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并未获得解决，整个"运动"，更像脱缰之马，发起疯来。整个长沙市，派别林立，高音喇叭均以最大的音量在呼喊着"血战"的口号。街市上，不时有枪击声，一些死于非命的统计数字在滚雪球般地增大着。面对着这些情况，作为副省长的周世钊忧急如焚，感到国事已不可收拾，同时也为自己日益显得危险的状况担忧。
1967年6月6日，长沙发生了震惊湖南的武斗流血事件。
"六六惨案"让每1个长沙人都震惊。周世钊更是紧张异常，夜难成寐。他的秘书陈明新（这是一位尽责尽职的秘书，可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他精心的工作使得周世钊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见到这种情况，冒着风险去湖南省军区，找到了负责人龙书金，并通过他才买到了2张去北京的飞机票。
周世钊到北京后，通过王海容的联系，毛泽东于1967年6月17日约见了来京已8天的周世钊。
"元兄，我们也是好久不见了，上次回信让你莫来北京，你还是来了。现在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还好吗？"毛泽东见面后，拉着周世钊的手问道。
毛泽东这一问，周世钊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苦辣酸咸之感一齐涌了上来。
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地处长沙市教育街的湖南省人委大院里，便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因为地处市中心，交通联络方便，这块地方成了各造反派组织争相驻扎的"宝地"。由于这里住有不少副省长，且副省长家一般住室都比较宽松，几乎每家都驻扎了一两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作为副省长且有一栋2层楼小洋房的周世钊家，自然也成了尚未驻扎进来的造反派组织盯住的目标，几乎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要求进驻。面对这些造反派的无理要求，周世钊的秘书陈明新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其周旋。有关这些情况，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周世钊的交往》中有详细的披露。他写道："每个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来要求进驻时，我都是以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一是讲周世钊年岁太大，身体不好，如果你们进驻他家，对老人的生活必有诸多不便，这是对老人的不敬；二是如实告诉他们，周世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班老同学，现在是毛主席最要好的朋友。如果你们的司令部进驻他家，对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不利，他就会上书毛主席，就会要麻烦毛主席，这对毛主席是不忠。许多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经过我用这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之后，一般都同意不进驻周世钊的家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会在这"两条理由"面前退步，"湘江风雷"便不买这个账，是陈明新同志巧与周旋，又是请几位闯入家中的"风雷"人员吃饭，又是与该组织的领导人"谈判"，最后才让"湘江风雷"放弃了进驻的打算，为此，周世钊对陈明新非常感激。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升温，抄家风如瘟疫般地蔓延着。省人委大院的头头脑脑的家几乎都被造反派抄查了，周世钊的家也自然逃脱不了厄运。陈明新虽然以他的机智和勇敢拦住过造反派进驻周家，但以他的力量却无法挡住抄查者的闯入。他仍以那"两条理由"向造反派陈述不能抄周副省长家的厉害。但一切都徒劳，红卫兵们"破四旧，立四新"的干劲和决心太大了。结果，抄走了周世钊家的现款和存折1万多元，以及一些旧书、衣服之类的东西。望着红卫兵们东抄西查、打家劫舍后扬长而去的背影，周世钊内心感到几分凄苦，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怎么像做噩梦一般呢？现在，毛泽东见面后问到这些，周世钊真是一腔苦水，无处倾倒啊。他只有埋怨地说："唉，好什么哟，红卫兵抄了我的家，钱也搞去了，书也弄走了，连好一点的衣服之类的居家用品也抄走了。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毛泽东见周世钊一腔愁苦样，打趣似的说道："哎哟！红卫兵也真的不简单啊！像你这样一位堂堂的副省长，他们也敢去抄你的家啊？！"毛泽东见周世钊心情沉重，转换了一下语气说："老同学啊，没有关系的，钱嘛，让你的秘书去找红卫兵要回来就是了。那些书抄走后很可能搞散了，这倒是麻烦事，看来归回来也不容易哟。"毛泽东在房中踱着步，继而说："这样吧，书的问题，由我来负责赔偿好了。"毛泽东坐下后，有几分惊疑地询问道："在这么乱的时候，怎么到北京来的？"周世钊便将陈秘书如何托人买票，又如何离开长沙的经历说了一遍。毛泽东思考着不时地点点头，话题越扯越开。周世钊趁此陈述了湖南长沙的"文化革命"情况及其个人的看法。让周世钊感到吃惊的是，在讲到长沙的"六六惨案"时，毛泽东竟是了如指掌，仿佛他到过现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