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识蒋，再遇蒋，追随蒋
当25岁的戴笠还在上海做小混混的时候，已过而立之年的******正逗留上海，与陈果夫、戴季陶合伙做股票投机生意。据******自己说，他们做生意的目的是为孙中山的革命提供资金来源。闲暇之间，******还遇见了年轻貌美的陈洁如，并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戴笠为他们在股票交易所跑腿，自然而然地遇见了这些并不像做正经生意的人。端茶送水间，戴笠多少也听见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片段，于是对这些人分外留心，做事也更勤快。
当戴季陶得知这个浓眉的小伙儿也姓戴，在心理上便多了几分亲近，加上戴笠蓄意讨好，戴季陶就更愿意让小戴给他跑腿，戴笠也亲热地叫戴季陶为“叔叔”。
一天，戴季陶考查似的问到戴笠有什么生活目标，戴笠一开始回答说：“只要我有饭吃，什么都行。”但是后来，他还是老实地告诉戴季陶，他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戴季陶听后从心底里笑了。******见戴季陶对戴笠很有好感，偶尔也会差戴笠办事。
******他们的投机活动后来失败了，但是在1921年底，经过张静江和孙中山从中撮合，******迎娶了陈洁如。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奉孙之召登舰随侍一月有余，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通过“驱胡倒许”等一系列政治“运作”，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重人物。而戴笠却因为跑堂没什么出路，于1924年又回到了家乡。
现在看来，当时留给戴笠的唯一遗憾是，他并没有看到******他们的实力和在政治上的巨大潜力，因此，这位********的间谍王和未来的国家领袖******在上海的相遇并未擦出任何的火花，两人相遇，又分开了。
戴笠后来对当年两人的擦身而过也常耿耿于怀，他自己说道：“当年校长在广东发迹时，上海报纸上已登出‘******其犹龙乎’的大红字标题。可惜我在上海打流，见识不到，看了报，既怀疑，又有些相信。一想到与上面的人缘关系不够，不见得会有我的好处，如此一想再想，总是没有勇气去投奔，只想看看风向再说。这样一等再等，直到民国十五年春我才南下去投奔的。若是早个一年半载前去投奔，难道我不是军校前几期的老大哥吗……话又得说回来，假定我没有选择入黄埔，那就什么也说不上了。”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彼时年少轻狂的戴笠，距再次遇见******，还有将近5年的时间；而距今后他在事业上的爆发，尚有将近10年的时间。
戴笠与******的再次相遇，在5年之后，黄埔军校。
戴笠是黄埔军校六期的学生，在饱受挫折的漫长等待之后，虽然有时候还是控制不住急躁的脾气，但总体来说，他已经锻炼得世故和老练，更善于观察，而且目标明确。
而******，则是一校之长。孙中山逝世之后，他在国民党内迅速崛起，一路顺利地进入了国民党权力中枢。“东征”的成就，更让他“声望陡增”。中山舰事件后，整个广州均为******及其亲信所控制，北伐也在******的掌控之下顺利地进行。
1927年4月12日，******以武汉政府受共产党控制为由，在南京进行反共清党活动。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4月18日，******与武汉方面“决裂”，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是为“宁汉分裂”。******因此遭到武汉方面的猛烈抨击。与此同时，武汉方面的第一期北伐任务胜利完成，第二期作战计划却因为局势的变化而被迫搁置了。
其后不久，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的反共面目也渐次暴露。在宁汉合流的过程中，因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汪派及桂系等的共同攻击，******不得不于8月14日下野。9月底，******东渡日本，在准备争取日本方面支持他“二期北伐”的同时，亦正式向宋美龄的母亲提出与宋缔结婚姻的请求。******自结识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后，又一次陷入了狂热的恋爱追求之中，他深知作为中山先生“小姨子”的宋美龄不仅才貌兼备，而且其家族浓厚的政治背景将给予自己巨大的帮助，因此他坚计排除一切障碍，正式与宋美龄缔结婚姻，使自己成为孙中山的“连襟”，为掌握国民党最高领导权再加上一个大大的砝码。在他按照宋家的要求处理了以往几桩“婚姻羁绊”，并承诺皈依基督教后，宋母同意了他的请求。
12月1日，******、宋美龄两人在上海的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到场宾客如云。这次被称为“中美合作”的婚姻，给******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意义上的收获。与此同时，被其抛弃的“校长夫人”陈洁如则远居美国，独自黯然神伤。
1928年1月9日，新婚不久的******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成为这一轮实力比拼中的大赢家，收获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位。******上任后，解除了胡靖安总司令侍从副官的职务，派他赴德国留学，联络小组的工作即由戴笠接替负责，这是戴笠首次任政府正式官员，每月由特勤处领取薪水。
******自下野到复职，历时将近5个月。在这一时段中，遭到重大损失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以暴力反抗国民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尤其在南昌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后，中国共产党吸取了教训，转变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开始向广大的农村进军。秋收起义后，时年34岁的******逐渐显露出其独特的领袖气质，有人说，这次起义“是******迈向天安门的起点”，而他所领导下的****武装也逐渐成为******的心腹之患。
******下野之后，很多黄埔学生前往溪口******老家陈情，请******尽快复职。骑兵营推举戴笠、刘艺舟和赖云章三人为代表，前往溪口面见******，请求他复出。这次见面，戴笠因陈述意见颇有条理，给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这次相遇，是戴笠与******两人正式接触的开始。虽然此时******尚不知道戴笠对他有何价值，但戴笠却是明确认识到了******的实力所在。突然之间，他觉得，就是黄埔学校也没有那么吸引他了，命运之手又把他带到了******的身边，也许，这回应该豁出去赌一把大的。
戴笠没有再回到黄埔军校继续学业，而是跑到了上海。和他同住的人发现，他总是神神秘秘地在忙。如果更细心一点的话，就能发现戴笠经常和一个叫胡靖安的人接触，而这个胡靖安和******的关系又十分密切。
戴笠做情报与胡靖安关系密切。最初，为了将所搜集的情报递送给******，戴笠必须通过胡靖安，因此他常去胡靖安家为他分担一些家务，讨胡靖安的欢喜。后来******指派胡靖安赴德国留学，蒋接受了胡的推荐，任命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接替胡主持在上海的“联络小组”的工作，戴笠由此正式开始了为******出掌情报特工工作的生涯。戴笠取胡靖安而代之，以致后来胡靖安再次提起戴笠时，还有点酸溜溜地说：“戴笠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给我抱孩子的。”
戴笠出掌******私人系统特务的工作后，工作积极性大大发挥。他认准跟随******有前途，干活拼命卖力。但在开始阶段，他的工作是比较艰难的。一方面由于联络组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没有什么正当的经费来源，其成员的生活也没有保障，仅靠他们对******的忠心是不能长久的；另一方面，他的工作既无长久计划又无协助力量，工作不公开，当然不受人重视。
在这种逆境中，戴笠培养了注意揣摩******心理的习惯，他注意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的情报需求，不辞劳苦地搜集各种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去******的住地，不理会卫士的呵斥与刁难，苦苦守候******的到来，送上他的工作成果。有时******在不经意中丢掉了他的情报，他便再次呈上。这样时间长了，蒋偶尔也会翻看戴笠送上的情报，逐渐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有搜集情报的天资，可堪一用，于是下令准其“随时来见”。
这一年的7月，******派戴笠随东路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在军前进行情报搜集分析与综合研究工作。出发前，******手书“艰苦卓绝”条幅一纸，赠予戴笠，使他兴奋异常，工作更加努力。不论是在沪宁前线还是在华北五省，戴笠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北洋军队后方刺探军情，利用“北洋军阀老粗多……无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情报容易做”的特点，运用拉关系和金钱收买等多种方法，一次次成功地搞到了重要情报。
在徐州前线，他因长期骑马磨破了腿裆流血不止，还照常四处活动。徐亮后来对人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他在前线和我遇见时，他因连日骑马，臀部为马鞍所擦伤，血迹殷然，竟不自觉。我见他状至疲惫，强留他于旅社，为他延医治疗。他原答应为我暂留，以待伤愈。不料他乘我外出，夤夜离去，复往前线工作。这种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却，非怪物而何？”
戴笠的“马不停蹄”慢慢地有了成果，加上在社会上沉浮了多年，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于众多复杂的信息，他能去伪存真，做出相对精确的情报。
二 助蒋平乱
1929年6月，******赴北平视察，戴笠以参谋名义随行。12月，国民党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联络晋系阎锡山及石友三等人组织“护党救国军”，发动反蒋战争。******除调兵遣将应对外，又派戴笠进入唐部进行收买和策反。戴笠当时来到河南信阳，发现全城正在戒严搜查可疑人员，他自忖不容易逃避，于是孤注一掷，来到唐生智特务营求见其营长周伟龙。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黄埔四期，与东方白交好。东方白与戴笠同学期间曾多次提及周伟龙其人，因此戴笠虽未见过周伟龙，对他却也并不陌生。有了这层关系，戴笠便壮着胆子以东方白的名义求见周伟龙。
周伟龙见到来访之人并非东方白之后，甚为愤怒。但戴笠却径直上前和他握手做自我介绍，并大义凛然地对周伟龙说：“我知你是黄埔同学，才来对你尽忠告。你如甘心附逆，与校长为敌，便无异于与全体黄埔同学为敌，胜败之数，不卜可知。现在正是悔祸时机，失此不图，将贻后悔。如你不听忠告，一意孤行，你可用我头颅，去报功领赏。”
周伟龙当时已是营长，又是黄埔四期的老大哥，一开始并没有把戴笠放在眼里，但是戴笠的一番话，却使得周伟龙由愤怒转而惊异，“既佩其才气，又服其胆量，遂不由自主的听命于他”。其后，他不仅亲自掩护戴笠离开危险之地，还将唐生智的相关部署情形，如实地告诉了戴笠。
一个月后，******利用戴笠取得的情报大获全胜。对手唐生智随即下野，周伟龙如约弃官投蒋，由戴笠引见给******并受到嘉奖。此后周伟龙便在戴笠手下工作，成为戴笠的得力助手之一。但到后来周伟龙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有时候连戴笠也不放在眼里，周、戴二人终至反目。这些都是后话。
1930年4月，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又一次发动了倒蒋战争。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桂系军阀及国民党内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推出汪精卫为政治领袖，在北平召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公然与蒋作对。为了应付挑战，******不得不倾全力以赴，命令戴笠派人混入北平“扩大会议”刺探有关情报，由此帮助******制定了拉拢东北军张学良入关相助的正确战略，成功瓦解、收买了阎、冯军的许多杂牌部队，最终使反蒋阵线腹背受敌陷于内乱。7个月后，中原大战以******的又一次全胜而告结束。随后，戴笠又受命前往北平，代表******与其新盟友张学良联络，他通过张学良的警卫旅的一名团长、与张学良有两辈交情的拜把兄弟吴泰勋，最后竟然又做了张、吴的结拜大哥，成功地控制了东北军。吴泰勋还向戴笠推荐了多名手下充当特工，并随时向戴笠报告张学良与东北军的有关情报。戴笠的出色表现，使******对之更为倚重。
除了运用策反，在对付反蒋派系的军事斗争中，戴笠还很早就注意破译对方的通讯密码以获取情报。他利用自己机敏灵活的头脑，在数场助蒋平乱的过程中脱颖而出，逐渐受到了蒋的重视。
三“把头拿下”
1931年3月，******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随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议组织情报网，着手搜集调查资料，研究国内外情报，用做“攘外安内”之重要参考。
1932年4月1日，戴笠及其所辖联络组扩大改组成情报处，称为“特务处”，暂隶属于“推展民族复兴运动”的复兴社，开展工作。9月间，又划归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仍以戴笠为处长。“此一情报组织，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尚属首创，不但无成规可循，且责任艰巨。”戴笠亲自为该组织确定的目标宗旨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揭露汉奸组织，镇压内乱及实行反共，维护领袖（******）安全”。戴笠随后把4月1日这个以他个人为首的特务组织诞生的日子作为后来军统局的创业纪念日，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
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前，关系方面一共向蒋保举了6个负责人选，但蒋心中亦有对象，他对复兴社书记滕杰说“戴笠有特工天才”，要戴笠正式出面负责特务处工作，戴笠得知后便特地前去中山陵见******，先以自己学资浅薄请辞。
******回复他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其余不必顾虑。只要你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不再推辞：“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你是领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能力了。”
他接着慨然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很奇怪地问：“此话怎讲？”
戴笠说：“这是我的决心，我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戴笠这话讲得面面俱到，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又表达了他不负所托的冲天干劲，******听了十分欣慰，心喜自己没有选错人。
可以说，特务处的成立，是******在复兴社之后最得意、最着力的一笔。戴笠一直是******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为了让其他的黄埔老大哥安心听命于六期肄业的戴笠，******刻意对其加以扶持，并明确表态。而戴笠一早就明白******的心思，处处紧跟******“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步伐。在特务处成立之前，戴笠就很有意识地向******提供“安内”的各方面情报，并与其他部门保持距离，形成了鲜明的独立性，以此来体现他对于******的独特价值。因此戴笠对特务处处长这个位子是志在必得。通过这些努力，再加上黄埔一期的老大哥胡宗南的有力推动，就水到渠成了。
戴笠出掌特务处后，在处内公开提出“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这样的口号，以此作为其组织的宗旨和对部下的要求，后来这一口号成为军统组织的宗旨，又演变成“长官没有听到、看到、想到的事，我们要为长官听到、看到、想到”的口号，戴笠将这口号大书在军统局本部的墙壁上，其意图还是为了拍******的马屁，让蒋看了后“体念他的苦心”，以更加宠信他。
四“良苦用心”
******一生善于权谋，他控制手下特工的手段也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授予大权，但不给高位，防止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戴笠是最典型的一例：戴笠任军统头目十多年，掌握军统实权，在整个抗战期间为******鞍前马后，但始终只是副局长，直到1945年3月，******才给了他一个少将军衔。
尽管如此，戴笠与******的合作还是相当默契。可以说，这种默契绝大部分来自于戴笠的自知，他深知比自己资历深、能力强、水平高的大有人在，自己只要一不尽心办事，给别人一点点机会，便要走下坡路。唯有取得******的绝对信任，才能飞黄腾达。
因此，戴笠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的好恶为标准。蒋要反共，他便不惜一切奔波于反共前沿，获取各方面的情报资料；******要抗日，他又冒着枪林弹雨，来往于抗日前线，与日本情报机构虚与委蛇，为******争取准备时间和抗日资本。
******对部下有两点最忌讳：一是结党营私，自成体系；二是贪污。这两方面，戴笠都能把握到位，在表面上从不参加任何派别的活动，以保持自己超然的身份。他还经常整肃军统小特务的贪污受贿行为，为自己塑造清明廉洁的形象。
在用人方面，戴笠也是紧跟******的脚步。******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是看是不是浙江人或黄埔出身；二是看是由什么人保荐。为了适应******的用人原则，戴笠在军统内部用人谨遵这两条原则，重要职位大都由浙江人或黄埔生把持。凡向******推荐的人员，也都是非浙江人或黄埔生不荐。另外，他将军统中没有黄埔学历的特务送入成都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以此来获得“******门生”的资格，如和其浙江籍相应，也使******欢悦。
戴笠为了取宠于******，还施展了各种手腕。
首先，为了保障******的安全，便于与其接近，特务处成立不久，戴笠就成立了一个警卫组派在******官邸，由黎铁汉任组长，罗义为副组长，负责派便衣跟随******的汽车担任警卫。1935年以后，又成立一个组，叫做特别警卫组，由朱金华、梁绍洲先后任组长，组员将近百人，派在南京、重庆各交通要道，只要是******每天经过的地方，都有便衣特务联系宪兵和警察，担负警戒任务。如******要到外地视察，黎铁汉便于事前派人跟侍从室人员到达该地布置警卫，并与当地特务联系。
戴笠对******的警卫工作是尽了最大努力的。这批警卫人员初期曾受到侍从室人员的歧视，为******的侍卫长排斥，但由于戴笠派在******身边当警卫的特务都是军校和警校毕业后又受过特务训练的，这些人相当狡诈和机警，对******又相当忠实，所以自1936年后，这批人逐渐变为******的内层警卫人员。这部分人身在侍从室工作，仍受戴笠的指挥、考核，同时，他们也经常将侍从室的情况报告给戴笠。
其次，戴笠对******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可谓是精细入微。
******发号施令，一般都使用“手令”，内容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一年下来，这些“手令”能装满10只公文箱。但是数量如此巨大的“手令”之中，却绝难找到有对特务工作的“手令”，尤其涉及暗杀、离间这些事情，******更是小心谨慎，绝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就是他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对这些内容讳莫如深。戴笠深谙此中利害，在与******的会谈之中，只要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他就只用脑记，从不笔录，也不形成文稿，并坚持向******做口头汇报。回到军统局本部传达命令时，他只讲“奉谕”，然而究竟奉谁之“谕”，却从不做任何解释。对于戴笠的这一套办法，******深感省心的同时，不禁暗暗赞赏。
有一次，戴笠在好友唐生明家请宋子文吃饭，他特别吩咐厨师：“顶好的菜，不要一次都拿出来。”当唐生明问他为何这样做时，戴笠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了，我对校长一直就是这样，任何事情没有准备好第二套办法，第一套绝对不先拿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拿了出来，他便不会再用你了。”
这便是戴笠对******的办事原则，心中计划好备案，以应不时之需。而在******看来，戴笠在处理问题方面头脑灵活，心思缜密，殊不知戴笠在背后是花了不少工夫的。
再次，戴笠办事有他自己的一套准则。即如不把事情办好，从不向******要钱，他总是先向各方面活动，运用各种方式敲诈得来一笔钱款垫支各类花费，等事情做好，达到目的后，他才向******报销。比如，1936年他派当时军统香港站站长邢森洲去香港策动陈济棠空军叛变，一切费用都是他事前从各方借来的。等陈家兴率领陈济棠空军一队从广东起飞到江西引起震动，余汉谋、李汉魂相继反陈拥蒋，迫使陈济棠垮台，戴笠才向******报账，领得将近十万元。这样蒋的心目中留下了戴笠“少花钱多办事”的印象，似乎“戴笠没有做过失败的事，或者是很少失败”。
另外，戴笠将******的喜怒情况掌握得清清楚楚，并且根据蒋的颜色行事。当戴笠要见******时，首先到侍从室找黎铁汉了解******当天的心情，根据******的情绪作不同的汇报。由于******眼睛已经老花，戴笠还专门指定当时的军统局文书科股长胡香谷负责缮写呈送******的文件，据说胡的字迹粗壮有力，看起来一目了然。因为与侍从室的密切关系，他对******在某个时期喜欢谁，不喜欢谁都了解得十分清楚。******喜欢的人，他就设法拉拢讨好；不喜欢的人，他就设法找材料打击，或者根据情况提出威胁，使其受他利用。例如傅作义受******赏识时，傅在重庆，戴笠就经常到傅的住所看望他，大谈合作事宜。他接受了傅作义亲信秦丰川当军统经济研究室主任，又介绍高荣、史泓等给傅使用，表示彼此合作。又如1943年******对孔祥熙有所不满，他就搜集孔祥熙亲信、专代孔夫人宋霭龄搞生意的林世良的贪污罪证，报请蒋枪毙。
戴笠对******本人的喜怒哀乐十分关心，连对******身边可资利用的小人物也花了不少心思。每到年节的头一两天，他总会吩咐沈醉秘密地去做一件事。他让沈醉独自开一部汽车，事先将车牌号、汽车颜色记下，等他打过几个电话后，就给沈醉十几个信封，叫沈醉在晚间把汽车开到******住处附近的偏僻处等人来取信。信件取完，便向戴笠复命。沈醉一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做得多了，慢慢就了解了，原来这些信封中装的都是钱，而来拿信封的都是******身边的人，从******的秘书到宋美龄的女佣都有。平时戴笠将******身边的人都买通了，一旦遇有紧急事件，他又不方便当面递交文件的时候，他就派沈醉去找这些人。这些人只要一有机会，便把戴笠的公文摆在******办公桌上文件的最上面一层，******只要一提起笔，便能首先批阅。
这一类例子不胜枚举，让我们看到了戴笠讨好上司******是如何花费心思而无所不用其极。而******对此则十分受用，觉得戴笠贴心，对他更加信任。
戴笠之工作，纯粹是效命于******个人，是故只需要按蒋个人的喜怒行事，不受旁人监督制约。戴笠的军统局在抗战中不断“坐大”，到抗战末期，全局上下共计有5万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重要据点，掌握了军队、特工，插手交通、警察、税务、缉私、海关邮检、外交，还企望控制海军，可谓有人、有枪、有钱。无论你是国民党内哪一帮哪一派，要想平安度日，不向戴笠示好是不行的。虽然戴笠在******面前形式上仍然是一如既往地俯首帖耳，卑躬屈膝，甚至表现出奴性，但掌握了众多重要情报来源的戴笠已经不再如十年前一般青涩，在处事中渐露跋扈作风。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统在抗战过程中不断“坐大”，并伸手检查、缉私、航邮检查各部门，觊觎军队。在******的心里，不禁要开始产生些许的隐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