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日本在许多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美国。有人问戴明，美国还有多久的时间才能赶上日本，戴明回答说：“这个问题太模糊了，但这是由于缺乏了解所致。难道有人以为日本人会呆坐原地，等别人追上吗？我们怎么追得上总是在加速前进的人？这样做不足以应付挑战，因为只想迎合竞争的人，老早就被吞噬了。我们必须在最后几圈中，加倍努力，我们一定能做到——即使要花费数十年”。
1. 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晓得高股利、组织、决策、命令和战斗(非赢即输)的社会中，只晓得全力出击，消灭国内外所有的竞争者。这种不留活口、必定要争个你死我活的方式，并不能引领我们迈向较好的生活环境。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只要会用一点简单的算术，就能够澄清我们的思路。例如，那些世俗财货不断的供应，以致衣、食、住、行和其他服务也持续供应的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除非美国产品在国内外都具有竞争性，要不然美国经济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转变！不能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卖出去，又怎么能买别人的财货呢？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创造出更好的设计、更好的品质及更高的生产力。
唯有更好的管理才能带来这些改善。最大的问题是：高层管理人什么时候才能积极地负起责任来？要花多少时间？美国企业应朝什么方向发展？是“回到从前”吗？当然不是，我们要“转型”。真正的答案可不是“解决问题”和“增添机器”。管理阶层最大的困难也许是不管他们要做什么改变，这些改变都很困难，并几乎导致公司运作瘫痪。这些产业龙头的薪金和特权都和每季红利密切相关，直接影响了个人为公司“做对事”的决心。最重要的步骤还是由董事会宣布他们对公司的长程远景感兴趣。为了保护这样的决心，就有必要通过法案来禁止恶意接管及杠杆收购。
2. 转型的迟滞管理阶层到底要多快才能消除障碍，戴明列举了一大堆致命恶疾和其他破坏性弊病，这些都是美国式管理带来的结果，只有管理阶层自己才能根除。其他一些相关的环境阻碍(不管真实与否)，都很容易让大众转移注意力，忽略了管理者应负的责任。它们是人为的操纵汇率、非关税贸易障碍、政府干预等。然而这些障碍即使统统汇总起来，和美国人自己创造出的障碍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比如说，管理人员是否能为了公司的长治久安，决定未来产品和服务的长久呢？(他只有在位持久，才能领头走向未来。)长久生存、提供工作机会、策划未来能拥有庞大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等，是组织发展壮大赢得消费者的重要条件。但要实行此种政策并不容易。每个这么做的人都可能会冒着挪用股利款项(原本可以拿来发放)，而被排斥的危险。
1982年3月15日的《商业周刊》就报道了一个例子：某位被大公司聘来策划未来的领导人，因上年第四季股利下降而被解雇。其实管理者才是让股东相信“股利可衡量管理绩效”的始作俑者。有些商学院也教导学生如何在短期内使公司利润极大化。股东们比管理者更精明。这些包括了投资产业的退休基金经理的股东们，对未来股利的成长潜力比对今日的股利更感兴趣。不知要到何时，管理者才知道他们自己有义务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3. 政府能做什么戴明提出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那就是促成价格竞争的力量，并不能解决品质和服务问题，等到政府立法机构明白了此点，不知多少年已悄然流逝，这些破坏服务品质的竞争，绝非当初政府立法的原意。负责管制之立法机构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不是弄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就是观念过时了，不知道如何衡量公众利益(同时还让产业界在改进生产力方面困难重重)。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已经摧毁了我们的电话通信和传输系统，只因他们当初相信价格竞争会带给民众好处。谁知道苦头在后头呢！这么做是既浪费而又可笑的。举例来说，福特、庞蒂雅克(通用汽车公司事业部之一)和克莱斯勒的员工，竟不能合作将汽车左前方挡泥板用钢材的量规数从十五种降至五种。
在政府法规的限制之下，产业如何能在成本上与日本竞争？银行家、企业所有者、政府主管当局，到底能不能帮助美国产业接受这个挑战？还是仍旧囿于传统？过去几年来，原本立意良好的政府政策和规范最后却伤害了投资者，这类例子真是比比皆是，而其受损程度还较原先的弊病大。反托拉斯法不仅受限于环境变迁而已，执法者常忘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到底怎样才能使美国更具生产力呢？……在反托拉斯事务方面，我们还应该多动脑筋来减肥。妨碍生产力提升的因素还包括了政府规定。这些规定要企业花费巨资和人力来符合公平雇用法、安全及其他举措。
单是1976年，政府法规加诸美国企业身上的成本即高达300亿美金。美国的银行业都要应付不计其数的繁文缛节。借贷法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结果银行得雇用大量的法务人员才能应付此等要求。问题也许不在于“何时”达成，而在于“是否”达成。过去几年来，农业品对美国的贸易收支是有帮助的，没有它们，赤字会更大。然而土壤和水还能抗战到最后一分钟吗？美国是否会重返农业社会？然而有趣的是统计数字指出美国的农业经营愈来愈有效率，已达到一人可养活77人的地步了，因为农业从业人员不放弃任何一个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机会。顺便一提，农业实务的创新大半来自世界各地的实验站，它们都应用统计方法来改善效率和试验的可信度。
不幸的是，农业经营多半只着重生产，而且依赖关税、配额以及政府补助来保护。如果他们能投注相同的智慧和努力来开发新用途和拓展世界市场，而不是让政府管理农业的发展和销售，美国农业的利润可能会提升至新水准，开发至新境界。假如能取消政府的价格补助，农业还可能更具活力。谁能幸存呢？唯有那些定下恒久目标的来追求品质、生产力和服务，以及投注智慧有毅力的公司才能生存。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还必须具有市场潜力才行。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法则在自由企业及自然环境都一样适用。事实上，问题可以自行化解——只要公司能在品质、生产力和服务水准上坚守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