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然后继续向东、向北发展。4月下旬，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队（由第一、二、三支队抽调的干部和分队组成）向苏南敌后出动，6月17日首战卫岗获胜。第一、二支队分别在陈毅、张鼎丞率领下，先后进入苏南地区，从6月至8月，取得了新丰、新塘、句容、江宁、当涂等百余次战斗的胜利，牵制了向华中内地侵犯之日军，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在第一、二支队活动地区分别成立了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和江、当、溧三县抗敌自卫会。至12月，初步创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第三支队在张云逸、谭震林领导下，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进抵皖南长江沿线的芜湖、宣城、青阳、大通镇一带对日军作战。
第四支队于五月间东进到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至十月，攻克庐江、无为两城，歼灭反动保安团队3000余人，初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
豫东游击队东进豫皖苏，于1938年7月，在睢（县）杞（县）太（康）地区配合河南省委派出的先遣大队，开展游击战争。10月，由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队由竹沟出发，挺进到豫东，在西华县杜岗与豫东游击队一部及先遣大队会合，合编为新四军豫东游击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大队。10月下旬，部队东渡黄泛区，进入鹿邑地区。11月，深入睢、杞、太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初步打开了豫东抗战局面。
但在这一期间，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军分委书记项英受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影响，“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地妨碍了华中敌后工作的开展。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方针。全会还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兼任书记，统一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南地区党的工作。这就结束了王明的错误领导。会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华中地区逐步得到贯彻执行”。
为实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和具体部署，新四军各部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在华中敌后迅速地实行战略展开，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了新四军。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和皖中、皖东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率新四军一部抵达江北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地区的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开展皖中地区的斗争。翌年5月初，叶挺军长根据东南局的指示精神，亲赴庐江东汤池，组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同时成立中共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此时，新四军军部和江北指挥部命令第四支队立即东进皖东。但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拒不执行，公然与上级命令相对抗。在他的影响下，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变。随后，江北指挥部前委对第四支队及江北部队进行整编，由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组成了第五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路东、路西根据地发展成为皖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队一部在皖中巢县、无为地区坚持斗争，保持与皖南的交通联系；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开辟皖中抗日根据地。
豫鄂挺进纵队和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1938年3月，由高敬亭、林维先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东进后，中共河南省和豫南特委以确山竹沟镇为开展河南抗日战争的战略支点。武汉失守后，豫南特委以竹沟留守处分队与信阳、泌阳等地游击队合编为信阳挺进队，12月进入四望山开展游击战争。
同年冬，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率一部分干部由延安赴豫鄂边，领导当地游击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翌年6月，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与李先念部会合，将部队统一编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1939年11月，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将豫南、鄂东、鄂中地区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挺进支队。翌年1月，挺进支队改称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下辖五个团队、三个总队，进入大、小悟山地区。至1940年底，鄂豫边区扩大为十几个县的范围，部队发展到1.5万余人的游击兵团，建立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的建立和苏皖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指挥部成立后，陈毅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派由叶飞、管文蔚领导的挺进纵队和由陶勇领导的苏皖支队渡江北上，向仪征、扬州、天长、六合、泰州地区发展，并控制了扬州、大桥一带长江渡口，开辟苏皖抗日根据地。不久，苏皖支队与皖东根据地的第五支队打通了联系。至此，新四军已造成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准备北进的有利态势。翌年5月，陈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部署第一、二支队主力渡江。6月，江南指挥部渡江后，改成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二、三纵队（均由挺进纵队、苏南增援之第二团、新六团及苏皖支队改编）。7月挥戈东进，占领泰兴的黄桥、蒋垛、古溪等地。随后转兵南进，连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挺进以黄桥为中心的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根据地。
此时，正是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之际。苏北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加紧反共摩擦，逼我退出黄桥。9月底，韩顽纠集3万余人，分路南下，10月4日进犯黄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等领导下，坚持自卫立场，在政治上彻底揭露韩顽反共投降阴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军事上采取诱敌深入，断其归路，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首歼顽独六旅，再歼顽第三十三师，最后歼顽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四九旅等部。至10月5日，新四军歼灭韩顽主力1.1万余人。韩德勤率残部向兴化逃窜，新四军乘胜进入海安、东台。黄桥战役的胜利，为发展苏北抗战奠定了基础。
在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后，坚持苏南斗争的新四军一部，于1940年7月，在茅山地区重新组织了江南指挥部，坚持茅山抗日阵地。为加强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和统一党政军领导，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于1940年5月进入该区。6月，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坚持苏南抗日游击战争。
建立豫皖苏、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南下与新四军一部会合，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春，由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豫东游击支队，由河南鹿邑地区东进，进入商丘、亳县、永城地区。5月，进军淮河以北。至年底，游击支队发展到九个团，1.2万余人，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翌年2月，第六支队进入商丘、亳县、睢宁、夏邑、砀山游击区，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6月，第六支队（欠第四总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第三四四旅（欠第六八七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辖三个旅九个团，共1.7万余人，由彭雪枫任司令员，留在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任务。
1939年5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主力南越陇海路，进入肖（县）、永（城）、夏（邑）地区，同年5月，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进入皖东北泗县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一部会合，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不久，张爱萍率豫皖省委进入皖东北，设立八路军、新四军联络机构，加强皖东北的斗争力量。1940年5月，顽军韩德勤向我苏皖边之金锁镇、界头集等地进犯。刘少奇指挥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一团等部进行自卫反击，经过13天战斗，将顽军逐回泗阳、宿迁县境。至此，皖东北的形势趋于稳定。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不仅隔断了苏、皖顽军的联系，使韩顽更加孤立，而且为新四军东进苏北开创了新的前进阵地。
开辟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五个团1.2万余人，由冀鲁豫南下，6月到达豫东北永城南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这支部队的南下，为发展华中抗战增加了突击力量。6月底，以八路军新二旅及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辖三个支队九个团，近2万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东进苏北任务。
8月东渡运河，进入沐阳、淮阴、宿迁、东海地区，建立了淮海抗日根据地。
华中总指挥部的成立和重建新四军军部为适应抗战斗争形势需要，1940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华中总指挥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在叶挺抵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华中总指挥部的成立，不仅统一了整个苏皖地区新四军、八路军的指挥，而且对于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和坚持华中抗战有重大意义。
新四军的组建和挺进华中敌后，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南方贯彻执行的一个重大成果。新四军成立后，在大江南北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和开辟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根据地，军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余人。这对于坚持华中抗战，进一步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1937年至1938年11月，毛泽东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报告、演说、著作，对有关抗战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探讨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和战术原则；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及持久战的战略阶段划分，持久战的战术原则和必然结局，并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中国抗战必胜。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在抗战中得到充分印证。
1938年9月29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总结抗战初期工作，确立新阶段的方针政策。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通过了几个党内组织建设法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六中全会阐明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维护和确立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健全了民主集中制，取得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为推动抗战的全面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举行了四次会议，先后听取了叶楚伦、汪精卫、王宠惠、何应钦、孔祥熙分别作的关于党务、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方面的报告。大会宣言表达了抗战的决心，指出：“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大会通过了党务、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决议案。大会决定国民党设立总裁制度，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训练全国青年“成为三民主义之信徒”；决定组织成立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大会制定和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概括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基本政治主张的重要文件。纲领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七个部分。规定以三民主义及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的准绳，全国抗战力量要在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外交上，主张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联合一切反日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和取消一切伪组织以及其对内外之行动。军事上，加紧军队政治训练，援助、指导各地抗日民众武装，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与正规军配合作战，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政治上，改善各级政治机构，组织国民参政会，在三民主义及法令范围之内，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的许多条文与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共同之处，与战前相比表明国民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均有较大的变化和进步，成为抗战初期各党派基本赞同和认可的政治基础，因而，它有利于人民进行抗战和争取民主，对推动国民党抗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它与中共的全面抗战纲领又有原则区别，它通篇贯穿着一党专政的精神，企图把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纳入国民党设置的轨道，剥夺人民抗日的自由，后来，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愈益严重，纲领中许多条款成为一纸空文。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1938年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7月6日，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7月6日至8月15日，首届首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200名参政员中出席者136名，加上出席的政府官员和中外记者共达千余人，是一次空前之盛会。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社会民主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均有代表参加。
蒋介石、汪精卫出席大会并致词，政府五院及行政院各部委负责人作了工作报告，这次大会推举汪精卫、张伯苓为正、副参议长。通过的提案中比较重要的有：《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实行民主政治案》、《设立省县参议会案》等。大会发表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向世界宣布，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拥护政府抗战，争取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和首次大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日寇侵略之势正猛，首都南京已经沦陷，武汉会战正在进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既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一个表现，又是民族精神凝聚的一个象征，同时也给全国各党派人民提供一个发表政见，争取民主活动的重要场所。9月26日，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及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公布。以后还颁布了《县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省市县临时参议会陆续成立。
武汉、广州失守后，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国民参政会首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当时正值抗战最艰难的低谷阶段，日军侵略之势达到顶峰。坚持团结与持久抗战，惩办汉奸、反对妥协投降，争取民主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持久抗战案》、《敌人未驱出国土以前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严惩汉奸傀儡案》、《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等提案。大会还专门通过一个决议，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持久抗战建国的既定方针，旨在防止妥协投降逆流的泛滥。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的一个政治咨询机构，是战时政治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
它对政府之施政方针具有建议权、讨论权、询问权。其职能最终受国防最高会议制约。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有听取施政报告及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前项决议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依其性质交主管机关制定法律或颁布命令行之”，但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紧急命令权”除外。国民参政员的产生不是民主选举而是由国民党推举或选任。各党派团体之参政员不由各党派自推，而由国防最高会议选任。
并且是以“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的名义而不是党派的名义出席。
国民参政会是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抗战建国纲领》规定设立的，它是抗战时期国民党许诺改善政治机构，建立民意机构的具体措施。它是自清末资政院、各省之咨议局废置以来中国民意机构的重现，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有一定地位和作用，是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独裁政治仅有的一点举动。在抗战初期，它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是，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它并没有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实质。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战争初期，日本自诩自身武力的强大，对中国采取了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战速决”的策略，妄想一举摧毁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迅速占领整个中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方针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日趋壮大，使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改变了战争初期的侵华策略，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将过去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本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提出了“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的意见。1938年11月3日，首相近卫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在所谓“合作”、“提携”等幌子下对中国进行政治诱降。声明说：“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立，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在东亚确立国际主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近卫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政府的侵华策略已发生转变，表明日本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前提，迫使国民党放弃抗战立场，与日妥协，达到不战而胜的最终目的。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客观上助长了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性和动摇性，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
远东慕尼黑阴谋武汉失陷后，随着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性。此时，英、美等西方国家，为维护自己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谋求与日本的妥协，促使日本北攻苏联，也积极进行对国民党的劝降活动，多次酝酿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8年9月，英、法统治集团为唆使德、意法西斯进攻苏联，在德国的慕尼黑与德、意签订了出卖捷克的协定，即为慕尼黑协定。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英美等国认为此时是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其军政要员纷纷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游说，利用各种形式大造中日两国可以议和的妥协舆论。他们在日本的压力下，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来寻求与日本的妥协。
1939年4月，日本利用中国志士在天津英租界刺杀一名汉奸的事件，于同年6月封锁了天津英租界。7月15日，英、日两国就此事在日本东京开始谈判，并于24日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有田——克莱琪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和姑息日本侵略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法等国无暇东顾，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远东慕尼黑阴谋”的主要策划者。1940年4月，美、英、法三国驻华大使一齐约见蒋介石，再次劝告中国政府及时对日媾和，否则，中国“将来万一无人支持而继续抗战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蒙受更大的打击”。
1940年6月，德军入侵法国后，日本在德、意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锁滇缅、滇越运输线，对华实行禁运。6月19日，法国封锁了滇越铁路；7月15日，在日本的压力下，英国也同意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战时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被切断。
综上所述，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在欧洲战争危机日益加深的影响下，英、美等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殖民利益，而奉行了牺牲中国、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这实际上是慕尼黑阴谋在远东地区的翻版。它使中国人民的抗战面临严重的困难。对此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而自己则“借收渔人之利”，揭露了国内外投降派的阴谋活动，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念。
沦陷区的殖民统治1938年武汉陷落后，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域日益扩大，包括东北三省在内，面积已达250万平方公里，大于其本土面积的9倍。为巩固被占领地域，日军从各方面强化了对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它强调：总体战发展到顶点，就要毫无保留地统一部署国家的全部力量，并始终指导和运用它来贯彻战争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分为武力、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四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具体来说，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确定“以华制华”的方针，建立各级伪政权。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所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是1932年3月在东北地区成立的伪“满洲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虽然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广大地区，然而却无法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征服中国迫其投降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对此，国小、兵少、资源贫乏的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占领区的人力、物力为其战争服务，“冀图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因而制定了“以华制华”的战略方针。随着这一方针的推行，日军在其军事势力所及之处，加紧了各级殖民统治机构的建立。先后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炮制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拼凑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到1940年3月更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与此同时，各地方政权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从而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殖民统治。
军事上，组建伪军组织，实行“治安强化”政策。七七事变后，随着日军作战区域的日益扩大，兵力不敷的矛盾日渐突出，于是大力拼凑伪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发展，组建和收编伪军的工作也加紧进行。战争中后期，国民党部队以“曲线救国”的旗号大量投降，使伪军的数量大增。据《解放日报》1943年公布的数字该年伪军总数已达62万人之多。名目繁多的伪军组建后，在日军的驱使下参与扫荡、清乡等“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抗日力量，维护殖民统治。
经济上，实施“以战养战”，强化殖民掠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陷于中国人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中而无力自拔。长期战争极大地消耗了资源贫乏的日本。因此，为维持长期而稳定的军需供应，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因而强化了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这种掠夺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工矿业。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地区除原有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外，又设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这两个经济组织，完全垄断了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到日、伪投降时，其资本在东北的工业中高达99.15%。
日本对中国关内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和控制，采取了“军管理”、“委托经营”、“租赁”和“收买”等多种形式。其中，1938年以前日本侵略者掠夺的方式，在华北是采用“军管理”，在华中是采用“委托经营”。后几种形式，则主要是日本侵略者通过强制加以实行的。1938年11月，日本在北平和上海同时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与“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分别负责对华北和华中地区的经济掠夺。前者垄断了华北的煤、铁、电力、交通等主要部门，到1941年已发展到64个附属公司。后者控制了华中地区的铁、煤、盐、水、电等企业的生产与销售，到1944年，也已拥有了16个附属公司。以上两大国策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了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殖民掠夺的巨大而复杂的吸血管道，极大地强化了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农业。土地成为日本侵略者掠夺的首要目标。在东北，为适应日本国策的需要，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共向东北移民达到23万，掠夺的土地超过22万公顷。在关内，七七事变前，有日侨8万余人，至1941年秋已激增至67万余人。大批移民尤其是农业移民涌入中国，掠夺了中国农民的大片土地，使无数的中国农民背井离乡，到处流浪。
在掠夺农产品方面，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对农产品实行了严格的“统制”
政策，以后发展成为强制购销，强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绝大部分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出售。在关内，对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的掠夺和征收更是嚣张。如1943年对密云、通县等9个县的小麦征收，一次即征去700吨，造成众多地区粮荒不断。沦陷区的劳动力也成为日本掠夺的重要对象之一。据资料显示，截至1944年，东北地区被征发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至死的占总数的20%。1942年以前，华北地区被劫去的壮丁劳动力接近600万人。致使中国农村的劳动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金融业。日本在金融方面对中国掠夺和控制的罪行同样是罄竹难书。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就在东北设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大量伪钞。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关内先后新设20余家银行。其中较大的有设于张家口的“蒙疆银行”、北平的“中国准备联合银行”、南京的“中央储备银行”、上海的“华兴商业银行”。日本通过这些银行发行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钞票，一方面掠夺沦陷区的物资，实现所谓的“以战养战”，同时欲取代法币在沦陷区的信誉，夺得金融垄断地位。
思想文化上，摧残中华民族文化，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控制思想文化，作为日本侵略者强化殖民统治的重要一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摧残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正如日军所言：“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动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按此要求，日军在东北曾下令关闭所有的学校，收缴并焚烧一切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书籍，迫害各级教员。在关内，七七事变后，在中国的18所高等学校中，遭受日军破坏者即达9所，至于迫害、屠杀师生的案例更多。日军在摧残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同时，通过日、伪政权，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王道主义”、“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建设东亚共荣圈”等反动谬论；删去中小学教材中一切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内容，极力宣传封建主义的奴隶道德以及所谓以尊孔读经为主要内容的“东方文化”；此外，还规定日语为必修课、改组大学、设立新民学校等等，系统地进行奴化教育，达到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目的。日本在沦陷区所实行的种种殖民统治政策，激起沦陷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反抗与斗争。
国统区的战时财政经济措施和成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作为战时财政经济的方针政策共有8条。这8条的核心是：
其一、以军事为中心；其二、实行计划经济。按此方针政策，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建国”的财政经济措施。
在工矿业方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保存经济实力，以利长期持久的抗战，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动员与组织沿海沿江等战区厂矿的内迁。到1940年底，共内迁工厂639家，其中民营厂家452家。这些企业主要有机械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电器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等。从而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为持久抗战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二是鼓励与扶植大后方工矿业的开发，尤其是建立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重工业基地。中国西南地区主要包括云、贵、川等省，工业基础十分落后。战前重庆的机器工业只有10余家，到1940年已发展到133家。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在大后方也新建了一批厂矿。到1943年底，共建电力厂159个、炼钢厂8个、机器厂5个、电器制造厂10余个、煤矿10余家。这一时期，国统区民营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到1941年，大后方新建的民营工厂已达1300余家。
这些国营和民营厂矿的建立，促进了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与壮大的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持久抗战准备了物质前提，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战前中国工业分布极不平衡的格局。
在农业方面。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农业问题提出了一项《战时土地政策法》，通过了“战时土地政策大纲”。据此，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行政院下设立了农业促进委员会，并在各省、县设立农业推广站，以改良农作物和防治病虫害，维持军粮民食之供应。1940年又在农村部下设置垦务总局，在西南、西北成立垦区管理局13处。到1945年，共移徙屯垦军民7万余人，开荒44万多亩。此外，在畜牧、棉花、蚕丝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良与发展。
在交通运输方面。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的“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运”任务，国民政府专门组建了交通部。从1937年至1945年，新建了湘桂、黔桂、宝天等长短7条铁路线，总长1000多公里。公路主要完成了3条线路，即重庆至兰州、重庆至昆明、泸州至昆明，总长2800余公里。同时，打通了滇缅国际公路全线，以后又打通了中印公路。到1943年，西南5省的通车里程达到17000多公里。水运路线主要是扩展长江、嘉陵江等航线，到1943年，航线超过12000多公里。
在财政金融方面。主要采取了增税、举债、增发纸币以及经济统制等措施，这对增强国民政府的经济力量，增加财政收入，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很大作用。
汪精卫叛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调整，在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民党内的汪精卫集团，是亲日投降派。抗战开始后，汪精卫就患“恐日病”，极力散布民族失败主义，认为中国处于“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之中”，根本没有力量抵抗日本的进攻，只有对日本“和平”（即妥协投降）。随后，以他为中心，包括周佛海（国民党中央委员、代理宣传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陶希圣（国民党参政员、艺文研究会研究总干事）、高宗武（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等人，组成“低调俱乐部”，积极开展所谓“和平运动”，鼓吹对日妥协投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发表后，汪精卫认为“和平时机已到”，便迫不及待地派其亲信高宗武、梅思平（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大学教授）等人到上海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影佐祯昭会谈，达成《日华协议记录》。主要内容是：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驻扎中国；承认“满洲国”；承认日侨在中国境内杂居、经营自由；承认日本对中国经济有优先权，并提供“特殊方便”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中国应补偿日侨的损失等。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汪精卫的卖身契。此外，还制定了汪精卫叛逃的计划。
12月19日，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及其主要同伙周佛海、陈璧君（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汪妻）、陶希圣、曾仲鸣（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等离重庆叛逃河内。2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也追随汪由成都逃往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并宣称愿和中国“具有卓识人士合作”。12月29日，汪精卫从河内发出一封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长电，公开拥护近卫声明的“三原则”，并声称：“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叛国的“艳电”。
1939年4月中旬，汪精卫等人在日本保护下，离开河内到上海，5月底，汪精卫等人赴东京，与日本首相会谈，就以汪精卫为首建立新的中央政府达成了谅解。8月底，汪精卫等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六大”，宣布修改国民党总纲废除总裁制，成立伪中央领导机关，汪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2月30日汪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导演下，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在南京粉墨登场，正式成立伪南京国民政府。
南昌会战和随枣会战为总结抗战一年多来的作战经验，确定中日相持阶段的军事方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介石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作了辩解；对军队中的腐败现象和军事上的失误进行了批评，提出了整军的重要任务，并根据战场态势重新调整了战区。会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挥方针》，按此方针，国民党正面战场继续抗击日军。从1939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正面战场同日军进行了十几次较大规模的作战。
南昌会战1939年3月17日，日军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确保长江中下游的交通安全，而向南昌、武宁等地发动了进攻。23日，日军强渡修水，24日猛攻南昌，27日南昌陷落。为此，中国守军调整战略，殊死抵抗，从4月21日起反攻南昌，收复了南昌外围的一些地区，并一度攻克南昌车站和飞机场。但日军在空军和炮火支援下固守南昌，并不断反扑。中国军队伤亡很大，第三十二集团军所属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中将殉国。5月19日中国军队奉命停止攻击。
随枣会战1939年5月初，日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20余天的会战。5月7日，日军攻陷随县、枣阳，12日攻占桐柏。15日中国军队发动反攻，16日收复桐柏，19日收复枣阳，23日攻克随县。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000余人，恢复了已失阵地，达到了牵制和消耗日军的目的。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4日，中国国民党军在长沙以及湘北、赣北、鄂南广大地区组织了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军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把战争中心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准备加紧“扫荡”；同时，拟定了攻占长沙、衡阳、宜昌、西安等重要城镇的作战计划，企图压迫蒋介石投降，促成汪精卫登台，以求早日结束战争。驻武汉地区的第11军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9月初即制定了湘赣作战计划，加紧调集兵力，准备由湘北、赣北、鄂南地区发起攻势，兵分三路进攻长沙，企图首先夺占长沙，尔后向西南发展进攻以夺占衡阳，并规定9月底占领长沙。9月13日，第11军指挥所转移至咸宁，并集中了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上村、奈良支队，以及飞机100余架。
湖南及江西、湖北部分地区守军为国民党军第9战区，辖52个师，兵力雄厚，为各战区之首。会战中，会战兵力达35个师，24万人，由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统一指挥。
9月14日，日军为隐蔽主攻方向的行动企图，以第106师团及第101师团一部，首先向会埠守军第184师阵地发起了进攻，第一次长沙会战遂正式开始。
双方以争夺长沙为核心在湘北，赣北和鄂南的广阔战场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彼此都付出了重大代价，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了战前态势，第1次长沙会战遂告结束。
此次会战，历时1个月，国民党军有效地粉碎了日军作战企图，计毙伤日军3万余人，自身伤亡4万余人。
桂南会战和1939年冬季攻势桂南会战日军为切断中国西南中越国际交通线，于1939年11月15日在钦州湾强行登陆，24日占领南宁，不久又攻占了龙州、镇南关，切断了中越国际交通大动脉。
12月4日，日军又攻占了军事要地——昆仑关，西南震动。对此，中国军队集中了第四战区的原有部队和其它战区的驰援部队，以昆仑关为攻取目标，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昆仑关几度易手。1940年2月24日，中国军队再度夺回昆仑关。攻取昆仑关，是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诸兵种协同作战，对日军攻坚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它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此后，中国军队继续在桂南发动攻击，10月28日收复了龙州，30日攻克南宁，11月30日，终将日军逐出桂南。
1939年冬季攻势1939年10月，中国军队第二期整训完成，部队的作战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为消耗日军，检验斗志，国民党各战区对日军发起了冬季攻势。12月1日，第一战区在豫中向陇海路及其附近实施战略攻击，曾切断这一带的铁路、公路交通，并一度攻入开封、沁阳。第二战区发动晋南攻势，克复黎城、涉县、潞城。12月16日，第三战区向日军盘踞的长江下游发动攻击，并一度攻入杭州、余杭城内。1940年1月1日，第四战区对进犯粤北之敌实施打击，连克众多县城，取得粤北大捷。12月12日，第五战区部队在鄂北向平汉路南段之敌发起进攻。第六战区也发动了湘西攻势，并一度占领岳阳车站。12月18日，第八战区在绥西发动攻势，破坏了平绥铁路，收复了五原，并一度攻入包头，第九战区发动了鄂南、赣北攻势。与此同时，冀察战区、苏鲁战区也就近对日军发动了攻击。“冬季攻势”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也是唯一一次积极的带有进攻性的作战。
枣宜会战日军自1938年10月底占领武汉后，其第11军即配置于九江、岳州、钟祥、信阳地区，以拱卫武汉。1939年3月，日军攻占了南昌，构成了武汉中心地区的东南屏障。4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发动了攻势作战，尤其是第5战区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平汉线南段频频出击和袭扰，并以第21集团军在鄂豫皖边区实施游击作战；同时，第31集团军主力由湘北移驻枣阳，加强了第5战区的实力，使武汉地区日军侧后受到威胁，牵制了其南下长沙和北上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行动。而在国民党军发起的“冬季攻势”作战中，日军又遭到了沉重打击。鉴于国民党军主力仍在其周围，战略形势对其形成了不利态势，为激励士气，消除国民党军对武汉的威胁，第11军于1940年4月中旬起，集中第3、第13、第39师团及第6、第40师团各1个支队，计10万余人，在钟祥、随州、信阳地区集结，另从关东军抽调第4师团向武汉地区增援，准备发动进攻，企图首先歼灭襄河以东地区国民党军第5战区主力，尔后渡过襄河，向宜昌发展进攻，叩击重庆的大门，以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配合其他地区的进攻行动，达成诱使蒋介石接受丧国和平条件之目的。
第5战区在4月初获悉了日军军舰在上海与汉口间频繁往返，武汉地区日军明显增多的情报。4月13日至14日，第5战区召开了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商讨对策。随后，战区集中主力，准备以38个师的兵力，由司令长官李宗仁统一指挥，在北起豫南，经樊城、宜城、荆门至当阳一线东侧地区抗击日军的进攻。具体部署：襄樊防线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配置于第一线，右集团军由总司令张自忠指挥，左集团军由总司令孙连仲指挥，中央集团军由总司令黄琪翔指挥。
此次地战于1940年5月1日打响，战况异常激烈，国民党军英勇奋战，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战斗中，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壮烈殉国。日军占领了枣阳，6月24日再次占领，宜昌。其后，日军主力集结于当阳及襄河一带；国民党军则据守江陵、宜昌、当阳、钟祥、随州、信阳一线之以北地区，双方形成对峙，会战遂告结束。
此次会战，国民党军毙伤日军2.5万余人，俘其53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国民党军第9战区部队与日军第11军始终在新墙河一线对峙。1941年春，日军企图利用上高战役牵制赣北国民党军主力，尔后乘机西进，突进至长沙翼侧，配合湘北日军南下攻占长沙。但由于日军在上高战役中失利，致使上述企图未能实现。此时，日军大本营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在夏秋之际发起攻势。新任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参加了上述“计划”的拟定，到任后即积极筹划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由于6月苏德战争爆发的影响，日军在“南进”还是“北进”问题上犹豫不决，第11军的作战计划被暂时搁置。之后，日军大本营一方面加强了对苏作战的准备，增兵中国东北；一方面加强了对国民党军的军事压力，企图促蒋投降，以早日结束中日战争；遂批准了第11军的作战计划，并明确：要“摧毁敌抗战企图，予第9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要求在长沙以北地区歼灭第9战区主力，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一周年（9月27日）时攻占长沙。8月21日，第11军令各部秘密向岳阳以南地区集结。
集中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和早渊、荒木、江藤、平野4个支队，以及飞机180余架、舰艇30余艘、汽艇200余艘和海军陆战队1个大队，共近15万人。阿南惟畿吸取了上次会战分散兵力的教训，决定将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并准备在正面进攻之前首先对大云山进行“扫荡”，既可解除后顾之忧，又可掩护主力集中。
根据日军动向，第9战区于3月份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明确：如“敌以主力由杨林街、长乐、福临铺古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攻，则诱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此时，第9战区在新墙河南岸配置了第4、第20、第58、第72军计4个军的兵力，总兵力12个军33个师，共17万余人。
日军第6师团主力，于9月7日在飞机支援下，由东、西、北三个方向向大云山地区发起了进攻，第二次长沙会战拉开序幕。由于战争进程中日军破译了第九战区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遭受了惨重伤亡。
26日，薛岳令各部组织“督战队”，收容整顿溃散的部队。白崇禧也曾前往衡阳督战，但战局未能改观。29日，日军攻占长沙。
日军经连续作战，认为打击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已经达到，加上人员伤亡和粮弹消耗极大，且输送补充粮弹的50余辆装甲车被守军悉数击毁，已无力继续发展进攻，遂于10月1日黄昏开始，在飞机掩护下实施退却。
9日，日军第11军各部撤回新墙河以北，转取守势，与第9战区再次形成了对峙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遂告结束。此次会战，历时月余，日军计伤亡2万余人；第9战区伤亡（包括被俘、失踪）达7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3日至1942年1月16日，中国国民党军在长沙及其以北地区抗击日军进攻，尔后实施大规模追击的反击战役——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美军太平洋舰队主要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在此前后，日军同时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发动了进攻。8日，广州地区日军第23军又向英军占领的香港发起了进攻。由于日军作战范围不断扩大，战线拉长，兵力愈感不足，国内经济更加困难。据此，日军积极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其侵华日军一方面疯狂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继续对蒋介石政府进行诱降，并不断施加军事压力，企图尽快促蒋投降，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转用兵力于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9日，国民党军为策应英军在香港的作战，令第4战区部队向广州发起进攻，以牵制日军的兵力和行动；第9战区第4军和暂编第2军也从长沙附近南下。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使日军深感忧虑。为此，日军秘密调集兵力，准备第三次进攻长沙，并计划于1942年元旦前攻占长沙，尔后直取衡阳，打通粤汉线，衔接广州、香港，进而沟通与东南亚的联系，以中国的中南地区作为其进攻东南亚的“后方基地”。
13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下达了再次进攻长沙的命令，并迅速集中了第3、第6、第4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部共12万余人的兵力。
11月17日，第9战区在长沙召开了作战会议，总结了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薛岳要求各部队加紧备战，并制定了代名为“天天炉的”的作战计划，提出了号称“天炉法”的后退决战战略方针，即在新墙河、汨罗河之间设伏击地带，以浏阳河、捞刀河之间作为决战地区，动员群众翻地蓄水，在战区内破坏道路，严密乡镇保甲制度和组织民团武装，配合主力作战，通过诱敌深入，在湘北地区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将日军围而歼之。其作战原则：“以少数兵力守阵，控制主力，机动运用”；“固守新墙河、汨罗江两岸既设阵地，迎头痛击南犯之敌。予敌以重创后，相机放开正面，向右侧翼转进，占领翼侧阵地，形成长沙核心之外围。诱敌南进，俟长沙核心猛力迎击，在敌攻势顿挫之际，即向敌侧后发动攻势，与长沙核心互相呼应，夹击南犯之敌，聚而歼之。”薛岳强调：“应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20日，军委会将第4、第73、第74、第79军划归第9战区指挥，并令各军迅速奔赴湘北地区。薛岳及时召开会议，根据原定的作战方针和计划，进一步调整了部署，集中了13个军33个师的兵力，计17万余人。
此次会战，历时25天，日军以惨败而告终，计伤亡近5.7万人，其中10名大队长、联队长以上军官毙命，被俘139人。第9战区将士英勇作战，大获全胜，伤亡不足3万人。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做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讲话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报告，确立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动摇开始表面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转变的标志。从此，国民党就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扰共，制造了多次反共摩擦事件和反共惨案。从1939年3月至1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各地先后制造了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惨案，杀害共产党军政人员1600余人。到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局部摩擦发展到几个地区同时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正义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进攻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陕甘宁边区。12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陇东、关中等分区的5座县城，并集中力量妄图进攻延安。二是山西。12月，国民党军分别向晋西、晋东南的抗敌决死队进攻，摧毁阳城、长治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制造了“晋西十二月事变”。三是在冀南，九十七军朱怀冰、石友三等受蒋介石指使，率部进攻八路军部所在地——太行山区。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各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击，急于进攻之敌以沉重打击，并驱逐了绥德分区5个县的国民党官僚，使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连成一片。在山西，八路军在给晋军以严重打击后，与阎锡山划定了分区防御的协议。在太行山区，八路军坚决消灭了执迷不悟的朱怀冰部3个师。到1940年4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均被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皖南事变和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摩擦的重心移到华中地区，把矛头对准新四军，不断对新四军的皖南、苏南、苏北、皖东、皖中等地区的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顽固派于1940年7月16日提出《中央提示案》，无理要求在华中地区坚持抗日战争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电到后1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
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11月9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佳电》，驳斥《皓电》。《佳电》陈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3年的团结抗战中，抗御众多日军，收复广大失地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严词拒绝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北移的无理要求；并声明，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挽救民族危亡，愿意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但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政策为怯弱可欺，于11月14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订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确定第一步以第3战区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第5战区兵力于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和新四军。11月30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要求积极准备，给敢于大举进犯者以迎头痛击。1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规定新四军北移路线和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呈文。蒋介石批准了该呈文。8日，何应钦、白崇禧给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齐电》，坚持《皓电》立场和无理要求。9日，蒋介石下达所谓《限期新四军北移手令》，命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中共中央一方面电令新四军皖南部队迅速北移，一方面要求华中及山东的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坚决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由泾县云岭分3路出发，开始经苏南向江北转移。结果，在崇山环绕的茂林地区，遭国民党顽军8万余人的包围。新四军奋勇自卫，冲杀血战，仅2000余人突出重围，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顽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遭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殉职。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命令和谈话，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使国共合作面临全面破裂的危险。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中共中央一方面准备在军事上进行自卫，一方面在政治上发动反击。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集团制造皖南事变，进攻新四军，摧残抗日力量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停止反共内战。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将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由粟裕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分任1-7师师长。全军共计9万余人。此后，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日，开展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
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一致反对，他们纷纷通电对国民党蒋介石提出严正谴责。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国民党元老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国际舆论也对国民党提出责难，主张国共应继续合作抗日，从而使国民党蒋介石陷入了内外孤立的境地。为摆脱窘境，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国民政府宣布于1941年3月1日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皖南事变使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不同程度上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消灭异己的独裁本质，促使他们为团结救国，为争取自身生存和民主权利而日益开展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成为抗日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1941年3月，在原“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由张澜、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曾琦、张君劢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10月在香港正式发布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强调加强团结，抗战到底，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有“第三党”（即后来的农工民主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后来还有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及工商业者等个人盟员）。
自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顽固派由比较积极抗日、注重团结转向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排斥异己，经济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肆意侵吞，疯狂掠夺，越来越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层及地方实力派的不满。民盟的成立，正是反映了这一部分社会力量的要求。民主同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主张抗战到底。它的成立，反映了皖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日益孤立。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民盟是“中国民主运动之生力军”，对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在批驳顽固派反共谬论的同时，丰富和完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向全国人民阐明了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路线的纲领政策。
第一，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出发，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在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及两大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即：从革命的阵线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已不再是旧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革命的领导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已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这种历史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从革命的前途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在条件具备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第二，全面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个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但同时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就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三，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丰富和完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体系，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百团大战1940年夏秋，德国法西斯军队席卷西、北欧。德国的战争疯狂对日本军阀是一个强刺激，使日本军阀的战争狂热到了极高的程度。因此，日本军阀急欲结束对华侵略战争，以拔出脚，跨进世界战争的行列，实行南进政策。然而，此时日本国内经济情况不断恶化，黄金储备严重不足，要在国力、军力不足的情况下，迅速解决已经持续3年，并且越陷越深的对华侵略战争，是十分困难的。为此，日本军阀对国民党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政策，先是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进行诱降，继而，采取以战迫降的方针。蒋介石在日本军阀的诱迫下，答应于1940年8月与日方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举行会谈。中国抗战面临着中途妥协的严重危机。在此形势下，日本军阀还加紧在华北推行“肃正建设计划”，把进攻矛头全面指向八路军。为了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日军在华北共修筑据点3000余个，碉堡1万以上，占领铁路5000余公里，公路3万余公里。
日军用铁路、公路把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把抗日军民紧缠起来。这就是日军的“囚笼”政策。刘伯承曾形象地对“囚笼”政策进行比喻：“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粉碎日军对八路军的全面进攻，争取华北战局的有利发展，阻止蒋介石的投降活动，八路军总部毅然决定发动百团大战。
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军区100多个团，在5000里漫长战线上，向各交通沿线大小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击，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整个战役历时三个半月，八路军总计进行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消灭敌伪据点2993个；缴获长短枪54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以及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里，桥梁、车站、隧洞等260处。八路军指战员光荣负伤、不幸中毒及捐躯沙场者，亦有1.7万余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加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1941年1月20日，东条英机在参众两院做关于1940年的总结报告时说：“昭和15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从敌人的招供中也可看出，国民党正面战场这时已经降到次要地位，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了。
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于1941年10月至12月，在山东省沂蒙山区发起了反击日军大规模围攻的一次作战。这次作战，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破了日军摧毁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毁灭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取得了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的胜利。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将其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在继续对国民党当局实行诱降、劝降的同时，集中主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推行“捕捉奇袭、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清剿、反转电击、长途奔袭”等一套新的战术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山东沂蒙山地区属鲁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兼山东军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为领导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这一地区，群众经过初步发动，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和民兵自卫队，特别是1941年以后，山东分局根据上级指示，建立了统一的山东军政委员会，规定了山东分局管辖区内的一切武装力量，统归第115师指挥，并在进一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军区和民兵建设，从而为粉碎日军的进攻，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根据地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日军“扫荡”的兵力非常强大，抗日根据地北部还有国民党顽军的威胁，而抗日根据地内的群众发动还不够普遍深入，地方军区和民兵自卫队的建设还不够坚强，党政军统一领导刚建立不久，因而要粉碎日军即将实行的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日伪军把对沂蒙山地区的“扫荡”看成为在山东推行第3次“治安强化运动”的重大军事行动。其目的是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采取铁壁合围、辗转电击、分割封锁、“抉剔”、“清剿”等作战手段和“三光”政策，一举歼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10月上旬，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根据当前敌情，发出了备战指示，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实行空室清野，动员群众积极参战与支援战争，建立与健全各级军区组织，加强民兵和地方武装，紧缩机关和后方，并确定反“扫荡”的作战方针是：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消耗、牵制、迷惑日军，保证主力机动作战；以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内线的游击战争，主力部队适时跳出日军之合围圈，转到外线，寻机打击日军之一路，或乘虚袭击日军后方，相机攻克一些据点；当日军“扫荡”某一地区时，其他各区应积极对当面之日军进行破袭，或挺进日军侧后，打击和牵制日军，断敌交通和补给。
在这场历时50余天的“合围与反合围、清剿与反清剿、撤退与反击的较量中，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灵活机动的战术，顽强作战，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破了日军摧毁山东党政军抗日领导机关、毁灭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取得了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后方，牵制了日军的入关作战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从1938年起，日军为消灭东北抗日武装，解除后顾之忧，而大量增兵东北，从而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东北抗联的广大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1938年至1940年，抗联各路军仍以分散奇袭的游击战争，继续抗击日军。第一路军在杨靖宇率领下，转战于长白山区。1938年8月，在辑安长岗彻底消灭了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景清旅。1939年初，在吉敦铁路哈尔巴岭歼灭日军400余人。据日伪统计，仅1939年6月至12月，抗联第一路军就与日伪作战276次。因此，1939年10月以后，日寇加紧了对抗联第一路军的全面“讨伐和围剿”。为保存实力，冲破“讨伐”，一路军各部决定化整为零，转入山区，继续斗争。1940年2月23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濠江县城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陷入敌人重围之中，被俘壮烈牺牲。残暴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剖开腹部，发现他的肠胃里只有树皮、草和棉絮。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一路军在副司令魏拯民的率领下，在长白山区继续坚持艰苦的斗争。抗联第二路军在周保中率领下，活动于松花江以南地区，打击敌人。1938年10月上旬，抗联女战士冷云等8人，为掩护部队转移，在子弹打光、后无退路的情况下，宁死不屈，跳入江中，这就是著名的“八女投江”。此后，第二路军在青虎山、苏家店、老窝等战斗中都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抗联第三路军在李兆麟统率下，奋战于黑龙江、嫩江平原。1939年春，袭德都县田家船口，俘日本县长及伪满警察20余人。此后又攻取河县、克山县、肇源县，对日伪统治的中心哈尔滨造成很大威胁。1940年以后，东北抗联各部在反击日伪“大讨伐”的战斗中，都遭受到严重的挫折，总人数由3万人锐减至2000人。1940年1月24日，中共确定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决定抗联各部编为10个支队，继续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人，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和包围，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调动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为持久抗战奠定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大力开展了经济建设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发展农业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制订了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等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停止使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之政策，而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方针。此后，中共中央一再发布文件，继续强调这一政策。减祖减息等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削弱了封建经济，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在此过程中，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耕地面积扩大，农田水利的兴修和实行科学种田。
发展商业发展商业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商贸“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各根据地贯彻并执行了对外贸易采取统制主义，对内贸易采取自由主义的政策。前者措施打击了日伪和奸商的破坏和扰乱，保证了军需民用的物资供应。后者实行贸易自由，鼓励私人商业，繁荣了各根据地的贸易，有利于长期抗战。
发展合作事业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非常落后，合作事业成为吸收小股资金，组织群众发展经济的纽带。根据地合作事业的宗旨是：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平抑物价、改善民生。1939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合作社暂行规程》，活跃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创办银行为打击敌人的经济掠夺，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解决抗战财政困难，各根据地都相继建立了银行。在华北，先后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号、冀南银行、晋西北农业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在华中，先后成立了淮南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南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基本任务是发行货币，扶持生产。这对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促进贸易，巩固政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大生产运动1941年和1942年，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和困难的时期。1941年后，日军集中侵华总兵力的75%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对其已占领地区，实施“清乡”，加强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对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实行“蚕食”，大肆修筑封锁沟、墙，集村并户，制造无人区；对解放区，则不断进行疯狂“扫荡”，妄图以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扼杀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重庆国民政府为扼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也调派70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等各敌后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同时，1940年到1942年，华北地区又连续遭遇水、旱、蝗灾，农业严重歉收。天灾人祸相加，敌后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人口由1亿降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人。军队供应不足，群众生活十分艰苦，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在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以战胜困难，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从1938年7月起，八路军留守延安的部队就开始尝试进行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生产自救活动，取得一定成效。1939年初，中共中央依据根据地留守兵团生产自救的经验，提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口号，并在边区政府成立总生产委员会领导生产运动。但是，1939年到1940年，生产运动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局限在陕甘宁边区，尚不足以缓解严重的经济困难。1941年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各根据地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界都积极加入开荒、种田、纺纱、织布等生产活动，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经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在军民大生产运动高潮中，第120师的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率领下，在南泥湾实行“军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在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的模范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蓬勃展开，农工商业得到全面发展，克服了经济困难，保障了供给，并储备了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解放区军民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密切了党政军民及官兵关系，使共产党深得民众的拥护。
共产党巩固和加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为度过困难时期，赢得抗战胜利，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以巩固和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
首先是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贯彻“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1/3.“三三制”本为组成抗日政权的人员分配原则，后来逐渐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代称。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共产党按照这一原则普遍建立或改造了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1940年7月，共产党向全国明确宣告推行“三三制”。1941年，陕甘宁边区着手进行“三三制”政权的普选。全边区80%的人参加了选举。按“三三制”比例，选出了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又选出政府委员会。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选举林伯渠等18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华北、华中各敌后根据地政权也先后贯彻“三三制”原则，吸收各抗日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到各级政府。
“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争取和团结了广大的中间力量，扩大和巩固了敌后抗日政权的基础，加强了对汉奸和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其次，进一步贯彻实施减租减息政策。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会议即决定把减租减息作为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39年到1940年，减租减息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展开，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左”的和右的偏向。如有的地方仅把减租减息作为宣传口号，未予实施或明减暗不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地主夺田索债的现象等。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了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三条原则：①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要扶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②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③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在适当地改善雇工生活条件之下，对其封建性质剥削的租息也须照减。在这些具体政策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照顾了地主利益，争取和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总之，减租减息缓解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使各阶层人民在抗日基础上加强了团结。
第三，实施精兵简政。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精简后，各根据地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仅占全区人口的3%以下。从而大大减少了军费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也使部队、机关更为精干灵活，提高了对敌斗争的效能。
整风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延安干部会上所做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这两个报告同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明确地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
毛泽东首先从认识论的高度，揭露了主观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指出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个别词句，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他们照搬别国的革命经验或革命公式，轻视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知道也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而经验主义则轻视理论的作用，把他们自己个别的、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真理。
所以，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表现形式虽不同，但本质都一样，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其根本特征的。他们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其次，毛泽东从政策实践上揭露了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他指出，主观主义是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当着主观主义者的认识超越客观实际时，在实践上就表现为政治上的“左”倾、盲目冒进；而当他们的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时，在实践上就表现为政治上的“右”倾。这种主观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许多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而在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中，教条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教条主义装腔作势，容易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吓唬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此外，毛泽东还揭示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关系。他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宗派主义拉山头，闹分裂，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所以反对主观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宗派主义。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在宣传工作上、在文风上的表现，它是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公式主义。党八股的产生，同主观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息息相关。毛泽东历数党八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八罪状，号召全党起来反对党八股，清除主观主义藏污纳垢之所。
毛泽东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党内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明确提出整风运动的方针和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就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这一方针的提出，吸取了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的团结，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全党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历时十一个月之久，进一步深入地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并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系统的说明；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时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出了基本的结论。《决议》的通过，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实际上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了最重要的准备。《决议》的通过，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它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