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少年老成智除权奸
玄烨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45）三月十八日。他的生母叫佟氏。佟氏的祖父佟养真跟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兴兵抗明，是清朝的开国功臣。她的父亲佟国赖是汉军正蓝旗人，也屡建战功。佟氏家族也因此成为八旗汉军中显赫一时的名门大族。顺治皇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改变在蒙古贵族中选妃的习俗，开始在汉军中选妃后，佟氏被选入清宫。但佟氏不受顺治宠爱，因此，玄烨也遭顺治帝的冷落。
值得庆幸的是，玄烨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对玄烨母子格外钟爱。她派自己的侍女苏麻喇姑协助保姆照看玄烨，教他读书写字。她还经常亲自对玄烨加以教诲。祖母的教诲犹如春风化雨滴入幼年玄烨的心田，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所渴望的父爱，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他日后作为帝王不可缺少的品质。
尽管孝庄皇太后一直在用未来君主的标准培养玄烨，但顺治却一心一意要让宠妃董鄂妃所生的四皇子做太子。但谁曾想，皇四子福薄命浅，才3个月便夭亡了。从此，玄烨的处境才有了好转。玄烨6岁时，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同进宫拜见顺治。向父皇请安完毕，顺治便问儿子们有何志向。常宁年仅3岁，不会回答。福全为庶妃所生，年纪长但地位低，他答道：“愿意做一个贤王。”而玄烨则高声回答：效法皇父，勤勉尽力。顺治知道这是太后的授意，开始有了由玄烨继承皇位的想法。两年后，年轻的顺治皇帝一病不起，在孝庄皇太后的坚持下，顺治立下了以玄烨为皇太子的遗诏。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玄烨在孝庄皇太后的亲自主持下，登上皇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孝庄皇太后由此又担负起辅佐第二代幼主——康熙的重任。康熙即位第5天，她便向王室宗亲、文武大臣发出谕旨：要报答我的儿子顺治皇帝的恩情，就要偕四大臣尽心协力共辅幼主，这样才能名垂青史。太后的威严与对皇孙的深情溢于言表。四大臣辅政，也是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反复考虑后采取的新体制。按清代旧制，由宗室诸王辅佐幼主处理政务。但太后对顺治初年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后独断擅权的往事记忆犹新，所以一改旧制，让元老重臣佐理政务，而把决策权抓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太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指导康熙学习执政上。她谆谆教导康熙，不要辜负百姓的期望，宽裕慈仁，慎言谨行，继承祖先基业。
康熙即位时，还不满8岁。他尽管在祖母悉心培育下大器早成，但担负管理国家的重任还为时过早。好在顺治以遗诏中已作安排，委托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辅政。四大臣在顺治帝的灵位前曾立下誓言：要竭尽忠诚，不谋私利，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忠心仰报皇恩，全力辅佐君主。四大臣中的索尼、鳌拜和遏必隆都是两黄旗人，是跟随清太宗南征北战的元老勋臣，后来又拥立年幼的顺治皇帝即位。多尔衮擅权时，由于他们忠于顺治，被视为眼中钉，先后被革职、削爵并籍没家产。直到顺治亲政，他们才复了职，并且进一步受到重用。四大臣中的苏克萨哈虽是多尔衮属下的近侍，但他在多尔衮去世后，检举多尔衮殡葬服色违背祖制并企图谋反的罪行，深得顺治帝和太后的信赖。长期以来，他们对顺治和太后忠心耿耿，所以能以异姓臣子的身份位居宗诸王贝勒之上，担起辅佐幼帝康熙的大任。
辅政之初，四大臣遇事协商，凡欲奏事，一同进谒皇帝或太后，待太后决策后，再由他们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发布谕旨。辅政大臣虽无决策权，但他们可以入直、票拟并代幼帝御批，后来鳌拜专权乱政就钻了这个空子。
鳌拜是镶黄旗人，是清朝开国元勋费英东的侄子。显赫的门第和卓著的战功使他青云直上，位至公爵。鳌拜野心勃勃，善于玩弄权术，骄横跋扈，人多惮之。身为四朝元老的索尼尽管德高望重，这时已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了。遏必隆为人怯懦，没有主见，又加上与鳌拜同属一旗，利害相关，所以总是随声附和。苏克哈萨虽然在四大臣中仅居索尼之次，但他资望浅，又与索尼素有嫌隙，与姻亲鳌拜也时常反目，常常在辅臣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样，协商辅政的局面不久便被打破了，大权逐渐落到了一心独揽朝政的鳌拜手中。他任人唯亲，广置党羽，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噶诸哈、工部尚书济世都是他安插在要害位置的亲信。遇到政事，他们常常私定对策，然后才上奏皇帝，甚至拦截奏章，阻塞康熙同臣下的直接联系，以便把持朝政，架空幼帝。
康熙六年（1666年），鳌拜为对自己的镶黄旗有利，执意调圈已耕作了几十年的旗地，引起土地荒芜和民怨沸腾。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名上书反对，鳌拜大怒，硬逼康熙同意处死三人，但未能得逞后，竟矫旨将三人绞死。
索尼看到鳌拜如此跋扈，深感愧对先帝的重托而又无能为力。因此康熙14岁时就多次上书要求康熙亲政，以削夺鳌拜的权力。
康熙得到祖母太皇太后的允许，按照祖制遂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康熙亲政前，索尼已去世，鳌拜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想越过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占据索尼的位置，进而成为宰相，更加大权独揽。于是，他拉拢苏克萨哈推荐他，遭到拒绝。旧恨新仇使鳌拜执意除掉苏克萨哈。苏克萨哈自知斗不过鳌拜一伙，为了免除杀身之祸，欲激流勇退，故上书请求去守候先帝陵寝。康熙不理解苏克萨哈的行动，一面派人去询问原因，一面请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鳌拜怕苏克萨哈的要求一旦获准，自己也要效仿他交出辅政大权，便给苏克萨哈罗织了“心有怨恨”等24条罪状，必欲处以极刑。议政王大臣会议在鳌拜的操纵下，奏请将苏克萨哈凌迟处死。收到奏章，康熙十分震惊。他认为苏克萨哈是前朝重臣，勤勤恳恳辅佐七载，理应酬报，又何罪之有？他当即召见议政王杰书和鳌拜、遏必隆等人，指出复奏有误。鳌拜先发制人，强词夺理地说：“我同苏克萨哈本来没有什么怨仇，只是他欺君罔上，才秉公而断，要对他重重治罪。不然，再有人学他的样子就不好办了。”康熙说：“欺君罔上的人眼下不是没有，苏克萨哈还是守规矩的。”康熙不允鳌拜所请，鳌拜恼羞成怒，嗔目挥臂，连日在金殿上强奏，他的党羽们也亦步亦趋，为虎作伥，终于威逼年少的康熙下了绞死苏克萨哈的命令。面对鳌拜的步步进逼，康熙已经忍无可忍了。但康熙深知鳌拜党羽众多，势力很大，加上他是武将出身，有一身好武艺，不是轻易能制服的，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祸及自身，因此，他在暗中加紧了除掉这个权奸的筹划。由于现有的侍卫大多受鳌拜控制，不甚可靠，康熙第一步先从各王府中挑选了上百名亲王子弟做他的侍卫，组成善扑营，整天让他们摔跤弄拳，不出一年，便个个练得武艺高强。鳌拜听说此事，以为皇帝年少贪玩，并未放在心上。第二步康熙又封鳌拜为一等公，鳌拜更觉得平安无事了。第三步任命索额图为一等侍卫。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康熙的叔丈人，他同康熙以下棋为名，制定了擒拿鳌拜的整体方案。为了保证行动万无一失，康熙事前把鳌拜的党羽先后差遣出京办事，他又召集善扑营成员进行动员。康熙问大家：“你们惧怕皇上还是鳌拜？”侍卫们齐声答道：“独畏皇上！”这一天，康熙召鳌拜单独进宫议事，鳌拜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宫内，只见康熙端坐中间，两旁是威风凛凛的少年侍卫。鳌拜见势不妙，还想故伎重演，大发淫威，不料康熙一声令下，少年侍卫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便拿下了鳌拜。这个横行数年、权倾朝野的权奸顿时成了阶下囚。康亲王杰书奉康熙的命令审讯了鳌拜。不久，便公布了鳌拜结党专政的3O条罪状。最后念其当年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有功，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在监禁中度完了余生。康熙还依据罪行轻重惩处了鳌拜的党羽，罪大恶极的济世等人被处死，其余的被革职降级。与此同时，受鳌拜诬陷的苏克萨哈等人得到了昭雪，苏克萨哈的后人承袭了他的爵位和世职。康熙对各级官员大规模进行了调换，并下达了《圣谕十六条》，意在刷新朝政，彻底清除鳌拜的恶劣影响。
年仅16岁的康熙在战胜鳌拜集团的斗争中，显示出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从此，他便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力平三藩收复台湾
康熙亲政后，经过一番考虑，将当务之急的治国大事列出，然后亲自书写了“三藩、河务、漕运”的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以随时提醒自己。由此可见解决三藩是康熙朝夕不忘的首要大事。三藩，是指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个藩王，他们分别盘踞在云南、广东、福建三个省区。三藩王在明末清初先后降清，为清兵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尚可喜和耿仲明也分别被授予平南王和靖南王的封号。
尚可喜因为年老多病，已把藩事交给儿子尚之信主持。尚之信残忍狂暴，酗酒嗜杀，连老子也不放在眼里。他曾经割下行人的肉喂狗，甚至无故刺死尚可喜派来送信的宫监取乐。尚可喜担心儿子早晚会闹出事来，同时也不甘心受他的挟制，便在康熙十二年（1673）春上书，请求回辽东老家养老，早已有撤藩打算的康熙遂命令撤掉尚藩，将其全部兵士撤回原籍。消息传来，吴三桂和已承袭靖南王爵号的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都惊恐不安，他们也上书假意要求撤藩，来试探朝廷的动向。
康熙召集了众臣议定撤藩之事。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有的认为移藩后要派军队去原藩地镇守，劳费太大；有的为吴三桂说情，说他镇守边关，地方安定，没有谋乱的征兆。议政王贝勒大臣们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二十岁的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做出了最后裁决：“从其所请，将三藩全部迁到山海关外。”他指出，三藩王手中都握有重兵，已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吴三桂等人怀有野心，蓄谋已久，如果不及早除掉三藩，势必养虎成患，危害天下。于是，康熙派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赴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赴福建，催促办理撤藩事宜。
吴三桂当年为报家仇勾引清军入关屠杀农民起义军，使清兵得以长驱直入。他事明叛明，降清又心怀异志。镇守云南后，吴三桂利用独占一方的特权，招降纳叛，横征暴敛，不断扩充实力，在三藩中势力最大。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他以藩府名义任命的官员，吏、兵二部不得干预，他推荐的被称为“西选”的官员遍及天下。凡要害地方，他都千方百计安插进自己的死党。他的儿子吴应熊被召为皇太极之女的额附（即附马），从而成为吴三桂安插在京城的耳目。吴三桂属下有53佐领、士兵1.2万多人。每年朝廷向吴藩支储的俸饷就达9OO多万两白银。吴三桂还自行征税、开矿、铸钱，与西藏互市茶马，聚敛财富，秣马厉兵。诡计多端的吴三桂在加紧准备叛乱的同时怕露出马脚，遂大兴土木，搜罗美女，做出安于享乐、胸无大志的样子来麻痹视听，暗中加紧操练，待机而动。
康熙十二年（1673）冬，吴三桂认为时机已到，遂自封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举起“兴明讨虏”的旗帜，公开叛乱。
吴三桂公开叛乱后，他分布在各地的党羽纷纷响应。各地的告急文书频频传至京城，举朝震惊。原来反对撤藩的人乘机诋毁，认为吴氏叛乱是撤藩引发的。大学士索额图竟要求杀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以谢叛逆。年轻的康熙皇帝临危不惧，严厉驳斥了这些护藩的论调。他说：“三藩势焰日炽，撤亦反，不撤亦反，因此决不仿效汉景帝诛晁错以平七国之乱的做法。”随后，康熙下达了武装平叛的命令。
这时其他两藩也举起了反旗，一时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康熙认为吴三桂是三藩之乱的祸首，灭掉吴三桂，其它叛军就会不打自散，于是他确定了重点打击吴三桂的策略。康熙任命勒尔锦为靖寇大将军，命令他由湖南进剿叛军，严防叛军东犯湖广；又派将军瓦尔洛进驻四川，断绝叛军入蜀之路；同时命莫洛率兵驻扎西安，阻止叛军进兵西北。
曾经嚣张一时的吴三桂在康熙周密的布署和接连打击之下，见大势已去，还想垂死挣扎，急急忙忙演出了登基称帝的丑剧。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吴三桂派人在衡阳草草修建了百余间庐舍，用黄漆涂刷房顶权做皇宫。三月十八日，吴三桂匆匆登上了临时搭成的祭坛祭祀天地，改国号为周，但是，吴三桂彻底扔掉“复明”的遮羞布，将自己的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处境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孤立。此时，清军的攻势更加锐不可挡，吴氏小王朝日益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年已67岁的吴三桂惶惶不可终日，突患中风噎嗝症死去，仅仅做了不到5个月的“皇帝”。吴三桂死后，由儿子吴世口继皇位。
康熙十九年（168O）年，康熙下令清军分三路进军吴三桂的老巢云南，向叛军发起总攻。不久清军攻入云南，将叛军的老巢昆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军大都投降，吴世口走投无路，最后只好穿戴着皇帝衣冠服毒自杀。康熙二十年（1681），历时八年、祸及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平定了。
三蕃之乱被平定后，康熙决意收复台湾。当时统治台湾的是郑成功12岁的孙子郑克塽。
明末国势衰败，兵备废弛，台湾岛遂被乘虚而入的荷兰殖民者占领。康熙元年（1662）二月一日，仍在坚持抗清的郑成功收复了被侵略者霸占38年的台湾。就在这一年，郑成功之子郑经在属下的拥立下自称为王，统兵反对郑成功。年仅39岁的郑成功在病中突然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忧愤而死。三藩之乱中，郑经曾与耿精忠合谋进攻广东，约定事成后平分秋色。耿藩降清之后，郑经仍旧纠合部属骚扰沿海一带，烧杀抢掠，一派海盗行径。郑经这时已经背弃了郑成功据台抗清复明的初衷。以后在清军的打击下，郑经很快在东南沿海失去了立足之地，率部回到台湾。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死后，他的长子即位，但不久就被侍卫冯锡范等人绞杀。冯锡范又拥立自己的女婿、郑经的幼子郑克塽为王，篡夺了大权。此时，郑氏集团已经失去了人心，台湾政局动荡不安。
三藩基本平定后，康熙接受了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决定乘郑氏集团内乱的时机用武力收复台湾。康熙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决心已下，任用得力的军事将领便成了当务之急。姚启圣曾经多次保举郑成功旧部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后来施琅又得到别的大臣的大力推荐。但由于施琅为降将，遭到不少非议，康熙力排众议，于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向议政大臣们郑重宣布：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封太子少保。
施琅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调整兵力，训练水师。为了等待适当的时机，出师时间一拖再拖，转眼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一时群言四起。这期间，施琅与姚启圣又在进剿安排上意见相左，施琅三次上书要求授予他专征权，由他统领军队自行进剿。尽管康熙对一再推迟出兵也有不满，但他没有被舆论左右，考虑到海战须蹈不测风浪，事先很难猜度，他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用人不疑，为了确保战斗胜利，同意了施琅的请求，给予他专征大权。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施琅率领两万多名官兵，分乘23O多艘战船，直捣澎湖。清军战舰云集海面，争先恐后进攻，反而影响了攻势，又赶上潮落风逆，施琅的指挥船顺流而下，陷入重围。提督衔署右营游击蓝理奋不顾身地冲入重围，与施琅合力攻打，四艘敌船被打沉。激战中，蓝理被炮火击中，肠子流血，但稍加包扎，又投入了战斗。施琅也不顾自己血流满面，仍然指挥着战船突围。初战失利后，施琅对水师进行了短期整顿，遂与郑军展开了决战。清军船队以5只船为1个作战单位，称为“五梅花”战术，相互配合默契，以5打1造成局部优势进击敌船。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傍晚，矢石如密集的雨点，炮火遮住了天空。经此一战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台湾的门户被打开了。因守孤岛的郑克塽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派人向清军送上降表。收到降表，康熙认为：如果不准许其投诚，郑军残部还可能流窜他处制造事端，不如招抚为善。他还决定对归降的郑氏大小官员加恩予以安置。康熙的谕旨打消了郑克塽最后的疑虑。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领的清军在鼓乐声中登上台湾岛，郑克塽率属下列队恭迎。至此，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台湾回归后，围绕台湾的弃守朝廷中又出现分歧。有人以台湾孤悬海外为理由，主张把台湾人全部迁进内地，放弃台湾。有人竟然主张把台湾赐给荷兰人，令其世守输贡，以示圣朝天威。施琅为此专门在台湾进行了实地考察，据实据理驳斥了弃台的论调。他上书康熙，力陈台湾为江、浙、闽、粤四省安全的要害，为东南之保障，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则永固边防。因此，台湾不仅不能放弃，还必须加强防务。康熙接受了施琅的建议，以台湾设立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并向台湾派遣了8OOO名驻兵，向澎湖派遣了2OOO名驻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东南海防，并且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激战雅克萨平定噶尔丹
东北地区一直被满族视为祖先的发祥地。十七世纪，沙俄将侵略魔爪伸向了这块肥沃的土地。沙俄的侵略，是康熙的心腹大患。亲政以后，他便密切注视着沙俄的侵略活动，多次派人了解东北地区的地形、交通及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情况。但由于当时先是明末农民起义未平，后又有三藩之乱，康熙对沙俄侵略的反击还顾不上。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三藩之乱刚被平定，康熙率文武大臣赴盛京告祭祖陵。大典之后，他立即巡视了乌喇地区（今吉林市），并率属下围猎习武；还泛舟检阅了水师。开始了武装抗俄的准备，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中俄边界争端的努力。
但几经接触，沙俄政府无意进行和谈，反而趁清政府全力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用兵之际，扩大了对中国北方领土的侵略。在沙俄无意和谈而且侵略活动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康熙决定进行武装反击，驱逐沙俄侵略者。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派郎谈、彭春以捕鹿的名义到前线实地勘察地形，调查沙俄的侵略活动。次年，康熙又决定派兵于第二年秋天到黑龙江流域永久驻守。开赴黑龙江地区的清军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军民共同打击沙俄侵略者，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黑龙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只有雅克萨还被沙俄侵略者盘踞着。
在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为收复雅克萨做了大量准备。在清军进攻雅克萨前遵照康熙的谕旨，向沙俄一再表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但沙俄方面置之不理，仍然继续在雅克萨进行战争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清军兵临雅克萨城下。
六月二十四日，彭春率领的3OOO大军分水陆两路夹击雅克萨城。第二天清晨，清军派出林兴珠的藤牌兵阻击来自黑龙江上游的哥萨克援兵。藤牌兵头顶藤牌，裸身入水，手持大刀前进。由于有藤牌遮蔽，敌人的刀枪无法施展威风，清兵的大刀却所向无敌。敌人见状，又惊又怕，大喊着“大帽子鞑子来了”竞相逃命。大部分援敌就这样被藤牌兵击溃了。当晚，清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他们在城南佯攻，牵制敌人的兵力；又在城北架起红衣大炮进行主攻。经过一夜激战，雅克萨的塔楼、城墙全部被摧毁，还击毙了1OO多名敌人。城内还聚集了一小撮顽敌，于是清军在城下三面堆积柴草，准备焚城。走投无路的侵略者被迫向清军投降，他们的头目托尔布津还向清军统帅立誓，永远不再来雅克萨捣乱。遵循康熙的旨意，清军统帅彭春接受了敌人的投降，将他们免死放归。有45人自愿留在中国，也得到了准许。这些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多年、杀人越货的“罗刹”，如今在中国军民的打击下，一个个赤身露体，光着脚狼狈逃离了雅克萨。降敌离去后，清朝将雅克萨城堡彻底摧毁，撤回了瑗珲。
但是战火刚刚平息，托尔布津等残匪便纠合了尼布楚方面的援军卷土重来，又窜回雅克萨。他们在原城堡的附近重新构筑了工事，妄图永久霸占这块中国的领土。消息传到北京，康熙立即命令清军速备战船再攻雅克萨。他又亲自召见郎谈，作了战斗的具体部署，要求清军全部彻底地消灭雅克萨守敌，然后在雅克萨驻兵把守。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开始了。清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2OOO大军，从水陆两路向雅克萨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康熙皇帝继续向俄方提出举行谈判的建议。清军在雅克萨城外挖掘工事、建立堡垒围困敌人。城中出击的敌人多次被清军击溃。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敌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城中只剩了1OO多个残兵败将，托尔布津也被击毙。清军在城的南北两面修筑炮台，准备炮轰雅克萨。此时，清军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了。迫于清军的强大攻势，俄方不得不同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清军遂于这年的十二月十日解围，等待两国的谈判。
双方全权代表在经过多次谈判，中国做出了一些让步之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九月七日，中俄双方达成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尼布楚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的国界，确认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将尼布楚割让给俄国。条约的其他条款还就两国贸易、边民等事宜做了规定。条约的内容，曾用满、汉、蒙、俄、打丁文五种文字刻成界碑，高高竖立在中俄边界上。他带来了中俄东部边境1OO多年的和平，也成为康熙抵御沙皇侵略、维护和平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记录。
康熙收复雅克萨之后，立即着手平定噶尔丹分裂祖国的叛乱。噶尔丹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头领。康熙十年（1671），噶尔丹夺取了准噶尔部的统治权后，又用武力并吞了厄鲁特蒙古的其他各部，占领了青海和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当时，我国蒙古族除了漠西厄鲁特蒙古外，还有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漠北蒙古分别居住在内蒙和外蒙，早就归顺了清朝。为了吞并喀尔喀蒙古，噶尔丹自康熙十三年（1674）起，便经常派人到沙俄进行秘密活动，寻找靠山。长期以来，沙俄就伺机将侵略魔爪伸进厄鲁特各部，但是他们的武装入侵和诈骗活动一直未能得逞。这时，他们与噶尔丹的叛变活动一拍即合，相互勾结起来，准备攻打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向喀尔喀蒙古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配合沙俄侵略军，击溃了土谢尔汗的蒙军，将库伦城化作一片废墟。在追击喀尔喀蒙古的途中，噶尔丹叛军大肆烧杀抢掠，人们丢下帐篷器具、马驼牛羊，昼夜不停地向南逃命，一时死者相枕，道路为之堵塞。这时沙俄乘机胁迫喀尔喀蒙古的上层人物叛国投降，遭到了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坚决抵制。在哲布尊巴丹的率领下，喀尔喀蒙古归附了清朝。康熙派人抚慰了来归的喀尔喀部，发给他们生活用品，将他们暂时安置在科尔沁草原。康熙二十九年（169O），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再次发动武装进攻。他带领的两万名叛军自呼伦池南下，杀进了内蒙古地区。叛军的前锋一直打到距离北京仅九百里的乌珠穆沁，京师震动，许多店铺停止了营业。
对噶尔丹的叛乱，康熙曾经给予多次规劝，要求他罢兵息战，归还喀尔喀蒙古的故地。同时也加强了塞外的兵力，做了武装平叛的准备。面对更加严峻的局势，康熙决定亲征噶尔丹，捣毁叛军的巢穴。当时朝中多数大臣主张同噶尔丹妥协。他们认为噶尔丹地处僻壤，他的叛乱无碍大局，应当治以不治，任其自然，同时大军远征茫茫沙漠，胜负很难预料，因此反对康熙亲征。康熙则认为噶尔丹一日不除，边陲就一日不宁，只有平定叛乱，才是万年之计。他排除了各种干扰，为保天下大一统的局面，毅然率军亲征。
康熙二十九年（169O）六月，康熙亲临塞北，指挥大军迎战噶尔丹。八月，清军在乌兰布通与叛军交战。噶尔丹依山面水布下“驼城”，用来抵挡清军的攻势。“驼城”是将骆驼捆绑卧地，以驼背上堆放箱垛，再加盖湿布布置而成的。叛军满以为“驼城”坚不可摧，易守难攻。可是在清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骆驼非死即伤，反而成了叛军逃跑的障碍。驼阵被攻破了，清军大队人马掩杀过来，直杀得叛军横尸遍野，大败而逃。噶尔丹带着残兵败将，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以后康熙又经过二次亲征，终于平定了为时1O年的噶尔丹叛乱，粉碎了沙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巩固了西北边疆。
整饬吏治广揽人才
康熙深知，贪官污吏的勒索和压榨是激起民变的直接原因。为了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他十分重视整饬吏治。他采纳了“民生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的建议，特别注意处置腐败的高级官吏。
山西巡抚穆尔赛一贯贪酷不法，康熙对他的劣迹也时有所闻。一天，康熙向大学士勒满洪等人查询穆尔赛为官是否清正，他们竟徇私包庇，欺骗圣听，妄图掩盖穆尔赛的丑行。康熙对外官与京官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的现象早已深恶痛绝。所以在查明穆尔赛的罪行后，不仅将他革职收审，判处绞刑，还给勒满洪等人连降两级的处分。
湖广总督蔡毓荣在平定三藩时任绥远将军。接受攻打吴氏巢穴昆明的命令之后，他按兵不动；等他人攻破城池，他反而大肆抢掠本应充公的吴氏财物，然后对贵戚重臣广行重贿，将他人战功贪为己有，由此竟然升官进爵。蔡毓荣的罪行败露后，也受到了严惩。
在惩治贪官的同时，康熙多方扶持清官廉吏，大加褒扬，以起到移风易俗、扶正抑邪的作用。但在当时贪风盛行的官场上，为政清廉者实属凤毛鳞角，因此康熙一朝大树廉吏的榜样。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就是一个受百姓爱戴的清官。早在顺治朝任广西罗城知县时，于成龙便插棘为门，累土为几，他清贫的生活和卓著的政绩一时传为佳话。康熙十四年秋天，黄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于成龙发放的赈济粮救活了几万灾民的性命。后来他离开黄州赴福建按察使任所时，几万黄州百姓送行到九江，哭声与江涛声连成一片。于成龙的廉能勤政，深得康熙赞许。康熙二十年，他特地在懋勤殿召见于成龙，称他为“当今清官第一”，还赏赐白金、良马、御诗等，勉励他始终如一，保持气节。于成龙自此为政更加勤勉，常常通宵达旦。他善于微服私访，升任两江总督后，属下官吏不敢为非作歹，不久江南风气大为改观。但是，深受康熙信任、政绩卓著的于成龙后来受挟私报复者陷害，被迫离任。康熙又特下诏令留任。他去世后，遗物只有一袭棉袍和一些盐豉。康熙始知于成龙的确一生廉洁，所谓后来变更素行的说法纯系欺罔之语。为官清正反遭非议，康熙感慨不已。为了使廉风发扬光大，他特地为于成龙题了“高行清粹”四个大字。
康熙对于成龙的去世十分痛心，他询问廷臣：“当今像于成龙这样清廉的还有几人？”廷臣当堂举荐了张鹏翮等七人。康熙南巡经过张鹏翮的任所兖州府，发现果然名不虚传，从此一再提拔重用。陈殡是康熙晚年时出现的清官。他认为，贪取一钱与取千百万金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他的衣食住行都十分俭朴，对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他独自骑马带着行李到山东首府济南赴任，官吏们谁也没有认出他就是新任巡抚。康熙称他为苦行老僧，并说：“陈殡出身非世家大族，又没有门生故旧，天下人对他的清操交口称誉，不是确有实事，哪能名闻遐迩？”因此，康熙在他病故后追授礼部尚书，荫一子入监读书，以表示对清廉之臣优礼有加。
由于康熙对整饬吏治坚持不懈，不断清除贪官，褒扬清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是当时的官吏日渐腐败，加上俸禄也确实偏低，已经积重难返，康熙费尽苦心进行的察吏，也只能是小修小补，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政风。
康熙统治初期，尽管各地的反清斗争已经被基本镇压下去，但是民族矛盾仍然相当尖锐。三藩之乱就带有明显的民族色彩。尤其还有相当多的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一切都构成了对清王朝的潜在威胁。康熙认为，士为四民之首，要争取民心，扭转汉族人民的反清情绪，关键在于促使汉族知识分子转变反清立场。于是，康熙采取了种种措施争取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他首先从尊重汉族历史传统与儒家文化开始。例如在他南巡时，曾多次亲自拜谒明太祖的陵墓，并亲笔写了“治隆唐宋”的匾额，悬挂在陵殿前。他还提出要查访明室后代，授予官职，让其看守陵墓。后来没有查到，便改派清朝官员按时致祭。他还亲临孔庙祭祀，对孔子的后裔大施恩宠，从感情上对汉族士大夫进行笼络。
除了进行传统的科举考试外，康熙还于康熙十七年（1678）特设“博学鸿词科”，千方百计吸引明代遗老及各种人才参政。康熙还要求各级官员都要将自己知道的学行兼优之士举荐给朝廷，以便他亲自考察录用。经各地官吏推举，有143人参加了康熙十八年（1679）的体仁阁考试。清政府给了应试者十分优厚的待遇，除了发给往返路费、衣食费、柴炭银外，康熙还亲自赐与了丰盛的筵席加以款待。表面上考试进行得郑重其事，康熙还亲自阅了卷，但实际上对应试者十分迁就，百般照顾。严绳孙只做了一首诗，潘耒、施闰章的诗不合韵律，都被录用。彭孙遁故意将词写得言词不通，也被录为一等。可见，为了广泛招揽人才，康熙不拘一格，确实花费了一番苦心。这次考试录用的5O人都被授予了翰林院的官职，奉旨编修明史。高官厚禄和种种特权使这些人逐渐放弃或动摇了反清立场，落第的文人学士也无颜再以明代遗老自居了。博学鸿词科的设立确实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
但是应试的只是当时汉族学者的二、三流人物，而顾炎武、黄宗羲、李颙等著名学者始终拒绝应试，康熙对他们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关中大儒李颙以身体有病为理由拒不应试，被强行从家乡抬到西安，李颙便绝食抗议，连续六天汤水不进。清朝官员无可奈何，只好又派人将他送回。后来，康熙来到西安，指名要见李颙，李颙托病推辞。康熙不仅没有怪罪他，还亲题了“志操高洁”的匾额赐给他的儿子以示褒扬。太原的傅山被役夫用床抬到京城外3O里的地方，他誓死不入城，京中的王公大臣们慕名纷纷前来看望，傅山大模大样躺在床上，既不迎送，也不施礼。结果地方官员只得以傅山老病为由奏请免试，得到康熙的准许。康熙所以能够容忍这些人抵制考试的种种大不敬行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名满天下，影响极大，不愿意轻易触动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拒绝出仕，只是退居家中讲学著书，还没有直接触犯清王朝的统治。
不过，康熙朝也发生了十几次文字狱。如果说发生在康熙亲政前的庄廷铣一案与他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二年（1711—1713）的戴名世一案，便确系康熙所为了。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自幼聪颖好学，喜读史学。晚年他身居故里，整理了《南山集》一书。书中记载了南明诸王的史事，并采用了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一些史料。戴名世还主张以桂王死后的第一年作为清的定鼎之年。戴名世57岁才考中进士，担任了翰林院编修。谁想到59岁这年便大祸临头，他的《南山集》被左都御史赵中乔告发为诽谤朝廷之书。结果戴名世被判凌迟处死，戴氏、方氏家族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判处斩，女子及15岁以下的男子被没为家奴。族人的所有职衔全部被剥夺。到结案时，经“宽大处理”，戴名世才免遭凌迟，改判为处斩，方孝标这时已死，还被判尸。只有族人方苞幸免于难，他原也被判处斩，只因其文章早已名满天下，康熙怕引起众怒，才下令“免治”，但仍然一度被编进汉军旗中受到管制。平时与戴名世有交往的官员，有3O多人被降职，受到案件牵连的，多达3OO多人。
由此可以看出，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康熙确实笼络了一大批人才为清王朝所用，但他对汉人的猜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重农贵粟勤勉好学
清入关以后，在多尔衮执政时曾大规模地进行圈地，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强加在中原人民头上，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顺治亲政后虽有所缓和，但由于当时大规模的战争尚未结束，因此，到康熙时，广大农村还是满目疮痍，农民不得温饱，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康熙即位后，便下令停止圈地。但由于鳌拜一伙人从中作梗，圈地仍禁而不止，有时规模还相当大。清除鳌拜后，康熙重申了永远停止圈地的命令，并要求将已圈土地还给农民。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再次明确规定不许圈种民间新开垦的土地。这样，阻碍农业生产的圈地活动才逐渐被制止。直隶各省修建寺庙，侵占了大片农田，康熙也明令禁止。
鼓励垦荒是康熙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措施。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藩王的土地被农民耕种了。康熙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下令各地督抚正式将这些土地给予原来耕种的农民，并禁止作价转让部分土地。这些被称为更名田的土地，约计有16.6万多顷，而且多是肥沃的良田，一经正式属于农民，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康熙十二年（1673），为了鼓励在更大范围内垦荒，康熙宣布：各省今后开垦的土地，耕种1O年后再交税。同时用授与官职的办法鼓励地主招民垦荒。规定开荒2O顷以上，又通晓文义者，授予县丞，不通文义者，授予百总；开荒1OO顷以上，通晓文义者，授予知县，不通者，授予守备。这些措施对地主和贫苦农民都很有吸引力，于是河南、山东、直隶的老百姓纷纷前往东北垦荒，湖广人民也踊跃去四川垦荒。垦荒农民的汗水不久便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到康熙三十年左右，清王朝田亩达到了高峰，比清初翻了近一倍。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边远省份的荒地大多已经变成良田。无怪康熙颇为自负地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此时，除了无法耕种的不毛之地，可以称得上是“四海无闲田”了。
蠲免地丁钱粮，是康熙为了恢复生产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统一台湾后，康熙认为，国家已经安定，要使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蠲免钱粮势在必行。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下令免去江宁等七府及陕西全省6OO多万两钱粮，后来又先后蠲免过各省的钱粮。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库充裕了，蠲免钱粮的数额也随之增多。康熙四十一年（17O2），因云、贵、川、粤四省没有经常得到蠲免，康熙下令宽免四省四十三年钱粮。以后康熙常下令全国各省轮免。据统计，自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四年，蠲免钱粮的总额达9OOO多万两白银。尽管得到蠲免政策实惠最多的是钱多地广的富户，贫苦农民相比之下获利甚微，但是不能否认，蠲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全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已经不能适应实际情况。康熙先是下令修改赋役制度，于康熙26年（1687）完成了《简明赋役全书》。到了康熙51年（1712），康熙又对赋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清除旧赋役制度的弊端。康熙宣布：以康熙5O年的全国丁银数为标准，以后永不增减，此后到达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银。这项被称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措施成了清代地丁制度的基础。后来，康熙又在广东试行了“摊丁入亩”的征税方法，即把全省丁税统统归入田赋，实行征收田赋带征丁银的方法。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使无地的逃亡农民免于丁银之苦，重新回到土地上来，也使负担向土地占有多者转移了一些。
治河和漕运都是康熙十分重视的大事，而漕运的恢复又大于治河的成功，因此康熙在兴修水利上倾注了许多心血。康熙执政期间治理的河流主要是黄河、淮河和运河。由于频繁的战争，黄河长年失修，形成了严重的水患。在康熙即位后的最初16年中，黄河竟决口67次。当时黄河下游的部分河道与淮河、运河汇合，黄淮泛滥后，洪水便倒灌运河，切断南北漕运。为了根治黄河，变水害为水利，康熙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另一位专家陈潢做他的助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程。当时正是三藩之战进行得非常激烈的时候，足见康熙对治河是十分重视的。靳辅采用了明代潘季训“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法，又用开中河、修堤坡等方法作辅助，一年之后，饱受水患之苦的7个州县的土地便能够重新耕种了。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对治河取得的巨大成绩，康熙曾在第一次南巡时，赐诗给靳辅加以嘉奖。康熙的6次南巡都以巡视治河工程为重点，对治河是很大的推动。他对治河的具体措施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第三次南巡时，他沿途亲自用水平仪进行测量，发现黄河河床高于两岸田地，指出这是产生灾害的根源，要根治水患，必须深挖河道。他提出用木制的立体治河模型代替平面图纸，以便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治河方案。他乘坐小舟，不避风浪，亲自察看水情。康熙还亲自主持了浑河的修治工程。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经常改道，危害沿岸百姓的生命安全，有时还直接威胁京城。康熙曾经13次巡视浑河，经过试验确定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督促下，浑河治理工程于康熙四十年（17O1）竣工，浑河遂改名为永定河。治理后的浑河堤岸坚固，两岸是百姓新盖的房屋和茂盛的庄稼，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对治河这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康熙抓得很有成效。他的名字，将不仅作为治河的组织倡导者而且作为一个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被载入史册。
康熙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康熙末年，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国库收入十分充裕，年年有余。国库存粮达到几千万石，京城的国库爆满，只得将漕粮另储在运河沿岸的苏杭等地。国库中有些粮食存放时间过长竟变质作了肥料。
有感于明代奢侈败国的历史教训，康熙很注意节俭。南巡路过南京，他曾做《过金陵论》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康熙初年，宫中所有人员合计才8OO余人，这与明宫廷汉宫女动辄几千、太监动辄几万相比确实是大大减少了。因此宫廷的费用与明代相比也大大节省了。明代仅光禄寺每年用银即达1OO万，康熙时只用1O万；明代工部每年宫廷修造用银最少约2OO万，而康熙时只用二三十万；明代的宫中建筑都要用楠木料、临清砖，而康熙时除特殊需要，宫中一概用普通砖瓦。据康熙自己说，他的所有行宫都不进行特别装饰，每年花费不过一二万金，只占每年治河费用的1%。康熙还说，明代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这话显然有些夸张，但也能说明康熙反对奢侈、提倡节省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满招损，谦受益”是康熙常说的名言。他为政讲求实效，一贯反对浮夸虚饰。因此，他多次拒绝了臣下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平定三藩之后，朝臣请上尊号，康熙拒绝说：“乱贼虽已削平，疮痍尚未全复。如果政事不能修举，上尊号又有什么益处？朕不能接受这样的虚名。”讨平噶尔丹之后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诸王、贝勒、贝子、文武官员及远近士民来到畅春园，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请上尊号的活动。这已是第五次为康熙请上尊号了。康熙仍然坚决拒绝，他说：“天视天听，视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敷陈。”后来，借他的生日等机会，臣下又多次请上尊号，直到去世康熙也没有答应这些请求。他还一再拒收朝臣进献的生日贺礼，不准为他举行大规模的祝寿活动。他5O岁生日时，朝廷官员献上了鞍马缎匹和“庆祝万寿无疆屏”等生日贺礼，他婉言谢绝道：“我的诞辰，你们这样进献，各督府也一定会仿效，所以我决不能接受。”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最后一次拒绝了群臣为他第二年举行“万寿七旬”贺礼的要求。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七日，康熙病逝，庙号“圣祖”。
少年天子如何除掉鳌拜的
少帝心中的烦忧
顺治十八年（1662年）正月初七日，清顺治帝福临病故，遗诏由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因年幼，故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康熙正式开始御门听政。年仅十四岁的康熙，虽然亲政，但毕竟是个孩子，只有虚名而无其实。一切大权仍然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手中。鳌拜，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骁勇善战，因军功卓著而步步高升。早在崇德三年（1638年），就得到“巴图鲁”的称号（满语勇士的意思）。嗣后，又被封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二等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等一大串的头衔。除少傅兼太子太傅是没有实权的荣誉称号外，议政大臣和领侍卫内大臣都是了不得的重要位置。前者参与中枢机要决定国家大事，后者负责皇宫禁卫，直接掌握皇帝的安全。一般人不可能担任此职的。按清朝的规定，只有上三旗出身的人才有资格担任。
四人中排在首位的是索尼，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索尼是从努尔哈赤时起就任一等侍卫，是“三朝元老”，德高望重，深得孝庄皇太后的信任和赏识，鳌拜不敢与索尼争上下。遏必隆是钮祜禄氏，与鳌拜同属镶黄旗人，是勋臣之后。他虽然也是顺治朝的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傅衔，但没有主见，经常附和鳌拜，所以他两人关系较好。苏克萨哈，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也是领侍卫大臣，但不是议政大臣，官位比鳌拜低，却排位在第二，仅次于索尼。鳌拜想到，年老的索尼一旦病逝，若依次递补，则首辅大臣的位置就要由苏克萨哈来顶替了。鳌拜看不起苏克萨哈，对自己屈居其后，心中更有说不出的恼怒。苏克萨哈则看不惯鳌拜“意气凌铄”、作威作福的样子。自己虽然资望不高，但却不买鳌拜的账，有时甚至和鳌拜唱对台戏。
索尼由于年老多病，渐渐地不大问事，遏必隆庸碌无能，缺乏主见。苏克萨哈不过是纠纠武夫，亦非对手。因此，鳌拜逐渐把大权抓在自己的手里，恣意妄为，排斥异己，根本不把皇帝看在眼里。
例如，康熙身边的四个侍卫：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平时对鳌拜没有表示特别恭敬。加之倭赫的父亲内大臣费扬古，与鳌拜有矛盾。于是在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的一天，鳌拜突然下令把倭赫等四人从皇宫里抓走。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在上朝听政时问道：“倭赫、西住他们在朕御前当差，一向不错，不知辅臣何故将他们拿了？”
一般说来，皇帝未亲政时，委托辅政大臣全权处理政务。皇帝每日会奏、听政，不过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听听罢了，从不过问。现在康熙突然查询此事，跪在下面的辅政们觉得很意外。遏必隆先是一怔，随后叩头答道：“启奏皇上，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擅骑御马，在御苑里用御用弓箭射鹿，犯了大不敬罪。昨日臣等会议，将其四人革职拿问，现关在内务府。臣等尚未议定作何处分。”
鳌拜不甚满意遏必隆的回答，他抬起头来冷冷地说道：“皇上尚在幼冲，此等政事当照先帝遗制，由臣等裁定施行。”“难道朕连问都问不得？”康熙满腔怒火，厉声责问。
跪在地下的大臣，面面相觑，个个倒抽冷气。鳌拜心中盘算：“这次若不堵回去，以后他事事都要过问，有许多事就不好办了。”思计一定，鳌拜即刻缓缓地说道：“照祖训，皇上尚未亲政，是不用过问的，不过此次事关内宫，不妨破例。”
康熙当然听出来了，这是“下不为例”的意思。他按捺了一下心里的火气，向鳌拜道：“那好吧！我想听听，这次是怎么回事？”
“倭赫紫禁城中擅骑御马，是欺君之罪，应该弃市；乃父费扬古纵子不法，口出怨言，咆哮公堂，应一并弃市！”
“弃市”即杀头。康熙不禁吓了一跳。“倭赫四人是先帝随行侍卫，费扬古乃朝廷重臣，素来谨慎，并无大错。仅仅因为骑了御马就办死罪，太过份了吧！朕以为权杖也就够了。”他缓缓地说。
鳌拜回奏道：“晚了！国典不可因私而废，古有明训。费扬古和倭赫四人已于昨日下午行刑了！”
遏必隆和苏克萨哈都大吃一惊，他们相互看了一眼，苏克萨哈立即叩头奏道：“倭赫之事，臣等尚未议定，鳌拜中堂擅诛天子近臣，殊为不妥。”
康熙也被气得浑身打颤，他正想问罪鳌拜，只见孝庄太后来了。她十分不满地说道：“擅到皇宫内院拿人，不奏而斩，这在我大清朝开国以来还从未有过，你们眼中还有皇帝吗？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们回去好好想想在先帝灵前的誓言吧！”说罢拉着康熙向后宫走去。
回到后宫，康熙想着多年在自己身边，朝朝暮暮相随的四个亲信侍卫，如今都成了无头鬼，他眼泪直往下掉：“皇祖母，不是说皇上的话是圣旨，无论是谁都要听皇上的吗？鳌拜为何如此放肆，我真想立即诛鳌拜，才能解朕心头之恨。”
孝庄太后叹了口气道：“皇上，你还年幼，不懂事。有些国家朝政大事，还得靠他们处理。你再看看宫中的侍卫，多数已是鳌拜的心腹党羽了，外廷六部尚书，地方的封疆大吏中，也有好些是他的人，要除掉鳌拜，还不是时候！”
为了拉拢两黄旗大臣，打击属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鳌拜挑起了换地事件。
顺治初年圈地时，多尔衮利用权势将本应划归镶黄旗的土地，划给了自己的正白旗。事隔2O余年，两旗军民已安生立业，鳌拜却重提此事，“立意更换”。
户部尚书、正白旗大臣苏纳海上疏：
“土地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土地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
鳌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于三月矫旨开始硬行勘换地亩，在顺治初年圈地恶政平息2O余年之后，重掀圈地狂潮。
旗民汹惧，消息渐传禁中。十一月，康熙问安之时向祖母报了四辅圈地扰民之事，遭到“太皇太后切责”，“事将中止”。恰在此时，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同时上疏，“请罢圈地”。
他们痛切指出：
京东各州县一闻圈地，自本年秋后五百里尽抛弃不耕，所谓“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圈者，半犁未下”，荒凉极目。且因“知旧业难守”，“有米粮者之粜卖矣，无积蓄者将轻徙矣”，“目前霜雪载途，俱填沟壑，将往奔他境，而逃人令严，谁容栖止？仍僦集本土，而人稠地窄，难以赁居。又有谓丁地相依，地去而丁不除，赋免而徭尚在，糊口无资，必亏课额。”妇子老幼，环泣马前，无论旗民，怨声鼎沸，士人千百，上书请停。现“京东各州县旗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田荒粮竭，无以资生，岂无铤而走险者？”
他们更加痛切指出：
换地之令“若果出自庙谟，臣何敢越职陈奏？”这完全是鳌拜矫旨背主所为！
与此同时，户部尚书苏纳海以屯地难于丈量，正白旗不肯指出地界，镶黄旗不肯受地等原因，决定撤换官员，“候明旨进止”。
鳌拜震惊暴怒，他深感事态的严重。虽然也许他并不知晓他本从个人恩怨、利益、权欲、野心出发，却已不自觉地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对面，成为本民族守旧势力、分权势力、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然而，他只有走下去。
鳌拜再次矫旨，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革职禁守，交刑部议处。罪名是苏拨地迟误，朱王纷更妄奏，三人结党抗旨，违背祖制。俱论死。其时康熙年仅13岁，他清楚鳌拜因“苏纳海始终不阿其意，朱昌祚、王登联疏奏旗民不愿圈换地亩，坚守不移，阻挠其意，必欲置之死地。”特召四辅臣赐坐询问，企图亲自调停。不料，鳌拜根本不把康熙放在眼里，他厉声咆哮，以至攘臂伸拳，坚奏三人应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附合，唯苏克萨哈忿忿独坐，不发一语。三人竟至坐绞。
涉及十余州县、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余饷耕地的两旗换地，被强制推行，灾难奇惨。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成为为民请命的英雄，被直隶百姓祀以地方名宦。康熙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伤害。直到4O年后提起此事，还痛心疾首道：“至于巴图鲁公鳌拜、遏必隆为圈地事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冤抑殊甚。此等事皆朕所不忍行者。朱昌祚等不但不当杀，并不当治罪也！”
更严重的是，四辅臣协商一致，得到皇帝准许方可行事的原则已被打破。自此鳌拜益愈专横跋扈，在朝廷内外广植党羽，欲使“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事事凌驾于其他辅臣之上。部臣办事“稍有拂意”，动辄叱喝辱骂，随意治罪。甚至在康熙面前“嗔目起立”，“张以老拳”，“施威震众”。
鳌拜的专横跋扈已成为少年天子最大的一块心病。
康熙帝是如何智除权奸的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三月，辅臣索尼在百官的推动下，以“世祖章皇帝（顺治）亦十四岁亲政，今上年德相符”为由，奏请亲政。六月，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康熙御太和殿行亲政大典。亲政大典后，康熙就开始了“御门听政”，即康熙帝在乾清门的宫殿内接见臣下，处理日常政务。乾清门是离皇帝居住的内廷最近的正门。人们往往有个错觉，以为皇帝上朝处理国家大事，总是在太和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金銮宝殿上。其实只有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这三日才在太和殿，表示比较隆重。一般商讨国家大事，并不在太和殿，而在乾清门的宫殿内。康熙自亲政以后每天必在乾清门“御门听政”。但是鳌拜擅权的问题并未因他亲政就可以立即解决。
七月十三日，势单力薄的苏克萨哈上疏请辞辅臣之职。在他看来，皇上亲政了，辅政理应废除。长期以来他早已对鳌拜擅权感到心忧，他名列辅政第二，他想通过自己带头退出辅政之位，从而逼迫鳌拜、遏必隆也同样退出辅政之位，解除对皇上的威胁。苏克萨哈的做法激起了鳌拜的恐惧和憎恶。因此一幕诬陷苏克萨哈趁机将其消灭的悲剧产生了。鳌拜把持议政王大臣会议，加以“不愿归政”、“怨望”、“有异志”等二十四款大罪，议将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死”，余子六人、孙一人、兄弟之子二人，无论已成年未成年，皆斩决籍没。族人白尔赫吐等，亦皆斩决。康熙以“核议未当”，“坚持不允所请”。鳌拜竟捶胸挥拳，疾言厉色，气势汹汹与康熙强争累日。最后，仅将苏克萨哈从磔改为绞，其他仍维持原判。
苏克萨哈被处绞，灭族。
康熙不动声色。
鳌拜变本加厉、肆无忌惮。与其弟镶黄旗都统穆里玛、侄侍卫赛本得、纳莫、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壁图、户部尚书马尔赛、兵部尚书噶褚哈、侍郎迈音达、都统济世哈、总督莫洛等结党营私。凡政事先在私家议定，部院启奏官员，先需向他报告，往他私门商酌，再呈康熙，“逼勒依允”；常于御前拦截章奏，呵斥部院大臣，将康熙已发科抄的朱批红本擅自取回改批，甚或公然抗旨不遵。
康熙不动声色。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有云鳌拜竟身着黄袍，俨然皇帝。有云鳌拜尝托病不朝，要康熙移驾亲往探视。康熙临其府第，随行侍卫忽见康熙神色有异，急行上前，猛地掀开鳌拜所卧床席，只见席下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空气仿佛凝结。鳌拜额上渗出点点冷汗。
“刀不离身乃我满洲故俗，不足异也。”
康熙不动声色。
不知从何时起，肃穆的大内之中来了一群憨头虎脑的半大小子。他们一色的跤服，练把式，竖蜻蜓，举石锁，跳跤步，冲拳踢腿，推压扯拉，嬉戏顽笑，热闹非凡。
人人皆知这是奉旨从侍卫及拜唐诃（执事人）中选出陪皇帝“作扑击之戏”，亦称摔跤的布库少年。
到底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子。鳌拜从鼻子哼了一声。
一日，鳌拜上朝。他像往常一样目空一切地仰着脸，迈着方步。
忽然一声唿哨，正作布库之戏的十数小童扭转身形，如猛虎下山般同时扑向鳌拜，将其摔倒在地，压在身下，七手八脚捆了起来。
鳌拜挣扎着厉声叫骂。但他触到康熙那轻蔑、锐利、威严的目光时，一下全明白了，不由瘫倒在地。
不动声色的后面，康熙早已在胸有成竹地进行着部署。
一方面，他欲擒故纵。康熙六年加赐鳌拜一等公，以其子那摩佛袭二等公公爵。七年，又加鳌拜太师，加其子那摩佛太子少师。在侍读熊赐履上疏：“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虚”，以“天下治乱系宰相”暗劾鳌拜时，斥其“妄行冒奏，心沽虚名”，使鳌拜放松了警惕。
一方面，他借题发挥，偶示锋芒，向群臣展现自己坚定的立场、清醒的头脑、高超的水平与深藏的韬略。一次，有司误赦一人。大学士李雳以既已赦，误即误矣。康熙意味深长地说：“赦人可听其误，若杀人，亦可听其误吗？”一次，鳌拜在康熙与辅臣共听读本时闲谈，康熙又意味深长地说：“此内有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心慎焉。”这等于是在说，对于鳌拜矫旨换地、杀人，他决不会置之不理！群臣有如震聋发聩。
为了瞒过鳌拜党羽耳目，他以习布库之戏为名，挑选绝对忠实可靠的少年侍卫，组成了一支贴身卫队——善扑营（后为正式建制）。在时机成熟之时，果断地将已任吏部右侍郎的近臣索额图调回内廷复为一等侍卫，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差遣出京。而后，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十六日，亲临善扑营，面问之：
“汝等皆朕股肱耆旧，既如此，汝等畏朕，还是畏鳌拜呢？”
“独畏皇上！”众人齐答。
于是，鳌拜栽在了众小童手下。
康熙向议政王大臣义正辞严地宣布了鳌拜的罪状，谕令议政王大臣严勘鳌拜及其同党。议政王大臣会议审实鳌拜大罪三十款，议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斩，妻并孙为奴，家产籍没。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应革职，各鞭一百，披甲当差。其侄赛本得以“凡事首恶”，即行凌迟处死，其同党大学士班尔布善、尚书阿思哈以下数十人革职立斩，妻子为奴，家产籍没。
康熙复召鳌拜，鳌拜无言可对唯解衣袒露搭救太宗时留下的一身伤疤。康熙动容。
康熙有感情，但决不感情用事。正因为如此，他可能考虑得更深，更远，处理问题更富于感情。
五月二十五日，康熙颁布谕旨。下令因鳌拜累朝效力年久，立有战功，不忍加诛，免死革职，籍没拘禁。遏必隆“免其重罪”，仅削太师及公爵（数月之后“特为宽宥，仍以公爵宿卫内廷”）。鳌拜死党，除七人已杀之外，仅以九人处绞，其余人等一律免死从轻治罪。至于内外各官畏其权势或苟图幸进而依附者及嘱托行贿者，俱从宽不咎。
十天。自擒鳌拜至此只有短短的十天。
声色不动而除巨匿，权力更迭而不株连；为苏克萨哈以下被鳌拜处死革职降级者一一平反昭雪；废除辅政大臣；收回批红大权；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一切犹如快刀斩乱麻般地进行。
其时康熙的年仅十六岁。
康熙掌握实权后，紧紧依靠宿臣老将，如索额图、杰书、图海等人，采取好一系列革新朝政的措施，深得人心。医治战争的创伤，逐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改变了生产倒退、民生凋弊的不安局面，使久困于战乱和饥荒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康熙帝废立嗣的内幕
康熙帝立嗣的内幕
康熙熟读经史，每顾及前朝皇室为争登大统，父子兄弟骨肉相残，总不免为之浩叹。朝朝代代仿佛是在劫难逃，就连叱咤风云的一代英主也不例外。
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的刀光血影中，踏着兄弟的血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自己又为储位问题苦恼。他曾立承乾为太子。因他偏爱李泰，承乾恐有废立之意，欲杀李泰谋反，事发被废。李世民答应立李泰为太子，李泰又欲谋害晋王李治。李世民痛苦得拔出佩刀，恨不能自刎。后依妻舅长孙无忌之议，囚禁李泰，策立李治，方才无事。
康熙感慨而不屑：
“定储问于长孙无忌，朕每觉此，深为耻之。”
他万万没有想到，同样的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康熙一生有四位皇后、51位妃嫔。众多的妻子，使他拥有子、孙、曾孙15O余人的大家庭。除11个儿子早殇外，长大成人的共22子。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康熙是个充满了慈爱之心的父亲。他亲自挑选最博学的老师教导他们。康熙身边的外国传教士记载：这些老师“都是全国公认最有才学的人。尽管如此，皇上还要亲自逐个检查幼年皇子们的学习情况，了解他们的细微末节，甚至批阅他们的作文，令他们在御前讲解书籍的内容。”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引导诸皇子赴上书房读书了。无分寒暑雨晴，天天如此。每个皇子都精通四书五经、满语汉语。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上下千古成败治乱全都了然于胸。又有骑射、游泳、火器等军事、体育课目和随驾出巡、行围狩猎、奉旨出京统兵办事等实际锻炼的机会。22个儿子几乎全部成为文武全才。传教士白晋曾惊奇赞叹地写道：“14个皇子中有十个都长得仪表堂堂，才华横溢。”
康熙即为龙文化的代表，自然而然地采用了前朝汉室立嫡立长的建储方法。康熙十四年（公元1657年）十二月十三日，立嫡长子（皇二子）、正宫孝诚皇后所生允扔（原名胤祁，雍正即位后改名胤扔）为皇太子。其时允扔不满两岁。
康熙复设顺治时裁撤的詹事府，为东宫僚属，司太子讲读，辅佐太子；亲自择理学名臣汤斌授礼部尚书兼管詹事府事；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及熊赐履等老成硕儒朝夕纳诲；亲自培养皇太子，在繁忙政务中抽身为皇太子讲授四书五经，有一时期几乎“每天在临朝御政之先，令太子将前一日所授的书背诵、复讲一遍，达到熟记和融会贯通才告结束”。手把手地向他们传授治国之道：“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亲征之时还往往命太子留京，代理政务，以资历练。企望早定国是，避免诸皇子觊觎皇位，祸起萧墙。以“系四海之心”，“垂万年之统”。
皇太子名爱新觉罗胤扔，生母是康熙皇帝爱后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胤扔出生前，康熙已有一子，即惠妃纳拉氏所生大阿哥胤提，但胤扔系元后嫡子，因此当他于康熙十三年（1647年）五月初三诞生时，康熙大喜过望。不料胤扔出生当天下午皇后即因难产而崩，皇帝的撕心裂肺般的痛楚且不去说，从这时起，在皇帝的内心深处便牢牢潜伏下了对胤扔的极为复杂微妙的感情既怜且爱又恨。康熙幼失怙恃，从小失去父母之爱有切肤之痛，而胤扔未及在母亲怀抱中生活一日，这是何等的可怜呵！皇后赫舍里氏自康熙四年册立为后，一对少年夫妻十分恩爱，皇后遽逝，康熙很自然地把对结发妻子的爱移情于皇后留下的这惟一骨血胤扔身上。似乎正缘于此，康熙在日后对胤扔的爱有时竟到了溺爱的地步。然而，皇后的崩逝又不能说与胤扔无关，皇后难产，当母子不可兼顾时，皇后自然要力保皇帝的嫡子，而没有任何责任的胤扔也就难免被人指责“生而克母”，康熙未尝没有这样想过。胤扔的命运是由皇父康熙决定的，从他降临人间的这一时刻开始，大概就已注定了这位不平凡的皇子，将在大故迭起的政治动荡中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阿哥胤扔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个被视为“国本”的皇太子不过是个刚刚一岁半的婴儿，他只能在乳母怀中怯生生地接受那莫名其妙地皇太子册封。康熙皇帝这时不过22岁，按说是没有必要如此急切地册立太子，但皇帝自有他的想法。在册立皇太子的《诏书》中，康熙摆出了两条理由：其一，“恪遵太皇太后、皇太后慈命”；其二，“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这心”。前者是说尽孝，这理由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很庄重的，祖母太皇太后（即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亦可能确有此意，而康熙又是称得上“纯孝”的儿子；后者则明说册立皇太子是为了维系人心。当时“三藩”之乱刚起，四海惊扰，民无固志，迫使康熙对汉族士大夫要有所表示，举行经筵日讲，诏开博学鸿词，都是重大举措，而效法汉族传统，明立皇太子以固国本更是当务之急。清朝两位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并未立太子，顺治皇帝也只是在临终前指定皇三子玄烨（即康熙）为皇太子，可见不立太子倒是满族皇室的传统，康熙毅然抛弃祖宗家法，皈依汉制，确如《诏书》所言，为的是“系四海之心”。
除此之外，也不应忽略了康熙心中的隐痛。康熙以顺治皇帝的庶子而入主神器，多亏了祖母皇太后的提携呵护，其中的甘苦他体会良深，他不愿在嫡长子之外考虑皇储人选，而必欲及早确定“万年之统”，使嫡长子二阿哥胤扔能够顺利地完成皇位过渡。为此，康熙日后也苦心孤诣地作了安排。孝诚皇后去世后，康熙先册立遏必隆之女钮祜禄氏为后，是为孝昭皇后，孝昭无子女，于康熙十七年二月崩逝；继为皇后的是佟国维之女佟佳氏。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九病危，始册立为后，翌日崩逝，这位仅作了一天皇后的佟佳氏，只有一女，且早殇。此后，康熙未再册立皇后。因此，终康熙之世，仅有嫡子胤扔一人而已，其他阿哥俱为庶出。
康熙为维护胤扔嫡子地位煞费苦心，而对他的培养更不遗余力。胤扔六岁启蒙就傅，皇帝为他选择了名儒张英、李光地、熊赐履为师，及稍长，又特如江宁巡抚、著名理学家汤斌为詹事府詹事，负责对皇太子的教育。胤扔在名师辅导下学业进步很快，他能熟练地使用满、汉、蒙三种语言，马上功夫出众，能左右开弓，儒家基本经典亦能粗通。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皇帝首次南巡，驻跸江宁时，仍十分惦记千里之外的皇太子，一天凌晨打开邮筒，见有太子一封问安的信，真是喜出望外，不禁赋诗云：
昨者来江东，相距三千里。
迢遥蓟北云，念之不能已。
凌晨发邮筒，开缄字满纸。
语语皆天真，读书毕《四子》。
龄年识进修，兹意良足喜。
这时胤扔年方十龄，此后，各方面更有长进，康熙后来说他“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可见皇父对他十分满意。
太子的长进，首先应归之于皇父严历的教导。据康熙时曾官翰林的王士禎所记：“闻上在宫中，亲为太子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诵复讲一遍，务精熟贯通乃已。”王士禎深有感慨地说，康熙对太子学习要求之严，“士大夫家不及也”。当然，太子师傅们朝夕相随，悉心教诲，也是胤扔迅速成长起来的重要原因。李光地曾记下了张英授课时太子与师傅的一节问答语，读来颇发人深思：
太子：“《史记，殷纪》祖甲、祖乙之下许多年代不载一事，只有帝名而已，想是年代久远，无所稽考的缘故吧？”
张英对曰：“诚然如此。但许多年代无一事可纪，此天下所以太平也。”
太子思考良久，深深点头然之。
有千古名君康熙以及如汤斌、张英等醇儒为严师，皇太子的长进怎能不快呢？年轻太子的盛名不但在宫廷内外传播，而且远扬海外。
康熙二十一年朝鲜使臣向国王报告时曾提及“清太子年八岁，能左右射，通《四书》云。”供奉内廷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向路易十四提供的一份秘密报告中也说：
皇帝主要的培养对象是他曾宣布为皇太子的第二个皇子，即皇帝的继承者，因为他是第一个皇后所生的长子，所以我认为皇帝最注意于对他的培养，为了使他将来能更好地治理这个帝国，皇帝一方面指定一个特别府专门教给他那些作为一个同他的帝国相称的伟大君主应有的知识；另一方面，皇帝还十分重视有关皇太子教育的一切情况，要求有关人员如实地汇报皇太子的全部活动，以便亲自及早培养他的统治才能。可以说，此刻年已二十三岁的皇太子，他那英俊端正的仪表在北京宫廷里同年龄的皇族中是最完美无缺的。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皇太子，以致在皇族中、宫廷中没有一个人不称赞他，都相信有朝一日，他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伟大皇帝之一。
白晋是康熙三十二年离开北京回法国的，他说皇太子23岁不够准确；他对皇太子的称誉似乎也有些过分。正是这个法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前后，皇帝与皇太子之间出现了最早的、不可小视的一些隔阂。
第一次废嗣之探悉
胤扔天资聪明，条件优越，迅速成长起来。他通达义理，知晓满汉文字，诗书棋画无所不能。且娴熟弓马，八岁即能左右开弓；精明干练，2O岁即能代父处理朝政。“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而群臣以索额图为首，为希图将来的荣利，自然而然地趋赴太子门下，结党营私，形成了第二个权力中心。索额图等制东宫服用仪仗与康熙相差无几。每年三大节，太子在主敬殿接受百官朝贺，行二跪六叩礼。在这种环境长大并形成自己势力的皇太子，权力欲日益膨胀，日益骄横，抢班夺权的急迫心情时有表露，他曾口出怨言：
“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天子乎？”
人到暮年，即使是大丈夫，也往往生出一段温柔似水的舐犊深情。这其中实际包括了人们对自己一生最美好时光的无限眷恋和对未来梦幻般的希望。如果这种感情受到了伤害，特别是受到了自己的儿孙——被舐之犊的伤害，那么人们心灵上受到的沉重打击便无可比拟了。
康熙二十九年夏天，强劲的准噶尔蒙古侵入内蒙古乌珠穆秦境内，七月，康熙调遣各路大军出师迎击，随即以“巡幸边塞”为名，亲往督战。十八日出古北口即感不适，随从大臣奏请移驻内地调养，康熙不以为然。二十二日夜晚病情加重，“夜间身热心烦，至黎明始得成寐”，臣下合词跪请即日回銮，康熙仍未答应。二十四日御营进驻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皇太子胤扔、皇三子胤祉闻讯已从京中兼程前来探病请安。康熙病中，心情烦闷，本欲有亲人前来温语慰问，不想胤扔兄弟却很漠然，于是令其二人即回京师。
美好温馨的一切都破碎了。康熙极其失落。
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春季，草长莺飞，清明节眼看着就到了。按惯例，每年清明节，皇家在皇帝的率领下，都要去奉先殿举行祭祖仪式。与冬至天坛祭天一样，这也是皇帝每年都要恭行的一个大礼。
既然祖上有惯例，事情本来应该很简单。按照原来的老样子重新备办一番，然后等到那天所有繁文缛节全部演示一遍，便告完事大吉，虽然未必得到皇帝的嘉奖，但也绝对不会受到无端的呵斥。礼部司员的公务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有窠臼，都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窠臼去办，否则那就是破坏国家的礼法、无视祖先的遗训，犯有杀头之罪。
然而今年的苗头似乎有些不对。
按照索额图的吩咐，礼部向皇帝奏报今年祭祀奉先殿时的仪注安排，提及把皇太子胤扔的拜祷也放在大殿的门槛之内。无疑，这是对康熙皇帝的一种提醒、试探和暗示。因为从常规上说，皇家祭祖的时候，总是只有皇帝一人可以进入大殿跪拜，其他任何人则都不得入内。现在臣下把这种非分的要求当面向他提出，自然是在将他的军，套他的话，确乎是在告诉他：太子已经大了，成人了，可以接你的班了；而你也当急流勇退，交出权印。
岂有此理！
同意吗？这等于是自己拱手让位，承认这种事实了；不同意吗？如此一来，他和太子的矛盾就等于是公开化。这两种结果都是他所非常不愿看到的，尤其是前者。
他有些恼羞成怒。是谁把他逼到这样一个让他进退维谷的死胡同里，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无法选择！
他狠了狠心，谕礼部尚书沙穆哈，命他将太子拜祷仍然移到殿外安置。他实在不得不如此，没有别的办法。至于他与太子之间暴露出来的这点儿裂痕，他想，只好以后再想办法找机会补救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或许还有恢复的希望和可能。
然而，被夹在皇帝和太子胤扔、内大臣索额图之间的沙穆哈对此，却说什么也担待不起。圣旨自然不敢违拗，但是在太子胤扔和索额图那里便容易交待了吗？于是，他请求皇帝允许把他们的话全部记到档案里，以期为自己找到一个开脱。可是，这又恰恰正触到了康熙皇帝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康熙急欲淡化对这件事的处理犹恐不及，偏偏这厮步步紧逼，竟要把它写进档案，实在混蛋到了极点！正好，怒不可遏又无处撒气的皇帝终于找到了现成的替罪之羊，拿撒沙穆哈的官出气，同时，也是顺手敲山震虎。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人敢再提起。过了一年，当康熙认为去年的风波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平息，人们不再把它同其他的事联系起来看之后，他不无缘由地宣布，册立石氏为太子妃。
这毫无疑问是那位煞费苦心的皇帝所作出的一个姿态，它的含义不外是在告诉大家，太子在他心中的地位依然如故，未曾动摇。
事实上，这件事对康熙帝的刺激很大，使他不能不正视冷酷的现实。
“昔梁武帝亦开创英雄，后至老年被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令克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太祖之遥见烛影之类，种种所载疑案，岂非前辙……朕一息尚存，岂可容此辈乎？”
康熙开始有计划地消弱、剪除太子势力。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九月，康熙将“私在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的内务府属膳房人花喇、德柱、花房人雅头处死，额楚圈禁。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三月，康熙封皇长子胤提为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禎、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祺俱为贝勒，分拨佐领，参与国家政事，抬高了诸皇子的地位。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O3年），康熙以“背后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威吓众人”的罪名，拘囚了太子党的首领索额图，直斥“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之后，又囚禁了索额图诸子和党附索额图的大臣麻尔图、额库扎、温代、邵甘、佟宝等。这些人“同祖子孙在部院者，皆夺官。江横以家有索额图私书，下刑部论死。”索额图被囚死多年，康熙还恨犹未消，说：“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O8年），康熙出巡，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十四子、十五子、十六子、十七子、十八子同行。
途中，皇十八子一病不起，日益恶化。康熙十分忧戚。但皇太子对弟之将死却无动于衷。康熙痛心地责备他：“你是他亲哥哥，怎么毫无兄弟情谊？”皇太子反“忿然发怒”，挞辱随行侍卫诸大臣出气。
其间，皇太子党羽窥伺康熙，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更可异可骇的是，康熙发现每至夜晚，皇太子便逼近康熙所居幔城，从帏幄缝隙向内窃视康熙的动静。
康熙断定：“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情，将索额图处死。今胤扔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康熙感到：两个权力中心的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的白炽化状态。他“未卜今日被鸠，明日遇害，昼夜戎慎不宁”，他敏锐地觉察到一场弑君流血的政变就在眼前，遂立即起程回銮。
似乎事态确已十分严重和急迫，康熙等不及回到京师诏告天地祖宗，在中途便迫不及待地宣布废掉皇太子，将太子党羽索额图的两个儿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等六人“立行正法”，其余人等充军盛京。
他召集诸官，“垂泪而谕”，说皇太子“不法祖德，不遵祖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已包容他2O年矣，“若以此不仁不孝之人为君”，“必至败坏我国家，戕残我万民而后已！”“太祖、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俟回京昭告于天地宗庙，将胤扔废斥！”谕毕，“痛哭仆地”。
就在同一天，皇十八子病逝。
康熙精神上受到了极大打击，悲愤交集，六天六夜未曾安寝。对诸臣说起时，“涕泣不已”。
在潜意识上，康熙此时对儿子怜爱、痛惜、负疚的亲情更为突出。正由于此，康熙愤恨、伤感、失望。这种亲情有如毒蛇啮噬着他的心。他精神恍惚，夜里梦见死去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远远默坐，“颜色殊不乐”，与平日所梦不同；梦见生下允扔当日而亡的孝诚仁皇后飘然而至，垂泪不语。他回想宣布废太子那天，仿佛天地一下昏暗了；进京前一天，有大风旋绕马前。他命人将自己的御馔赐与废太子；伤心而细致地观察到：儿子“近日行事，与人大有不同，昼多沉睡，夜半方食，饮酒数十巨觥不醉。每对神明，则惊惧不能成礼，遇阴雨雷电，则畏沮不知所措。居处失常，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
一把慈父柔肠几将寸断。
他不愿意父子势同仇敌、水火。
正式废太子后，他列举了太祖努尔哈赤杀其长子褚英；太宗皇太极幽禁阿敏；礼亲王代善劾其子孙之例，谕诸皇子和满洲文武大臣：
“今胤扔事已完结，诸阿哥中倘有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者，朕决不姑容！”
他心力交瘁，经常喃喃而谕，几乎是在哀求诸皇子：
“本月内十八阿哥故去，又有胤扔事，朕心伤不已，你们仰体朕心，守分而行，不要再生事了！”
“朕今已年老，愈加畏惧，尝念有幸在众心胥戴、万国咸宁之时，得终天年，于愿足矣。你们仰体朕心，守分而行，不要再生事了！”
然而，相反。
储位虚悬，诸皇子更加疯狂结党，上窜下跳，互相排陷，把储位之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皇子争储内幕
皇太子胤扔的废立，使储位虚悬起来，从而激发了众皇子对太子之位的追逐，更多的皇子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
九月二十四日，长时间奔走于诸王府第的相面人张明德，因涉嫌储位之争被拿获。张犯因顺承王府长史阿禄之荐，出入于顺承郡王布穆巴府第（代善第三子萨哈廉之曾孙），在顺承王府得识公普奇（褚英长子杜度曾孙）、公赖士（褚英第三子尼堪之孙），旋经普奇之荐又得识直郡王胤提及贝勒胤祺（康熙第八子）。张明德在为胤祺看相时，言其“丰神清逸，仁毅敦厚，福寿绵长，诚贵相也”。在胤扔被废之前，曾被胤扔殴打过的普奇向张明德言及“皇太子甚恶”，张明德则与普奇谋划行刺胤扔，且邀亦被太子打过的顺承郡王入伙，顺承郡王遂将张犯之言告之直郡王胤提，胤提嘱顺承郡王“勿先发此事”。胤提遂抢先告发张明德，康熙得悉此事大为震惊，立即谕令刑部尚书巢可托、都察院左都御史穆和伦等会同大学士温达亲审此案。鉴于张犯“曾为胤祺看相，又散帖招聚人众”，“此案甚大，干连多人”，康熙一再告诫办案人“慎毋滋蔓，但坐张明德一人审结可也”。张明德一案已然将康熙长子直郡王胤提、康熙第八子胤祺牵连在内，刚刚经历废储风波的皇帝并不想因此而兴大案，再把胤提胤祺卷入其中。
九月二十八日，大学士温达等将审讯口供呈递御览。
据张明德供认，“由顺承郡王，荐于直郡王，我信口妄言‘皇太子暴戾，若遇我，当刺杀之），又捏造大言：‘我有异能者十六人，当招致两人见王）”，“彼言有飞贼十六人，已招致二人在此”，“又言得新满洲一半方可行事”等等。
张明德“于皇太子未废之前，谋欲行刺”，孰敢保其不会有乘乱行刺皇帝之谋？正像康熙分析的：“其时但知逞其凶恶，岂暇计于朕躬有碍否耶？”“势将渐及朕躬”。
近2O年来，康熙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太子党上，大大忽视了对诸王结党的防范。张明德一案已然暴露出胤祺“党羽早相要结”。“胤扔闻张明德如许妄言，竟不奏闻”，且将张明德为其相面所言以及欲行刺皇太子胤扔之言告知皇九子胤耱、皇十四子胤極。显而易见权欲勃勃的胤祺在胤扔被废之前就有夺储之念，故与欲行刺胤扔的张明德沆瀣一气。
胤祺时年28岁，系良妃卫氏所生，卫氏出自辛者库（先人因罪籍没入侍宫中），但其母在生子之前即已晋封为妃，在康熙众多妃嫔中还是比较得宠的。胤祺之妻系安亲王岳乐（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之子）的外孙女。既非嫡子又非长子的胤祺何以对“谋为皇太子”如此不遗余力、孜孜以求？胤祺在诸皇子中颇具令名，在皇亲国戚、满洲权贵、宗室以及汉族官僚集团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康熙的哥哥裕亲王福全在世时就曾盛赞胤祺之贤；既是皇帝舅父又系岳父的佟国维（其一女系康熙第三位皇后，另一女系皇贵妃）以及佟氏之子隆科多、侄鄂伦岱均对八阿哥深怀好感；康熙另一位皇后钮祜禄氏之弟阿灵阿（其祖父系清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其父系康熙初年四辅巨大臣之一遏必隆）以及宗室中的普奇、苏努（褚英曾孙）都同胤祺来往密切；直郡王胤提、皇九子胤耱、皇十四子胤極也都同八阿哥脾气相投；满洲世家中的揆叙（明珠之子）、马齐均系胤祺最得力的支持者；在汉族官员中胤祺亦不乏党羽，王鸿绪、王九龄弟兄以及被破格重用的学者何焯（何屡试不第，经李光地之荐，特准参加殿试，中进士，参与武英殿修书）都同胤祺有非同寻常的关系。皇八子党是个并非虚幻的实体，胤祺本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自不待言，但他本人也的确在方方面面颇有一番礼贤下士的表现以及穿梭般的秘密活动，才可能得到如此多的赞誉与支持。在胤扔被废之前，这个皇八子党就已形成，王鸿绪在密折中所言“有从中窥探至尊动静者”，曾使得康熙与皇太子胤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废太子这件事情上，王鸿绪的作用不容低估。
相面人张明德的一番恭维之言，愈发使得胤祺对谋为皇太子充满自信。胤祺的曾祖父皇太极，在努尔哈赤诸子中排行第八，在努尔哈赤驾崩后，身为第八子的皇太极就是在兄弟子侄的拥戴下入承大统的。也许正是这种排行上的偶合，使得本无立储之望的胤祺以惊人的毅力从零开始，朝着既定的目标一步一步小心攀登。
胤扔的被废排除了胤祺实现既定目标的最大障碍。九月初七在回京路上康熙即任命胤祺代理内务府总管，以替代原总管凌普，并令其清查凌普家产。胤祺为施恩于众，并未将凌普家产查尽，以至康熙在九月二十八日看到胤祺关于清查凌普家产的启奏时勃然大怒，厉声责道：
“凌普贪婪巨富，众皆知之，所查未尽，如此欺罔，朕必斩尔等之首。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旋恩泽处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朕何为者？是又出一皇太子矣！”
康熙的怒斥，对于胤祺不啻当头一棒。九月二十九日康熙又将诸子召入乾清宫，再将降谕：
当废胤扔之时，朕已有旨，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废皇太子后，胤提曾奏称胤祺好。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大宝岂人可妄行窥伺者耶？胤祺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胤扔，着将胤祺锁拿，交与议政处审理。
张明德一案实际已断送了胤祺多年的政治图谋。十月初二，康熙又向诸皇子、议政大臣、大学士、九卿等满汉官员谈及胤祺偏听乳母之夫的挑拨擅责御史雍泰以及因此与胤扔交恶的往事。胤祺乳母之夫雅齐布的叔叔吴达理，曾与御史雍泰“同出关差，因雍泰少与银两，雅齐布诉之胤祺，胤祺借端将雍泰痛责”。在康熙追问此事时，胤祺多方文饰，胤扔在回奏中言道：“八阿哥责雍泰，皆其乳母之夫谮毁所致。”康熙得悉事情真相后，令将雅齐布发往翁牛特，“自此胤祺与皇太子遂成仇隙。”因而当张明德表示要对皇太子胤扔行刺时，胤祺既不制止，亦不上奏，显然有借助张明德除掉太子之意。这种不择手段谋求皇太子的做法，自然也要使胤祺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张明德被凌迟处死时，康熙下达“行刑之时，可令事内干连诸人往视之”的谕令，所谓事内干连诸人即指因此案被革去爵位的胤祺、普奇。
一波刚平，一波复起。
对皇太子位置怀有强烈野心的人中，庶出的皇长子胤提也是其中一个。这位大阿哥与其他皇子相比，自有优于其他诸弟的资本。早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胤提就被封为直郡王，此时正是皇太子胤扔明显失宠的开始。鉴于皇太子失宠的现实，大阿哥的雄心当然会有所激发。直至康熙四十七年（17O8年），胤提是康熙诸子中惟一封王者，其地位仅次于皇太子胤扔。当康熙因对胤扔猜忌日深、防范日甚，密嘱胤提“善护”保驾时，其取代胤扔之念也就因之而萌生。更何况这位大阿哥的母亲惠妃出自门第高贵的叶赫那拉氏家族，系叶赫部贝勒杨吉馨之后裔，杨吉馨之女即皇太极之生母——孝慈高皇后。惠妃的兄长是权倾一时的大学士明珠。明珠因其自身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质，同汉族士大夫广为交往，徐乾学、王鸿绪、王顼龄等名士在入仕后均成为明珠家的座上客。明珠是撤藩政策的倡议者，且与索额图屡屡意见相左，因之特别受到康熙的器重，成为牵制索额图的得力人物。虽然明珠因有结党之嫌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被免掉大学士之职，但其一直保住内大臣之职。明珠次子揆叙从康熙四十二年起（17O3年）即受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前又奉命兼任工部右侍郎。
大阿哥的这种天然条件，的确优于其他阿哥。为了谋得储位，他同相面人张明德来往密切，企图借助张手下的异能者除掉胤扔；为了加速胤扔的垮台，他不仅密遣喇嘛对胤扔施以咒术，还屡屡在父皇前相机进言，讦告皇太子及其属下的不轨行径，“所播扬诸事，其中多属虚诬”。
在皇太子被废后，循例而继为皇储的当然应该是胤提。然而党羽颇众的八阿哥却又虎视眈眈，赤膊上阵。当胤提得知张明德在给胤提相面后言其“后必大贵”，便抢先告讦张明德图谋不轨，从而使胤祺陷入被动，受到革爵的惩处，除掉了储位竞争中的一个最危险的对手。胤提深知康熙对“钻营谋为皇太子者”深恶痛绝，在奏对中有意称赞胤祺，甚至提议“立胤祺为皇太子”、自己以大阿哥身份“辅之”，就像当年代善推举皇太极一样，从而把皇帝的防犯目光引向胤祺。然而，适得其反。胤提的告发，证实了胤提心术不端，“气质暴戾”，“其行事比废太子胤扔更甚”。
康熙四十七年（17O8年）十月初五，继张明德谋刺皇太子胤扔大案之后，又发生胤提指使喇嘛“镇厌”胤扔一案。前一案的告发者是胤提，而后一案的被告恰恰也是胤提。据康熙朝实录所载：十月丁巳，“多罗贝勒胤祉奏‘臣牧马厂蒙古喇嘛巴汉格隆自幼习医，能为咒人之术，大阿哥知之，传伊到彼，同喇嘛明佳噶卜楚、马星噶卜楚时常行走。”上命将明佳噶卜楚、马星噶卜楚、巴汉格隆并直郡王府护卫啬楞、雅突等锁拿，交侍郎满都、侍卫拉锡查审。巴汉格隆等供：‘直郡王欲咒诅废皇太子，令我等用木镇厌是实。”随差侍卫纳拉善等，掘出镇厌物十余处，命交和硕显亲王衍潢等严拟具奏”。
魔魅胤扔诸物，于十月十七日在废太子居处附近被查获，当上述罪证被起获时，淤积在胤扔心底的愤怒始如决堤之水，狂奔怒吼。生活在阴谋之中的胤扔，被暗杀、镇厌、告密所包围的胤扔，沦为阶下囚朝不虑夕的胤扔，如疯如癫，“几至自尽”。胤扔实在活得不耐其烦，当他位居皇储时有防不胜防的暗箭，当他沦为阶下囚后又有躲不胜躲的明枪。胤提一直负责看守胤扔，居然假公济私，“将胤扔处所有匠人，尽行收去，又加以苦刑，以致匠人逃遁，且有自缢者”。胤提还杀气腾腾地向康熙言道：“今欲诛胤扔，不必出自父皇之手”；佟国维在奏陈中亦有“或日后难于措处，亦祈速赐睿断，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之语。佟国维虽然未像胤提那样明白直言，但其所言“难于措处”、“速赐睿断”就是以较为含蓄的言辞，力劝皇帝速诛废太子，“将原定主意”“施行为善”。与其死于陷害，何如死于自裁！然而对一个阶下囚来说，要想结束生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看管诸宦侍“抱持环守”时，胤扔便无计可施。
胤提串通喇嘛镇厌胤扔，对康熙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九月初四，当康熙在布尔哈苏台颁布废皇太子胤扔的谕令时，就特别提到“并无欲立胤提为皇太子之意”，明确提出：“胤提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胤提告发张明德后，康熙再次向诸皇子言及“胤提为人凶顽愚昧，不知礼义”，“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在告诫诸子“应将各属下人，严行禁止，勿令生事，守分而行”之时，又一次向胤提发出警告：
胤提之太监三四人，护卫一二人，妄探消息，恃强无忌，朕悉知其姓名。况胤提之人，见杀于人及因罪充发者亦复不少，宜自知分量，速行更改。且皇太子之人有干犯国宪者，尚不宽宥，尔等之人，又何论焉！
前召尔等面谕时，胤提奏伊弟兄等，嗣后同心合意，在皇父膝下安然度日。似此亦非善言，假使尔等内，有不肖人，行非礼事，亦可众人一心助之而行乎？
胤提既将人毁谤，欲致之死地，今又为和好之言，谁其信之！且胤提于朕之侍卫、执事人等擅自责打者不少，今被打之人尚在乎。其看守胤扔时，将胤扔处所有匠人，尽行收去，又加以苦刑，以致匠人逃遁，且有自缢者，如此行事，何以服众？
不难看出，康熙绝无立储胤提之意，十一月十四日在畅春园所召开的议储之会，特向与会的满汉大臣讲明“大阿哥所行甚谬，虐戾不堪”，不在举奏之列。
胤提请喇嘛用巫术诅咒镇厌废立太子的事情暴露后，康熙震怒，痛斥胤提“素行不端，气质暴戾”，厌咒亲弟杀人之事尽皆显露。胤提母惠妃亦奏称允提不孝，请置于法，康熙不忍杀亲生儿子，命将其严加看守。不久革去王爵，“幽禁于其府内，凡上三旗所分佐领，可尽撤回，给与胤馨，将镶蓝旗所分佐领给与弘王，其包衣佐领及浑托和人口均分，一半给与胤馨，一半给与弘王。”胤提落得比后胤扔更悲惨的下场——终身幽禁，夺所属佐领。
皇三子、四子、五子、九子、十子、十四子等，也都在暗中积极活动，相互树党，窥测时机，无所不用其极。
康熙痛苦、厌恶、悲愤。
他时而回忆往事，流涕伤怀，召见皇二子胤扔，又召见皇八子胤祺。令内侍传谕：
“自此以后不许再提往事。废太子现安养咸宁宫中，朕想他即可见他，心中也就好受一点。”
不久复封皇八子胤祺为贝勒。
他时而发出严厉警告：
“诸阿哥中如有钻营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
他时而几乎声泪俱下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众阿哥当思朕为君父。朕如何降旨，尔等即如何遵行，始是为臣子之正理。难道等朕死时，你们要向齐桓公身后那样，将朕躬停尸乾清宫，束甲相争吗？”
然无人动心。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O8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召满汉文武大臣齐集畅春园，命从诸皇子中举奏一名堪任皇太子者。表示：“除大阿哥外，众议是谁，朕即从之。
群臣分班列坐，纷言道：
“此事关系重大，非人臣所当言，我等如何可以推举？”
皇八子胤祺党羽则交头结耳，紧张活动。他们各自在手心写一“八”字，与诸大臣暗通消息。于是满朝文武皆保荐皇八子胤祺。因书“八阿哥”于纸，交内侍转奏。
不久，内侍传谕：
“立皇太子之事关系甚大，尔等各宜尽心详议，八阿哥未曾经历政务，近又罹罪，且其母出身微贱。尔等其再思之。”
群臣面面相觑，他们从表面平静的谕旨中，隐隐感到了康熙对所议不称旨的愠怒而诚惶诚恐、汗流浃背。
康熙岂止是愠怒，他简直是怒火中烧！
他不止一次说过：“八阿哥胤祺向来奸诈”，“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朕何为者，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如有一人称道八阿哥好，“朕即斩之！”
但满朝文武竟还是保荐八阿哥，甚至他尚在拘禁当中！康熙不能想像八阿哥如何钻营，如何卑鄙险恶地进行了争位活动。
直到七年以后，胤祺一次极其无礼于康熙之时，康熙才将这股怒水倾泄了出来。他“心悸几危”，对诸皇子说：“八阿哥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私心高阴险，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即找人谋杀二阿哥。他想杀二阿哥，未必不想杀朕！他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见朕年老，岁月无多，或者逼宫篡位，或者等朕死后因曾有群臣所保，谁敢争执，而自以为万无一失了！朕深知其不孝不义行为，自此朕与胤祺父子之义绝矣！朕只怕日后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为之兴兵构难，通朕逊位，而立胤祺者。若果如此，朕只有含笑而殁已耳！朕深为愤怒，特谕尔等众阿哥，俱当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子臣之理，不然，朕日后临终时，必有将朕身置乾清宫，而你等执刀急夺之事也。胤祺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
于是，胤祺再一次地将从通往皇太子的路上清除掉了。
皇太子被废之谜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康熙齐家治国的准绳。多年来康熙一直以诚挚的亲亲之行为诸皇子作表率，18年前当康熙组织对噶尔丹等一次征讨时，负责调度各路人马的裕亲王福全与康熙长子发生矛盾，在处理此事前，康熙对拟在御前申辩的胤提严厉警告说：“裕亲王系汝伯父，议政王大臣取供时，汝若与裕亲王稍有异同，朕必置汝于法，断不宽容。”本来裕亲王亦收集胤提在军中种种过失准备自辩，在听完胤提“我与伯父裕亲王供同”的表态后，这位伯父颇为感动，声泪俱下，全部承担指挥不力的责任。然而胤提并未从康熙处理子与兄的矛盾中吸取有益的作法，竟然为了谋求储位“厌咒亲弟”，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孝悌之念！接连发生的变故——废皇太子、张明德谋刺案、胤提镇厌案以及胤祺结党的种种迹象，使得心绪不宁的康熙既惊且怒，终于大病一场，以至元旦“不能诣堂子行礼，于宫中拜神”。
康熙的病，因暴怒而起，怒则伤肝，侵犯脾胃，以致屡屡不能进膳。张明德欲行刺皇太子，而胤祺竟知而不报，康熙焉得不怒！康熙斥责胤祺结交党羽“谋害胤扔”，九阿哥胤耱、十四阿哥胤極竟然为胤祺辩解，云“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康熙焉得不怒！当康熙怒斥胤耱、胤極党比胤祺时，胤祺竟信誓旦旦，急不择言，康熙焉得不怒！震怒的康熙“出所佩刀”，掷与胤祺，厉声吼道：“你要死，如今就死！”在众皇子的苦苦哀求下，怒不可遏的康熙令将胤祺责打2O大板……
上述所有令康熙发怒的事件，均缘于胤扔一再令康熙失望，正像康熙在十一月十六日的上谕所言：
朕初次中路出师，留皇太子办理朝事，举朝皆称皇太子之善。及朕出师夏后，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自此朕心眷爱稍衰，置数人于法。因而外人窃议皇太子不孝及所行不善者，遂自此始。其后皇太子不知改悔，有类狂易，朕特命拘系之。
储位的丧失，带给胤扔的不仅是痛苦，也是一种解脱，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康熙在废斥太子之后，以父亲的立场去审视胤扔时，种种不满也就烟消云散。
十月十九日康熙去南苑行猎，“忆昔皇太子及诸阿哥随行之时，不禁伤怀”，以至“圣躬违和”，于二十三日回宫。在回宫的当天即“召废太子一见”，并令废太子居咸安宫，朕念之，复可召见”。“自有废太子一事”，康熙“无日不流涕”，“每念前事，不释于心”，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接连梦见太皇太后与孝诚皇后。康熙同祖母感情殊深，祖母去世时，时时梦见祖母。在康熙决定第一次亲征噶尔丹时，曾梦见祖母劝阻“慎勿出兵，出恐无益”；当康熙决定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又梦见太皇太后言道：“尔此番出兵，克奏大勋，但非尔亲获其俘耳。”而当康熙废太子后，再次梦见太皇太后，“梦中见太皇太后颜色殊不乐，但隔远默坐，与平时不同”。胤扔之母孝诚皇后，“亦以皇太子被冤见梦”。康熙在病中，一次次传废太子入见，“召见一次，胸中疏快一次”，“胸中亦不更有郁结矣”。
胤扔在搬进咸安宫后百感交集。康熙在病中一次次传见，使被孤独、苦闷、冷漠所笼罩的被废太子又重新感受到人间的温情，这温情恰恰来自使他遭受厄运的父亲。多年来父亲对他是那样冷漠、严厉，让他望而生畏，如今他失去了储位，却得到久违的父爱，胤扔的思绪不禁回到3O年前：
那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冬至后的第八天，五岁的胤扔染上天花，高烧不退。当年康熙的父亲顺治帝在生天花后第四天晏驾，康熙正是由于幼年时出过花，才在顺治病危时被立为皇太子。因而对胤扔出花，康熙的内心相当矛盾，他既希望胤扔能像自己一样化险为夷，度过出花这一大劫难，又惟恐胤扔像顺治一样躲不过无常性命，重伤太皇太后之心。为了照顾皇太子出花，“自二十七日起至十二月初九日止，各都院衙门章奏，俱命送内阁”。在胤扔病情最险恶的12天里，康熙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对太医所开出的每一副药方都要反复推敲，以求对症下药，化险为夷。十二月十五日，当康熙看到胤扔脸上的痘痂已经开始脱落，特为此在太和殿、中和殿、太庙、方泽（即地坛）、社稷坛“行告祭礼”，次日又为此“颁诏天下”庆贺皇太子出花痊愈。
胤扔终于被父亲的拳拳之情所感动，自十一月六日被释放后，即与“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七阿哥昼夜侍奉”患病的康熙。对此，康熙颇为动情地对满汉诸臣言道：“皇太子虽缧绁幽禁，并不怨恨，乃谆切以朕躬为念。”“皇太子胤扔累月以来，昼夜在朕前。”
2O年来，所形成的不满、不安、猜疑、防犯，终于被父慈子孝的骨肉之情所融化。在康熙的心目中复立胤扔为皇太子势在必行，不如此就不能解决储位空虚所酿成的政治危机，就不能遏制诸王结党、营私的趋势。
康熙四十八年（17O9年）三月初十，康熙派遣大学士温达、李光地，持节授胤扔册立，复立为皇太子。翌日，又封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禎、皇五子胤祺为亲王；皇七子胤祐、皇十一子胤衹为郡王；皇九子胤耱、皇十二子胤构、皇十四子胤極为贝子（皇八子胤祺已复封贝勒）。在此之前，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O8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释放胤扔时即曾语重心长地告诫过他：
“朕今释汝，汝当念朕恩。人言汝恶者，勿以为仇。”“凡规汝过之人，即汝恩人，顺汝行事之人，即陷汝之人。”“四阿哥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有谓诚孝。五阿哥心性甚善，为人淳厚。七阿哥心好，举止霭然可亲。就是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裕亲王生前也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汝若能亲近他们，使之左右辅导，诸事就都好办了。”
此时，康熙强调是在“复立皇太子大庆之日”，册封诸子，意欲促进皇子们的团结。
但是，康熙之举并未如愿以偿。
太子周围很快又聚集起一批党羽和亲贵大臣。政出多门，为非作歹。
诸皇子更是对此恨之入骨，加紧了倒太子的活动。
康熙忍无可忍，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7年）再废太子。
意大利人马国贤记载：
“当我们到达畅春园，我们惊恐地看到花园里，有八个到十个官员和两个太监跪在那里，光着头，双手背绑着。不远处，皇子们一排站立，也光着头，双手绑在胸前。不久，皇帝乘坐肩舆从房间里出来，到皇子们面前，爆发出虎吼一样的愤怒，责骂太子，把他关在宫内，公开宣布废掉这个不幸的皇子。”
康熙精疲力尽，不再提立太子的事。
有群臣请立。他开始还表示：
“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
还耐心解释立储之弊：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也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者，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之心为心方可立之。”
翰林院编修朱天保等奏请复立胤扔为皇太子，康熙怒令用九条锁链锁拿，亲自严讯，将之处斩。
大学士王拔等多次请立皇太子，遭康熙严斥：
“你等奏请分权理事，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你们以朕衰迈，谓宜建储，借此邀荣。凶顽愚昧，一无所知，不顾身命宗族，干犯叛逆之罪而行。王拔以其祖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之事为荣，常夸耀于人，不知羞耻！王锡爵请明神宗立泰昌为太子，泰昌在位未及两月而亡，致天启即位，魏忠贤擅权，天下大乱，而明遂亡。亡国之贼，王锡爵不能辞其罪！王锡爵已灭明朝，王拔以朕为神宗，意欲摇动清朝，如此奸贼，朕隐而不发可乎？朕并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没有办法！朕御极六十年，庆贺典礼不是没有理由举行，因深知此等事，所以坚辞不受。朕衰老，中心愤懑，你们虚情假意请行庆典，朕难道屑于买你们的帐吗？”
王拔等侥幸没有送命，被康熙发往军前效力（王拔年已77岁，由其子代往），举朝文武向其拜贺，可见当时事态严重的程度。
群臣只得姑且以康熙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安定自己：
“即使朕躬如有不讳，朕宁敢不慎重祖宗弘业，置之磐石之安乎？待到那时，你等自知有所依赖也。”
无人知道康熙心中真正的打算。
他似乎中意于皇四子胤禎。
康熙诸子多令人视养。如大阿哥养于内务府总管噶禄处，三阿哥养于内大臣绰尔济处，唯四阿哥是康熙亲自抚育。康熙称赞他“能体朕意”，“可谓诚孝”。常令他代替康熙参与祭祖活动、处理政务和宫中事务。据载，胤禎代表康熙参与大祭22次，为其他皇子所无。晚年，康熙经常临幸胤禎花园，由胤禎陪同散心解闷，表现了不同寻常的情感。康熙并独钟爱胤禎之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称其母为“有福之人”。
然而“国之大事在祀于戎”。胤禎并未得到过康熙军事上的重用。
他似乎中意于皇十四子胤極。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破格任命贝子胤極为抚远大将军，用正黄旗纛，亲王体制，称大将军王，率师西征。出师典礼极其隆重。康熙亲谕青海厄鲁特各部：“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指示……与我当面训示无异。”
然而，并不能排除康熙以胤極为“行同狗彘之阿哥”，为分散胤極势力，减少身边威胁，将其调进京师，同时麻痹胤極之党，缓和争位紧张形势的用意。
他似乎并未中意任何人。
只是在难言的孤寂、凄梦中，在难解的困惑、痛苦中，徘徊倘佯，一日日老迈病衰。一直到死，康熙帝都未确立皇太子。当后来雍正帝依据遗诏登上皇权后，民间就有了雍正帝是“矫诏篡位”或“弑父篡位”的人。尽管事实并不是如此。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发病，十三日逝于畅春园，年六十有九，谥“仁皇帝”，庙号“圣祖”，葬景陵（今遵化县马兰峪清东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