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解决方案完成之前，卡内基又对公司资产的评估产生了怀疑。他给主管公司财务的劳伦斯？菲普斯写了一封表示担忧的短信，问他怎么能够确定公司的证券真的能值那么多钱。公司的股份并没有在交易所上市交易，但菲普斯非常正确地写道：“董事们已经登记了他们的意见，即营业公司的股份是全值的……所以，卡内基公司的账目必须以此为基础建立。”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公开的股票市场，那么董事们说他们的股份值多少钱，他们的股份就值多少钱。
实际上，这些股份的估价实在是太高了。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被大胆地提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焦炭公司估价7000万美元，高估了13倍；钢铁公司的估价没有这么高，但也达到3.7倍。但是，真正要紧的问题是债券利息及股息负担：数额高达1600万美元，已经达到了极限。1899年的利润达到了破纪录的2100万美元，支付利息和股息还留有较大的余额，但那是收入能够补偿新支出水平的第一个年份[14]。（当然，股息支付与债券利息不同，并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当时人们都非常看重对股息承诺的支付；因此，如果卡内基在公司重组后立刻就不能支付承诺的股息，他就会成为人们的笑柄。）
卡内基自信地预计1900年的收入将达到4000万美元，或者甚至能达到5000万美元。但是，在经历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之后，业务却在春季和夏季急剧下滑，最终全年的收入只比1899年略高一点[15]。公司也曾经要一次配发1290万美元的股息分红，而且明确地计划主要用现金来支付。但是，除了最初按比例配发了75万美元的现金之后，在1900年里再也没有用现金支付过。卡内基和其他几个比较富有的董事同意以证券的形式领取股息，而其他人的支付形式也各不相同。年初的时候，公司还有充足的现金，但到秋季时现金就开始紧张了。钢铁公司11月的收入只有36.2万美元，这还不到第一季度月平均收入的十分之一，还不够支付当月的债券利息。7月，卡内基建议延迟支付债券利息以便为继续投资筹集资金；施瓦布和其他的董事对此都非常惊诧。事实上，卡内基个人当年的收入统计显示，他的实际利息收入也大大少于他应得的利息，而且没有股息收入。
卡内基一向憎恨“掺水的”资产负债表，但现在却领导着这样一个负担沉重的公司，真是让人惊叹。这也不能全怪弗里克。在公司内部做出的评估价格中，3.2亿美元是最高的估价之一。就在一个月之前，被卡内基回绝的菲普斯和弗里克开出的估价只有2.5亿美元。卡内基受到了合伙人的压力，他们渴望有一个收获颇丰的“发薪日”，毕竟这一天已经让他们等了将近30年了。但是，卡内基已经习惯并且很容易坚持一个更低的估价。更大的可能性是当时的外部环境让卡内基有些担心：摩根财团、摩尔兄弟以及其他人在钢铁业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购，总值高达两亿美元以上。完成一个数额更大的交易可能有助于抚慰一下卡内基在头一年因交易失败而受伤的自尊心。
很清楚的一点是，无论卡内基和弗里克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最终都是皮尔蓬？摩根进行的一些巨额收购活动所带来的刺激把卡内基公司这样的畸高估价置入了理性讨论的框架之内。市场上还有其他的、像摩尔这样的参与者，但他们的可信度都比较有限，除非摩根通过他自己所做的交易来证实这些人的估价。在1895年至1905年左右的十年间，摩根以及像摩尔这些较次要的人物所做的交易，改变了美国商业的轮廓——这将是下一章讨论的主要课题。巨型公司突然大量涌现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大量反托拉斯活动的爆发。
粉碎托拉斯
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对托拉斯怀有如此深的敌意。在19世纪末的美国，巨型公司到处涌现，所有的政府都在绞尽脑汁找寻对付它们的最佳办法；但是，其他没有任何国家在这样做。正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6]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个信条。”其他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都慷慨地给予铁路及其他类似的行业以垄断的权力，而且经常以提高国家竞争力为由鼓励它们发展壮大。
美国的反垄断热情可以追溯到安德鲁？杰克逊时代甚至更早。霍夫施塔特将其定位于一种文化之中，即“农场主和小城镇企业主的文化——有雄心，流动性大，有投机倾向，反对权威，崇尚平等主义，并且有竞争性。”在美国的主流新教徒中，救助的渠道是深深扎根的孤独。在美国就有这样的故事：明尼苏达州一个种植小麦的农场主，或者是一个小制造商被卷入了华尔街的金融恐慌中。同样的思维模式把一个准圣经似的地位赋予了严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商业之间的竞争就像是持续的战斗：它铸就了更大型的战斗所要求具备的特点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