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30万言书，平心而论，从内容上说尚有不够正确甚至错误之处，在措辞上也有偏激和欠妥当的地方，对文艺界的现状的概括和分析，亦有偏颇。如果能够冷静地对待，在文艺界开展自由讨论，倒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是当时却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酿成一大悲剧。
30万言书受到批判以后，胡风受到多方压力，写了《我的自我批判》，但是没有人理睬。倒是另一件事更引人注目：舒芜又把解放前胡风给他的私信摘录并加以注释拿出来发表。这种断章取义地发表私信的做法对胡风夫妇打击不小，认为宪法规定的通信自由也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道理可说呢？
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来往信件被没收，并被汇集出版，成了胡风的罪证。毛泽东看了舒芜整理出的信和胡风的检讨，断定胡风等人是个“反党集团”。因此，1955年5月初，中宣部、公安部共同组成胡风问题专案组。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按语，指出胡风及其七月派作家群其“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毛泽东太相信手头这些经过加工的材料了。
他一生中花费了许多时间对付那些他认为的“独立王国”。
批判胡风的调子逐步升级，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由“反党”，上升到“反革命”；由对胡风本人的清算，扩大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凡与胡风在工作上、生活上有联系的人，都被审查，并被诬陷为“胡风分子”，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受株连者数以千计。
梅志曾提出两人一道自杀。胡风摇头：“这样会认为我们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那今后有谁敢为我们辩护啊！”
7月初，胡风以“反革命”罪，被撤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人民文学》编委等职务，并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8月，经人大常委会批准，由公安部逮捕了胡风，同时拘捕了梅志，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
梅志被关押后，曾被问及“你们写30万言书的目的是什么？”
梅志回答：“希望中央采纳，大家可以更好地工作。”
又问：“中央这么多人，难道就不会工作吗？是不是胡风想当部长？”
“胡风又不是党员，能到中央当部长吗？他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希望能得到允许办一个杂志。”胡风肯定了这样的回答，“如果要做官，建国初期，职务多得很，不怕没有官做。当时我只是想自由地写点东西。不再搞文艺理论了，只想写诗歌颂党和人民！”
1965年，胡风被关押了10年之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这年年底，胡风被假释出狱。可第二年春节一过，他一家被通知离开北京去四川定居。1967年10月，随着“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深入，胡风由雅安地区的芦山县劳改农场押送到成都，再次收监，与梅志分离。按照原先判决，胡风应于1969年8月刑满，但无人过问。1970年年春，胡风上书有关部门做出处理。报告送出后，不但没得到释放，反而四川省公安厅派人对胡风住处进行了搜查，在搜查中发现胡风所保存的一张毛主席像的背面和四周，有胡风手写的诗词，当局即以此为大不敬罪，改判为无期徒刑，并押解至大竹县第三监狱关禁。1976年周总理逝世，胡风受到很大打击，他一直把周总理作为精神支柱。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胡风的神经错乱曾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经常自言自语，与空中的假想人对话。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在1979年元月15日，即春节的前两天，胡风终于获得了自由。
自然，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无法知道胡风的结局。
胡风的冤屈只能留给后世记取。
严格地说，俞平伯、胡风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接触多，误解也多的是另一位人物——
他就是个子小小、脑袋大大，外表像个不起眼的小老头，却是个满腹经纶的大学问家的梁漱溟。
他曾被周扬称为是唯一敢与毛泽东主席在公开场合唱对台戏的人，敢于面对面向毛主席提反对意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