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和对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问题。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讨论到具体问题时，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不继焦急不满，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此时，会议又出现这个情况，彭德怀大为恼火，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吼道：“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谁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有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饿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1955年8月金日成首相同参加朝鲜国庆庆典的朱德副主席亲切交谈彭德怀这一吼，会场气氛骤然紧张，有人仰起脖子想和彭德怀争辩，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请彭德怀说说具体情况，彭德怀也不语，会议只好不欢而散。
周恩来没有抱怨彭德怀的态度，会后又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要求国内的部队都要到朝鲜轮战；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周恩来自己抽空还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炒炒面的情况，他拿起铲子就动手炒起来。他的右臂负过伤，只能单靠左臂用力，不一会儿，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流。一位女同志上前抢他手中的铲子，说：“总理，不要累坏身体。”
周恩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说：“不要紧。我们在国内受点累，这算什么。志愿军在前线很艰苦，要把炒面做好送给他们当干粮，支援他们打胜仗啊。”后方供应的事情他一直过问得很细。1月份，东北军区开后勤会议，周恩来还专门要聂荣臻和他一道赶到沈阳听汇报，当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在棉衣上面加绗线……
彭德怀在北京停留的一周内，除了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决策重大问题外，又和军委各部负责人研究具体实施方案。他日夜奔波，十分紧张，本来已经消瘦的身体更显疲劳消瘦，毛泽东见状要他在北京休息几天，因前线正紧张，彭德怀仍于3月1日匆忙离京。当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明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处境，请求苏联方面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3月5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两个驱逐机师和三个高炮师参战，并同意给中国增供6000辆汽车的合同。
彭德怀离京后，从3月1日至3日，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召开一系列会议，将所定各项措施迅速部署完毕。3月3日即将具体落实方案电告彭德怀和高岗。火气很大的彭德怀转而对周恩来惊人的工作精神和效率大为佩服。
那一阵子，周恩来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常生病的他也病倒了。工作人员劝他休息，可他不听；连邓颖超劝也不管用。没办法，秘书就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的话他不能不听。结果，主席让周恩来休息三天。周恩来只好从命。可是休息到第二天就忍不住了，但主席的话他又不能不执行，就让秘书给主席讲一讲，他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毛泽东“维持原判”，仍答复休息三天再说。秘书们很快乐，硬是让总理老老实实休息了三天。
即使在病中，一些重要的工作他仍无法摆脱。有时却是人为的干扰。一般人不敢干扰，干扰来自多事的江青。
总理生病期间，闲不住，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让秘书韦明从文化部调来一部电影片子。名义上是让总理审查，其实想借此让总理放松一下。平时总理从来不愿单纯娱乐性地看片子，这次是审查片子，他果真坐下来看电影了，工作人员都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可是电影开映不久，忽然，屋外电话铃声响起，韦明就跑进去接电话。
“请总理听电话！”话筒中传来江青的声音。
韦明面有难色：“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在话筒那边说：“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年轻气盛的韦明反问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这可把江青惹火了，冲着话筒嚷开了：“你不要管！”
韦明想，你既然说不要我管，我就把电话挂了吧。他挂了电话，回到里屋。不一会儿，江青又来电话了，质问道：“你怎么把电话挂了？”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说完，又觉得江青毕竟是主席的秘书、夫人，如果主席真有事，耽误了不好。所以语气渐渐缓下来，向江青解释说，总理病了，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一下，总理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有了个休息的机会，让他多休息会儿吧。江青仍坚持要找总理。韦明只好去向总理报告：江青来电话了。总理马上就叫停了电影，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一接就是40多分钟。原来江青看了一个电影剧本，给周恩来大谈了一通她对剧本的感想，本来这事一点都不急。
事后不久，江青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告了韦明一状，给韦明戴了10来顶大帽子，说他是“媚上压下”。周恩来把这封信给韦明看了。韦明心里有气，跟总理说：“说我媚上压下，她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周恩来没说什么。
江青并不知道韦明已看了她的告状信，没过两天，在一次周末舞会上，江青见了韦明，做出一副热情的姿态，说：“韦明同志，咱们跳个舞吧！”韦明心里上下直翻腾：刚写了两千字的告状信，现在又这般热情，真是个两面派！
韦明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直到11年后的1962年，韦明要去甘肃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才提起那封信，提醒韦明要接受教训，对人对事不要太简单……
1951年5月，由于周恩来日夜操劳，导致高烧不止，累倒了。毛泽东批准休息两个月，建议他去大连。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和邓颖超一起去了大连。在整个休养期间，他仍关心着朝鲜前线的战况，只休息了一个月又赶回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