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的台湾“二二八”起义。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同年10月17日国民党政府派兵接管台湾，并实行政治、军事独裁统治，经济统制，颁布《人民团体组织临时办法》，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迫害进步人士。美帝国主义更是肆意霸占台湾海军基地，进行经济渗透和掠夺。美蒋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政府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市殴打女烟贩，并枪杀市民1人，激起台北人民的义愤。28日，市民罢市游行，遭到镇压，群众被迫起义。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全省，并控制了台湾的大部分地区，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起义。随后，国民党抽调两个师的兵力前往镇压，对台湾人民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起义被镇压下去。“二二八”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推动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7年5月，正当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接连被粉碎和蒋介石大演国民党政府改组闹剧的时候，学生界继“抗暴”运动之后，又发动了影响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使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这次斗争以上海学生为起点。5月4日，上海学生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上街进行反内战宣传，喊出了“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5月15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酝酿举行全国性大示威。国民党政府为了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于5月18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但是广大学生并没有被吓倒。19日，上海学生7000多人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喊出“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20日，宁、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6000余人汇集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行政院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残酷镇压，100多人受伤，20多人被捕，500多人遭毒打，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二〇惨案”。同日，北平大、中学生共7000余人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运动，也被镇压下去。席卷南昌、天津、长沙、昆明、重庆、广州、福州、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持续一个多月，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避免过大的牺牲，6月3日，中共中央指出，要注意改变斗争策略，要求可能实现的条件，积蓄力量，择机再战，从而保证了国统区学生运动深入、持久、稳妥地进行下去。
在全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国统区的工农运动也持续开展起来。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工业城市，有120万人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军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农村，国民党为扩大内战，继续实行征兵征粮的残暴政策。于是农民广泛组织起来，掀起了抗租、抗税、抗粮、反对抓丁、惩办汉奸、清算恶霸的斗争，甚至拿起武器，开展规模巨大的民变运动。从1946年秋到1947年1月，民变运动发展到南方各省300多个县，参加的群众已达80多万人，其中以四川、西康两省的规模最大。同时，由于粮价暴涨、饥民遍野，城镇居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遍及全国9个省38个城市。这些斗争充分暴露和加深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促进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
总之，国统区以学生为主体的，包括社会各阶层民众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它的形成，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迅速扩大，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全面垄断和疯狂掠夺，由于美国垄断资本的严密控制和经济侵略，由于浩瀚的内战经费以及反革命内战的破坏，使得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危机空前严重，主要表现为：
第一，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军费开支浩大，财政严重赤字。以1946年为例：蒋介石政府的全年预算支出为2.5万亿元，实际支出为7万亿元，实际收入为2.2万亿元，财政赤字为4.8万亿元。1946年的军费开支为6万亿元，占实际支出总数的86%。为了弥补巨大赤字，其主要途径就是滥发钞票。国民党法币发行额，在抗战前只有14亿元，抗战结束时约为5000-6000亿元，到1947年4月即猛增至16万亿元以上。当时的中国，可谓百业萧条，唯有印钞票最为兴隆。钞票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以抗战前为标准，到抗战胜利时止，物价上涨了1800倍，到1947年7月，则上涨了6万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2头牛，到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了。
第二，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倒闭。由于物价猛涨，捐税繁重，美货大量倾销，加之美国垄断资本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对市场、原料和资金的野蛮垄断，民族工商业遭到更大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下半年的五个月中，仅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20多个城市，倒闭的工厂和商店就有2.7万多家。上海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原有工厂4500家，到1946年底，倒闭了3160家；1947年的开工率，仅为平时的20%。
第三，农村经济极度凋敝。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宣布1946年免征田赋一年，但到这年的6月，就宣布恢复田赋征实，并且所征赋税成倍增加。战前每亩田赋连同各种附税在内，折合当时米价，为1.5至2斗，现在每亩增至6斗、甚至9.5斗。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实行强制性征兵制度，1946年征兵50万，1947年增至150万，强征民工更是无法计算，这使得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减少和大批逃跑。农村的自然灾害也严重。由于以上原因，国统区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据统计，1947年农产品总产量为抗战前的60%多。
第四，劳苦大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国统区工农业凋敝，物价猛涨，使得劳动群众和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恶化。城市失业人员大增，1946年冬，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即有失业和无业人员260万人。加之通货膨胀，币值下跌，物价猛涨，更给各阶层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广大公教人员和学生处于饥饿半饥饿的状态。农村情况更为悲惨，沉重的地租、捐税和多如牛毛的摊派，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加之自然灾害的袭击，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1946年饿死的达1000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以上。
上述这一切，是蒋介石执行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它迫使国统区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斗争。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在战争第一年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地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为了实现这一基本任务，中共中央确定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方向是中原大别山区，并据此对解放军作战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
三军配合：首先以晋冀鲁豫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于1947年6月30日夜在鲁西南地区横渡黄河，进行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刘邓大军分路从鲁西南地区南下，跨陇海路，穿过黄泛区，渡过淮河上游各支流，于8月27日全部进抵大别山。接着迅速实行战略展开，在大别山地区数十县内，横扫敌人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到11月下旬，即建立了三十三个县的民主政权，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站住了脚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插进了一把尖刀。其次是以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兵团，于8月22日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实行战略展开；以陈毅、粟裕率领华东解放军主力于8月挥师鲁西南，9月南下豫皖苏，在淮北平原上实行战略展开。以上三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的中原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机动作战，完全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两翼牵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北上，从而掩护陈谢兵团挺进豫西的行动；以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胶东地区发动攻势，钳制和吸引山东敌人，从而掩护我军主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
在此前后，东北、华北、西北各个战场上，纷纷发起强大攻势，与中原作战相配合。
这样就构成了在全国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向蒋军发动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
《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巩固解放区，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向没收地主土地政策的转变。
《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强调要坚定地支持广大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的正义要求。《五四指示》发布后，各解放区立即在紧张的自卫战争环境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夏，各解放区大体都约有2/3的地区贯彻了《五四指示》，进行了土地改革，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为适应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1947年7-9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比较完备的一部民主主义的土地革命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明确规定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了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的方针；规定了乡村各级农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从而有利于在运动中树立贫雇农的优势，从政治上彻底打垮乡村中的封建宗法势力。各地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出现了平分土地的热潮，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到1948年9月，解放区已有1亿多人口的地区彻底消灭了封建势力，完成了土地改革。与此同时，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规定，各解放区在深入土改过程中还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整党运动。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彻底地消灭了解放区农村封建剥削制度，改变了农村阶级关系，翻身农民真正作了解放区的主人。这就从政治上极大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解放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巩固了解放战争的后方，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土改运动的胜利，解放了被封建剥削制度束缚的农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使广大农民能从物质上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这是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物质基础。第三，土改运动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千百万翻身农民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从人力上直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总之，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标志，是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十二月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后，国内形势迅速朝着更加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面发展，中国革命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25-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了这一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并全面地阐明了处在伟大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夺取全国胜利在各方面所应采取的纲领和政策，明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行动纲领。这主要包括：
第一，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丰富经验和解放战争以来作战的新鲜经验，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明确地规定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和主要方法，以及作战形式、战斗作风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伟大法宝。
第二，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着重地分析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一般资本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共产党对他们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报告批判了共产党内曾经出现过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的过“左”政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为此，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第三，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基本政治纲领，这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但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革命不可能胜利。
此外，中共中央的十二月会议以及毛泽东的报告，还讨论了解放区群众运动中，主要是土改运动中的倾向问题，着重地研究并提出了纠正土改运动中所发生的“左”的偏向问题。强调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这样，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的关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一系列政策上作了极其重要的准备。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为了使全党能自觉地正确执行党的政策，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辽沈战役东北九省（当时东北划分为黑龙江、兴安、吉林、松江、合江、嫩江、辽宁、安东、辽北九省）和热河省，幅员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中国高度发达的工业地区。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到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已获解放。东北解放区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已完成了土地改革，肃清了土匪和封建势力，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民主政权，工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军工生产发展很快，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共制造各种迫击炮弹127万余发，手榴弹157万余枚，子弹657万余发，制造八一、八二迫击炮52门，六〇炮2700余门，以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不仅满足了东北作战需要，而且支援了关内解放军。
经过1945年10月至1948年8月两年另10个月的作战，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军事形势，东北人民解放军从数量上、质量上、装备上，已经全面超过东北国民党军。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解放军由进入东北时的11万人发展到103万人，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为55万人，从战略态势上看，东北解放军已牢牢控制了东北战场的战略主动权。野战军主力位于长春、沈阳之间，对长、沈形成包围态势，一部位于建昌营、北镇地区，对锦州和北宁路造成威胁。而东北国民党军已完全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其通向华北的联系亦被切断，战略态势极其不利。从战斗力看，东北解放军于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进行了近半年的大休整，广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以“大兵团、攻坚战、正规化”为指导方针的群众性军事大练兵运动，东北野战军首长在总结这次大休整时指出：“冬季攻势后数月来，经过军事政治整训，战斗力已大大提高。故此次战力之强大，为空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东北国民党军也加紧进行整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一面请求美国军事顾问团向沈阳空运粮食、弹药，一面整训部队，补充兵员，但其情况正如南京国防部所说：“虽经整补半载，军心战力均未复常态，将士亦多无斗志。”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认为，东北野战军“壮得厉害”，完全有力量全歼东北国民党军。为适应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决战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48年8月13日发布命令，决定将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的领导机构、指挥机关分开，指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钟赤兵等抓紧筹划辽沈战役事宜，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由此拉开了战幕。
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攻势如潮，连战皆捷，势如破竹，至10月1日攻克义切，切断了北宁路，使锦州之地陷于孤立。
东北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攻克锦州是“整个战局的关键”，“努力争取于十天内外打下该城”的指示，于10月初确定了攻锦打援的整个部署。
10月9日，发起锦州外围作战。至13日，扫清外围据点。14日10时，对锦州城垣发起总攻。各突击集团先后从北、南、东三面打开10个突破口，迅速进入市区，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15日拂晓前，各路部队先后在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地区会师，守军大部被歼。残敌约万人固守老城，第7纵队及第2纵队一部随即发起攻击，至18时，全歼残敌。经31小时激战，攻克锦州，俘范汉杰以下近9万人。至此，完全截断了北宁路，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的陆上退路。
锦州攻克后，长春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感于形势危殆，在人民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拒绝蒋介石的突围命令，于10月17日率部起义。19日，新7军也谈判投降。
21日，郑洞国率直属队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解放长春，给了东北国民党军以致命的打击。10月15日、18日，蒋介石两飞沈阳，部署“总退却”。他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在东进兵团配合下，归复锦州，打通北宁路，由陆上向关内撤逃。另以一部抢占营口，以备西撤受阻时改由营口从海路撤退。同时，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改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直接指挥这次撤退行动。
据此，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歼灭廖兵团。26日，各路部队在黑山、大虎山以东，饶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大约120平方公里区域内，对廖兵团展开大规模围歼战。激战至28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部队共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新6军，俘虏廖耀湘及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庭笈。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辽西围歼战，创人民解放军边分割边围歼敌军重兵集团的范例。
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发起总攻。2日，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共歼敌13万余人，俘周福成。缴获各种炮1658门，装甲车114辆，坦克43辆，汽车841辆，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对营口发起总攻，分三路突入市区，歼敌1.4万余人，解放营口。守军第52军军部及第25师约万余人乘船逃走。至此，辽沈战役遂告结束。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人民解放军伤亡6.9万人。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东北解放区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后方。
淮海战役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进攻，连续取得了辽沈、济南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00万余人，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总兵力已下降至290万，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至300万人。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为避免徐州地区刘峙集团重蹈东北卫立煌集团全军覆没的命运，决定以白崇禧部2个兵团及4个绥靖区的部队，共23万人，防御平汉铁路南段及长江中游地区，钳制中原野战军主力；将刘峙集团所属的4个兵团，4个绥靖区以及位于平汉路南段的第12兵团等部共29个军，70个师，共约70万人，分别置于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采取攻势防御，以确保该段交通，拱卫南京、上海，并准备必要时放弃徐州，依托淮河抗击华东野战军的进攻。据此，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顾祝同于11月4日亲赴徐州，与刘峙研究确定了部署。
这时，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60余万，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相比，在数量上虽稍居劣势，但在战略上较为有利。且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加之华东、中原、华北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支援战争的力量大为增强。在中原和华东战场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统一组织指挥两大野战军和军区部队协同作战，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决定由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组成党的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一切事宜。
11月6日，国民党军开始按预定部署向徐州、蚌埠问津浦路两侧收缩兵力。当晚华东、中原野战军乘国民党军收缩之机，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两支野战军密切配合，连续予敌重创，战至22日黄昏，全歼国民党军第7兵团，击毙其兵团司令黄伯韬。
随后两支野战军乘胜扩大战果，给第2、第8、第13、第16等4个兵团以沉重打击，控制了战略要地宿县，隔断了徐邦间的联系，孤立了徐州，并使孤军冒进的第12兵团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12月13日，在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猛烈攻击下，国民党军第12兵团已被压缩于双堆集、大小马庄、杨庄等东西不足3华里的狭长地区内，14日晚，解放军发起最后攻击，至15日24时，全歼国民党军第12兵团，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由蚌埠北援之国民党军第6、第8兵团，在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的顽强阻击下，连攻10余日，虽接近双堆集，但终未能与第12兵团靠拢。16日，在获悉第12兵团被歼后，星夜撤至淮河以南。当国民党军第12兵团即将被歼时，杜聿明集团2个兵团8个军被华东野战军重重包围于以陈官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已面临绝境。
此时，平津战役已胜利展开，为不使平津地区国民党军迅速决策南逃，中央军委指示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在两周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据此，华东野战军自16日起，一面围困杜聿明集团，一面进行休整；并对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被围之杜聿明集团，在连日雨雪交加、气温骤降、空运时断时续、粮弹不继的情况下，大批士兵冻饿而死，为求生存，成排、成连、甚至成营的官兵纷纷向解放军投诚，至解放军发起总攻前，已达1.4万余人。
1949年1月初，在平津国民党军退路已被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等部切断以后，华东野战军为最后全歼杜聿明集团，决定采取先歼包围圈东部第13兵团，再歼西部之第2兵团的方针，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6日16时，华东野战军3个突击集团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两小时激战，歼灭国民党军第13兵团万余人，攻占村落据点13个。7日，国民党军第13兵团残部仓皇逃入第2兵团防区。人民解放军乘势猛攻，又攻克村落23处。9日，国民党军残部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施放毒气，分路突围，均被击退。黄昏，解放军各突击集团全线出击，多路插入国民党军阵地，大胆分割围歼，至10日下午4时，全歼杜聿明集团，俘杜聿明，击毙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装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两月有余，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共歼国民党军55.5万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
淮海战役期间，华北、华东、中原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给予解放军以巨大支援，出动民工500余万人（包括随军、二线及在后方的民工），人力车41万辆，畜力车3000余辆，汽车250余辆，运送粮食5.7亿余斤，保障了解放军作战的物资需要，对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平津战役华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英勇斗争，至1948年秋，将华北国民党军孤立于北宁路的山海关、天津和平绥路的北平、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以及承德、保定、太原等不连贯的点线上，使其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地位。华北解放军已发展到3个兵团、11个纵队、32个旅（含2个炮兵旅），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46万人。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华北战场局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野战军已成为一支全国性的战略机动力量，可随时入关会同华北部队联合作战，将对傅作义集团形成绝对优势；东北解放区已成为战略总后方，且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人民群众支援战争的力量空前强大；华北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的震慑下，已处于撤守不定、战和难决的“麻痹状态”。
为统一战场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所有东北、华北部队统归东北野战军（公开称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指挥；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唐等地的一切工作。
从11月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11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告别了白山黑水，分三路经喜峰口、冷口、山海关向关内挺进。入关部队与华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将华北国民党军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据点。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后，按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部署，决定先取新保安、塘沽两点。
新保安作战于12月21日发起，在扫清外围据点后，于22日7时发起总攻，第4纵队首先从东面突入城内，第3、第8纵队也相继从西面和西北面突入城内。经10小时激战，全歼第35军2个师共1.6万余人，军长郭景云毙命，副军长王雷震被生俘。
第35军被歼后，张家口守军于23日拂晓向北仓皇突围，企图逃向归绥。围城部队当即实行围追堵截。至24日晨，将逃敌压缩在张家口以北西甸子至乌拉哈达不足1公里宽、10公里长的山沟内。至16时，除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带少数骑兵逃脱外，其余5.4万余人全部被歼，张家口重获解放。
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军被歼后，北平守军向西突围已无可能，但会合天津、塘沽守军从海上或沿津浦路、平汉路从陆上南逃的可能性却增大了。因此，中央军委先后令东北第4纵队和华北第2、第3兵团东进，加强对北平的包围。
中央军委原定计划东北野战军先打塘沽，后打天津。由于塘沽地形不利，且打塘沽时平津守军有可能乘机突围。因此，毛泽东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不打塘沽，攻打天津。
天津是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人口200万，面积150平方公里，市区面积35平方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由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夺取天津。
14日10时，天津前线指挥所下达了总攻天津的命令。各突击集团在炮兵、工兵和坦克的协同配合下，迅速通过护城河。11时，从东、西、南三面9个突破口突入市区。
采用穿墙越顶战术，绕过守军强固据点，向纵深猛插。15日5时，东、西突击集团会师于海河金汤桥，完成了拦腰斩断任务。随即向南、北两面进攻，守军陷入一片混乱。至15时，全歼天津国民党军，俘虏敌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仅经29小时激战，就攻克天津这座具有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
1月17日，据守塘沽的国民党军5万余人乘船南逃，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追歼其后尾约3000人，解放塘沽。
天津解放后，北平守军25万人，完全陷入绝境。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兵临城下，已做好一切攻城准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北平是世界驰名的文化古城，为保护其免遭战火，决定尽最大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一旦和谈不成即以战斗方式解决之。
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感于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北平各界人民群众的和平压力，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并派其副总司令邓宝珊到平津前线司令部洽谈。21日，双方正式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22日起，北平国民党军陆续开往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按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
31日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从西直门开入城区接防，北平城头飘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遂告结束。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至北平。
平津战役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剿总”总部、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整师，共52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基本解放了华北地区。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平津战役中产生的用战斗方法解决敌人的“天津方式”，用和平方法解决敌人的“北平方式”，和后来形成的用划界驻守方法解决敌人的“绥远方式”，向尚存的100万国民党军残余军队指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顽抗就是灭亡，和平才有生路。这对于全国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胜利进军，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并向会议作了《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全会主要讨论了毛泽东这一报告并决定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一，提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标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这主要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根据三大战役后的形势，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用战斗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实行和平改编；绥远方式，暂时保存国民党军队于局部地区，待条件成熟后界和平改编。同时，为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批干部的问题，全会决定要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方针。
第二，指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明确指出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第三，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基本矛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际上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共产党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是：在政治方面，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应使这种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必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有这些，也就是提出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在外交方面，提出了“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
第四，会议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进攻。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重要准备。
和平阴谋和南京政权的覆灭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眼看到已经不能单纯用军事斗争的方法来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了，这时，他们再次策划了一场和平阴谋。还在1948年初，美国帝国主义者鉴于蒋介石集团的腐朽统治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日益恶化，就开始酝酿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中途换马，实行换马谋和，以图挽救败局。1948年4月，在美国的支持下，桂系首领李宗仁竞选成功，成为国民党政府副总统；随后，美国报刊就不断制造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出面谋和的舆论。1948年12月13日，由杜鲁门派来中国活动的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在上海曾公开声明说：“如果自由分子和党派在联合政府中有普遍的代表”，“美国可能援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20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孙科就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时，通过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往访孙科，明确告诉孙科说：“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需。”以此对蒋施加压力。这些表明，美国政府这时已把蒋介石视为障碍，决心采用“换马谋和”策略，推进“和平运动”，以维护美国在华势力。1948年12月，桂系首领白崇禧从武汉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蒋迅速作出“和谈部署”。这实际上是逼蒋下台。蒋介石在军事上溃败，经济上破产，政治上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正式提出求和要求。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这种和谈的烟幕下，获得喘息之机，以便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美国这时还竭力对某些既同国民党和美国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进行拉拢和煽动工作，企图由这些人出面鼓吹“和平”，或由这些人在革命阵营中组织所谓反对派，以破坏革命统一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面临着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样尖锐的问题。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主席起草的《新年献词》（即《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代表中国共产党庄严地号召全国人民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深刻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妄图以“和平”手段阻止革命发展、保存反动势力的反革命策略，告诫人们决不要上美蒋反动派和平阴谋的当；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深刻地剖析了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告诫人们绝不能怜惜恶人，对美蒋反动派也绝不能抱任何幻想，号召人们应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和平欺骗，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还尖锐地批判了某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鼓吹无原则的妥协，散布怜惜敌人，劝告中国人民接受反动派的虚伪和平等错误主张和某些人妄图在革命阵营中组织反对派的危险企图，号召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要为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一致奋斗。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郑重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方面指出蒋介石关于和平谈判的建议的虚伪性，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就给了蒋介石的和平阴谋以粉碎性的一击。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而将其总统职务交由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宣布愿以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从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愿望出发，决定与南京李宗仁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为代表，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指定的由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由邵力子、黄绍碊、章士钊、李蒸、刘斐等所组成的代表团，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于4月1日-15日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和磋商，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是，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秉承蒋介石意旨，拒绝了这个协定。这就最终揭下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虚伪面貌。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1000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随着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全国性的革命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在北平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会议选出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领导进行建国的准备工作。
为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回答人们所关心的新中国的性质，各个阶级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国家的内外政策及前途等。
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阐明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和政策。文章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基础，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要强化国家机器，要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此文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爱国华侨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共662人。会议集中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行使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60条。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即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份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关于外交政策，《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政策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全体国民的公德；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等方面政策。《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准则，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新中国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并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等机构的地位、任务都作了具体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其后也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其他爱国人士民主协商国家大事，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
会议选举了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改北平为北京，通过了国旗、国徽、国歌，还通过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至此，建立新中国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同时，会议发表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3点，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国歌、礼炮和群众欢呼声中，毛泽东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结束了100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历史，使中国变成了真正独立、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劳动人民成了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它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使世界殖民体系遭到严重打击，推动了世界人民斗争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实践表明，只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走符合本国革命实际的道路，才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经济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样，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必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经验是：必须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建立一个由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参加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