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的失败，曾壮怀激烈的叶挺却莫须有地背上了“消极”的沉重十字架。不肯屈服的他愤然跨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漂泊流浪，书写了“侨”的历史。然而，十年后，他却又来了个“浪子回头”。
一个血性男儿，抑或不怕砍头，不怕铁马冰河和马革裹尸，不怕千辛万苦，却经受不住无端的诬指与屈辱。
叶挺就是这样一个血性男子。
广州起义失败，国民党反革命武装对革命者实行极其残忍和极其野蛮的大屠杀，英勇就义者成千上万，仅一日被绑赴刑场者就有几百人，一个目击说一天之内在刑场就响起英烈们二十多次高唱的国际歌声。
叶挺眼见起义在复杂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下不可逆转地失败了，在被赤卫队员保护下回到叶家祠，接着，化装成商人在天字码头附近的太平沙岳母家中躲避几日，最终因白色恐怖越来越阴沉地笼罩广州城，最后经几次机警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搭乘“泰山”号轮船平安地到了香港。
广州起义的失败，革命事业的严重受挫，无数革命军人和赤卫队员倒在敌人的枪炮和屠刀下，作为起义的工农红军总指挥的叶挺心情沉痛极了。他觉得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深刻，其中有对国民党军事实力估计不足的原因，也有对起义军期望值过高的成分，还有对时局的把握不够准确，以及对起义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挫折缺乏应对措施，更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起义后对可能来自距广州不远的江门、佛山、韶关、肇庆等几个方向的敌军火速增援和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参与夹击起义部队缺乏预测，如此种种，作为起义部队的总司令的叶挺，需要认真总结，并进行深刻的反省。
大概正因为叶挺心情过于沉痛，加之一连数天几乎彻夜未眠，饮食又饥一顿饱一顿，一下子就病倒在床上，并且大口大口地吐血。
就在这时，噩耗般的消息传到叶挺的耳朵里。作为党中央派到香港来指导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的代表李立三，以“左”的面貌，对负责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黄平、恽代英、周文雍以及叶挺等大兴问罪之师，指责他们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是在搞“军事投机”。给叶挺定的罪名是“表现消极”。要实行“严罚主义”，要严加追究每一个个人的责任。于是乎，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留党察看”，有的被“撤职”，给叶挺的处分是“留党察看六个月”。
躺在病床上的叶挺听说后猛地跃起身来，有些跌跌撞撞地向院子里走，一不留神右脚碰在台阶一侧的一个花盆上，身子险些被绊倒在地上。他咬紧牙关站稳身子，眉宇间顿时拧成一个疙瘩，一口丹田之气提到前胸，猛地飞起一脚将那个花盆踢出足有一丈开外。那个花盆无辜地呻吟着，打了几个滚儿，最后哀叫着“叭嚓”一声摔了个四分五裂，碎片狼藉地訇然散落了一地。
随之，叶挺晃了晃身子，不由自主地蹲在地上，“哇”地又吐了一口鲜血。但他又咬牙站起身子，胸口急迫地喘息了一阵儿，脸上虚汗淋淋，苍白中泛着一丝病态的红晕。
在客厅里抱着儿子的李秀文看到整个情景，急忙奔到院子里，站在叶挺身旁，嘴唇痛苦地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强行忍住了，眼里噙着泪花。她知道叶挺在花盆上宣泄愤怒是为了什么。为此她曾几劝过他，要他想开点，历史上蒙受不白之冤的人物比比皆是，如因放逐而赋《离骚》的屈原，两次变法奠定秦国雄基伟业最后却被贵族诬害而遭到五马分尸车裂而亡的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商鞅，遭宫刑而修《史记》的司马迁，以“精忠报国”为世人垂范而高吟“还我旧山河，朝天阙”、奋力抗金却被奸佞秦桧陷害的岳飞，以《正气歌》为世人传唱、被敌军威迫利诱而宁死不屈却遭到国人害死的文天祥，以及明末皇帝崇祯中皇太极反间计降旨被凌迟处死在北京菜市口的抗清名将袁崇焕，等等。可是倔强的叶挺就是咽不下这口怨气，总认为自己对革命忠心耿耿，肝脑涂地，党中央派来的代表下车伊始，也不做具体的分析研究，而是主观武断，兴师问罪，实在是嫁祸于人。
实际情况正如李秀文对叶挺的判断，叶挺的确认为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特派员”们对他的处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叶挺，你自从加入共产党，成为革命军的一员，无论是消灭“神打团”，还是担任北伐先锋，以至于南昌起义和刚刚进行的广州起义，那一件都是党的指派，都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论是枪林弹雨还是离妻别子，你三心二意过没有？你计较过得失没有？没有！半点都没有！那么，对武装起义的“消极”又意味着什么？是抵触？是懈怠？是躲避？是阳奉阴违？是革命觉悟低？还是贪生怕死？！想我叶挺自18岁进入军校，如今已是32岁，军旅生涯一十四载，现在也算半世英名，怎料今天却被戴上对革命斗争“消极”的帽子，还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这与当“逃兵”有什么区别？半生的英名岂不毁于一旦，从而被世人轻蔑、鄙夷和嘲讽。我纵然浑身都是口，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呀！
叶挺陷入这种心绪之中，能不郁闷和愤愤不平么？
“希夷，听说广州派了不少特务，要抓你，我看你先到南洋躲躲吧。”贤惠而通达的李秀文知道再讲宽心的话对叶挺作用不大，灵机一动便想出从安全的角度动员他去新加坡。
“能躲过初一，还能躲过十五！”叶挺怒气未消地说。
“先躲一阵儿再说，出去也好看看大哥秩平，正好和亲戚朋友们聊聊天，调理调理身子。到时候如果国内的时局还是这样，你就去欧洲。你不是早就想有机会再到莫斯科去看看吗？”李秀文浅笑轻颦，款语温润，似春雨如酥。
“我走了，那你们怎么办？”叶挺扭过头来看着李秀文，提问的语气显然情绪缓和了许多。
李秀文“扑哧”一乐：“你这几年都是天马行空，你哪次回来我们都安然无恙，什么时候叫你牵肠挂肚过？”
此刻，何去何从，叶挺处在自我操纵命运的十字路口。
最后，叶挺终于被妻子李秀文说动了心。一来为了排解胸中郁闷，二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便择日乘船抵达了新加坡。
不久，叶挺经中共中央有关同志的指示和朋友开导，与其在南洋逗留，莫如去苏联，一来找在莫斯科的同僚研究广州起义的得失，向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直谏广州起义实情，以期洗刷蒙受的屈辱；二来还可以休养治病，岂不两全其美。叶挺闻听大喜，马上回国，经海参崴乘坐火车，到了莫斯科。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预料。就在叶挺暂住莫斯科抱病写罢关于广州起义的动因和战斗始末及其本人听从党的指挥的申辩材料后，不但受到以共产国际自居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机关“东方部”的拒绝受理并严加斥责，而且在中共“六大”由于“东方部”的阻挠也没有将广州起义问题列入会议的研讨议题。
“欺人太甚！”叶挺明了真相后，怒不可遏地将手中的一杆铅笔“叭”地在桌面上折断了，锋利的一端刺破了他的大拇指，殷红的血迹痛苦而无助地默默流淌，叶挺却没有发觉，血迹慢慢在桌面上汇聚成一个硕大的惊叹号样的形状，可见冥冥之中上苍都为叶挺蒙受的不白之冤而有感应。
投诉无门而希望破灭的叶挺，怒火中烧，气急败坏，感到有国难归，有家难投，一气之下连克里姆林宫和声名退迩的圣彼得堡都没有看一眼，拎着行囊便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共产党，以一个无党派人士，满怀失落和悲愤地踏上了流亡生涯，其落脚点是德国的首都柏林。
来到柏林的叶挺，开始显得有点无所事事，悲观彷徨情绪严重支配着他的行动。虽然过去与他相当熟悉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宋庆龄、邓演达等良师益友也像流亡者一样身居柏林，他却不去相见，而是把自己关在屋里，闭门读书。他苦读德文版书籍的目的很明确，因为他从黄埔陆军小学到保定军官学校都是选修的是德文，以后虽然战事频频，读书时间少了，但他身边一直不离德文版书籍，所以想博览德文图书，可以翻译出版，说不定成为一个翻译家。
但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如果热衷于一种追求和具备了一种奋斗的目标，是很难再改弦更张的。即使一时遇到巨大挫折或者说是失败，但是随着时间的平复和痛定思痛的慰藉，自觉和不自觉地又回到原来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轨迹上来。
叶挺就是如此。他在阅读德文书籍时，开始是“博览”，可是没有多久案头就只剩下德国大百科的军事卷和与他在保定军校学习的专科有关的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等书籍。
居然有一天，叶挺的一个同乡闲来无事去看望他，还没进屋就发现从门缝往外冒烟，而且发出刺鼻子的硝烟味儿，以为叶挺住的房间起火了，大声喊叫着着叶挺的名字，飞身往屋子里冲，结果闯进屋里一看，见叶挺正满面汗水地自研自制地进行炸药和地雷的爆破试验。
“你这个家伙，都成黑脸包公了。”叶挺的同乡见他脸上被汗水冲的一道黑一道白，又明了了他在干什么，从衣袋里掏出手絹递给他，又说，“我就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柏林，心里还惦记着国内的政治局势，准备有一天回国重新带兵打仗。”
叶挺表示默认地微微一笑：“坐，等我洗把手，给你沏茶。”
“不用了，我想听听你是怎么转变想法的。”叶挺的这位同乡是个好刨根问底的人，尤其是对叶挺的事情分外上心。因为他内心里就佩服叶挺，并且以有叶挺这样一个北伐名将的同乡而倍加自豪。
叶挺对这位同乡从不隔心。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柏林一家华人开的饭店当厨师，没有政治上的成见，对自己成不了事也坏不了事；另一方面他正直纯朴，热心助人，所以喜欢给他唠点体己的话。叶挺告诉他，通过这阵子读书，结合自己在国内的遭遇，举一反三地思考了不少问题。他曾多次漫步柏林街头，想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策动无产阶级革命并在工人集合的场所发表演讲，体味革命的艰难与革命导师锲而不舍的风范。他还多次停立在1918年11月革命指挥部的旧址前，回想当初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身豪气地站立在皇宫的阳台上，以摧枯拉朽的气概宣告“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的威武场面。然而就是这次革命，也因遭到本国强大而凶恶的反动势力和外国军队的助纣为虐而惨遭失败，同时李卜克内西以及许许多多发动这次革命的领导人和英勇的战士或壮烈牺牲或被杀害。发生在面前旧址上的那场革命，与广州起义是何等的相似，策动和指挥革命的领导人的结局比广州起义的领导者过之而无不及！
“这么说，你心里豁亮了？”叶挺的同乡脸上笑成一朵花，高兴地问。
“豁亮多了。”
“听说国内有个叫毛泽东的在井冈山建立了一块根据地，还有一个在德国留过学叫朱德的带着一队人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了师，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蒋介石派重兵想消灭他们，都遭到了失败，不知是真是假。”这位同乡以探寻的口气边说边注视着叶挺。
“你说的情况是千真万确！”叶挺一锤定音地回答了这位同乡的询问。
从叶挺感奋的情绪看，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势力的蓬勃发展和壮大是令他最为关注和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并以此作为犀利无比的解剖刀，剖析自己的思想乃至灵魂。
是呀，不仅和他一起领导和指挥“八·一”南昌起义的朱德及陈毅在失败后并没有沉沦，没有被“盲动主义”和“军事投机”等种种大帽子所压倒，而是勇敢地面对失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与经验，带着剩余的队伍，转战数千里，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而且尤其使他相形见绌和自愧弗如的是与性情相投的贺龙相比，人家说日后一定要“卷土重来”，后来果然经过努力，在洪湖和湘鄂边界地区也拉起了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开辟了一块根据地。
什么事情都怕类比。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等，那个不曾被视为败军之将，并且遭受过斥责、处罚和挫折。可是他们却没有像你叶挺一样愤愤不平，感到委屈，愤懑、失望、逃避，进而意气用事，甚至失去信仰。要革命尤其要推翻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旧势力，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能够战而胜之的，肯定要经过无数次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最后取得完全的胜利之跌宕起伏的过程。而作为一个革命者，也必须具备不怕牺牲，不怕失败，百折不挠的素质。这不仅是一个人的脾气秉性问题，而且尤其是将革命视为无比崇高和无比神圣的问题。
叶挺这番对自己灵魂的解剖，愈发证实他是一个英雄。
英雄不但能够创造胜利的辉煌，而且也能敢于拷问自己的灵魂和承认自己的缺陷及错误。《训俗遗规》卷三曰：“人无圣贤，孰能无过。”但是，有“过”并不可怕，可怕是执迷不悟，知“过”不改，或一蹶不振，冥顽颜废。
从消沉中自拔出来的叶挺，为了创造多攻读一些德文版军事理论方面的书籍和争取多到周围几个国家进行考察式的实地感受，曾在柏林开了一家小餐馆，自己当大厨，头戴白色卫生帽，胸前挂着围裙，一扫昔日北伐名将的矜持，而且手端炒勺，煎炒烹炸，还主动给客人上菜端饭，难怪有的初次到餐馆吃饭的中国学生叫他“伙计”。
叶挺不但在柏林开过小饭馆，在法国首都巴黎的街头还摆过水果摊，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卖过豆腐和绿豆芽。据说维也纳过去很少有人吃过绿豆芽，叶挺为了将从华人手里趸来的绿豆芽尽快卖出去，并且叫洋人喜欢上绿豆芽，他事先自己制作一小盆玲珑剔透又味道极佳的绿豆芽放在若干个小盘子里，叫过路的人品尝。每天都有几十个品尝后的人一面说“0K！”，一面向叶挺伸大拇指，从而买绿豆芽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叶挺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叶挺在听说他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也在欧洲流亡的邓演达满怀报国之志回到国内不久就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加之共产党领导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而独夫民贼蒋介石却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再也按捺不住“丈夫当为国”的浓烈情怀和“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的一腔豪情，立刻打点行装，决心返回生于斯、养于斯的灾难深重的祖国，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严酷而崇高的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