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送给周总理以后，周总理对此非常慎重，于1972年岁末，召集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和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
周总理在会上郑重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记录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第二天张颖等有关人员，把所有的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会后，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我，他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
我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
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
我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我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
总理表扬说：“那好，你办事还是蛮认真的。这些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
我说：“请总理放心，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办！”
维特克夫人虽然未能得到江青跟她谈话的记录稿和录音带。但是，她回国以后还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开始写江青传记，题目是《江青同志》。
这本书在西方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3.5万册，然后又不断重印。
维特克夫人在美国对著名作家韩素音说：“我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但是，江青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1974年5月3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了江青跟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
1974年5月10日，周总理叫他的秘书赵茂峰给在江西“五七”学校的我打电话，询问江青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录音放在何处？我告诉他放在10号楼秘书保密室的西南角。他说，总理问你们在那里习惯不习惯？请你们注意身体。后来我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看到美国的报道以后，正在调查处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