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中国商谚
儒学主张“以义统利”的管理原则，在义与利即道德和利益的关系方面，儒家要求将义放在第一位，事不得已，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正是儒家“先义后利，以义统利”的价值观的生动说明。
有一年，孟尝君的领地薛闹了饥荒，没有人愿去代收租税。孟尝君委派冯谖赴薛代收租税。他来到了薛，立即就以孟尝君的名义召见当地百姓，宣布一切债务作废，并把一切债券当场烧毁，老百姓纷纷欢呼“万岁”。冯谖回来以后，就对孟尝君说，孟府“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栋”，什么都不缺了，惟一缺的就只有一样——“义”。他这次给孟尝君买来了“义”。
孟尝君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到后来，齐国换了新的君主，国王因为听信谗言，把孟尝君的宰相之职撤了，并贬他到薛为侯。孟尝君上任时，未至百里，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欢迎孟尝君，欢呼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孟尝君才恍然大悟，如果没有冯谖当初买回来的“义”，自己哪会如此受到百姓的拥戴？
“以义统利”的另一表述是“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孔子把义看做是人的立身之本，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义以为上”（《论语·季氏》）。孟子也主张先义后利，非义不取，他强调：“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孟子·万章上》）。
当然儒家也不反对谋取私利，因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正当的利益该取而不取，也是不义。孟子就说过：“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192于人；好其道，则舜受其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不合道义的即使一筐饭也不能接受，合乎道义的即使像舜继承尧的天下也不过分。这话准确地表述了儒家“以义统利”思想的内涵。
那么，现代商人应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呢？
（1）处理好盈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为企业提供了所需的原料、资本和人力资源，使得企业能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同时企业的盈利必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如污染环境，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在这里“义”和“利”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2）处理好与商业伙伴的关系。企业处在残酷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互间的理解支持和合作显得尤其必要。但要获得这种理解、支持与合作，必须靠企业的“投入”。而这种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利他，应属于“义”的范围，只有将这个“义”处理好了，才能为企业赢得经济效益这个“利”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3）处理好盈利与顾客利益的关系。追求利润需占有市场，而是否占有市场的重要标志即是否拥有顾客。离开了顾客，企业的经济效益又从何谈起。所以说“顾客就是上帝”。此话不假，只有企业的产品、价格、质量、外观以至售后服务为顾客所称许，企业才能真正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从顾客那里去取得“利”益。因此，企业要有“先予后取”的义利统一观念。先予，就是在调整顾客需求、购买动机的基础上，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通过媒介广告将产品的相关信息告诉顾客。同时加强售前、售中和售后的相关服务，以最大限度的努力来刺激和满足顾客购买产品的需要。这些对企业而言是“利他”的，不过，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利己”也难以实现。
松下公司总裁松下幸之助先生有句名言：“服务第一，销售第二，销售就是服务，是经营者必须有的体会，而服务是以质为重，并不以量取胜”。松下的话充分说明，企业生产经营的首要目的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消费者。从儒家角度来看，就是先取义而后取利，强调“义”第一位、“利”第二位是“以义统利”思想的体现。
松下幸之助的话证明了孔子《论语》的智慧，而《论语》精神也确实值得企业界重视。现今社会，物欲横流，道德素质大大降低，很多商人眼里只知道挣钱，而忘了人还应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就此而言，现今的企业界应该以松下幸之助为榜样，重视孔子的“尚德”精神。古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经商的目的确实是为了盈利，但盈利也得讲究手段，讲究道德。西方许多成功企业家创办的公司均是以赚钱为特色的，但他们并非只为赚钱而赚钱，在经营管理公司的同时，他们也注重价值意义及人文关怀，在这样的一种理念指导下，他们的公司深具道德形象，蒸蒸日上。
商人除金钱以外，应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对“义”的追求，这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这种思想反映到经营理念中就是内敛与外张，就是义利相生。注重从自身的内在角度来发掘潜力，强调向内用功——具有“义”的品格才有“利”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