系有所不同。孔宋二人，身为蒋的连襟与妻舅，又前后执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涉足外交，是各方都欲巴结的对象，戴笠与军统自然不能免俗。宋子文早年为******理财，本来对戴笠并无好感，但1931年7月他到上海时，在车站被反蒋的王亚樵刺杀，秘书因此身亡，戴笠及时为他提供了保护，从此改善了两人的关系。宋对军统比较友善，曾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后来宋子文因内战经费事与蒋产生了冲突，被免职远走海外。在宋子文居美期间，戴笠与其保持了比较频繁的通信联络，戴笠向宋提供他所关心的各种情报，同时托宋运用其关系为军统局在美国军政界运作办事。在这些来往电文中，戴笠为宋子文回国出掌外交或财政大权出谋献策。如在1942年元旦的去电中，戴笠向宋报告了******视察外交部和人事变动的情况，并提议军统与外交部合办训练班，广招大学生，以培养外交人才，暴露出军统插手外交的野心。在这个月的戴宋通电中，戴笠还向宋报告了张学良做盲肠手术的情况、后方各大学“倒孔运动”的发展等宋子文关心事宜。8月间的来电中，戴笠又报告了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共投蒋情况、******视察西北、外交部所办训练班进展等，并托宋在美为军统代购无线电台、手枪及别克车。9月电文中，戴又谈到军统对美合作的“顺利进行”，以及他对美方海军代表梅乐斯中校“其人颇热诚”的良好印象；他还讲了梅乐斯在印度遇刺受伤情形，请求宋子文对美交涉，将对华情报工作统交由梅乐斯“统一指挥”，与他合作进行，要求美方充分供给无线电器材、手枪、轻机关枪、特种手榴弹等，并派爆破、技术人员运华支援军统工作；戴笠还报告说他的对英情报合作已停止，“英方无诚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当之供给，特务又不能公开教授，且在我国内各战区借合作名义自由活动，搜集情报，实违反合作协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进行”。戴笠提醒宋子文说英国特工负责人约瑟克“现在华府有所活动，此人鄙视我国与我绝无好感，乞公注意”。
戴笠还指示军统人员、驻美大使馆武官萧勃对中美情报合作等事宜“应时时请示宋部长多予指示”，最后连戴笠与美方签订的合作协议都是由宋子文代为签字的。这些事实都说明当时戴宋关系之密切。
戴笠与孔祥熙的关系则没有这么顺当。孔祥熙接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戴笠及其军统采取比较疏远和抑制的方针。特别是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军统局曾在侦破孔祥熙宠信的“爱将”、中信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受贿案中，大大地得罪了“孔财神”，被孔走了亲戚后门，告到宋美龄处，使他吃了大亏。因此，戴笠与孔结下了怨恨，但他拿这位“皇亲”也无可奈何。后来，孔祥熙在与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商人奥迪南（Audient）共做一笔经云南运河内的烟土生意时，为防止云南王龙云截获，找军统帮忙，戴笠为他负责了运输和交货，双方关系始有所改善。
1942年宋子文自美归国，“戴氏时正为某权要（指孔）所扼”，因过去受过戴笠的“破案”之恩，宋子文对戴与军统自然不同。后来，宋子文在香港私产广东银行的经理邓惟仁，于香港沦陷后被日本人捉去，迫使他回重庆充当“和平使者”，军统人员知晓后，于宋的公馆内将邓逮捕。戴笠想卖人情给宋，极力化大事为小，而孔祥熙插手，将邓移交军法部门处死。宋子文一开始对此极为不满。后来搞清楚原来是广东银行内部人员向孔告的密，这才与戴笠释嫌。
戴笠对于******左右的亲信，一贯持拉拢态度，竭力巴结以求左右逢源，但也有“走眼”和被“忽悠”的时候。如抗战时期，******的“文胆”、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副官，一次手持戴的名片找到兼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沈醉，说戴的客厅中的一个古玩瓷瓶被人偷去了，要沈快速破案。沈醉唯恐得罪戴季陶，立即派了干员去调查，结论是内部作案或副官自己捣鬼。这种案子是说不清的，沈醉与手下商量最后决定给了副官一笔钱，不了了之。后来，沈醉奉戴笠之命去戴季陶府上请他题字，为套近乎，他在戴面前提起古瓷瓶案，想讨好一下，但戴季陶指着桌上说：这个瓶子一直放在这里，从来没有丢过呀。即找副官来问，副官支吾其词说早上不见过，中午又有了。这下，沈醉才知道可能被人“忽悠”了。但无论如何，戴笠及其军统局对******身边的人是不敢轻易得罪的。
在戴笠与国民党各方的关系中，最难处理的就要算他与“CC派”首领同时又是中统特务机构的创立者陈立夫的关系了。俗语云：同行是冤家。共同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戴笠与陈立夫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因此他们不可能走向友好。但在两方面的关系上，陈立夫以柔克刚，而戴笠则态度强硬。
当戴笠以向******告发黄埔同学中的共产党员而起家时，陈立夫已是******集团中的干将，后来又控制了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在党内形成了“CC派”政治派系。戴笠的“密查组”、“特务处”成立后，因未正名，只能纳入陈立夫主管的国民党系统特务组织之下，但他一直在******的庇护下独立工作，并不听从陈立夫的指挥，因此两人一直是貌合神离。中统与军统两个特务组织，从其雏形时代开始就互相争斗，戴陈关系也相应紧张。
戴笠的组织越来越大，手下干将也越来越多，但因特务工作的特性，这些军统骨干，很少具有相应学历与资历，依法而论，他们都无法获得将官军衔。陈立夫以组织系统的主管的权势，对戴笠尚且长期贬压为一少将，其手下想通过铨叙审核而得少将以上军衔，简直难上加难。但戴笠却有办法另辟途经，他每每亲自给******写报告，得蒋的特批任命了许多中将级特务。1941年时，少将戴笠手下就有15位中将级特务在为他效力，少将更多，只是戴笠同乡江山籍的军统少将就有14位。其中除周伟龙、王蒲臣、连谋三人外，都没得到陈立夫的认可。于是，军统局就自制纯金梅花的将军服，自封自佩，陈立夫拿他也无奈何。
随着戴笠军统势力的恶性膨胀，渗透到军事、交通、物资、缉私等各方面，权力之大，今非昔比，陈立夫为自己利益计，也想与他缓和关系，为此他做了努力。抗战中，陈立夫曾有一次派手下左曙天到军统局重庆枣子岚垭的“漱庐”机关，找到与他交好的军统大将王蒲臣，要一份军统局科长以上官员名单，说陈立夫代表中统，要大请客，搞一次中统与军统的联欢会。王蒲臣赶紧报告给戴笠，但几次催办都无结果。最后，戴笠找来为王蒲臣送报告的王绍谦秘书，大骂一顿，说：“他陈立夫要请客，跟我姓戴的有什么相干？我没有批就是不同意嘛！他陈立夫企图掌握我们高中级人员名单，竟然耍了这样的花招，我们是不会上当的。你告诉王蒲臣，让他转告左曙天：在抗战期间，我们双方的人员，要尽量避免接触。”
陈立夫的一番热心，就这样被满怀防备敌意的戴笠拒绝了。
由是观之，戴笠对陈立夫的成见和防范是多么深。但陈立夫还算不记前怨，戴笠死后他送了挽联，两年后，他还为戴母送了贺寿礼。
虽然戴笠在国民党内呼风唤雨，又拉又打，但是仍然免不了“树大招风”。除了中统局一帮人对他们不买账，时常斗法外，一些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依仗自己的历史，对戴笠及其部下的飞扬跋扈从不满到斗争，甚至刀兵相见。陈仪与军统的恶斗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陈仪，字公洽，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国民党内资格很老。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曾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一直很器重陈仪，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失败后，陈仪被委为福建省主席，受命尽快稳定地方。而陈也因其资历，在国民党内常摆老资格，不把戴笠之类人物放在眼中。
当时军统局闽北站站长张超，深受戴笠的器重，也是军统要人毛人凤的密友。张超是福建长泰县人，长得身材高大，他的公开职务是福建省保安处谍报组组长，后来升为福建站副站长，成为军统局重要干部。陈仪任福建省主席后，张超自恃戴笠的权势，从不把这位主席放在眼里，还暗中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自成体系。对陈仪和省当局的工作，他不仅不予配合，而且时常捣乱。
抗战开始后，陈仪公开要求“地方官吏应与地方共存亡，弃土不守者，不论是谁，格杀勿论！”。这个声明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但金门县县长邝汉公然抗命，日军尚未登陆，邝汉便率先逃跑。为了严明法纪，陈仪下令将邝汉逮捕，公开枪决示众。枪决前，有人提醒陈仪说：邝汉是戴笠系统的人，按惯例，军统局的人只能由他们自己处理，其他任何机关都不能逮捕，更不宜公开枪决示众。此事是否先征求一下戴笠的意见？陈仪听了正色回答：“弃土不守是滔天大罪，本主席自有处分之权，何需同戴笠商量？此事毋庸再议，枪决马上实行！”邝汉被正法以后，张超对陈仪更加不满，他指使《福州日报》主编闵佛九，撰写发表了《邝案鸣冤》一文，诡称邝汉被杀系因“浙人主闽，杀人立威”所致，把矛头直指浙江籍的陈仪。陈仪看后，严令调查幕后指挥者。此后陈仪与福建的军统势力关系越来越僵。
为了对陈仪实行报复，张超指使手下特务，将陈仪的心腹、政和县县长谢荫波暗害，此举激起了陈仪的愤怒。军统福建站站长严灵峰见张超已无法继续在福建省立足，便将情况报告给戴笠。戴笠为避免矛盾扩大，下令张超办理交接手续，立即离闽赴沪，出任上海敌占区行动队长。张超接令后，认为自己反正要走，可以在临走前大闹一场，给陈仪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他指使特务到处张贴传单，揭发陈仪有“十大罪状”，特别是其中有一条说陈仪的妻子古月芬是日本人，陈仪与日本勾搭，有汉奸之嫌，号召福建人民行动起来，驱逐陈仪，实行“闽人治闽”。陈仪实在无法继续忍受，便下令福建省保安处处长兼福州警察局局长李进德将张超逮捕。为避免戴笠闻讯后走上层路线营救他，便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报请******同意后，随即将张予以枪决。
张超被处决前，严灵峰料到陈仪决不会轻饶张超，连忙化名金筠，向戴笠发出十万火急的密电，请求戴笠营救。当时，军统局机关已从南京迁到汉口法租界巴黎街85号。戴笠看到电报，连忙提笔给******写呈文，恳请校长电令陈仪将张超押解到武汉处置。戴将呈文带在身边，亲自到武昌珞珈山******官邸晋见。蒋看罢呈文，便下令陈仪刀下留人，把张超押解武汉。不料，电令发出时，张超已被陈仪处死。
戴笠、毛人凤听到张超死讯，大怒失色，无地自容，从此发誓要进行报复。他们密商准备把杀死张超的责任，全部压在李进德头上，要******同意惩办李进德，给陈仪一次打击。戴笠又一次出马，请求******电令陈仪用专机把李进德押解武汉，交军统局审问惩处，并做了相应的布置，派人等在机场，准备一俟李进德走下飞机，即予扣押。
谁知陈仪更为老谋深算，他对蒋的命令自然不得不执行，但他考虑到与戴笠斗法，首先要保护好李进德的安全，这样才不至于被动。于是，陈仪在押送李进德的专机起飞前，亲自打电话给国民党元老何应钦和张群，请何应钦准时派专车到飞机场，把李进德送到张群官邸，再请张群带李进德去见******，让李进德把张超在福建反陈仪，鼓吹“闽人治闽”的罪证，向蒋和盘托出，以争取主动。
就这样，李进德下了飞机后直接走进了何应钦派来的专车，特务们眼看着李乘上专车得意而去，只得回去据实向戴笠报告。李进德随张群进入******官邸后，向他作了汇报，并把张超在福建发展地方势力、开展反陈仪活动的标语、传单等罪证摆在蒋的面前。******当然不能允许再搞地方实力主义，他了解情况后，立即把戴笠叫来痛斥了一番。
戴笠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民国27年8月18日，因为我们福建站的副站长张超同志，无辜被陈仪杀害，上午12点钟的时候，我在武汉见蒋校长，我跪在领袖面前痛哭，要领袖给我们的同志作主，领袖当时不便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领袖骂我下贱，没有人格。我说：“报告校长，这个我不承认，如果今天我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跪在这里，或者是因为工作失败，为敌人所屈服，那就是下贱没有人格。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辜被人家杀害了，我不为他诉冤，谁来为他诉冤？而今天你不替我作主，反说我下贱，没有人格，这个我不承认。”后来我写了报告辞职。8月19日，领袖把我找去，对我说：“你不能这样要挟革命领袖，一个担当革命工作的人，是不准随便辞职的，而且我叫你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打算叫谁来接替你！”我当天很感动，题写了“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十二个大字。我们的一切，都以这十二个字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须知，人的原动力是精神，“才”只是技术而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神是主体，技术只是附庸。
为安抚军统方面，蒋也下令撤销了李进德的职务，同时命令关于张超之事，以后不许再提。他还要戴笠教育部下，今后要处理好同各地方长官的关系。
事情到此，总算暂时平息。军统在此事中虽然和陈仪打成了一个平手，却并不心甘。戴在军统内部召开追悼大会，祭奠张超，并发誓要搞垮陈仪，替张超报仇。无奈直到抗战胜利后戴笠飞机失事身亡，他也没找到报复陈仪的机会。
（二）戴笠与军界将领
戴笠结交的蒋系亲信武将还有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人，他们与戴的关系都十分密切。
对于陈诚与戴笠的关系，在国民党内素有“两雄不并立”之说。陈诚得宠于******，拥兵自重，傲藐于世；而戴笠亦恃蒋之威，以气自豪。两人难免发生争斗。特别是抗战以后，戴笠大力发展军统武装，在敌后拥有数万忠义救国军，包揽战地情报工作，陈诚对此极为不满：“军政部将取消若干游杂部队，如忠义军之类，某战区情报单位，将取代军统局。”戴笠闻此，认为他二人如果火并，将两败俱伤，于是决定主动向陈诚示好。1943年底他致电驻美武官萧勃说：“辞修（陈诚）先生为现任高级将领中不要钱肯苦干者，吾人自应多多接近，余对辞修先生素甚钦仰，弟可与伯羽先生言也。”他想通过陈诚亲戚谭伯羽的关系，化解矛盾。这种“曲线拍马”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陈戴二人得以维持了和平相处的关系。戴笠死后，陈诚也不无叹息地说：“到现在，我才知道戴雨农，确有笼罩全局的本领。”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则更是非同一般。戴胡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和合作历史，两人在工作上、私生活上都能打成一片。两人见面，就像有说不完的话。有时两人在一起像发神经病一样，谈到三更半夜了，他送胡宗南回去，两人又谈一阵，胡又送他回来，这样一来，两人往往通宵不眠。
早在戴笠还在杭州打流的时候起，他就结识了胡宗南，后来在黄埔军校，他们又在“孙文主义学会”共事。胡宗南不仅为戴笠搜集情报提供帮助，还向******推荐由戴笠主持特务处工作，为戴提供过许多的物质资助，戴笠对他十分感激，曾经说过：琴斋是有恩于我的。后来他们在抗日与反共作战中也曾有许许多多的合作经历，互相帮助，戴笠对有关胡的情报一概亲自过问，隐恶扬善，并在******面前互为对方捧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胡宗南力促戴笠前往西安“保驾”，让戴笠立下功劳。戴笠说：“双十二事变，我敢于飞入虎穴，下定决心，关键在于宗南的来电。”胡宗南也说：“如果没有我那通坚决主张的电报去，雨农是顾虑重重，押不中这一宝的。”
胡宗南与家乡的结发妻子分手后长期独居，直到1937年，戴笠把自己的情人军统女将叶霞娣介绍给他，胡很为满意。戴笠死后，胡宗南深感悲痛，送的挽联写道：“安乐与共，患难与共”，后来决定与叶正式结婚，作为对戴的纪念。据说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死去后下葬时还穿着戴笠送给他的已经千疮百孔的毛衣。
但是，戴胡之前也有互相防范的一面，胡宗南也在自己的第一战区设有情报组织司令长官部第二处，并命令该处人员不许加入军统；而戴笠也曾指使叶霞娣监视胡宗南。在叶去美留学期间，他还要看胡与她的通信，叶曾加以拒绝，于是戴笠便断了她的资助并不许她回国，可当叶回来并与胡宗南会合后，戴笠立即又对她转为笑脸。这说明戴笠为人狡诈虚伪的一面。
对******的另一位宠将汤恩伯，戴笠则是在共同的反共行动中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汤恩伯盘踞中原，控制后方与沦陷区的交通要道，并直接担负对付****的任务。戴笠与他合作，对延安进行特务活动，企图通过派进去与拉出来的手法对****进行分化瓦解。另外，戴笠主管缉私与战时货运，他与日伪间的货物来往运输车队也得到了汤的武装保护。1942年汤恩伯策反了八路军驻洛阳的办事处长，抓捕了80多名****与民主人士，并移交给军统，戴笠据此扩大对****地下组织的破坏，受到******的嘉奖。在策反汪伪军将领方面，他二人也有合作，如先后收买过汪伪军政部长鲍文樾、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伪新五军长孙殿英等。所以戴笠曾说：“汤长官与我配合得很妙。”据说，1943年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在洛阳有过一次秘密的会见，三人结下了政治联盟，胡宗南为此写过一首《盟誓诗》，发誓要“危舟此时共扶持”。三人关系可见一斑。
除了与******的亲信将领，戴笠还因某一时的特殊需要，与孙殿英、周佛海等不同类型的军政实力人物结拜过盟兄弟关系。他的手段足以使这些人对他感激涕零，但在实际上，戴笠并不会器重他的这些“兄弟”，不过是一时利用而已。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与华北宋哲元争夺地方军将领，戴笠在武汉密见“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两人结拜。戴笠向孙夸下海口，从此******可做他的靠山，孙殿英感激得倒地而拜，口称：“这回雨农兄引我见到了新爹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而戴笠却对他派去孙部做监视工作的文强说：“孙殿英善变多诈……派你去担任这项艰巨的任务，我才放心。”
在协助******对付政敌方面，戴笠与军统也是煞费苦心地做了许多暗地里的工作，其中就包括他们处理与各方关系的种种努力。1932年秋，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与******因“训政时期约法”问题产生政治分歧，公开闹翻，胡汉民避居上海转赴广东。戴笠暗中在沪为其准备了寓所，还派人沿途暗中保护监视。戴笠声称是怕有人暗中加害于胡而“增加政府困难”，他“身为干部，当为领袖分劳，亦当为之分忧”。当然，戴笠此举也是为了日后蒋胡一旦和解为蒋留下退路。如此的用心，自然深得******的赞许。但胡汉民对戴笠的组织乃至******的所有特务机关都不买账，且公开批评******重用特务，斥之为法西斯化的产物。
（三）戴笠与地方派系
如果说对于******集团内的大员们戴笠还是以拉拢为主的话，那么，他和军统对于与蒋惯存异心的各地方派系首领与军阀们则时常免不了斗争与软抗，其态度仍然以******的利益为准绳。
在与晋系阎锡山的关系方面，阎锡山把持山西地盘，一贯严禁南京政府的党政军特组织进入。戴笠告知特务处的部下，在晋活动要极其小心，“力求精简严密”，避免与阎锡山势力接触，“以免误会”。但阎锡山仍然对戴的部下毫不客气，先有军统冀察绥区李果谌所组织的游击武装被阎解散，后发展到军统西北区临汾组人员全部被阎的手下杨贞吉抓住活埋，只有组长李希纯一人逃脱。戴笠对此大怒，质问之下，阎锡山竟佯装不知，戴笠也无可奈何。
1944年以后，戴笠再派乔家才以晋冀豫边党政军工作总队长身份与阎锡山联络。第二年抗战胜利前夕，戴笠派张子奇赴华北陷区宣抚伪军，阎锡山对来访的张子奇说：“雨农认定日本已打不下去，是正确的。正因敌人即将崩溃，所以安抚伪军，更为重要。”抗战胜利后，戴阎二人在重庆会谈，就当时及以后许多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事后，阎锡山对人说：“我所见到的中央干部，言器局、才识，与爱国热忱，无过于戴笠者。”可谓评价高矣。戴笠死后，阎锡山破例在太原主持各界追悼会，对戴笠之死表示惋惜。
在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对戴笠的组织也拒不合作。戴笠的“中美合作所”看中其对华北战略地位，在此设立了第四训练班。傅作义要收归他有，戴笠不干，于是该班所遇困难重重。戴笠说：“这些年来，我对傅宜生帮过多次忙，想不到他对我的工作，一再破坏。”后来直到1945年3月，戴笠为布置战后反共准备，与梅乐斯同赴绥远陕坝视察第四训练班，与傅作义面谈多次，矛盾仍然未决。
此外，戴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四川军阀、西北军、东北军首领等的关系都比较紧张。这些实力派人物，虽与戴笠个人有各种的关系，如李宗仁是戴的老师辈黄埔校务委员，冯玉祥更是他的长辈人物，但他们对戴笠和军统都很讨厌，常常是斗争较量，谈不上合作与友好。他们之间是立场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不可调和的关系。
（四）戴笠与帮会黑道
除了各种权钱势力，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底层还遍布着一张巨大的帮会黑道网络。戴笠年轻时就懂得，在当时社会上单凭个人力量甚至无法在社会立足，更不用说想出人头地。于是他养成了喜爱结交朋友的习惯，很懂得走江湖的一套奥妙。他认为江湖势力，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但是不管怎样，混江湖一定要混出个自立山寨，所以在“道”上做兄弟可以，但绝对不要拜人为师，不然就如同孙悟空被套上了紧箍咒一样，即使有七十二变的本领也使不出来。戴笠说这叫不为人制，然后才能制人。
在他跟随******之后，他和帮会的关系更加复杂，除了依靠帮会的力量发展各地情报和军事力量之外，戴笠更着力于掌控和利用，如不顺意，则采取极端措施。戴笠的拜把兄弟、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在与戴笠的几经较量之下，为戴笠所杀害。而被称为“沪上闻人”的杜月笙与戴笠相交20年，与戴笠在经济、军事各方面展开了密切的合作。这不能不说是两个相当极端的例子。
王亚樵，民国历史上的江湖大侠、“暗杀大王”，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当过同盟会员，具有爱国心，讲江湖义气，相传他曾与戴笠结拜，算是戴笠的“启蒙老师”。他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不菲名声，完全是因为他的过人胆识和不屈于政治胁迫的傲骨。
1921年王亚樵在上海组织安徽同乡会，结识同在上海的戴笠。1924年，军阀卢永祥任浙江都督，拥兵10万，以王亚樵为司令，王召戴笠为别动军纵队队长。卢永祥战败后，两人各分东西。王亚樵十几年来主要活动于安徽、上海一带，自成一派地组织了一支腰间别着厉斧的安徽劳工敢死队，专门对付其他帮会和欺压工人的富商。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风趣地说，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连上海滩超级恶霸黄金荣、杜月笙一类流氓泰斗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道。
******和戴笠起初是碍于“兄弟之情”、“师徒之分”，加上也是不愿得罪这一群“要钱不要命，专干绑票、暗杀的亡命之徒”，几次想与王亚樵修好。******原计划笼络他，曾内定王为“津浦铁路护路司令”，但王亚樵目睹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中，******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进行大屠杀，对蒋、戴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形同仇敌，既不怕恐吓又不吃收买。4月18日，王亚樵在南京政府的“奠都典礼”大会上，不顾朋友劝告，大胆发表了反对******背叛革命的演说，冒颜直谏南京政府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将北伐进行到底。******得知这一消息，异常生气，密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因王十分机警而且有所准备，温剑刚的侦缉队反被王亚樵手下的人缴械，王从容而去。从此，王亚樵与******决裂，势不两立。
王亚樵回到上海，积极活动，结交各反蒋势力，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就与之合作。1930年前后，******为集中兵力“剿共”和对付西南反蒋派，需大量军费，因此欲在全国试行“米照捐”。王亚樵令其弟王述樵联络部分上海大学生，组织“安徽旅游学会”，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并邀请杨烈武、许世英等参加，推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还组织米商罢市，米船停运，一时粮价高涨，民怨沸腾。******无奈，被迫撤销“米照捐”。******后来获悉这是王亚樵一手策动的，遂命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王对此也有所察觉，去函戴笠说：“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两人从此断绝兄弟情谊，成为死对头。
1930年底，中原大战结束后，******战胜各派新军阀，正踌躇满志。但他又遇到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挑战。胡公开斥责蒋的****独裁，成为蒋的大忌。为应对胡，他先让吴稚晖出面，劝其“休养”，遭到痛斥，吴惶惶而归。戴季陶又献上一计，于是，1931年2月28日夜，蒋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国民党总部，但******递过来一封控告胡汉民的信，欲要挟之，胡当面驳斥了蒋的无端指责，蒋无言以对，拂袖而去。随后胡汉民被大兵押送到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蒋对付“党国元老”的卑鄙行径，引起舆论界的公愤，胡的亲信们以广州为大本营，掀起了又一次的反蒋浪潮。******无法下台，只好将其释放。胡汉民抵达广州后，复仇之心甚切。胡汉民和王亚樵曾共事在孙中山手下，胡听说王在上海有一股势力，便亲去见王，誉王为“江淮大侠”，王亦感恩知己，愿为效力，设法谋刺******。
王亚樵承诺胡汉民之后，先后在南京、庐山、上海等地设暗杀小组，寻机行动。1931年6月，南京天气炎热，为指挥“剿共”内战，******去庐山办公。王亚樵得到消息，即通知龚春蒲、肖佩伟、陈成等化装成游客尾随上山，住在庐山新旅行社内，监视蒋的行动，伺机下手。一天，陈成独自上山观赏风景，顺便摸摸情况，突然看到******的车急驰下山，陈来不及联络，急忙从怀中掏出炸弹想扔进车中，正举手之际，从车中射出一弹，正中陈成头部，陈成当场身亡。原来蒋的卫士已发现陈成的异常举动，于是抢先开枪，蒋有惊无险，坐车飞奔下山。
当龚春蒲、肖佩伟二人赶到时，见陈成已死，知事已败露，不敢迟疑，立即驾车逃走，回沪报告。蒋在庐山遇刺，惊恐万状，即令戴笠从速破案。戴笠怀疑此案为王亚樵所为，但没有证据，只好警告王亚樵：“你如有谋害我领袖意，我必杀你。”同时命令在上海的特务注意王亚樵的行动，伺机动手。
王亚樵刺蒋未成，深感对不起广东方面，他令南京小组积极活动，准备刺杀宋子文。1931年7月23日，小组侦悉宋子文当晚赴沪与财团商洽借款事宜，即电告王亚樵。王亚樵接电后连夜部署，演出了在上海火车站误杀与宋穿戴相同的宋氏秘书的一幕。刺宋案发生后，******大为震怒，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侦破，戴笠虽对王亚樵尤加注意，却未获到实据，也就不了了之。
日本侵占东北，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国民党政府不想抵抗，却一味依赖列强。国际联盟派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来中国调查。李顿到中国后，发表谈话，偏袒日本，引起国内各阶层的强烈不满，王亚樵力主“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他积极部署暗杀事宜，命令龚春蒲主持。1932年11月10日，龚等人在上海华懋饭店准备暗杀李顿，被巡捕抓获。在狱中，他们经不住酷刑，将庐山刺蒋、北站刺宋的情况全部招供。
******和戴笠闻讯后，悬赏重金缉拿王亚樵。但蒋特几次行动均遭扑空。戴笠抓不到王亚樵，就逮捕了他的弟弟王述樵。当时任全国律师公会会长的沈钧儒先生是王述樵的老师。沈先生在报上发表声明，抗议逮捕王述樵，指出：“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戴笠在全国舆论面前，自觉理亏，不好收场，又企图通过王述樵收买王亚樵，但遭到王述樵拒绝。王亚樵闻讯，反蒋意志更为坚定。
1933年秋，国内局势紧张，王亚樵再次离沪去香港。临行前，他致书戴笠，指出：“亚樵当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
王亚樵抵香港后，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各方反蒋人士合作，继续从事反蒋活动。
1935年11月1日轰动民国的刺杀汪精卫案也是王亚樵主持进行的。
为了策划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上刺杀******，王亚樵等人先在南京组织了一所“晨光通讯社”，趁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会场，把手枪放在照相机内混过了检查。但照相时******恰巧没有参加，孙凤鸣当即决定刺杀仅次于******的汪精卫。因为孙放在照相机内的是一只三号小左轮枪，洞穿力不大，所以只把汪精卫击伤而未毙命。刺客当场被张学良、张继等抱住摔倒在地，并被汪精卫和******的卫士开枪重伤。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抓住******吵闹，她认为一定是******派人刺汪，所以自己不出来照相。******蒙受冤枉之后，便将戴笠大加训斥，限期要他破案以洗清自己的嫌疑。
戴连夜进行排查，他给垂死的孙凤鸣连续注射强心剂亲自审问，孙拒绝回答而亡。戴又通过孙凤鸣领取大会记者入场证的线索，将当时在中央军校工作的一个司书逮捕。戴亲自刑讯后，又在上海四川路新亚酒店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捕获。崔正瑶受刑后招供与否，说法不一，但特务们随即又在香港将有关人员余立奎、胡大海等捕获，引渡到南京归案。因这个案子内有一个是改组派的人，陈璧君和汪精卫这才相信不是******派人干的。
戴笠深知王亚樵是******的大敌，不杀了王，******不会饶他，他自己也不会安心。于是他在全国各地撒下网络，捕捉王亚樵。戴笠亲赴香港，并和英警联系，派大批特务渗透到香港各个角落。这时，军统里有个叫陈质平的特务向戴笠毛遂自荐，表示愿意打入王的帮会组织。陈加入其帮会后费尽心机，投其所好，后来王亚樵对陈质平的过分表演产生了怀疑。他深知香港不可久留，1936年2月，即偕眷属及郑抑真等秘密潜离香港，来到广西梧州，改名匡云书，在西江岸李圩子的一幢房子居住，其他人也分住梧州市。梧州是李济深的祖籍，他也闲居在此。李济深同主政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了招呼，要他们对王亚樵加以保护，并由广西省府每月拨款五百元生活费资助王。王亚樵怎肯悠闲度日，他曾三次赴南宁，面见李、白二人，建议兴兵讨蒋，但遭拒绝。
当戴笠得知王亚樵已离开香港后，气得痛骂陈质平。陈质平不甘心，继续潜伏寻找线索，终于发现王亚樵的门徒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也住在香港，她经常由香港到梧州去看王亚樵，并给他带些物品，王给她生活费。陈质平探知后，花言巧语将她拉拢过去，追踪到了王亚樵的踪迹，并说如捉到王，可得一大笔钱，余动心答应为内线。陈质平即刻回到南京，给正在两广前线平息叛乱的戴笠发报报告这一消息。戴笠也马不停蹄地赶回南京，亲自指挥这场蓄谋已久的暗杀，当晚便派出了暗杀高手王鲁翘偕同助手和陈质平一起乘专机飞梧州。根据戴笠制订的方案，他们白天潜入余婉君的住宅，由余邀王亚樵前来。次日晚，余婉君电话邀王到自己的住处说有要事相告。王亚樵毫无戒备地赴约，但他刚一踏进房门，便本能感觉出危险，瞬间跳起撞入屋内，在空中连续开枪，子弹打完人便卧倒在地，顺势拔出匕首与埋伏在里面的几个特务缠成一团。由于王亚樵反应迅速，埋伏在屋内外的特务都没有来得及开枪射击，但是王亚樵毕竟只有一个人，在搏斗中他的双眼被特务洒出的石灰迷瞎，最终因目不能视，被乱枪和乱刀击中毙命。
事隔多年后，王鲁翘依然带着欣赏的眼光评价王亚樵，称王当时的应变是正确的。他的凶猛反击在瞬间压制住了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军统特务，用匕首近身格斗使特务们怕误伤自己人而投鼠忌器，如果他留在后面接应的保镖能及时赶来，还大有翻本的可能。遗憾的是，王亚樵的保镖们还未来得及接应他们的老大，已经被军统埋伏的杀手乱枪击毙，王亚樵一代反蒋英雄，也因此命丧黄泉。
陈质平因此立功，得到戴笠的赏识，抗战后被派往军统插足的“西南运输公司”给其总经理宋子良当警卫处长，因为上司“摆平”桃色纠纷有功，胜利后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时，派他为中国驻菲律宾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开创了特务转任驻外大使的外交记录。
王亚樵死后，戴笠为了掩饰他与王的恩仇过节，做过这样的解释：
从前有一个王亚樵，专门干杀人的勾当。只要谁能拿钱给他，他就可以替谁杀人。民国19年谋杀宋子文部长的案件，就是他干的。后来因为他要杀我们的，结果错杀了汪精卫（未遂）。这个人我早年曾经与他拜过把兄弟，有一个时期，我想把他拉进来，但领袖指示说：“这个人招摇，不能用。”结果就没有用他。什么是招摇？凡是好名，好胜，不实在，不守本分，外表弄得很大，内容却很空虚，侈言标榜，而事实上没有做到，这些都是招摇。假特务工作之名，而以特务工作来掩饰一切，也是招摇。或者说没有恻隐之心（仁爱），没有丑恶之心（自爱），没有是非之心等等。非常时期之工作，切不可用流氓，就是因为流氓行为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
我们决定不用王亚樵，有一次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不错，我是忠于委员长，忠于我们的领袖……同志们，王亚樵一个这样的人，他对我的认识如此，我自始至终就对他说：“不管我们过去私人的关系怎样，如果你有危害领袖的举动，我就要杀你。”我们的一切，完全听命于领袖，这里也可仰见领袖对我们的期望。古人说：“持其志勿暴其气。”就是这样。后来，王亚樵被我们杀于广西梧州，我这个人做事，就是如此。
结拜大哥和“生平知己”——杜月笙
戴笠虚岁25的时候，仍未展所长。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在上海结识了杜月笙。其时，杜月笙已经摆脱了“水果阿笙”的混名，拜入沪上大亨黄金荣的门下，以十六铺为领地，正野心勃发。约在1923年左右，戴笠借居在小北门的亲戚家中，白天也去小东门十六铺一带，做些不要本钱的“生意”，时间长了，也小有一点名气。大概就是在这时，戴杜两人开始有所接触。
后来，戴笠离开上海，北下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北伐时，他参加了胡靖安组织的密查组，又回到上海活动。1927年******第一次下野，密查组被迫撤销，发的遣散费大部被胡靖安吞没。戴笠在上海的生活失去着落，而昔日的“三哥”已是著名的“海上闻人”了。戴笠在落魄中向杜请求帮助，杜姑念旧情，一次给了他50元钱。50元用完，戴笠又上门借，杜又给了他50元。对于早年杜的“慧眼识英雄”，和两次“雪中送炭”，戴笠一直念念不忘，即使后来发达了，也时常向部下提起这些旧事，称杜月笙“古道热肠”，是他的生平知己！
1928年4月左右，已经是******联络参谋的戴笠只身一人来到苏浙一带为******搜集情报，正值杜月笙随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在宁波、杭州等地清党，也许是惺惺相惜，三人不久结拜，戴笠比杜、杨小9岁，以弟相称。戴和杜真正特别的深交是在1934年之后。当时，戴笠荐周伟龙任国民政府禁烟密查组组长，在上海南市破获一起贩运毒品的大案，此案涉及杜月笙。如果上报，杜月笙将赔本百万，而且杜此时刚刚被全国禁烟委员会敦请为禁烟委员，这件大案即刻会使其名声扫地。杜月笙托杨虎说情，开了30万元的支票相赠。戴笠不但将赃物发还，而且将这张巨额支票也一并退回。杜月笙摸不透戴笠的心思，于是又转请他的法律顾问章士钊代邀戴笠赴宴，准备在酒桌上探戴笠的底。可是戴笠又拒不应约。杜月笙也是在场面上混的人物，戴笠的态度使他感到十分难堪，正想有所动作，戴笠却突然只身访章，声明不收赠款，不应约赴宴，是为了与杜交知心朋友，是真心实意想为杜解决问题；如受款赴宴，则人言可畏，大家都说不清楚。从此以后，戴杜二人始成为知交，连戴章也成为莫逆。
二人的友谊从此直线升温，“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戴笠为组建武装部队，首先就想到了杜月笙。两人随即合作，组织了“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一支别动队，这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就是后来有颇多争议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其中的骨干分子，不是戴笠手下的军统人员，就是杜月笙恒社内的骨干，两人合作似水乳交融，并从此开始了全面合作的阶段。
由于上海的战况日益险恶，******对杜月笙等在沪人员很不放心，着令戴笠密切关注。戴笠一再保证杜月笙不会落水做汉奸，因为杜对戴笠起过誓，倘若真有落水不清的嫌疑，人人都可以杀之。上海沦陷，杜月笙随即避战去了香港，香港危及时他又逃往重庆，被******任命为行政院参议和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直到抗战胜利才和戴笠回到上海。
1940年时，戴笠为了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等“三山五岳”的人物熔冶一炉，发起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人动会），推杜月笙出面，由戴笠在幕后导演，由杜的一个徒弟金玉波代表驻会工作。抗战刚告胜利，戴笠随即又将人动会改换门庭，与徐亮、曾大成搞出一个“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会），将会址由渝迁沪，为打内战与帮会组织拉拢汉奸武装。按戴笠的话来说，就叫做“到哪处山上唱哪处的歌”。
1942年3月，杜月笙在重庆成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由戴笠运用职权在华中各地抢购物资内运销售，大发其财。他甚至帮杜月笙贩运走私毒品，对杜在港渝分别成立的专事毒品生意的“港济公司”通力支持，动辄数千万地进出货。为了贩毒运货，戴杜甚至向主管财政部的孔祥熙行贿500万元来买一张烟土护照，派兵押运几十卡车的烟土到广西镇南关出手，大发不义之财。
戴笠死后，杜月笙为戴笠在浦东召开了有80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凡参加者均由杜月笙赠送纪念册和纪念章，纪念册内刊有戴笠事略、遗墨、遗像等，供人凭吊。从这些事例中也可以看出戴杜两人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
三 戴笠和他的属下
（一）督查制和“六不准”
随着特务机构的不断扩大和人员的日益增多，1935年春，戴笠亲自在杭州主持召开督察会议，在特务处增设督察室，建立了督察制度，以柯建安任主任，在下属单位按区或省设置督察。这种督察制度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引起各地特务头目的不满。当时的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就说：“我个人基本上就反对这种制度……我反对的理由很简单，我认为这种督察制度徒增内部困扰，于事并无补益，因为既鞭策勇者奋进，又自设绳索加以羁绊，是相当矛盾的一种措施。当然，支持这种制度的人，自有一套美丽动听的说辞。不过，我仍然固执地反对了几十年。”“所以在心理上也连带的不大重视驻在北平的督察，虽不致被认为傲慢无礼，但总会予人以冷漠之感。”
戴笠通过这种制度来造就一批“特务中的特务”，刺探情况和每个人的动向，不定期地在内部发动总检举，严厉惩办违纪者以维护其在内部的有效统治。
除建立督察制度设置督察外，戴笠还设立了一套用以处置违纪特务的秘密监狱，他对特务中发生的各种案件，是从来不经过司法程序交由法院或政府监察部门处理的。当时在南京就按不同级别和待遇设立了监禁特务分子的秘密监狱三处，称之为“甲地”、“乙地”、“丙地”。“甲地”设在江东门陆军监狱内，自建院落与陆军监狱隔开，是个比较优待的地方，采用家庭式，禁闭在这里的人，除了没有外出自由外，其他禁制比较少。“乙地”设在羊皮巷一所旧式平房里，关押在这里的人限制较多，彼此不得互通姓名，都以代号相称，警卫管理相当严格。“丙地”设在老虎桥模范监狱内，专门羁押重刑犯。1934年春，戴笠的把兄弟军统大员王天木因在天津被牵进了一桩敲诈勒索杀人的“箱尸案”，由******批捕后，判了无期徒刑，就关在“丙地”。
戴笠的“建特”思想，贯彻在他的工作实际中。他对属下的组织和人员，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要求，辅之以恩威并施的手段，想要建成一支理想化的“三民主义生力军”。但是，他的这些要求与规定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的，因为从戴笠自己和他的左右人物开始，就没有执行好这些纪律。戴笠霸道的工作作风和糜烂的生活，其为人处世的准则，都与那些冠冕堂皇的条文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形下，他怎么能带出一支“革命的生力军”？
戴笠为加强内部管理，1940年11月12日曾下达手令：“生活要有纪律，工作务求切实。”军统局在戴笠的独裁统治下，先后制定了许多禁令。这些禁令并不是组织讨论后制定的规章制度，而是戴笠口头随意宣布或以手令下达后形成的规定，军统组织内任何人都不能变动这些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有“六不准”：不准擅自脱离组织；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不准自由向外活动；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不准随意回家外宿。
这“六不准”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怎样呢？曾在军统局本部人事处任职的黄康永揭露了下列情况：
第一，不准擅自脱离组织。军统局的每一个特务，按规定都不能擅自脱离军统的组织，连请长假也不许可。******把特务规定为终身职业，戴笠就将此当成了限制下属特务的铁规。他曾说：“如果有哪个人要离开我们组织的话，我就请他活的进来死的出去。”当然如果是戴笠要开除的人，则不在此范围之内。偶尔也有例外，如军统子弟学校立人小学教导主任熊家璞，毕业于军统黔阳特训班，她是军统特检处处长李肖白的情人。熊因惧怕军统的恐怖与严厉，想尽早脱离军统组织。她利用李肖白与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和行政科长黄康永的私交，共谋以长期病假的形式申请离开。他们找了一个有肺病的妇女，在重庆宽仁医院照了一张x光胸片，熊家璞利用这张x光胸片冒充肺病病人向军统局人事处请求长期病假休养。军统医务所根据x光照片，同意她长期休养。这样，熊家璞在获得军统发给她的一年的生活费和医药补助费后，便离开了军统特务组织。当然如果没有这种私人关系的话，要离开军统组织，就不容易了。
第二，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自戴笠的妻子毛氏于1939年在重庆因患子宫癌死去后，戴笠出于一种病态的心理，不愿意看见他的部下与妻儿团聚，于是在1940年下了一道手令：规定抗战时期所有局内同志家属，一律迁回原籍，以免妨害抗战大业。如果在三个月内还没有迁动的，就停发眷粮。这一条手令经军统局人事科下达后，许多中下级特务不得不把家属送走，闹得怨气冲天。有一些特务让家属暂时先离开重庆，想等到风声过后，再设法慢慢地搬回来。戴笠了解到这种情况，感到这条命令不能过于勉强执行，于是就来了一个“治本”的办法，他又下了一道手令，规定军统全体同志在抗战时期内一律不准结婚；如有擅自结婚的，一律禁闭四年，不能****；若双方都是军统人员，男女同时禁闭。他说：“我断弦后，即决定不再嫁娶……同志们如有家累，经济负担外，有感情负担，要他们去出生入死，义无反顾，难上加难。”这一道禁令下达之后，在1945年以前，大约有200余对男女军统特务，因违犯禁婚令而被禁闭，直到抗战结束之后才陆续释放。
然而，这道禁婚令的效力是有限的，军统内的大特务或者戴笠同乡江山帮的一些特务，都成了例外。1940年在戴笠下了手令后，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就率先与向影心结婚，接着还有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兼兰州市警察局分局长陈宜生与当地军政长官朱绍良的女儿结婚，军统兰州站站长、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副组长霍立人与徐应年结婚，军统西北区区长文强与葛世明结婚，军统局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与赵霭兰结婚，等等。除了局内主要干部敢不遵此令外，一些有关系的基层特务也可以有恃无恐地结婚。出身江山的军统局情报处处长何芝园的堂弟、时在军统息烽训练班任职的何丹山，就于1941年与息烽曾姓大地主的女儿结婚，戴笠虽接到了息烽秘密督察的小报告，但碍于种种关系，这个小报告就搁在他皮包里没有处理，也就是默许了这桩婚姻。戴笠在表面上不同意他的大将亲信们这样做，但又不阻止，且往往亲自出面向他们贺喜，实际上造成执行纪律因人而异的情况。
当时军统局里的许多年轻男女特务，对于禁止结婚的问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因而发生了许多两性问题，弄得丑态百出，军统局的大寝室、防空洞，都变成了军统这些旷夫怨女的幽会场所。
第三，不准自由向外活动。按照纪律规定，军统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在没有得到命令或批准时，都不许擅自在任何方面开展活动。1937年上半年，******为了糅合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和国民党中组部调查处两大特务组织的内在矛盾，曾经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要陈立夫当局长，把原调查处编为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原特务处编为第二处，戴笠为处长。这两个特务机关，虽然在组织形式上统一了，但戴笠在私下则秘密禁止第二处的人员与第一处的人员擅自交往。他指示参加局务会议的人员说：“我们参加他们的局务会议，只是采取听听的态度就可以了，少说话。”他还在内部还出了一条禁令：如果私自同中统人员往来，则以擅自活动惩处，轻则禁闭，重则以泄露秘密论罪。所以军统人员见了中统人员都是尽量回避的，很怕触动戴笠的禁令遭受惩处。
另外，戴笠要求军统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特务们每天工作10小时左右，每周仅有半天休息。因此戴笠不许他们打麻将，以免“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他请准******，规定对违反者以枪毙论处。这下真吓住了一般的人员，但也有局内要人如主任秘书毛人凤“暗中还摸上八圈”，对此戴笠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了。
第四，不准经营生意。在抗战时期，军统局内部有一条禁令，不准任何人经营生意，宣称与商人争利是不得人心的，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作为一个特种工作人员就得安分守己。
在这条禁令下，军统组织里也有过一般的下级违令者被处禁闭或丢了性命的，而那些大特务则依然是例外，他们半公开地走私贸易，囤积居奇。戴笠自己就带头利用他掌握的财政部缉私署和战时货运管理局的权力，勾结“海上闻人”杜月笙，在后方与沦陷区之间进行各项非法的生意买卖，他们把后方的金属矿产原料等偷偷运进沦陷区供应日伪，把沦陷区的日用必需品抢运回来，从中牟利。为此军统曾大量印制汪伪政府的储备券到沦陷区抢购物资，称之为对敌“货币金融战”，在扰乱日伪财政的同时，客观上使沦陷区的人民生活又遭受了额外通货膨胀之苦，而军统局的腰包由此膨胀起来，成为戴笠“事业发达”的经济基础。
军统局副座郑介民，表面上斯文尔雅，不屑于做生意。但他的妻子柯淑芳则是一个做生意的老行家。柯在重庆利用四川商人为她囤积居奇，做收进抛出的买卖。因而，她对这些商人保护有佳。1943年间，有几名关系户因赌博被重庆稽查处抓去，柯得知此事，马上要郑介民打电话令稽查处放人。而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当时不在处里，柯淑芳就要郑亲自去稽查处面处。郑想第二天再去办理，柯坚决不同意。郑介民一贯惧内，只得冒雨前去，把关押的商人释放了。柯淑芳大小生意都做，她利用与“中苏情报所”总务科科长吴景中的湖北同乡关系，要他套买大量日用品，每月都要进出货一两次，这些买卖的收入，也就成了柯淑芳的私房。
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表面圆滑内心叵测，平时言谈也很清高，似乎不懂得做买卖，但背地里也由他的妻子向影心出面大肆经营生意，不仅大搞囤积居奇，而且利用毛人凤的关系从国外购买洋货进行套卖。她还借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粮秣股长吴茂先领取军统局军粮的职权，要吴为她囤积粮食，秘密地做粮食生意。吴茂先之所以得到毛人凤的信任，也就是由于与向影心的此一秘密关系。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毛人凤力保吴茂先为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以便于向影心经营重庆至上海间的各种投机倒把活动。1946年戴笠死后，毛人凤当了军统局副局长，向影心还介绍她的姘头邹伟成当四川谦泰豫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与四川商人合伙扩大经营生意，攫取巨额利润。
第五，不准贪污贿赂。贪污在军统内是明令禁止的，如果有人被打了贪污的小报告，就会送掉性命，所以许多特务都不敢以身试法。1940年间，贵阳邮电检查所有一个女邮检员杨月亭，因为怀孕即将生育，一下子筹备不到这一笔生产费用，就利用邮检工作的机会，偷窃了50元的汇票。她的偷窃行为被邮政局人员揭发，给军统秘密督察向戴笠打了小报告，戴笠就命令贵阳站把她关押起来，并执行制裁。由于杨月亭怀有身孕，有人要求戴笠等她生育之后再执行枪决，戴笠即电贵阳站马上执行，并且说：“杨月亭就是为了这个小孩犯了纪律，要留这个小鬼干什么？”戴笠这种杀鸡儆猴的手段，在一般的小特务里面可能是有些作用。但是，从特务组织里来看，采用送礼的方法变相贿赂和贪污，则是普遍的现象。黄康永曾在军统局本部人事处工作，熟知人事处的处长、科长、股长以及一部分科员，都是每一个想调迁工作的特务逢迎送礼的对象，平时人事处各人办公桌抽屉里，都有不少特务们暗送的礼物，从香烟、布料、钢笔、手表到糖果、罐头等应有尽有。这在军统局里是司空见惯的，戴笠自己更不例外。1942年黄康永同戴笠从重庆去东南视察，在福建南平，戴看到一种海味蛏干很肥大，认为是一种滋阴补肾的食品，他马上向福建水上警察局局长余钟民表示，要办1000斤蛏干带回重庆。当时，就由福建的各个站点合伙，采购到1000斤蛏干，由福建站副站长陈达元献给了戴笠。不久后，戴笠亲自决定调升陈达元为军统局闽南站站长，后来陈还爬到了国民党政府监察委员的高位。
虽然戴笠在局内也惩办过大贪污犯陕西缉私处处长金闽生和缉私署骑兵团筹备主任欧阳斌，在毛人凤时代也枪毙过大贪污犯北平站长马汉三，但都不是因为他们的贪污，实际上都另有原因，或分赃不匀，或借机杀人而已。
军统局的所谓不贪污不贿赂，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上下级都有贪污贿赂现象，基层特务更多的是无污不贪、无物不要，送礼贿赂已经成了军统局的风气。
第六，不准随意外宿。在军统里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每人除在一个星期里指定一天回家住宿之外，其他的时间都不许离开机关回家或外宿，星期天也不例外。这一制度，从1932年特务处成立后就开始执行，在重庆的八年抗战期间，都是严格执行的。如果有私自偷出外宿的人，让秘密督察打上了小报告，就会受到惩办。1943年后，由于军统局局本部的组织庞大，也由于军统里的宗派关系活动加剧，相互包庇隐瞒，对这一纪律执行得稍为放松。当时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为了迎合科级以上人员的需要，制作了一种供科级以上人员出入军统局门岗的珐琅铜牌，可以自由出入门岗而不需任何登记。这就为军统局的高级人员夜不归宿开了方便之门。但是，一般小特务还是要受这个不准随意外宿的纪律约束的。对这个制度，许多特务及其家属都怨恨不已。
戴笠在其军统组织内部，上下实行着严密的控制。在他的周围和内部机要的岗位上，他都用自己的浙江江山同乡和他看中的新录用的人员。1938年他曾让毛万里在浙江金华主持开办译电人员训练班，召训了江山籍的高中毕业生200人，毕业后分派在下属各单位担任译电工作并负监视之责。在他有意经营下，军统局内的江山籍人员比较多，虽然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却大都占据重要岗位，他们与戴笠间经常用江山土话交流谈工作，别人听不懂，但大家普遍都知道这些人兼有监视同事向戴笠汇报的职责。
1939年夏，戴笠曾呈准******，以外交部“外事人员训练班”的名义招录了一批大学生，训练结束后由他面试，留用在局本部机要室他的身边工作，其中就有毕业考第一名、出身重庆大学英语系的美女余淑恒，后来余做了戴的情人。这些学有专长的青年因具有在各种报告上首签意见的权力，被军统局人员不无嫉妒地戏称为“宝贝”。
（二）“同志如手足，团体如家庭”
戴笠宣称：“同志如手足，团体如家庭。”他一方面要求部属绝对服从，努力工作，另一方面还用优遇和严惩来双管齐下，以收掌控之效。当时军统在******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拨给的经费充足，军统局普通工作人员的薪金是足以养家糊口的，而且戴笠在局内部还搞了多方面的生活福利，每日供应免费六菜一汤，优待部下。戴笠曾对手下赵茂高说：“我对于同志，不使其有余，也不使其不足，假如同志经费过多，容易使其堕落腐化，如果不足，顾虑他贪污不法。”
平时戴笠对手下特务的经费用度适度控制，但在关键时刻对所需者则出手大方毫不吝啬，如部下邱开基母丧，因工作不能回家，戴笠特批增发其一年薪水2000银元，以示慰问抚恤。这种手段很见其效。在一些重大行动中，还发给特务们较多的奖金，当作驾驭笼络部下的手段之一。如在每年军统局的“四一”大会上，上午要进行局内“烈士”的“公祭”，中午则大摆宴席200余桌，连军统“阵亡”者家属也请来吃饭，下午开展庆祝活动，并宣布开释一批上年犯错误被囚的特务。当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脱险回局”后，戴笠还为他们开“欢迎忠勇同志归来大会”，加以表彰，北平站长刘艺舟，上海的刘戈青、孙若愚等逃回重庆后，都享受过这种待遇。
但享受这一切待遇的前提是特务们必须为其卖命工作，如有违抗，惩处的纪律也是严厉的，且这种惩处受到戴笠的情绪好恶影响，使人生死莫测，令人恐惧。下面一例就说明了这一事实。
1942年春，军统江西赣南站所属景德镇情报组组长丁学伦和副组长于安民两人之间，相互矛盾非常激烈。于安民为了要和丁学伦为难，一时头脑发热，在该组电台报务员王宏德面前挑唆说：“上面的经费到了，丁学伦压着不发，真岂有此理。他不发你的薪水，你就停止工作好了。”王宏德位是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被骗入军统电讯训练班受特务训练后派到景德镇任职，头脑比较简单，他相信了于安民的话，竟停止工作了两天。
丁学伦发现问题后，便向军统局控告，说于安民唆使王宏德停发电报，影响工作，请求严惩。军统局当即指派了江西特务督察陈庆尚进行调查，结果，将确有其事的情况上报了。戴笠本来就不满江西特务常闹人事纠纷，而事态竟发展到罢工的地步，戴就更加恼火，为了杀一儆百，严肃纪律，便决定签报******，将于安民、王宏德二人处死。
时值军统江西赣南站长王立生赴金华开会，由副站长陈达代理站长职务。他接到戴笠给赣南站的电令，电文如下：
查景德镇组副组长于安民与组长丁学伦意见不合，于安民唆使报务员王宏德停发电报，影响工作，业经签奉委座批准，将于安民、王宏德两人处以死刑，希即秘密执行枪决，拍具生前死后照片，各发埋葬费五百元，家属维持费二千元，并将执行时间、地点具报。
这份电报是用戴笠的真名发的，不同于平时一般的化名电报，以示特别重要的意思。
陈达接到这个电报后，和站本部的特务商量结果，认为这二人已经“委座”批准处死，且后事都作了安排，于、王之死不可能再改变。
陈达即写了一个手令交扣押二人的军统泰和赣南站特务队队长喻杰执行。执行前，喻杰对于、王二人宣读了戴笠的电报原文。当时思想已受法西斯毒化了的特务分子，对戴笠的盲目服从在组织内部已达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于、王两特务听完戴笠的电报后表示：“按我们的罪，本不犯死刑，虽然和丁学伦捣蛋，曾停了两天电报，但对工作并无多大影响，至多将我们禁闭三两年也就行了。不过，既是戴先生的命令处死，我们只有绝对接受，并谢谢戴先生给我们家里的照顾。”当天下午，这两个特务被枪毙在赣南站站本部的后山上，并拍了生前、死后照片，准备报军统局。但就在于、王二人被枪毙的第二天早上，戴笠忽又用化名给军统赣南站发来了新电报：××电计达，于安民、王宏德一案，又发现新事实，如未执行处死，希免执行可也。但事情已无可挽回。
戴笠出尔反尔，拿人命当儿戏，其中可能别有原因，但这件事说明了军统内部当时控制得很严密，戴笠对部下是操有生杀大权的。
对于军统局的纪律，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英雄无名》中写道：“据我所知，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除刑法、海陆空军刑法外，还有一套‘家法’，也就是军统局的内部单行法，是经由上峰批准施行的……它比陆海空军刑法中的量刑还要重得多……严虽严，但也有比较‘开放’的一面，一是在工作上有需要，无论判刑有多重，都可以一笔勾销，去戴罪图功。其手续大概是经军法判决的，要经过一番呈请‘调服×役’的程序，若是由‘家法’判决的，一张条子就可以恢复自由了。笔者于民国二十五年在南京羊皮巷‘乙地’（关人的场所）守法时，就是这样放出来的。”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934年冬，陈恭澍在任北平站长，在率部往天津刺杀勾结日本的旧军阀石友三时，因行动不顺，一气之下将相关的一个杂粮店老板刘兆南绑架到了北平关押起来，于是被告到南京。陈恭澍于慌乱之中畏罪弃职逃走，数月后到南京见戴笠自首，被关到了特务处的“乙地”羊皮巷“工作同志”囚禁所，在度过了5个月零7天的囚徒生活后，又被戴笠放出担任天津站站长。“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在坐牢期间，“没有人召我谈话，也没有人开庭审讯，更没有人叫我写自白书之类，这是此番坐牢的一大特点”。在押的人“刑期都不重，可是谁也不知道那一个人会在什么时候释放出去”，“一切由戴先生决定”。戴笠把这一手作为驭下的工具，让手下的特务们深感“天威难测”，又“感恩戴德”，但实际上却是另一种庇护部下的手段，并非出自法律与正义。如犯了人命案的王天木，后来又被戴笠重用，而那个无辜的老板刘兆南，不仅未被平反释放，还被关进了专押重刑犯的“丙地”老虎桥模范监狱。
这一切都说明，军统的纪律，就是戴笠的纪律，处罚的标准和尺度，是戴笠的好恶和他根据各种需要的平衡结果。惩治违犯内部法纪的特务分子也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凡投入秘密监狱的人，既不经过正式审判，也不明确宣布刑期，监禁时间的长短，全由戴笠一人视情况需要而定，并不依情节轻重和在押期间的表现。如戴笠需要，情节重的可随时启用，反之，即使获罪较轻，也可能无限期关押下去。他通过这种不透明而神秘莫测甚至是涉及性命的处理方式，使部下充分感到自己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只有为他卖命，才能在有过时逢凶化吉，才有前途。
如果说用“家法”处置还是“有法可依”的话，那么，在特殊的情况下因犯了戴笠的忌讳而被他暗地“制裁”一下，则更是有苦难言了。如军统局贵州息烽训练班副主任徐亮，是戴笠黄埔六期的同学，又当过他的秘书，本来关系很好，所以被外派重用。但徐亮较会笼络学员，以致一些学生亲切地叫他为“妈妈”。这本来是个含有玩笑意义的昵称，被人打小报告到戴笠的耳中，引起了他的强烈反应。本来戴笠与******一样，对属下的“自立山头”行为一贯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容忍。他下令停办了第五期的息烽训练班，又指使医务所长用变质的麻药给徐亮注射来开刀医痔疮，结果造成徐亮下半身瘫痪，并被戴笠“安排”到四川长寿去“养病”，从此不再使用。徐亮吃了大亏还不敢有半点怨言，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一点不满传到戴笠耳中，他将会有性命之虞。这就是戴笠心狠手辣的一面。
1944年中，军统局昆明站有两个特务开罪了上司，被送往贵州息烽集中营看押，但昆明站方面巧使连环计，分别给两人下达了暗地里押送对方去息烽的任务，互不通气。结果到了息烽集中营，两人就一起被扣压关入一间牢房，互相交谈后，大呼上当不已，后悔早知如此不如路上一齐跑掉。军统宣扬的“同志如手足，团体如家庭”实际如此。
四 重用和管控——戴笠与他的江山同乡
戴笠生于江山，因此对江山人十分重用，江山人在军统局基本都掌握着译电等核心部门，加上江山话生硬晦涩，不易被人听懂，江山人在军统局内部渐成一系，而且人数众多，仅是在军统局内江山籍的校级军官就达到了70多名。少将也有不少，比较有名的有王蒲臣、刘芳雄、何芝园、吴海龙、周念行、周养浩、张冠夫、姜绍谟、姜毅英等。其中有14人深得戴笠的信任，是他真正的“江山子弟兵”，在外部则被称为“十四亲信”。而江山著名的“一戴三毛”中的“三毛”更是戴笠亲信中的亲信，其中的毛人凤在戴笠死后还继承了戴笠的衣钵。
毛人凤字齐五，原名毛善余，化名以炎，1897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他与戴笠同年，又是文溪高等小学时的同学。1925年底，毛人凤考入了广东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翌年回乡奔丧，在江山县城内悦来客栈与戴笠邂逅。当时戴笠正落魄于乡间，毛人凤告诉戴笠，说革命朝气在黄埔，竭力劝戴赴黄埔军校投考。戴听从毛之言投考了黄埔军校，成为戴一生之转折点，后来，戴对毛十分宠信，此亦为其重要缘由之一。
毛人凤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忠厚老成的。毛人凤有句话，叫“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干活没眼的”。他工作起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丝毫没有半点野心的样子。抗战间，军统事务繁忙，毛人凤便以一丈五尺见方的办公室兼作卧室，整天坐在那里，批阅处理上传下达文件，常常通宵不眠。他有三句话，叫做：“认真不得，生气不得，马虎不得。”意思是处理各种问题，既不能过于认真又不能过于马虎，生气也没有帮助，要能忍耐。
1942年，戴笠打算送毛入军校高教班受训，而让姜绍谟接替毛人凤的工作。姜这日到了重庆，住在了军统所在地罗家湾本部。他有早起的习惯，凌晨5时，便起床到了院中，见秘书室有灯光，进去一看，见毛人凤正伏案阅读公文，便说了声：“你起得可真早。”
毛人凤见是姜绍谟，回答道：“哪里，我这一夜还没睡呢。”
姜绍谟大吃一惊：要我早起可以，要我一夜不睡觉，可没有那个本事。当天他就找到戴笠，以自己身体不行，推掉了接替毛人凤之任。戴听从了姜的意见，改派姜为渝特区少将区长兼军统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后来，戴笠因兼职过多，每次离开重庆，就由毛人凤代为负责军统工作。毛人凤便整日埋头于案间，事必躬亲，这样，他对军统局的工作了如指掌。******多次问他军统工作，他都对答如流，这使蒋对他有极好的印象。军统局的特务们也喜欢他老是一脸笑容，有事都乐于找他汇报工作，偶尔也会请毛人凤居中调解纠纷，毛人凤也经常不负所托，让大家都满意而归。
毛人凤不是军统初创的“十人团”成员，而且是“半路出家”，但他却能在几年内爬上军统高位。戴笠死后，毛很快得到******的信任，掌握了军统的大权，击败比他资格老得多的郑介民和唐纵，除了他自己的因素外，与戴笠对毛人凤的培养和重用是分不开的。
“三毛”中的毛森，当年被称为“毛骨森森”，解放前夕又大开杀戒，被视为“杀人魔王”，是戴笠又一重用之心腹人员。
毛森初次崭露头角还是在平“闽变”的时候。当时毛森被戴笠派到福建监视福建部队的异动。他以军事杂志记者的身份来到浦城，与浦城驻军独立第45旅张殿基成为好友。张殿基部后来始终未卷入“闽变”，毛森也就开始受到戴笠的器重。
1938年3月，戴笠为组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把毛森从福建急召回江山，并委任他为直属二大队大队长。6月，毛森任别动军教导二团政治部副主任。9月，他奉戴笠之命，任军统杭州站站长。此间，毛森与浙江特训班的学员胡德珍相识，毛森发现胡既稳重又聪明，于是以组成家庭更有利于潜伏工作向戴笠提出结婚申请。当时戴笠已经下令抗战时期军统人员一律不得结婚，但对于毛森的申请他又破例同意，还批特支费500元作为贺礼。
正当毛森新婚燕尔之时，1939年1月18日，日本宪兵将毛森寓所团团围住，毛森躲避不及被捕入狱。毛森在狱中坚称自己只是个商人。妻子胡德珍则在外面策划营救，十余家商店联名保释“毛老板”；毛的部属沈风与驻杭伪军第一军军长徐朴诚的四夫人有关系，通过她打通了关节；这时重庆方面也派人来进行营救。多方营救，日寇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1942年，毛森再奉戴笠之命进入上海，成立上海行动总队，进行破坏活动。一时间，日伪仓库被炸，铁路瘫痪，汉奸遭狙杀。日伪方面人心惶惶，加紧搜查，终于在一次行动中抓到了毛森的一个属下，查到了毛森的线索。毛森第二次被捕。毛森被捕后，上海行动总队群龙无首，停止了破坏活动。日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察觉到毛森作用举足轻重，于是加强了对毛森的看守，由数十名宪佐日夜分班轮值。但是，处在严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执行与指挥戴笠交下的“除奸令”。
当时的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李开峰投敌，化名余玠，出任汪伪特工总部电讯处处长。此人精于电讯技术，对密码也深有研究，他的投敌对军统电讯业务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戴笠大为愤怒，下令毛森不惜代价除掉此人。“除奸令”到时，毛森已经入狱。胡德珍居中联络，将命令秘密传递到狱中，再由毛森想出除奸方案交胡德珍执行。而胡德珍在外面将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收买，让他暗杀余。1944年农历正月初二，余玠随同一群汉奸头目去给陈恭澍拜年，吃酒赌博狂欢到深夜，刘全德假装热情，开陈恭澍的车送余玠回去，车至富民路长乐路口时，刘全德连开两枪，将余玠击毙后，弃车潜逃。看守毛森的宪佐中有中国人，毛森对其晓以大义，再用黄金加以收买。1944年初，乘日本人不在场，毛森在中国看守邢俊才眼皮底下逃出魔窟，在外面的接应下，他迅速离开上海到了浙西淳安。
毛森两次被捕，两次都顺利出逃，且在狱中尚能运用各方面关系完成除奸任务，这一经历使得戴笠对他大加赞赏。本来按军统惯例，被捕人员必须经过特别审查才能重新任用。而戴笠又一次为毛森打破惯例，亲笔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由上校晋升少将。抗战胜利后，毛森出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少将处长，又成为军统在上海接收集团的首脑之一。
前述军统大将毛人凤的父亲生有六子，五子善余即毛人凤，六子善高就是毛万里。毛万里也是最得戴笠重用的江山人之一。
毛万里在1932年投考浙江警官学校，在发榜之前听说该校系政治特派员戴笠主持，于是一时心血来潮，给戴笠写了一封信表示仰慕。当时戴笠正急于用人，又听说毛万里是同学毛人凤的胞弟，于是把毛万里约来谈话，说：“我看你就不要读警校了，大丈夫志在四方，何必读书。你先参加我们的工作，而后为学，在工作中求真的学问吧！”于是把毛万里直接分配到鸡鹅巷53号任洪公祠参谋本部特训班少尉书记。1933年，毛万里调任杭州特训班任书记一职。4月初，随戴笠视察北平，参与了军统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的行动。1934年，毛擢升为南京鸡鹅巷53号甲室，即戴笠的私人办公室的机要秘书，成为戴笠身边的重要工作人员，曾多次参与戴笠重要的特务行动。如刺杀吉鸿昌、殷汝耕、王克敏等案，都有毛万里的身影。以后他历任北平区区长、上海试验区区长、东南办事处少将主任，兼浙江站站长。
戴笠虽然重用毛万里，但也不喜欢他的属下不听他的话。1940年，毛万里被调成都中央军校高教班第11期受训，受训完毕后，一直在重庆等待分配工作，一连等了好几个月，戴笠才派他去重庆稽查处沈醉手下担任秘书。毛万里却一万个不愿意，他认为自己经过高教班受训毕业，原来的上校军阶应升为少将，但却被派到才是上校的沈醉手下干活，面子上过不去，因此心中不服，请求戴笠另派工作。戴笠不准，毛又再打报告，终于引来了戴笠大发脾气。在总理纪念周上，戴笠直接批评说：“我派毛万里工作，他两次违抗我的命令，万字头上有两角，我是磨角人！”毛万里没有办法，只得在朋友开导之下到沈醉手下报到工作。
姜毅英，原名鹤根，也是戴笠“十四亲信”之一，同时也是军统局内唯一的女将军。
姜毅英也是浙江警官学校毕业的，当时戴笠在考察学员档案时发现了同是江山人的姜毅英，于是召她问话，发现姜毅英具有女性细腻敏锐的观察力，又有男性坚毅果断的性格，于是对她着力培养。
姜毅英果然也不负戴笠所望。她从警校毕业后就任译电员，因工作勤奋、译电业务熟练，旋升任军统厦门电台主任报务员，兼任监察台密码破译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她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侦知日军将会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这一重要情报由戴笠呈报给******，又转告给美国。但美国人一向轻视中国人，对此竟然毫不重视。等到珍珠港事变爆发，美国人才回过神来，发现错过了中国的情报。因为姜毅英工作得力，被戴笠破格提拔为少将译电组长，成为军统内唯一的女少将。
戴笠为了掌握各处室的工作情况，想出一个办法，安排各处处长、各室主任一共十多名将级军官一起到罗家湾19号戴笠公馆吃午餐，大家边吃边谈工作。有时戴笠实在太忙，不能抽出时间参加，于是把姜毅英的译电科升为机要组，由姜任少将组长，让她参加这个午餐聚会，代替他掌握各处室的情况。戴笠第一次把姜毅英带进餐厅，向大家宣布姜毅英以后也参加午餐汇报时，在场的将官们不由得互相做了个鬼脸。他们都知道姜毅英是戴笠的同乡，认为戴笠是派姜来监听他们的谈话来了。事后有人就故意讽刺她，说她是靠打小报告才爬上来的，要向她学习等等。姜毅英为此曾哭着跑回办公室，气得饭也吃不下，她对劝她的人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跟老板多年的得力助手，顶多是挨一顿骂完事，我再笨也不会至于干这样的蠢事。”这些人听后觉得也没错，也就不再讽刺她了。
军统内江山籍受到戴笠重用的还有王蒲臣，他是江山县城关人。1935年经戴笠介绍加入特务系统工作，曾以军统西北区少将特派员名义，追随戴笠潜伏西安与华阴一带，秘密从事营救******的工作。以后历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部秘书、忠义救国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陆军第41军司令部少将参议、第11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委员长成都行辕调查科少将科长等职。
刘芳雄，江山县吴村乡竹青坞人。1934年至1935年间加入特务处，在周伟龙手下任职，曾任军统局香港站秘书、站长，别动军司令部秘书主任，忠义救国军调查室少将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率先进入上海，利用公共租界及伪警察局的包打听作眼线，没收汉奸财产，是军统在上海的四大接收财团的首脑之一。
何芝园，江山县城关人。1934年加入特务处。历任二处股长、科长，后擢升军统局情报处少将处长。1945年任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辕调查科少将科长。同年任军统局机要室少将主任。
周念行，江山县吴村乡青塘尾人。1934年加入特务处，出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秘书，与戴笠关系密切。
周养浩，江山县吴村乡后源村人。1933年由戴笠介绍加入特务处，1936年任陕西省西安市警察局司法科长，翌年任重庆警察局司法科长，1940年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处监察处司法科长。1941年起，周养浩接任军统局最大的集中营——息烽监狱的监狱长。他举止斯文儒雅，但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也是军统三剑客之一。
张冠夫，江山县保安人。妻子王秋莲系戴笠的表妹。1920年，张冠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小职员，曾接济过在上海打流的戴笠。因此当戴笠开始主持情报工作后，张冠夫就被拉拢过来，成为军统局的元老之一。抗战开始后，张冠夫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交通通讯组组长，军统局扩展后，专门为戴笠管理财政，后来擢升为军统局本部第五处（经理处）少将处长兼稽核室主任，曾秘密为戴笠进行对日伪的货币战，用假币扰乱日伪的经济。
姜绍谟，江山县廿八都人。姜绍谟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浙江又干过党政工作，1938年才在武汉加入军统，任军统局情报科党政股股长、科长，军统局渝特区少将区长。1939年受戴笠之命任军统局上海沪二区少将区长，策反汪伪海军部长任援道归顺国民政府。戴笠死后，姜绍谟兼任雨农中学校长。
以上几人受到戴笠的重用，都官至少将，对戴笠唯命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