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驭臣有术威柄独操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是个2O余岁的青年。当时，朝中大臣分为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帮派，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鄂、张都是先朝重臣，党羽甚多，朝野臣僚要么投在鄂尔泰门下，要么求张廷玉庇荫。两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连刚毅果断的雍正帝都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两人都有大功于国，所以雍正帝特许二人死后附太庙配享。太庙是皇帝家族的祖庙，臣僚能得到配享的待遇，那是极高的和十分罕见的荣宠。这两大派系朋党的存在，给乾隆帝提出一个突出的难题，即能否妥善处理两派的关系，这成为朝政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
乾隆帝继位后明确表示痛恨私立朋党，同时，对两派臣僚一视同仁，有功即赏，无功即罚，决不少贷。如果要起用哪一个人，不只询问一方，而是令各人直陈，同时还要询问许多其他的人。被询问的人都需直言直语，倘被发现故意掩盖或美化，轻则被训斥，重则被解职回籍。于是，朝中虽有门户对立，但双方都兢兢业业地为朝廷尽力，任何一派都不敢骄横。在乾隆朝，这种门户对立不但没有明显影响朝政的运行，有时反而促使双方都争相为国立功。
乾隆帝对臣下恩威并施，凡是为国立功者，可以顿升公侯。如出征将领凯旋归来，乾隆帝通常在紫光阁宴劳。后来，乾隆帝命画工为功臣画像，挂在紫光阁中，以示荣宠。因平定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功臣1OO人画像入阁，其中以大学士傅恒为第一。以平定大小金川的叛乱，又画功臣1OO人像入阁，以大学士阿桂为第一。后又因平台湾的叛乱，绘功臣2O人像入阁。阿桂虽未至军中，但图像仍为第一。最后因击退廓尔喀进犯，绘功臣1O人像入阁，阿桂以自己未亲自参与战斗，恳让福康安为第一，阿桂列第二。乾隆年间，将领在外多能用事，战争都以胜利告终，这与乾隆帝不吝褒奖是有关系的。
乾隆帝虽然儒雅风流，但权柄从不稍假予人。自雍正以后，军机处就成了皇帝下面的最高权力机构。乾隆帝每天早上都到军机处理政。夏天，他到军机处时天也就明了；冬天，他到军机处时也就是五更时分。军机处一般有十几个人，每天晚上要留一个人值班，以备有急事，候乾隆帝临时召见。又怕事情多一个人处理不了，每天还要有一个人早早地到军机处相助，当时称之为“早班”。乾隆帝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听到爆竹声由远至近，军机处官员就知道皇帝要来了。一般情况下，乾隆帝到军机处后，蜡烛还要点一寸多天才明。军机处的官员每五六天轮一早班，尚感到很辛苦，乾隆帝却天天如此。这使得军机处官员不敢稍有懈怠。倘如边疆用兵，只要有军报送来，就是在半夜里，乾隆帝也要立即亲自观览，随时召军机处官员面授机宜。军机处官员按照他的口授拟好文，再交给他过目。这中间往往需要一二个时辰，而乾隆帝还披着衣服等待。军机大臣都可以专折奏事，最后均听乾隆皇帝决断。
乾隆帝鉴于明代宦官多通文墨，故能够弄权，把明代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一改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废掉。乾隆帝说：“内监的职责就是供命令，只要略识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以后，内宫便再也不派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帝还有一个禁止宦官弄权的措施，那就是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辩，避免了他们之间的勾引。有一个叫高云的贴身宦官，他向乾隆帝说了几句外廷臣僚的事，涉及到朝廷事务，乾隆帝立命将这个宦官处死。
清代的宦官由内务大臣管辖，不许宦官到外边胡作非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成上疏，弹劾巡检张若瀛，说他竟敢擅自杖责内监，这是一种目无皇上的大不敬行为，乾隆帝览疏，不但未准奏，反而斥责方观成不识大体。没过几天，那个被弹劾的张若瀛却连升七级。为了这事，乾隆帝特发了一道谕旨，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许外廷官员随时惩治。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在御前听用的太监，乾隆帝直呼他为“秦赵高”。实际上这个宦官并没干什么坏事，乾隆帝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正因为清前期对宦官管理较严，所以清代没出现过像明代那样的宦官之祸。
乾隆帝接受了历史上外戚为乱的教训，对后宫的管理也很严格。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后妃们学习的榜样。例如，其中有“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席时，乾隆帝还让后妃们以“宫训图”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母家人虽不时蒙得赏赉，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平靖边疆谨守国门
雍正年间曾大规模地“改土归流”，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末年，由于某些善后工作不妥，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苗族又发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前往平叛。他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甚至提出要将大片西南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纷更，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族西南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乾隆帝即位不久，听到这种不好的消息，颇为震怒，决心调整布置平定叛乱。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另派张广泗经营苗疆。
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通盘筹算后，制定了“暂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对苗众先分首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因此进军所向克捷。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容满面，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乾隆为照顾苗民的习俗和安抚他们，又规定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在乾隆帝在位的6O年间，他多次对边疆和属国进行征讨，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首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险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三天攻下叛军核心据点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从此不敢自出一令。张广泗受了讷亲的斥责，对讷亲不知兵而事权反出己上感到不满，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数，而战功却无。乾隆帝大怒，立命将张广泗逮治来京，说他“负恩忘国”，按律斩首。接着传旨，命讷亲回奏。讷亲尽把责任推给张广泗。乾隆帝将讷亲的奏折掷到地下，命传侍卫到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派人送往军前，令讷亲自裁。之后，乾隆帝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军队，和岳钟琪分两路进剿。莎罗奔乞降，大小金川遂告平定。乾隆帝十分高兴，对傅恒优诏褒奖，把他比作平蛮的诸葛武侯，封他为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封为三等威信公。在凯旋时，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诸王大臣郊劳，他亲自在紫光阁行饮至礼，并在丰泽园赐宴随征将士。
乾隆三十一年（1766），大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往剿，多年无功。乾隆帝下令杀了阿尔泰，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督再征大小金川。用兵数年，劳师靡饷，清兵接连受挫。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因温福已战死，桂林无功，遂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严令剿灭叛匪。乾隆四十一年（1776），阿桂攻克了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尔崖，叛乱被平息。叛乱头目索诺木和莎罗奔率家族2O余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其家族人等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边为奴。乾隆帝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画像入紫光阁。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准部多次用兵，但未根本解决问题。准部时服时叛，成为清廷的一块很大的心病。在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命班第为定北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解送北京。乾隆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为了照顾民族关系，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受到很好的待遇。
乾隆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未答应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荣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他仍不满足，制造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挂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积极准备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九月，乾隆帝命他到避暑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清廷的用意，在半路上逃回，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帜。
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第兵败被杀。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给清廷。
南疆接着又发生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大小和卓木就是霍集占兄弟。他们是南疆的宗教首领，在维吾尔族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叛乱爆发后，迅速蔓延，乾隆帝命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了天山北路，乾隆帝又命他立即率军赴南疆平叛。兆惠率领的清军仅3OOO人，被霍集占率领的1万多叛军围困在黑水。包围历时3个月，叛军始终未能攻破。乾隆帝驻守乌鲁木齐的将军富德赴南疆增援。霍集占在清军的内外夹攻下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被当地部族所杀，这场叛乱最后被平息。
乾隆帝鉴于准噶尔部屡次发生叛乱，便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辖新疆南北两路事务，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
乾隆年间，清廷与周边国家也时有战事发生。乾隆帝在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后，又命阿桂赴云南，与云贵总督李侍尧勘定中缅边界。因叛乱者有不少人逃往缅甸，乾隆帝命他们整修战备，向缅甸索要叛人。缅王孟驳闻讯十分恐慌，马上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只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答应了缅甸的要求，但缅人只将叛人放回了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缅甸新王孟云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塔一座，驯象八只和宝石、番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全部送回。乾隆帝十分高兴，乃颁诏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谕暹罗，不可与缅甸继续构兵。从此以后，缅甸和暹罗二国都臣服清朝，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乾隆二十六年（1761）八月，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闻讯后，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达赖喇嘛还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协助作战。清军很快将廓尔喀侵略军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2O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遣使求和，表示今后永不侵犯西藏，并归还抢夺的金银宝物。福康安奏请乾隆帝谕示，乾隆帝接受了廓尔喀的停战条件，命福康安撤兵返回西藏。
乾隆帝感到西藏地方政府太腐朽，无力阻止外来侵略，行政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遂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它成了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最高法律。乾隆还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搞分裂割据有重要意义。还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的关系，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乾隆皇帝为迅速击退廓尔喀的侵犯，为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感到十分高兴，特晋封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封为贝子。
乾隆帝对自己的武功很得意，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他命人建造碑亭，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碑上，以昭示他的武功。所谓“十全”，是指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服廓尔喀，合计为十。他自诩为“十全老人”，并镌刻了“十全老人之宝”。他凭藉清初发展起来的国力，东征西讨，使清朝的国势在乾隆年间达到极盛时期。
乾隆在注意巩固边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对这时已来到东方，进而叩响中国大门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也给以了足够警惕。
清朝在康熙帝统一台湾后，开四口与外国通商，中外贸易一时呈现出兴盛状态。乾隆初年，英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越来越多，他们与中国的行商相勾结，经常干一些违犯中国法律的事。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十日，因英商洪任辉“屡次抗违禁令”，乾隆帝传谕外国商人，以后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禁止外商再往厦门、泉州、宁波三地贸易。两年后，乾隆帝命臣下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史称“防夷五事”。其大体内容是：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接受中国行商管束稽查；禁止外商雇用役使中国人；外商不得雇人传递信息；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时，在广州设立保商制度，保商都由官府派遣，凡外来人员、船只、货物和纳税等事，都由保商担保。还规定，金银、五谷、丝绸等物一律不得出洋。后世人们所常说的清代的“闭关政策”，主要就是指乾隆帝所颁行的这些法令和措施。
当时，英人在对华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贸易额也最大，广州的中国行商欠英商债款的纠纷不断发生，乾隆帝颇为恼火，命广东地方官对外商和中国行商严加控制。外商在中国发展贸易愈加困难。为了发展对中国的贸易，英国决定派高级使臣来华，这就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马戈尔尼来华事件。
乾隆五十八（1793），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英王遣马戈尔尼出使中国。此人富有外交经验，曾出使过俄国，并且在印度任过长官。为了显示英国文明程度高，所带贡品都经过精心选择，主要是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图象、军器、音乐、器皿等物，共19件，价值1.3万英镑。为了显示马戈尔尼地位隆崇，除了东印度公司派有两艘船以外，另派兵船一艘。在启程来华之前，东印度公司先期通知两广总督，由总督奏达乾隆皇帝。乾隆帝听说大英帝国遣使为自己祝寿，满心欢喜，传旨准英使由天津入京朝觐。
马戈尔尼一行由广州经舟山，到达山东登州海面。当地官员上船迎接，并向英使宣读乾隆帝的谕旨。因为这时正值夏季，乾隆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马戈尔尼则表示，他愿意“敬赴山庄叩祝”。
马戈尔尼八月初到热河，但关于觐见礼仪问题却颇费周折。乾隆帝要臣下导英使行“三跪九叩”礼，马戈尔尼认为不合英国礼俗，拒绝接受。为此，乾隆帝大为不快，要臣下传谕英使，既然来中国，就要遵守中国法度和礼仪。乾隆帝认为英使“妄自骄矜”，下令“全减其供给”，实际上是向英使施加压力，预示着这次朝觐有夭折之势。最后达成折衷办法，许英使跪一膝行礼。
农历八月十日正式觐见。马戈尔尼向乾隆帝呈递了表文，奉献了礼品。乾隆帝回赠英王的礼物也很多，对马戈尔尼本人也厚加赏赉，并赐予一道敕书。马戈尔尼虽然在热河一个多月，但关于商务问题却一直未得表达。回北京以后，马戈尔尼书面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扩大贸易，增加通商港口，允许英人在广州居住，请允许占用一小岛贮存货物，允许传教士在各省传教。乾隆帝回复了英王来书，断然拒绝了英人要求。特别是对英人想占用中国岛屿之事，乾隆帝更是严词申谕：“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封疆，各有专属。”乾隆帝在敕谕中反问道，倘若别的国家纷纷效尤，也要中国赏给岛屿以住买卖之人，怎么都能答应它们的要求呢？
对英国殖民者的领土要求，乾隆帝作出如此严正的回答，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马戈尔尼感到所求无望，遂于九月三日离京返国，颇有怨望。
乾隆年间，西方国家中除了英国遣使来华外，其他不少国家也都曾遣使来华。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使臣巴哲格来中国。乾隆帝对葡使颇为优遇，特令沿途供应“量从丰厚，以示怀远之意”。乾隆帝还特派内务府郎中和德人钦天监监正一起到广州迎接。乾隆帝在回复给葡王的“敕谕”中，除了表达友好的语言以外，有关通商诸事全未涉及。
乾隆六十年（1795），荷兰以祝贺乾隆御极六十周年为名，派德胜为正使来华。乾隆帝认为“此系好事”，特令广东地方官派人沿途护送，妥为照料。军机处官员验礼品后，颇嫌菲薄，认为都不是贵重之物。乾隆帝未予计较，仍照常予以赏赐，还赐予使臣一个亲笔写的“福”字。
风流天子香妃殉节
乾隆帝边疆用兵，连传捷报，再加上连年风调雨顺，海内升平，他俨然感到自己是个太平天子。因此纵情享乐，干出了不少风流韵事。康熙时曾修建了一处畅春园，赐给了当时还是藩王的雍正帝，后赐名为圆明园。雍正帝即位后，对圆明园大加扩建，添了不少的楼台亭榭。现在轮到了乾隆帝，他拨出库中大量白银，命工部规划大规模扩建。一时集中了大批的能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在什么地方植树，什么地方栽花，某处凿池，某处叠石，点缀得优雅别致，不论春夏秋冬，都感到相宜。乾隆又责成各省督抚，搜集了无数的珍禽异卉，古鼎文彝，一齐陈列园中，供皇家人员玩赏。园林告成后，乾隆帝陪太后到园中游玩。他还发了一道圣旨，自后妃以下，凡公主、宗室、命妇以及近属，都准入园游玩。
这一天，时值春季，风和日丽，乾隆帝护着皇太后在前，后妃公主等在后随行，两旁迎驾的人统已站定，妇女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其中一位命妇，鸭蛋脸，弯弯的眉毛，鼻子丰润，粉腮上还有两点酒窝，鬓边插着一朵红花，娇楚动人。乾隆帝看到这个美貌妇人，心神飘荡，正不知怎样是好。因当着众人，不便细问，只呆呆地看着。一会儿，皇后到那丽人跟前，称她为“嫂嫂”，乾隆帝这才忽然想到，那个丽人正是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妻子。在随意闲游时，傅夫人跟在皇后后面，乾隆帝不时回头。博夫人也有意无意地瞻仰御容。回宫后，乾隆帝的眼前常常现出傅夫人那妩媚的面容来，因而连朝政也懒得去处理，整天无精打采。
在皇后生辰那天，乾隆帝的精神忽然振奋起来，因为傅夫人这天要进宫为皇后祝寿。这天在坤宁宫开宴，为皇后庆贺千秋节。乾隆帝早早地退了朝，到坤宁宫入席，与傅夫人又是联诗，又是让酒。自此以后，傅夫人常常被召入宫，陪皇后散心。日子一久，傅夫人就常留在宫中歇息。其间，乾隆帝不时与傅夫人偷偷寻欢作乐。一些宫女虽然心里明白，但不敢声张。
乾隆帝为了与傅夫人可以经常偷情，多次派遣傅恒至边疆统兵作战。后来，傅夫人生下一子，满月时抱入宫中，请乾隆帝赐名。乾隆帝看这个孩子肥硕强壮，面容很像自己，故十分宠爱，赐名叫福康安。以后福康安8岁时，乾隆帝即让他在御书房和皇子们一起读书，12岁时便被封为贝子。长大后被封为大将军，多次受命出征，终乾隆一朝受到乾隆无微不至的呵护。
时间长了，皇后渐渐悟出了其中的蹊跷，但为顾全面子，又因傅夫人是他的嫂子，不好说破，只得把苦水咽在肚里，加上立为太子的儿子和另一个儿子先后夭折，更是整日里闷闷不乐，面容也显得一天天地憔悴起来。
乾隆帝与富察皇后原本十分恩爱，只为了傅夫人的事，二人才稍稍乖离。乾隆帝为了给这位富察皇后解闷，便下旨东巡，谒孔陵，祭泰山，游览了不少名胜。尽管景色宜人，但富察皇后总打不起精神，时时忘不掉死去的儿子。在旅游中受了一些风寒，遂一病不起。随行的御医无论怎样用药，总不见皇后的病情好转，反倒一天天加重起来。乾隆帝感到很焦急，立命回銮。沿途又找山东的一些名医诊治，都无效验。刚到德州，皇后就死了。乾隆帝感到十分悲痛，扶棺大哭。回京后治理了丧事，谥号孝贤皇后。
富察氏虽然身为皇后，但平时很节俭，穿衣从来不挂珠翠。后宫中人大都有用金银线缀成的荷包，她认为已属奢侈。她每年送给乾隆帝的佩囊只是用鹿皮制成，其用意在于清人起身于关外，寓有不可忘本的意思。因此，乾隆帝对这位皇后格外敬重，之所以谥号“孝贤”二字，正是为了褒奖她的贤淑。
因孝贤皇后早逝，乾隆帝对皇后母家格外恩遇。皇后的兄弟不是封侯，就是封伯，皇后全家有14人得到爵位。几乎达到了“外家恩泽古无伦”的地步。
有关乾隆帝的风流佳话中，传闻最多的莫过于香妃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南疆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帝派兆惠等人前往镇压。第二年叛乱被平息。兆惠俘获了霍集占的妃子香妃。她身上生来就有一种异香，不用涂脂抹粉，香气袭人，人们因而称她为香妃。乾隆帝的后宫虽说嫔妃成群，但却没一个有这种天然香味的。兆惠俘获香妃后，为了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立即派人密折奏闻。乾隆帝闻报大喜，命兆惠尽快送往京师。因路途遥远，怕长时间风霜跋涉有损香妃的容颜，命兆惠派可靠的人好生护送，并谕示沿途地方官，要好生安排香妃一行的食宿起居。
香妃到京后，宫监将她引人内宫，觐见乾隆帝。果然是玉容未近，芳气先来，这种芳气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而是一种奇芬异馥，沁人心脾。宫监让她到御座前行礼，但她全然不睬，只是泪眼汪汪，令人十分怜爱。乾隆帝说她生长在边远地区，不懂朝中礼仪，遂命不必苛求。按照乾隆帝的意思，宫监将香妃领入西苑居住。之后多次派能言善辩的宫女劝说，但香妃或面若冰霜或只是垂泪。再到后来，香妃对前来劝她的宫女说，如果皇帝逼她，她就用匕首自杀。甚至还说，她还不想白白地死去，即使自杀，也要再杀一个足以抵得上她的前夫的人。
乾隆帝本人也不时到西苑小坐，希望时间一久，她那思念前夫之心就会消失。一遇到什么节日，香妃就暗暗地落泪。乾隆帝见此情状，回来与和坤计议，以后香妃的饮食起居，完全按照回族人民的传统格式，吃回式蔬菜，穿回式衣服，另选派回族妇女对她好生侍候。按照乾隆帝的命令，在西苑为香妃建起回式的房屋，还修建了回教礼拜堂，想以此取悦于香妃。有时，乾隆帝还派人领着香妃到风光秀丽处去游玩。可以说，凡是想得出来的办法都用上了。但是，尽管乾隆帝百般劝诱，但香妃始终不肯屈从。
皇太后听说了这件事，生怕香妃在深更半夜里刺杀了自己的儿子，便把乾隆帝召人内宫，对他说：“这位妃子既然不肯屈服，你就不如杀了她以成全其志向了，要不然的话，就干脆把她放归乡里，还让她住在宫中干什么呢？”乾隆帝明知香妃志不可屈，但总舍不得杀了她，也不愿意让她回乡。
这样停了几年，倒也无事。有一年冬至，乾隆帝去大坛举行圆丘大祀，皇太后趁机派人把香妃召入慈宁宫。香妃入宫后，皇太后命人把大门上了锁，即使皇帝来也不得入内。皇太后把香妃召至跟前说：“你志终不肯屈，那么你到底想怎么着呢？”香妃答道：“只愿一死！”皇太后见她说得坚决，就说：“那么我今天就赐你一死，行吗？”香妃马上跪下叩头说：“太后遂了我的这个志向，恩德比天地还大。”说着说着，泪流满面。皇太后一时也感到非常难过，遂命人将香妃引入旁边一间小屋，梁上系着细绳，让香妃自缢而死。
这时乾隆帝正在天坛大祭，忽听下人飞马来报，说香妃被皇太后锁在慈宁宫，生死不知。乾隆帝闻报大惊，大礼还未做完，即命驾匆忙回宫。因宫门已上锁，无法进入，乾隆帝遂在宫门外大哭。不大会儿宫门开启，皇太后命人领乾隆帝进入，这时香妃已经气绝。但她肤色仍像活时一样，脸上似乎还含着笑容。乾隆帝见状十分悲痛，命人置备棺木，以妃礼厚葬。
宠信和坤笼络文人
和坤是乾隆第一权臣，从后来被查抄的财产来看，也是中国第一大贪污犯。他之所以能骄横跋扈，自然是因为深受乾隆帝宠信所致。但是，乾隆并不昏庸，而是一个非常老练刚毅的皇帝，怎么能对和坤的奸贪毫无觉察呢？更何况，即使不算和坤当侍卫小官的年月，仅从进入权力核心算起，和坤弄权亦有2O余年，如果说乾隆帝毫无觉察，那是不可能的。奇怪的是，乾隆帝对和坤却一直宠信不衰，其中必有极深的原因。
据某些野史记载，原来，雍正帝有一个妃子，长得十分娇艳美貌。那时，乾隆帝是个年近2O的皇子，一次因事进宫，从这个妃子身边经过。这个妃子正在对着镜子梳发，乾隆帝忽地从后面将她的头抱住，用两手捂住她的两眼。其实，乾隆帝只是与她开玩笑，说不上有什么不正的心术。这个妃子不知道是乾隆帝，一时惊慌，用梳子向后击去，正打在乾隆帝的额头上，还留下了一个小伤痕。第二天，乾隆帝进宫去看她的母亲。他母亲即雍正帝的皇后，见他额头上有个伤痕，问是怎么回事，乾隆帝支支吾吾地不想说，但经不住皇后的再三盘问，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皇后一听大怒，怀疑这个妃子调戏太子，立命将妃子赐死。乾隆帝十分惊慌，想坦白承认是自己的过错，不能责怪这个妃子，但又未敢直说。踌躇了半天，未想出好法。当他跑到妃子住所的时候，这个妃子已经上梁自尽。乾隆帝非常悲痛，用手指在妃子颈上按上硃印，默默地说：“是我害了你，魂如有灵，等2O年以后再来与我相聚。”说罢，满怀悲痛回到自己的住所。
乾隆中期，出身于满洲正红旗的和坤在銮仪卫当差役，即为乾隆帝抬轿子，地位很低。有一天，乾隆帝到圆明园中去闲逛，起初天气有些阴，不觉得炎热。但是到了中午，云开日出，遍地阳光，顿感炎热起来，仓猝间却找不到黄盖。乾隆很生气。正在这时有人马上送上了黄盖。乾隆一看来人，是个美貌少年，唇红齿白，就问：“你是何人？”来人应道：“奴才名叫和坤，是满洲官学生，现充銮仪卫差役。”乾隆觉得此人面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又一时记不起来。回宫以后还一直惦念着这件事。他忽然想到，和坤的面貌与那个妃子相似。于是，便密召和坤入宫，令跪在跟前，反复端详，果然相似。再看和坤的颈上，也有一个痣，宛如手指的印痕。这时，乾隆帝便认定和坤是那妃子的后身，倍加怜爱。经询问，知道和坤颇通文墨，于是立即提升他为宫中总管。
和坤骤升要职，自然十分感激，侍奉乾隆帝十分尽心；乾隆帝常令他跟在身边，有问必答，句句称旨，乾隆帝心里也格外高兴。和坤日受宠任，乾隆帝似乎日夜少他不得。乾隆帝似乎感到，对和坤宠爱一分，就能减轻一分自己对那位妃子的负罪感。原来，身为皇帝的乾隆帝信奉佛教，很迷信佛家生死轮回的学说。他既然把和坤看成了那妃子后身，那么他觉得在和坤身上多施恩德，就等于是对那妃子的报答。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和坤便直步青云，后来更为所欲为。
和坤本来只是一侍卫，乾隆帝不久就把他提为户部侍郎。和坤口齿伶俐，办事干练，处处合乾隆帝的意，只是贪婪成性，要他去掌管户部，侵渔货财十分方便，所以不久就遭到御史们的弹劾。你一本，我一本，说和坤如何贪赃，如何欺君，但乾隆帝全当成耳边风。乾隆帝甚至还对和坤说：“你我是一家人，你喜欢多要几个钱，也无妨，那些御史们说，就让他们说去。”得了乾隆帝这话，和坤的胆子就更大了。外廷臣僚见参劾和坤不但无效，反而见他和皇帝越发亲热，甚至晚上他还陪乾隆帝在御书房睡觉。这样一来，任凭和坤如何贪墨，如何弄权，也没人敢弹劾他了。
和坤很快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在乾隆后期执政达2O余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和坤的弟弟和琳也迅速飞黄腾达，由一个生员升为兵部侍郎，不久又升为工部尚书，乾隆末年还曾代福康安为主帅。在外人眼中，和坤一家与乾隆皇帝简直就是一家人，由此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乾隆帝无论到哪里去，总要把和坤带在身边。后来，乾隆帝把自己的第十个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坤的儿子丰绅殷德。和孝公主最受乾隆帝喜爱，乾隆帝出猎或微行时，常把和孝公主带上。和孝公主好穿男子的服装，骑马射箭也是好样的，又伶牙俐齿，遇到乾隆帝有什么烦恼事，她三言两语就使乾隆帝转愁为喜。乾隆帝把自己最喜爱的女儿嫁到和坤家，使和坤更加有恃无恐。有一次他们同行市中，衣铺中挂着一件大红呢夹衣，和孝公主很喜欢，说了一句好，和坤便立即买了下来，花了28两银子，双手捧给和孝公主。乾隆帝微微一笑说：“你又要大人破费了。”和孝公主高兴，和坤比他还高兴。
和坤与乾隆帝做了儿女亲家，更加横行无忌。朝中大臣，多是和坤党羽。他家中的积蓄，比皇帝家里还多。他的一些家奴在京师横冲直撞，无人敢惹。有一个叫刘全的家奴，仗着和坤的威势四处勒索，家资万贯。御史曹锡宝上了一本。未敢直接弹劾，只是弹劾他的这个家奴。乾隆帝命廷臣勘查，廷臣怕得罪和坤，也不仔细查问，就说曹锡宝风闻无据，反而加给他一个妄言的罪名。像和坤的一个家奴都参劾不倒，谁还敢对和坤怎么样呢！
直到乾隆晚年，和坤一直受宠不衰。乾隆六十年（1795），要禅位给嘉庆皇帝，这使和坤吃了一惊。和坤极力劝阻说：“内禅的大礼，前史上虽有所闻，但也并没有多少荣誉。现在皇上精神矍铄，身体康健，再过上一二十年禅位不迟。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天，我等奴才也愿皇上永远庇护。”话说得面面俱到，十分恳切。以前，和坤怎么说，乾隆帝便怎么行，但这次却坚执不从。乾隆帝对他说：“我这次决心已定，不用再多说了。我和你有缘分，所以能这样长久相处。如果换别的人，恐怕就不许你这样了。以后你检点一些为好。”在乾隆帝当太上皇的4年间，嘉庆未处治和坤。等乾隆帝一死，嘉庆帝立即将和坤抄家，和坤被赐死。和坤被抄家产达8亿多两白银，包括嘉庆帝在内，朝野上下无不吃惊。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说：“和坤跌倒，嘉庆吃饱。”
乾隆帝在这时也搞文字狱，但他更多的是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一系列拢络的政策。其中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编书一是开“三通馆”，编纂了大型的典志书《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二是开“四库全书馆”，历时15年，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集中了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有：纪昀、于敏中、王念孙等。《四库全书》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典籍。后人在利用这套大型图书时，自然会联想到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是，乾隆帝也正是在编这套图书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
据记载经他批准销毁的书籍“将近3OOO余种，6.7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全书相埒。”像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张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违禁之列。
乾隆帝把大批著名文人集中到京师，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建立了密切的来往。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经康熙、雍正两朝的编纂，乾隆初年已基本完成。在刊印时，乾隆帝常亲自校勘。明史馆的人员便故意在明显处错写几字，待乾隆帝去改正。乾隆帝也为自己校出错字而高兴。但是，经他一过目，就成为“钦定”，其中有些故意写错的字未被校正过来，只好将错就错。现在《明史》清宫刻本常有错字，原因就在这里。
乾隆通过编书一方面密切了与知识分子的往来，笼络了一批知名文人，另一方面又使他们穷经皓首，整日埋头于故纸堆中，从而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乾隆帝在位的6O年间，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有数端功绩可述，况且在位时间之长古来罕见，他对此十分得意。乾隆四十五年（178O），他7O高龄，自称“古稀老人”，并镌刻了“古稀天子之宝”。又因五世同居，所以又刻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乾隆五十年（1785），为庆祝自己御极5O周年，特在宫廷举办“千叟宴”，特邀请朝野1OOO名年过古稀的人入宴，以粉饰升平。当他8O高龄时，又镌刻了“八自耄念之宝”。他自称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自己的年岁之高，在位时间之长，为自古以来所未有的。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达到了3亿多，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未有。但乾隆帝却感到，这正是在他统治下中国进入了太平盛世的表现。
乾隆六十年（1795），有一天乾隆帝把诸王大臣召入内廷，说自己准备把皇位传给太子，自己称太上皇。各位大臣极力劝阻。乾隆帝执意不允，为此专颁谕旨，说明自己决心要禅位的原因：“我25岁即位，当时曾对天发誓，如能在位6O年，就将传位给嗣子，不敢上同皇祖61年的在位年数相同。现在初愿已偿，怎么还敢再生奢望呢？现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命他嗣位。我自应随时训政，不劳你等忧虑。”遂确定明年为嘉庆元年，命礼部制定禅位大典。因内禅为创例，清代未实行过，礼部只有参酌古制，定得冠冕堂皇，乾隆帝立批照行。
嘉庆元年的第一天举行内禅大典，乾隆帝在太和殿亲自将御宝授予嘉庆帝。诸臣先恭贺太上皇乾隆帝后，太上皇还宫。嘉庆帝遂登帝位，接受众臣朝贺，颁行太上皇传位诏书，普免全国钱粮，并下诏大赦。
乾隆帝退位后称太上皇4年。嘉庆帝每遇有军国重事，都要亲到内廷请乾隆帝裁决。
当时，由于社会矛盾激化，以湖北、四川为中心，爆发了全国性的白莲教大起义。乾隆帝留下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掏空了的烂摊子。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寿终正寝，享年89岁。
宫廷斗争秘闻
乾隆如何提高自己的权威
乾隆十八年二月以后，伪孙嘉淦奏稿案虽因卢鲁生之被杀而草草收场，但是，乾隆皇帝心中很清楚：卢鲁生不过是一个遮天下人耳目的替罪羊，真正的伪稿炮制者并未被缉获。当然，他也决不肯因此而善罢甘休。在他看来，伪稿的作者多半是受过打击的失意官僚。而对伪稿内容进行分析，其中有替张广泗鸣冤之处。张广泗是汉军镶红旗人，原任贵州恩州知州；雍正年间，受鄂尔泰赏识，超擢为贵州巡抚。张广泗被杀，为他鸣冤的自然是文化素养较高而又熟谙朝廷内幕的鄂党官僚。而且，伪稿首先发现于南疆一带，并且在云、贵、湘、赣、川等省传播最广，这和鄂尔泰、张广泗相继担任云贵总督、贵州总督、湖广总督和川陕总督似非偶然的巧合。这正说明，伪稿案发前后在上述地区任职的鄂党分子是炮制伪稿的主要怀疑对象。循此线索，乾隆皇帝反复思考，终于把目标集中到了伪稿案发时担任江西巡抚的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和鄂尔泰的门生——连任广西、湖南学政的胡中藻身上。不过，有鉴于上次追查伪稿兴师动众，不但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动荡和不安，而且也从反面扩大了伪稿的流传，并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因而这次，乾隆皇帝一不露声色，二不重提伪稿旧案，而是另辟蹊径。从乾隆十八年二月开始，他利用两年的时间对他们二人及其著作进行秘密调查。乾隆二十年三月，将二人押解京师并向廷臣公布了他们的罪状，从而一手制造了著名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由于先有成见在胸，故而乾隆皇帝在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抄》一书中发现了许多“大逆不道”的重要罪证。一是诽谤、反对清朝统治。如他针对胡中藻诗集取名《坚磨生诗抄》，指出“磨”字出自《论语》，系指春秋末年在鲁国作乱的家臣佛脾而言，“而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此外，他对胡诗中的许多诗句看来看去，越看问题越严重。如胡诗称“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日、月两字相合，不是“明”吗？只有“夏秋冬”而无“春”，不正是怀念明朝、攻击清朝吗？又如胡诗称“一把心肠论浊清”，在他看来，也是有意加“浊”字于国号之上，肆行攻击清朝统治的罪证。还有如“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斯文欲被蛮”等，也都认为是在有意攻击起自边塞之北的满洲统治者。二是反对乾隆皇帝。在发现这方面的罪证时，他发明了一个摆入法，即把自己摆入胡诗吟诵的帝王之列。这样一来，罪证便多得不胜枚举。如胡诗《照景石诗》中有周穆王车马走不停之语，便是在攻击自己巡幸无度；胡诗中有武皇为失倾城色之句，不用解释，便可看出是在攻击自己贪恋女色等；循此思路，一些字词的谐音他也反复推敲并成为入罪的根据。如胡诗集中有考试生童所出之经义题，题目是“乾三爻不像龙”，在他看来，“乾”者，“乾隆”也；“龙”者，“真龙天子”也。连起来读，正是自己不配作皇帝。罪过既然如此重大，处理岂可从宽，乾隆皇帝当即下令将其处斩，家产籍没。另一个同案犯鄂昌本是出身满洲，竞也追随胡中藻之后于所作《塞上吟》中称蒙古为“胡儿”，乾隆皇帝大怒，赐令自尽。在此同时，还将鄂尔泰的一个儿子鄂乐舜处死，家产籍没，其幼女也没入宫禁。其他鄂党分子不是拿解问罪，就是革任降级，甚至已死十年之久的鄂尔泰也被他下令撤出贤良祠，以此“为大官植党者戒”。如上所述，乾隆皇帝掀起胡案，其本意原是追查伪奏稿案的炮制者，尽管打击范围已经很大，但是是否确实击中了目标，他本人并无把握。对此，几年之中，他一直耿耿于怀，反复算计推敲：伪奏奏稿究竟是出自哪一派系的失意官僚之手。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他二次南巡途中，驻跸徐州行宫。这时，沿途现任、休致官员纷纷前来迎驾，并借此机会向他报告地方政务，就在处理这些文件之时，一纸章疏上的官员署名映入他的眼帘。顿时，他心中为之一动。这个官员不是别人，就是在籍养病的原任江苏布政使彭家屏。他记得，这个人在雍正间曾与李卫一起在云南供职，二人深相结纳，专以攻讦鄂尔泰为能事，隐若与鄂、张两大势力鼎足而三。为了防止其自成派系，曾将他们调来调去，尽管如此，李、彭二人仍然暗中往来不绝。而且，乾隆初年，在李卫任直隶总督期间，直隶便曾发生过托名孙嘉淦所作的奏疏稿传播事件。当时正值乾隆皇帝亲政之初，事绪繁多，追查一通，没有结果，便将此事放下。而后，彭家屏也因其弟彭家植在家致死佃户、倚势抗欠官粮而受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斥责。对此，彭家屏心怀怏怏，不无怨望，长期告病在家。伪奏疏稿会不会是出自此人之手？既可以此陷害鄂党，又可借此攻击乾隆，以发泄自己的怨愤。乾隆皇帝对此不无怀疑。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将他也打入网中。这样，乾隆皇帝又一手炮制了有名的彭家屏私藏禁书案。
为了搜索彭家屏的具体罪证，乾隆有意摆布圈套，挑起他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的矛盾。当时，彭家屏原籍河南夏邑县邻近的不少地区遭受水灾，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却匿灾不报，催征钱粮如故。彭家屏即为此事而于迎驾徐州时向乾隆皇帝作了汇报。乾隆皇帝得知此事，虽对图勒炳阿进行斥责，但却仍派他和彭家屏一起返豫调查灾情、办理赈务。为此，图勒炳阿对彭家屏恨之人骨，并在办赈中进行报复，对其原籍夏邑县赈务大搞“管卡压”，什么“散赈多有未实，所有实在极贫户口，有造报遗漏者，有任意删除者。”而彭家屏则利用灾区人民的不满情绪，唆使夏邑县生员段昌绪、刘东震等指使当地民人张钦、刘元德直接向乾隆皇帝控告。因其所控与乾隆皇帝派人调查的情况大体相符，乾隆皇帝只好以“玩视民瘼”将图勒炳阿革职。但是，因为前来告状的都是夏邑县民人，乾隆皇帝也怀疑其中有后台指使，因而命令张、刘二人押回原籍交巡抚审讯，把矛头指向彭家屏本人。图勒炳阿心领意会，在严刑之下，使张、刘说出了彭家屏从中唆使的全部情况，同时，还意外地从段昌绪卧室中抄出了吴三桂叛乱时发布的反清檄文，段昌绪还在檄文上“圈点加批，赞赏称快。”吴三桂叛乱失败后半个多世纪，竟然还有人敢于传抄和保存这样的文件，显然又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乾隆皇帝师出有名，除严令追问段昌绪抄自何处之外，还怀疑曾在吴三桂叛乱老巢云南任职的彭家屏也藏有类似文字。经过严词诘问，彭家屏被迫交代出家中藏有《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以及抄本天启、崇祯年间政事等明末野史数种。这样，案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乾隆皇帝以为，图勒炳阿“今经办出逆檄一事，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因而决定将其仍留原任。彭家屏则因收藏禁书和身为地方乡绅挟私妄奏等罪而被革职拿问，并派人抄没其家。在清查抄家时，又发现了彭家屏不少新的罪证。如其所刻族谱，取名《大彭统记》，几与累朝国号称谓相同；又称彭姓之始，本于黄帝、昌意和颛顼，附会荒诞，自居帝王苗裔；而且书中凡遇明神宗万历年号，皆不避乾隆御名，“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为此，他下令赐彭家屏自尽，将其家产全部籍没。收藏、传抄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段昌绪、司淑信等也都被处以极刑。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彭家屏私藏禁书案才告结束。
在此之前，乾隆皇帝已经进行过打击鄂、张朋党的斗争，但是，限于当时的具体环境，乾隆皇帝的重点打击对象是张廷玉及其党羽，鄂尔泰及其党羽虽然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和打击，但在中央和地方都还有着一定的势力，李卫一党则根本没有触及。这次乾隆皇帝利用胡、彭两案向鄂、李两党开刀，其本意原是追查伪奏稿的炮制者。限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知他是否击中了目标。但是经此一击，鄂尔泰一党全然瓦解，李卫一党也扫荡一空，政治上的异己势力被清洗殆尽。
谋划文字狱的幕后
乾隆皇帝在不断掀起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以加强自己统治的同时，还采取措施加强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文字狱案件的大量出现。这些活动，使他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有史以来无以复加的地步。
乾隆皇帝制造文字狱，始于乾隆十六年发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这一文件措词之尖锐、传播范围之广泛都大大地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因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得他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为孤立，并对当时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开始感到，不但在各级官吏中有着一支和自己相对立的势力，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固有的满汉民族矛盾，这支势力还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为了进一步巩固清朝政权和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除动用全国力量追查伪稿作者并寻找时机对各级官员中的异己势力进行严厉打击之外，还以清查“悖逆”著作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制造文字狱案件的高潮。顷刻之间，这股寒流吹遍了中国大地。
清查“悖逆”著作发动之初，虽然来势甚为凶猛，数量也相当众多，但就涉及人员而言，不是神智混乱、满口胡言的疯人，就是不安本分、热中躁进的下层士人，而真正反清、反乾隆皇帝本人的几乎没有。如王肇基、丁文彬、刘裕后、杨淮震等案便都是疯人惹祸，而刘震宇、李冠春等案又全是士人不安本分而自投罗网。乾隆皇帝为此而兴师动众，很难说对加强自己专制统治和巩固清朝政权有什么意义。尽管如此，为了造成声势，乾隆皇帝还是像煞有介事，各予严惩。他亲自出马，先后制造了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和彭家屏私藏禁书案，以此对全国各地官员进行煽风点火。在他的策动下，各地官员望风承旨，将他制造胡、彭两案时所使用的强拉硬扯、穿凿附会、深文周纳各种方法照抄不误，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的文字狱案件出现了高潮。据统计，从乾隆二十年春胡中藻案开始至乾隆三十八年纂修《四库全书》之前，各种文字狱案件不下5O余起。因文字而罹祸的人员，除中下层封建儒生外，尚有宗室贵族、政府官员和不少平民百姓。对涉及人员的处理，不是凌迟处死，籍没家产；就是革职拿问，遣戍边远。在文字狱的高潮期间，又有经办官吏的断章取义扩大案情和民间的告密诬陷以泄私忿，都大大加重了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程度。当时全国求学的士子、坊肆的书贾、种田的农夫、甚至供职的官吏无不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恐怖气氛之中。这里对两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例略作概述，以见当时文字狱之大致情况：
疯人惹祸占去了当时文字狱案件中的颇大部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全国各地一些士人因科场不遇而发疯，或因丧亲至痛而癫狂，甚而胡言乱语或涂抹成文，实为一些在所难免的社会现象，文字狱发动之初，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向乾隆皇帝邀功请赏，这些不幸的士人便首先成了他们向上爬的牺牲品。而乾隆皇帝也不查就里，一概予以严惩。比如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山东日照县一个疯人刘德照胡乱涂抹了“兴明兴汉及削发拧绳”之语，地方官立刻视为大案要案上奏乾隆皇帝，而他看过之后，竟对其是否疯也表示怀疑。他说，“当此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肆行狂吠，岂疯颠人语耶。”因此，刘德照被处死，而其并不知情又居他县的亲属，也被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乾隆二十六年，又先后发生了三起疯人惹祸事件。其中，江西李雍和、甘肃王寂元皆于科场考试时向考官投掷吴词，大骂糊涂官，因为李雍和吴词中有“怨天、怨孔子、指斥乘舆之语”，而王寂元投词中有“大逆之语”，结果都被乾隆皇帝下令凌迟处死，两人亲属也分别受到株连，或处斩立决，或处斩监候。浙江疯人林志功虽无“悖逆之句”，也因“妄称诸葛，自比关王”而发遣边远。因为这类案情过多，不作处理无法向乾隆皇帝交待，皆作处理又妨碍公务，且无意义。乾隆二十八年时，一个地方官员上奏乾隆皇帝，要求将各地疯人通行锁锢，免得他们“播弄笔墨，滋生事端”，给政府找麻烦。旋即经乾隆皇帝批准执行。这样一来，全国疯人便都成了专政对象。
还有一些案例是下层士人不安本分、热中躁进而自投罗网。当时，有一些迂腐儒生如李超海、安敬能等，古书读得入迷，总以为乾隆皇帝是求贤若渴的旷古明君，而自己则是管仲、乐毅、诸葛亮一类的命世之才。为了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人头地的企图，或者著书立说，干求当道，或乘科举考试时于试卷上痛快淋漓地写上一通自己的见解，抨击权贵，将古比今，以求自炫。什么制衣冠、定乐章、改正朔，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谁知这些也都正触到乾隆皇帝痛处，官未捞成，反而一个个都成了刀下之鬼。这些人也许至死都不明白，他们是犯的什么罪过。
通对乾隆前期的各起文字狱，虽然数量众多，而且罪名也定得吓人，但是核其实际案情，大多都是毛举细故，真正意图反清的几乎没有，至多不过是对乾隆皇帝的一些具体政策和个别地方官员有不满情绪，而乾隆皇帝却不分青红皂白，概予严惩。因而，这一活动在全国的蔓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广大人民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整个社会也因此而动荡不安。为了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一些官员上疏乾隆皇帝，对当时各级政府机构“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类多例逆案”的作法提出了批评，要求对于此类案件“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然而，这时乾隆皇帝搞文字狱搞得正带劲，哪里听得进去这些逆耳之言。对于柬言者，严词训斥之外，往往还以革职降级处罚。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说话了。倒是有一些臣下，迎合他的意旨，大扯顺风旗。这样，由乾隆皇帝掀起的这股制造文字狱的歪风愈演愈烈，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乾隆皇帝在位之末。
乾隆后期，随着乾隆皇帝专制统治强化到了顶点和查缴禁书在全国的普遍开展，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据统计，从乾隆三十八年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其归政前，文字狱案件又有5O多起。对于当时的文化事业和18世纪下半叶中国政局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成为康熙“宠孙"的内幕
乾隆是汉人的儿子还是满人的儿子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八月十三日夜半子时，在北京城内千家万户进入梦乡之时，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亲王胤禎府里（也就是今天的雍和宫），伴随着一阵脆亮的哭声，一个男婴来到世间。“胤”字辈之下是“弘”字辈，第二个字用“日”字偏旁，于是宗人府循例为其取名弘历（曆），这便是后来声名显赫的乾隆皇帝。按玉碟上的记载，弘历的母亲是格格钮祜禄氏。格格是钮祜禄氏在胤禎府中的位号，她是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的曾孙女，时年2O岁。由于钮祜禄氏位分不高，秋天，胤禎又正在远离京城四五百里外的木兰围场随从康熙皇帝打猎，因而，在连年得子的雍亲王府邸中，这个新生婴儿并未引起全府上下人等的特别重视。很长一段时间中，包括他的父母在内，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属兔的孩子日后竟有九五之尊，并且临御天下达6O余年！
“闲云淡影空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转眼之间，1/4个世纪过去，康熙老皇帝和并不太老的雍正皇帝相继驾崩，一向鲜为人知的弘历登上皇帝宝座。从此，先是那些满头银丝的旧时宫女和两鬓苍苍的年长太监，开始绘声绘色地私下向人们述说这位当朝天子的早年轶事；而后，随着漫长的乾隆时代的结束，众多臣民也怀着诸般动机参加到了这一行列。最初，这些轶闻还只是口耳相传，后来，渐由一些好事文人载诸笔端。在其传扬过程中，内容越来越多，情节越来越曲折，并且由民间又传回宫禁。在这些引人入胜的轶闻中，流传较广的一个是乾隆皇帝到底是谁的儿子？有关传闻不仅关系到乾隆皇帝的生母，而且也关系到乾隆皇帝的生父。既然乾隆皇帝诞生于避暑山庄，因而也就稀里糊涂、人云亦云，在自己所作的御制诗篇注解中两次提到“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廷”（《清宣宗实录》卷四）。而且还将此大量刊印，颁赐群臣和天下学宫。这样一来，乾隆皇帝诞生避暑山庄的说法更是推波助澜，风靡全国，从而导致了嘉庆皇帝死后因遗诏内容而发生的一场政治风波。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病死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嘉庆皇帝第二子智亲王旻宁于灵前即位，这便是道光皇帝。这时，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博、文孚受命为嘉庆皇帝撰拟遗诏，颁布中外，以为道光皇帝继位为君的合法依据。因为嘉庆皇帝死地和当时人们习惯上认为的乾隆皇帝生地都在避暑山庄，为了表彰孝道，几个军机大臣绞尽脑汁，舞文弄墨，生拉硬扯，在遗诏中以嘉庆皇帝口气提到自己虽死，但死在父亲诞生之地而无遗憾这类的话。时年39岁的道光皇帝在审查定稿时，竟未加注意，当即下令颁发全国。与此同时，还指派专使，分发琉球、安南、朝鲜、缅甸等邻近藩属。一个多月后，国丧告一段落。为了理政，道光皇帝开始阅读乾隆皇帝实录、圣训，方才看到乾隆皇帝诞生于雍和宫的正统记载。直至这时，他才如梦方醒：实录、圣训皆载乾隆皇祖生于雍和宫而遗诏却称诞生于避暑山庄，岂不是说实录不实、圣训不足为训？即使撇开实录、圣训所记真伪不论，宣传此说，岂不是说皇祖生母另有其人？这不是在给祖宗和自己脸上抹黑又是什么？想到这些，道光皇帝又气又羞，立即传旨诘问。谁知几个军机大臣一时转不过弯子，竟然很不服气地举出嘉庆皇帝御制诗注解为据进行申辩。这使道光皇帝愈加恼火，当即下令追回前颁所有遗诏并下令重新撰拟，再行颁发中外。与此同时，还对几个军机大臣严加处分：托津、戴均元二人均被轰出军机处，仍回本衙门，降四级留任，六年无过，方准开复；另外两个军机大臣虽然未被撤职，也都给予了各降五级留任，六年无过，方准开复的处分。至此，这场因遗诏内容而掀起的风波才算平静下来。
康熙为何喜爱乾隆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年届69岁的康熙老皇帝在紫禁城内的乾清宫再摆千叟宴。在这个宴会上，刚刚12岁的弘历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祖父康熙皇帝，并遵命和其他皇孙们一起向与宴老臣“执爵献酬”。三月间，在康熙皇帝69岁生辰到来之际，康熙皇帝又应皇四子胤禎之请，四天之中连续两次临幸雍亲王胤禎的赐园“圆明园”赏花，并在那里的镂月开云殿见到了孙子弘历。欢愉兴奋的弘历同腼腆拘束的弟弟弘昼拜见完毕，老皇帝便开始考学业、问国语、讲天算。小弘历神态自若、应对得体，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智慧和胆量。眼见这个天庭饱满、身材修长、仪表堂堂、聪颖慧敏、活泼可爱的孙子，康熙皇帝满心欢喜，当即提出要将弘历至宫中养育。看到自己的儿子获得老皇帝的喜爱，胤禎也自然受宠若惊，满口应允。小弘历就这样来到了祖父的身边，由康熙亲自教书授课，胤禧教其学射，胤禄教其火器（胤禧是弘历的“二十一叔”，胤禄是弘历的“十六叔”）。
一个多月后，康熙皇帝巡幸塞外，携弘历同行。到了避暑山庄，康熙皇帝指定他在万壑松风读书。这万壑松风据冈背湖，一面是数百株枝叶茂盛的黑皮松，一面是险峻的岩壁，临湖有个晴碧亭，真是读书的好地方。在此期间，祖孙二人朝夕不离，寝食与共，相互间的感情日益增进。老皇帝进膳时，总要拣几样孩子们爱吃的菜肴、点心赏给小弘历；老皇帝读书时，看到小弘历在旁边玩耍，有时把他叫到跟前，教他几个字或让他背诵学过书籍中的一些段落；若是老皇帝聚精会神地批阅奏章或接见臣下时，弘历则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声，非常懂事地侍立在祖父身后。逢到练习射箭的日子，轮到弘历射靶时，看到他非常认真地拉开弓弦，一下子射中了靶心，老皇帝又不由地捋着长长的胡子，露出了笑容。闲暇时，祖孙俩漫步月下，“凡三十六景之地，无不周览”。有时，祖孙俩又饶有兴致地来到湖边钓鱼。钓到鱼后，老皇帝则命弘历拣出几条送给近在咫尺的狮子园里的胤禎夫妇。夏天刚过，康熙皇帝携同弘历自避暑山庄启行秋弥木兰。初入围场时，康熙皇帝便用虎枪射倒一头大熊。康熙皇帝以为熊已被打死，便命御前侍卫领着弘历到距熊更近一些的地方去射上一箭，以便使侍卫教给他狩猎的方法。岂料弘历刚刚爬上马背，那只大熊竟忽地从地下站起。发疯似地朝弘历扑了过来。见此险状，侍卫们一时都慌了手脚。多亏在后面的老皇帝手疾眼快，端起虎枪向大熊又射一枪，大熊应声倒地，弘历方才脱险。打猎归来后，康熙皇帝心有余悸地对温惠皇太妃等人说，这个孩子命真大，差点儿让大熊把他吃掉，“是命贵重，福将过予。”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凡是碰到围猎的日子，康熙皇帝就不让弘历参加，而只允许他在营帐外面向胤禄、胤禧两个小叔叔学习骑马和使用火器。然而，刚刚看到过千军万马围猎野兽惊险而又欢快场面的弘历，却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常常跪在老皇帝面前要求参加围猎。而看到弘历那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犟劲儿，康熙皇帝打心眼里高兴，并更加喜欢这个孩子。康熙半年的塞外避暑和巡幸生活转瞬即逝。这年九月底，康熙皇帝携带弘历回到了北京。此后一个多月，年迈的康熙皇帝便因病去世，弘历永远失去了自己敬爱的祖父，但是初游塞外的各种经历和祖父对自己的爱怜，却在弘历的记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直到5O多年后，在他本人已须眉斑白、孙辈绕膝之时，对于童年时期的这些往事，还历历如昨。为了感念祖父对自己的爱怜，他除在圆明园建纪恩堂“纪受恩之迹”外，又在避暑山庄万壑松风建了一处纪恩堂“纪受恩之迹”，以表示他对自己祖父的最深切的怀念。
康熙皇帝晚年对弘历的关怀和爱怜，最初只是祖孙之间感情的自然流露，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深意。但是在康熙晚年因为争夺储位而导致的康熙皇帝和诸子之间互相猜忌、隔阂极深的情况下，弘历之受到乃祖宠爱却对缓和康熙皇帝和胤禎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熙末年政局的发展。胤禎有这样一个儿子，也可真是气数。根据朝鲜方面史料记载，康熙皇帝病重时，曾“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禎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不管其中关于指定胤禎嗣位是真是假，但是可以肯定，直到康熙皇帝弥留之际，还在眷念着和他共同生活半年之久的这个可爱的孙子，并把他视作清帝国的未来和希望。
内定储君的内幕寻踪
康熙皇帝死后，弘历的父亲胤禎嗣位为君。雍正皇帝的上台使得弘历的生活环境和政治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他的居住地由原来的雍王府搬进了紫禁城，二是由一个普通的皇孙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的储君。
如所周知，胤禎是在康熙末年诸王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登上皇位的。即位伊始，他即对昔日的那些对手大打出手。那些对手，由于失去了康熙皇帝的庇护，几乎毫无反抗能力地引颈就戮。这样，在不长时间内，胤禎即将争夺皇位的政敌清除殆尽。在此同时，雍正有鉴于康熙朝建储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诸王争夺储位斗争的情况，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建储上采取了一个重要举动。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他将诸王和满汉文武大臣召至乾清宫，当着他们的面将储君名单装入密封锦匣，置放于乾清宫正中最高之处清世祖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并且规定，他死之后，才允许开拆。而后，又另书与之相同的密旨一道存放圆明园，以资异日勘对。在他看来，这一决定，对全国臣民而言，解除了因为储位空缺而产生的危机感；对储君而言，因为并不知道自己已是内定储君，当然就不会因此而骄横不法，更谈不上敢和皇帝争权；对其他皇子而言，一不知道自己是否储君，二不知道储君是谁，想要对其进行攻击也无的可发；对宗室近臣而言，也无法寻找对象攀龙附凤，进行政治投机。而皇帝本人却通过这一决定在生前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处理各种国家政务，死后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旨实现国家最高权力的顺利过渡。由胤禎创立的这种秘密建储制度，解决了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清圣祖康熙皇帝没能解决的立嗣问题，对于延续爱新觉罗家族的大清江山是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对于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建储制度是一次重大改革。而在这次改革中，雍正皇帝内定的储君不是别人，正是本书中的主人公——弘历。
虽然秘密建储之时雍正皇帝已有弘时、弘历、弘昼、福惠等四个儿子，但是对当时情况加以分析，将弘历内定为储君却仍属必然之势。一是因为弘历随同康熙老皇帝居住达半载之久，又受到了特别的宠爱，多少年后，都将是继位合法的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二是弘历既聪颖又大胆，在非常注重清语、骑射的满族统治者看来，弘历具备了储君所应有的基本素质。三是弘历母家出身满族，并是开国功臣额亦都之后。虽然至康、雍之际，由于家道沦落，弘历的外祖父仅任四品典仪，职位并不显赫，但是，凭借血缘上的联系，却可以使其日后不费多大气力就能得到满族旧臣的支持，有利于统治的巩固。除弘历母家出身满族外，弘时母家李氏、弘昼母家耿氏、福惠母家年氏都是汉姓。其中，李氏、耿氏极有可能还是内府三旗汉人包衣。在统治集团核心都是满人的情况下，将她们所生之子立为储君，日后很容易被满族权贵所轻视。秘密建储半年之前，满族贵族中就盛传弘历将被立为储君的流言，而且还传到了在京的朝鲜使者的耳中，这正反映了满族权贵的普遍要求。作为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雍正皇帝虽然反对他们对建储进行干预，但是，对于他们的这些要求，却是不能不加考虑的。
对秘密建储后的一些史实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秘密建储制度仅对储君的权力有所限制，但是，并没有像雍正皇帝所预期的那样从根本上杜绝皇室内部争夺储位的斗争。尽管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储位密建，不允许任何人看到密旨的内容，但是，接近皇帝的大臣和皇帝的几个妃嫔、儿子，仍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中的言谈话语和行为举止中的好恶倾向，对为数有限的几个皇子各方面的条件进行分析比较，从中八九不离十地估计出谁是他的内定储君来。仅以秘密建储后成年皇子们所参加的各种礼仪活动而言，据《清世宗实录》所载，雍政13年中，雍正皇帝派遣弘历参加的各种礼仪活动即达2O次之多，其内容也遍及祭祀康熙皇帝和孝恭仁皇后的景陵（六次）、祭奉先殿（一次）、享太庙（四次）、祭孔（一次）、祭太岁之神（二次）、夏至祭天地（二次）、祭大社、大稷（一次）、祭关圣帝君（一次）、视大臣疾及死后往奠茶酒（二次）等许多方面。在此同时，派弘昼参加的各种礼仪活动仅有七次，即祭大社、大稷四次，祭孔二次和祭都城隍庙一次，数量和活动内容都大大少于弘历，而且还都是在雍正八年十一月其成人之后。更为可怪的是，年龄比弘历和弘昼都大的弘时竟一次也没有。这种情况，后人根据资料统计尚可看出秘密建储后各皇子间的待遇并不相同，时人尤其是当事的几个皇子对此感受当更为深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了雍正皇帝为维护弘历的内定储君的地位而和弘时进行的一场斗争。
弘时生于康熙四十三年，由于三个兄长相继夭折，遂在排行居长。其生母李氏，约在康熙三十五年便已进入当时为皇子的胤禎府邸。胤禎封王后，晋为侧妃，仅次于元妃乌喇纳拉氏而在其他妃嫔之上。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封后妃，李氏晋封齐妃。在这次宫中权力再分配中，年羹尧的妹妹年氏跃过李氏封为贵妃，原居其下的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则和李氏一样晋封为熹妃。相比之下，李氏地位相对下降。她在妃嫔中的地位下降也影响了弘时在兄弟中的地位。因而，在一些礼仪活动中，雍正皇帝隔过他而连续派年龄较他幼小的弘历参加。这无异是对弘时的歧视，使他非常不满并有所流露。雍正皇帝当然不能容忍而“特加严惩”，及后竟革除宗籍，圈禁至死。在雍正时期的政治斗争中，只有在打击昔日与之争夺储位的阿其那、塞思黑等人时，才极其严厉地将其本人及其子孙革除宗籍。这次，雍正皇帝对自己的儿子也照此办理，这就说明，弘时的罪错显然不像乾隆皇帝后来所说的“性情放纵，行为不谨”，而是因参与康熙末年诸皇子谋夺储位的一场政治斗争。对于这场父子骨肉间的斗争，大约是怕政敌幸灾乐祸之故，雍正皇帝一直未曾公布，以致后人无法得知其详。但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四年九月弘时23岁时，雍正皇帝曾召皇子、诸王文武大臣共94人至乾清宫赋柏梁体诗。在与会诸皇子中，仅有弘历、弘昼二人而无弘时。这就说明，至少在雍正四年秋天时，这场斗争已经发生，弘时也在此后不久死去。直到弘历即位之后，念及往日兄弟之谊，才将他的名字重新收入玉牒。弘时之母李氏，也因其子被圈禁之故而独处冷宫，一直到乾隆二年三月6O岁左右的时候，方才默默无闻地死去。
在将弘历内定为储君的同时，为了使他日后挑起管理国家的重任，雍正皇帝也加强了对弘历的教育。雍正元年，除原来的师傅之外，又特旨选任朱轼、张廷玉、徐元梦、稽曾筠、蔡世远等为诸皇子师傅。雍正八年，又加派鄂尔泰、蒋廷锡、邵基、胡熙、顾成天等名臣硕儒侍皇子读书。为了防止他们将弘历培养成为仅会“寻章摘句，记诵文词”的腐儒，雍正皇帝指示在教学中当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为重。在此同时，大兴文字狱，发生了庄廷铣《明史》案等，雍正宣谕中外：伪稿正犯已经缉获，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除此之外，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知府戚振鹭等俱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则因失察而交刑部严议。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才算告一段落，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