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从人与道、名与道的关系中揭示人在实际生活中应采取的态度：
人有穷，而道无不通，与道争则凶……有智而无为，与无智者同道；有能而无事，与无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后觉其动也；使之者至，然后觉其为也。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道理为正也。故功盖天下，不施其美；泽及后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伪灭也。名与道不两明，人受名则道不用，道胜人则名息矣。道与人竞长。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则危不远矣。故世有盛名，则衰之日至矣。
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唯能胜理，而为受名。名兴则道行，道行则人无位矣。故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利则为害始，福则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道胜，则人无事矣。
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
人与道是对立而不是并显的关系，自然、无事无为则与道同在。道高于人，人是有限的生命体，人的生命和认识范围、能力都是极为有限的。道是产生人和万物的最终根源，万物最终又复归于道，道又是无穷的，并能够贯通于万物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应符合道、顺从道而不能与道争。
《淮南子》从身治与道的关系展开论述。“天道无亲，唯德是与。有道者，不失时与人；无道者，失于时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无以为而天下远，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乐，静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自身以上，至于荒芒尔远矣，自死而天下无穷尔滔矣，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龟三千岁，浮游不过三日，以浮游而为龟忧养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之治者，可与言道矣”，天人联系的桥梁就是“德”。认为人应以追求道德为乐，则名利之扰自然远去。这样才不会迷失自己，才能与其论道。视名利与天下都是身外之物事，只有舍弃，才有得道的可能。并且认为天下的治与乱自有定数，忧虑无济于事，只有安于自身之治，并以此为乐，才能与之言道。因此，得道的关键是从自身做起。
《淮南子》将治身与治国相联，身国并论，试图为治国寻求理论依据。这是对身国同构、身国同治观念的进一步发挥。“身者，国之本也”，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看，无身则国不存。“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治国注重教化如同治身注重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而教化是治理国家优劣的关键，是治之本。“自信者，不可以诽誉迁也，知足者，不可以势利诱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通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调。詹何曰：‘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为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圆；身者，事之规矩也。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自信就不会受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满足于自身的现状就不会为外在的权势或功利所引诱，所以治国的起点和关键就是从治身开始。
《淮南子》中多次提到规与矩，二者作为衡量的标准器具，只有自身端正无差错才能成为衡量其他物品的尺度。人之身犹如规矩，只有身正才能具有矫正他人的资格。作为一国之君，要统驭官吏和万民，同样首要的是要从自身的各个方面审视自己，使言行达到当时人们所称道的标准，才能成为世人的楷模。若每个人都以身作则，做到自律，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实现无制而治。“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道不是独存无依的，道的品性是通过人的体验才能显现和获得，而道的境界是通过个体的修行才能达到的，得道后言行才不会有偏颇，最终实现身道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