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的夜色一向深沉而宁静。
西花厅的灯光就像最后隐去的星辰。周恩来桌上的电话机时而响起，秘书进进出出。送毛泽东离京的那天上午，周恩来又没睡觉。他在凌晨4时还在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信，王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信没有任何客套，开头就写道：“炳南：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对此，周恩来很不满意，特意在这句后面加了“”，既是询问，也是批评。“你家也无人接，致无法从电话中与你通话。”周恩来继续写道：“现特函告：今早（上午）6时零刻苏联商务代表团车抵北京，望你按时到东车站去接（以办公厅主任名义），不得延误。接到后，望即约他们到今晚宴会。罗申（苏联驻华大使）、齐赫文（参赞）已离京，今晚去掉他（们）的座位。”
周恩来的细致严格可见一斑。
今日凌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又堆了一厚叠文件，他一坐下又是3个小时。秘书轻声进来，报告说：“公安部来电话，说主席已安全通过天津，只遇到一点小问题，在主席专列要通过的路轨间发现一枚手榴弹……”
批阅文件间隙的周恩来，听汇报时是一种调剂，本没留意，但秘书的最后一句话顿时引起他的注意，他侧过身来，追问秘书：“什么样的手榴弹？”
秘书稍显轻松地浅笑一下：“是一颗生锈的手榴弹，整个锈成一个铁疙瘩，炸不响了。估计是战争年代或是什么人废弃在铁路旁。不过，罗部长还是很重视，已经下车调查和处理此事了。”
周恩来手里的红蓝铅笔轻轻地敲着桌面，想了一下，向秘书布置着：“通知沿途各站，加强警戒，再对铁轨、路基做一次清理；通知滕代远和杨奇清、汪东兴他们，警卫工作仍要仔细认真，丝毫马虎不得。”
秘书应着声，按老规矩将桌上周恩来已批阅过的文件拿走，习惯地问一声：“总理还有什么指示？”
“罗瑞卿同志如果回到北京，请他马上到这里来。”周恩来将手头正批阅的那份北京市军管会布告也一并交给秘书，“天亮以后，把这份布告也发给主席，请他最后再过一下目。”
秘书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又恢复了一个人的世界。
他认真批改过中缅建交的联合公报，又拿过来一份党外人士安排的名单，逐一审视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二十多年来，他和这些人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他熟悉他们的经历、个性和才能，知道哪一个位置最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他们也同样熟悉他，信赖他，以置身于他的领导之下而为幸事。周恩来在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注上几个字，以表达自己对于他们任职的意见。这份名单还要经毛泽东最后审定。他在写注时颇为用心，尽量以最简洁的语言说出每个人的特点，以及在这个职位上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毛泽东最后定笃。
东方发白，周恩来起身活动一下，顺手关了电灯。工作人员送来了早餐：一碗稀饭，两个小馒头，一盘花生米和一碟咸菜。
周恩来示意将早餐放在茶几上，看看腕上的手表，拿起红色电话机的听筒，先给刘少奇打电话：“喂，少奇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已安全通过天津……出了一点小问题，罗瑞卿同志已在天津下车去处理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你通报。”
然而他又要了朱德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朱德的卫士长，周恩来轻声问：“老总起床了吗？”
周恩来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向两位领导人通报情况，是他熟悉他们的起居作息时间。从延安时期起，因为经常与毛泽东研究事情，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都养成夜间工作的习惯，朱老总年岁大了，改不过来常年养成的早睡早起的习惯，所以此时，正是两位领导人都没到睡觉的时间。朱老总的卫士长证实了周恩来的估计：“老总正在洗漱，一会儿就要出去散步。”
周恩来放下电话，匆匆吃过早饭，穿上大衣走出西花厅。他想和朱老总一起散散步，一来驱赶一下一夜的疲惫，二来趁这个机会向老总通报一下主席沿途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