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国共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工农运动的日渐高涨。但却引起了帝国主义、军阀及买办势力的仇视和恐惧，为颠覆广东革命政权，他们蓄意制造了商团叛乱事件。
广东商团成立于1912年，本是商人的自卫组织，后来被英帝国主义所操纵，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反动武装。团长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1924年夏，陈向英商购买了一大批军火，违法私运入口，被广东政府查获没收。商团寻机发动叛乱。1924年10月10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庆祝双十节的游行活动，商团武装竟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商团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叫嚣打倒孙政府，欲与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英国出动军舰，为商团助威。广东革命政府处于十分危机之中。中共和广东各界群众强烈要求镇压商团叛乱。10月14日，孙中山调集政府军、黄埔学生军平叛。15日，商团被缴械，商团叛乱的平定，给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商团叛乱平定后，广东革命政府仍危机四伏。各派反动军阀势力，盘踞着广东大部分地区。东江的陈炯明，粤南的邓本殷，还有与革命势力貌合神离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均拥有较强实力，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勾结，时刻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陈炯明的主力共6万余人，在各派军阀中实力最强，对革命政府威胁最大。1925年1月，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称“救粤军总司令”，联合江西军阀，分三路进犯广州。15日，广州留守政府决定组织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三路进兵：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许崇智所部粤军为右路，攻淡水；桂军刘震寰为中路，攻惠州；滇军杨希闵为左路，攻河源。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右路军统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战时政治工作。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右路军勇猛进军，连克东莞、常平、平湖，11日占领深圳，肃清了广（州）九（龙）路敌前哨部队，然后乘胜挺进，于14日克复淡水，这时，因左、中路的滇、桂军迟不进兵，右路军实际成为东征军主力。20日，右路军占领平山，然后暂置惠州于不顾，挥师东进，在海丰农民群众支援下，先后攻克海丰、潮安、汕头等地。3月13日，右路军又与叛军激战于棉湖，虽牺牲惨重，但终于大破敌军。至23日，又攻占五华、兴宁、梅县等地，残敌逃往闽赣边界。第一次东征击溃了陈炯明主力，胜利结束。
当东征战事方酣的时候，担负左、中路进攻任务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却心存异志，暗中勾结陈炯明和滇系唐继尧，按兵不动，陷右路军于孤军奋战。继而又于4月间从东江撤回广州，发动叛乱，占领广州电报局、火车站和一些政府机关。6月6日，右路军奉命回师，镇压叛军。11日，在工人、农民支援下向叛军发起总攻击，仅一天半时间，全歼滇、桂军2万余人，平定了杨、刘叛乱。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是1923年3月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孙中山自任大元帅，廖仲恺、伍朝枢、谭延闿等分别担任财政、外交、内政等部长。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曾着手组建国民政府，但考虑到粤境军阀林立，大本营制易于应策，就暂时保留了这种政制。1924年7月1日，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机关，指挥政府处理一切政务，从而加强了国民党中央对政府及其政策的领导和监督。因而，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对内对外都采取了积极的革命政策。
孙中山逝世前后，国民党中央再次酝酿并提出改组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成立国民政府问题。第一次东征和杨、刘叛乱平定后，初步稳定了广州局势，政府改组工作得以实施。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改组大本营政府为国民政府，军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24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员及代行大元帅职权的名义，通电发布国民政府改组决议案，宣布设置国民政府掌理全国政务，以委员若干人组成，并设置军事、外交、财政各部等六项改组办法。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史称“广州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政制采用委员制，选举汪精卫等16人为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聘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同日，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申明国民政府的职责为：“履行先大元帅之遗嘱，凡遗嘱所叮咛告语者，即国民政府所悉力以赴而期其实现者”。内外政策为：对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仿照中俄协定，与各国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对内，继续发起国民会议运动，“自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收已失之主权，而还之国民，以符主权在民之旨”，“致中国于独立平等自由”，从而实现“国民革命的最大目的”。
国民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大力倡导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支持民众运动，一面致力于广东的军政、民政、财政的统一。
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25年9月，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借东征军回师平定杨、刘叛乱之机，纠集残部，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对革命力量展开疯狂的反攻。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陈的旧部邓本殷也蠢蠢欲动，企图与东江叛军相呼应，围攻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肃清各路叛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和南征。
9月底，第二次东征军组成。蒋介石任总指挥，汪精卫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3万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左、中、右三路作战。第一纵队为中路，以何应钦为纵队长，为东征军主力；第二纵队为右路，以李济深为纵队长；第三纵队为左路，以程潜为纵队长，总预备队为朱培德的第三军。10月1日，东征军各部相继出发，开始东征。陈炯明将其主力1万余人集中于惠州地区。惠州为东江门户，三面环水，城高墙坚，易守难攻，素称“南方第一坚城”。陈炯明企图先据险顽抗，再寻机反守为攻。为破惠州，东征军把部队分为攻城军和野战军两部分。10日，东征军扫清了惠州外围之敌。
13日开始攻城。因梯短城高，数度强攻受挫，伤亡十分惨重，第二师四团团长刘尧宸壮烈牺牲，全团官兵伤亡过半。共产党员蒋先云身先士卒，虽多处受伤，仍冲锋在前。在猛烈炮火掩护下，14日，东征军终于攻克惠州。惠州之役，是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歼灭了叛军主力，很快收复了东江地区，东江的收复，结束了陈炯明祸粤的历史，为平定南部军阀邓本殷创造了条件。
邓本殷原为陈炯明部属，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后，邓在南部组建高（州）、雷（州）、罗（定）、阳（阳江、阳春）、钦（州）、廉（州）、琼（州）、崖（州）“八属联军”，并于8月宣布八属自治，邓本殷表面上在孙中山、陈炯明之间保持中立，独树一帜，实则与陈沆瀣一气，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勾结，共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开始时，邓本殷出兵阳江，企图进犯广州，策应东江叛军。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同时南征，任命朱培德为南征总指挥，四路进兵，先后克复阳江、肇庆、廉江、廉州等地。1926年2月下旬攻克海南岛。至此，广东全省为革命势力统一。
同时，以李宗仁、黄绍碝为首的新桂系势力，在广东革命势力支持下，于1925年2月中旬歼灭旧桂系军阀沈鸿英主力。7月，又打败入侵的滇军，统一了广西全境。李、黄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主要内容：（1）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2）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导监督。6月1日，广西省政府成立，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碝为省政府主席。
两广的统一，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国民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和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后方基地。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跻身于国民党中常委之列，他一面标榜自己是“总理的唯一信徒”，一面又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极力排斥、打击共产党人，企图攫取更多更高的权力，开始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领袖”。
1926年3月，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共产党要暴动”的谣言，蛊惑人心。18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王柏龄、欧阳格等派人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到海军局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速调军舰到黄埔候用。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声称并无调舰命令；蒋的爪牙则大造谣言。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断绝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所；占领中山舰和海军局，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强令他们退出第一军。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这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对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的严重挑衅事件。
事件发生后，中共两广区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坚决回击；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却采取妥协的方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让共产党员退出了第一军，部分苏联顾问也被辞退回国，结果使共产党的力量受到了严重打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因蒋介石挤压离广州出国。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1/3；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发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交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这是蒋介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提案。对此，陈独秀、张国焘继续妥协退让，要求与会的中共代表签字接受这个提案。这样，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蒋介石、顾孟余、甘乃光分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蒋介石等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了绝对优势。不久，蒋介石又当了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开始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1925年至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阀势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由“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又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广大工农群众和爱国人士，迫切要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国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直系军阀联合起来，首先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将同情北伐的国民军赶出京津地区。而后吴佩孚又准备以湖南为基地，联合孙传芳和川、贵、滇等西南各省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国民政府为了打破北洋军阀联合围攻的计划，并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决定出师北伐。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言》中指出：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这次北伐的目的和任务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实现中国人民的唯一之需要”，“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约10万人，以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下属各军序列：第1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第2军，军长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副党代表李富春；第3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4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廖乾吾；第5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李朗如；第6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7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第8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
北洋军阀的主要势力有三支：一是盘踞于湘、鄂、豫、陕、冀一带并控制着京汉铁路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拥有兵力20万人；二是控制着东北各省和京、津地区及津浦铁路北段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有兵力35万人；三是以直系军阀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据着苏、皖、浙、闽、赣5省，拥有兵力20万人。奉直军阀总计兵力75万人，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拥兵自重，不能协同作战。
北伐军根据当时双方军力的对比和军阀内部的矛盾，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首先以主力攻击盘踞两湖的劲敌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然后挥师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在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及其他军阀势力。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在1926年7月12日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指出：“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7月25日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支援北伐战争。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胜利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4军第10师、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与第7军、第8军组成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第8军军长唐生智任总指挥，分路向敌人的渌水、涟水防线发起进攻，连续攻占株洲、醴陵、湘潭、宁乡等地，直逼长沙城下。叶开鑫率长沙守敌弃城向平江、岳阳退却。7月11日，在工人保安队的接应下，北伐军进驻长沙。
北伐军占领长沙时，张作霖、吴佩孚正率部队在北京西北的南口同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激烈的争夺战。长沙被攻克后，吴佩孚命令在湖南的部队依山水之险，固守平江、岳阳一线，准备待他打下南口后，再率主力南下反攻长沙。8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4、第7、第8军直取武汉；第2、第3军集结醴陵、攸县，警戒江西的孙传芳部队；第6军和第1军的第1、第2师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
19日，第4军攻克平江，向通城进击；第7军占领浯口，向羊楼司开进。22日，第8军攻克岳阳。湘军总司令叶开鑫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率残部万余人退据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要隘汀泗桥。
吴佩孚接到湖南守军惨败的消息后，放弃南口，亲率其主力陆军第8师和湖北暂编第4师昼夜兼程，急速南返。8月25日，吴佩孚率部抵达武汉，急调1个混成旅和1个团驰援汀泗桥。汀泗桥是鄂南门户，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以2万兵力凭险固守，同时调集北方部队南下增援，并策动孙传芳从江西出兵袭击平江、长沙，以切断北伐军后路。因此，国民革命军必须迅速拿下汀泗桥，以免遭吴、孙两部夹击。8月26日晨6时，第4军一部向汀泗桥发起攻击。吴佩孚将司令部设在汀泗桥后翼不远的贺胜桥，并在此亲临督战。26日激战一天，汀泗桥四次易手，反复争夺，仍无进展。27日拂晓，北伐军实施全线总攻击，叶挺独立团率先攻克汀泗桥而后乘胜追击，于27日上午又攻占咸宁城。8月30日，北伐军又向贺胜桥发起攻击，一举攻占北守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吴佩孚见败势已定，逃至汉口，据城固守，等待援兵。
9月1日，北伐军兵分3路，乘胜直逼武汉三镇。中路由李宗仁督率第1军、第4军、第7军主力进攻武昌；左路以第8军的3个师和夏斗寅的鄂军第1师进攻汉阳；右路军以第1军一部迂回进攻汉口。武昌城高地险，中路军在进攻战斗中，打得非常艰苦。9月3日、5日两次攻城未果。敌以高墙重炮，负隅顽抗，北伐军前仆后继，死伤官兵千余人。遂改用封锁围困。在此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人在中共领导下举行总罢工，拒绝给吴佩孚制造武器。北伐军兵临汉阳城下时，守军刘佐龙师起义。6日，北伐军进占汉阳。汉口守军在吴佩孚的指挥下逃往黄陂、孝感。7日，北伐军进入汉口，并乘胜进占武胜关。吴佩孚又率部逃至河南信阳，留下刘玉春师固守武昌。武昌城被围困30余天后，守城之敌弹尽粮绝，斗志已失。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内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用云梯爬城，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防守保安门的第3师师长吴俊卿与北伐军议降，打开保安门迎接北伐军入城。北伐军俘获守城司令刘玉春，全歼守敌2万余人。
至此，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除少数逃往鄂西和河南外，均被北伐军歼灭。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的作战遂告结束。1927年1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迁往武汉，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胜利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准备坐收渔人之利。但是到了8月下旬，孙传芳见吴佩孚濒于崩溃，北伐军直接威胁到他在东南五省的统治时，也感到恐慌起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策动下，孙传芳和张作霖重新调整双边关系，达成相互谅解，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决定从苏、浙、皖调兵10万，会同驻赣部队2万余人，分两路向北伐军出击。一路部署在九江到南昌的南浔路南侧，向湘鄂边境推进，企图截断长沙至武昌的铁路；一路由瑞昌、阳新沿长江向武汉方向进攻。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后，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武昌城外，其余兵力分为三路转攻江西。1路攻赣南，以第2军第5师和第5军第46团协同独立第1师攻占赣县（今赣州）后，沿赣江北上；1路攻赣西，以第3军和第2军的主力出击萍乡，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新余）与孙传芳部队激战后，分别向高安、樟树（今清江）进发。1路攻赣西北，以第6军和第1军第1师先后攻占修水、铜鼓、高安。9月19日，第6军军长程潜命第19师乘势攻占南昌，但友邻部队未能迅速跟进，又未能切断敌援军来路，孙传芳便利用南浔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迅速调集主力反扑。担任侧应阻击的第1军第1师师长王柏龄不听从命令，贪生怕死，在阻敌失败后弃部出逃，第1师几乎全军覆没。占领南昌的第6军在失去侧翼掩护，遭受孙部援军的围攻下，伤亡惨重，被迫于24日退出南昌，退向奉新。10月上旬，由萍乡、新余东进的北伐军第2军主力攻占清江、丰城，第3军在南昌以西万寿宫地区歼灭孙军一部。由鄂东南进入赣西北的北伐第7军，在箬溪重创孙军1个师后，攻占德安，又形成了围攻南昌的态势。这里，由于孙军回师救援，北伐军各路又未能协同作战，德安得而复失。与此同时，第6军进攻永修失利，第3军也在乐行、乐化受挫。10月11日，第2军和第1军第2师再次攻打南昌，又遭重大损失，被迫于13日撤退。
此时，虽然北伐军在南昌进攻战斗中未获成果，但两湖战争结束后，北伐军第4军从湖北赶到江西，使北伐军的实力大增。这时，孙传芳的后方出现了极不稳定的局面。
浙江省省长夏超于10月16日宣布归顺国民政府；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北伐军入闽后，孙传芳在闽部队纷纷倒戈。10月29日，北伐军攻克临川，截断赣闽通路，继续向南浔铁路沿线发起攻击。11月初，第7军再克德安，第4军攻占马回岭，两军又在德安南面的九仙岭击溃孙军二个师，截断了南浔铁路。九江、永修、乐化等地孙军见势不妙，纷纷溃逃，在滁槎附近被歼1.5万人。11月8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孙传芳此时在江西的主力部队10余万人，除少数逃往皖南和江浙外，绝大部分被歼灭，孙传芳本人从九江乘军舰逃往南京。蒋介石遂率北伐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
在福建战场上，听命于孙传芳的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辖四个军共3万余人，为策应江西作战，趁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伐远征广东兵力薄弱时机，亲率大军南下，分三路进攻广东。10月上旬攻占蕉岭、松口、饶平地区，在永定设立行营。为了粉碎周荫人进攻广东的企图，何应钦指挥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和第14师主力袭击周部后方，一举攻占永定行营。此时，在北伐革命的影响下，周部占据蕉岭第2军的两个师宣布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配合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夺回松口，歼灭周部的第3军。
迫使周部第4军和第2军残部退往长汀。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7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赣入闽的第14军第2师配合下进占长汀。在此期间，独立第4师等部队一路北进相继占领漳州、泉州、蒲田、永泰等市镇，逼近福州。12月初，自赣东入闽的第2军第6师进占建瓯，切断了闽、浙孙军的联系。孙传芳部驻闽海军起义，驻福州的1个旅投诚，国民革命军于12月9日不战而下福州。周荫人率残部逃往浙江，福建全省遂被国民革命军占领。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并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总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决定首先攻取杭州、上海，击破孙传芳主力，然后会师南京。根据上述计划，北伐军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东路军仍以第1军为主，由何应钦为总指挥，辖6个纵队，由江西东部和福建北部进入浙江，进攻杭州、上海；中路军以第3、第6、第7军为主，由蒋介石兼总指挥，下辖江右军和江左军。程潜指挥江右军3个纵队，由赣北入皖南，策应东路军作战。李宗仁指挥江左军3个纵队，由鄂东向皖北，阻止直鲁联军南下，相机夺取苏州、合肥；西路军以第4、第8军为主，由唐生智为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部分兵力巩固武汉，以第8军主力挺进豫南，控制京汉铁路南端，牵制河南之敌。另设总预备队，由朱培德任指挥官，主力在南昌，一部在九江，策应全局作战。
1月上、中旬，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26、第19军先后在富阳和宁海之战中失利。
东路北伐军为打破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从1月27日起，由衢州兵分3路开始东进，先后占领兰溪、金华、桐庐、诸暨等地，于2月18日占领杭州，21日占领宁波。孙传芳在浙江的残部向淞沪溃逃。浙江全境为北伐军平定后，蒋介石即任命其随员担任了浙江的军政要职。继福建之后，浙江又完全被蒋介石控制。
在安徽方面，由于孙军中王普、陈调元部起义，中路军未经战斗便顺利进驻安庆、芜湖。在江苏方面，中路军的江左军由长江北岸指向临淮、蚌埠；江右军由芜湖以东分三路直取南京。3月23日，第6军攻占南京。这时东路军也进抵上海附近，同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市，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至此，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彻底溃败，残部由扬州退往淮阴、泰州一带。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年1月1日联席会议正式办公。
1日至3日，武汉10多万市民连续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3日下午，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宣传队在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码头讲演时，英国水兵登岸干涉，竟用刺刀驱逐宣传队员和听讲群众，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刺伤几十人，制造了汉口惨案。4日在刘少奇等主持下，武汉农工商学各界200多团体500名代表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议决对英斗争八项条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责令英国领事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交出行凶水兵，撤退停泊在武汉江面的英国军舰，拆毁英租界的水袋、电网，解除租界巡捕的武装，由国民政府管理租界；否则即敦请武汉政府封锁和收回英租界。当日，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等宣布完全接受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交涉条件，表示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一定为人民“报仇雪耻”。5日，武汉各界400多团体30万民众举行反英大会；大会在李立三等主持下通过了联席会议的八项条件；会后，群众冒雨游行，冲入英租界，摧毁了租界内的沙包、电网，驱逐了英国巡捕，夺回了英租界。同日，武汉国民政府议决设立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的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接管了汉口英租界。
1月6日，九江也发生英国水兵枪杀中国工人和英舰开炮挑衅事件，九江工人和各界民众几万人奋起占领了英租界，迫使英国水兵退回军舰。次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派人到九江交涉，并于10日成立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武汉国民政府代表陈友仁在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在与英国驻华公使阿马利的谈判中严词拒绝了对方提出的恢复租界原状的无理要求，顶住了英国政府企图调派军队来华的武力威胁，终于迫使阿马利分别于2月19日、20日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协定上签了字，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一个壮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反帝斗争的进一步高涨。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反帝斗争高涨的同时，全国工人运动也蓬勃开展。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成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6年10月，当孙传芳的主力大部投入江西战场，上海兵力空虚和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进军上海时，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和夏超部被孙传芳击败，起义遭到失败。
1927年2月，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上海总工会于19日组织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几天内罢工工人增加到三四十万。21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将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工人们同反动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进入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在蒋介石命令下按兵不动，起义又遭失败。
第三次武装起义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担负领导。周恩来和江浙区委领导人罗亦农、赵世炎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王寿华等进行了一系列十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建立有严密组织的5000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进行秘密训练，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和各级指挥部，派人详细侦察敌情，制定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起义计划。3月11日，铁路工人首先罢工，破坏了直鲁联军张宗昌运兵上海的计划。20日北伐军白崇禧部进至上海西南郊龙华，上海守敌惶恐不安。周恩来等决定发动第三次起义。21日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命令，全市各行业80万工人立即响应，罢工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按预定计划占领电厂、自来水厂、电话局、电报局、火车站等要害部门，攻占了警察署和兵营。起义开始后，上海总工会曾派代表到龙华，要求白崇禧迅速攻占上海，但白崇禧继续执行蒋介石命令按兵不动。上海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30多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下午占领了上海市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起义胜利后，召开了由全市工商学各界代表参加的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委员会”，决议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次胜利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也为世界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冲击着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从1926年9月上旬起，英、日、美、法等国纷纷增调大批军舰来华，企图干涉中国革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英国在华殖民利益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英帝国主义便成为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
北伐军兵临武汉时，英国便资助吴佩孚大批军火，并炮轰北伐军。9月5日，又借口川军杨森扣押撞沉中国木船的肇事英轮，炮轰万县城，造成中国军民1000余人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1927年1月，英水兵又先后在汉口、九江制造“一三”和“一六”惨案，激起中国人民反英怒涛，起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期间，英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制造“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舆论。英国政府还曾极力拉拢日、美、法等国，以图实现各国联合武力干涉。由于武汉政府采取分化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孤立、打击英帝国主义的策略。日、美、法等国从各自在华利益出发，暂时没有响应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倡导，而主要采取积极拉拢蒋介石，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和平干涉”手段破坏中国革命。
1927年3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迅速进军，威胁到列强各国在苏、浙、沪地区的殖民利益。停泊南京江面的英、美、日舰队指挥官密订“联合警备计划”，准备派陆战队上岸协同“保护侨民”。23日晚至24日，北伐军第二、六军攻入南京城时，直鲁联军溃兵和地痞流氓乘机大肆抢掠，劫祸波及英、美、日领事馆和外侨住宅，造成6名外国人死亡。24日下午3点，停靠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悍然炮轰南京城，造成北伐军官兵及和平居民伤亡2000余人的重大损失。这就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制造的南京惨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于1927年3月26日一到上海，便立即和集中在那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大买办、大地主和帮会流氓头子会面，策划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2万多军队帮助蒋介石，并通过租界为蒋介石提供一切便利；上海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蒋介石筹集了巨额资金；以黄金荣、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势力作出了组织大批打手的保证。同时，蒋介石将上海、南京的一部分同情革命的北伐军缴械或调离，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部队进驻上海市区。4月初，蒋介石和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以及吴稚晖、张静江等召开反共的秘密会议，由吴稚晖提出“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诬称共产党“叛逆有据”，要求蒋介石给以“非常紧急处置”。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当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赶走鲍罗廷和分党两件事情。随后，汪精卫与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制止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的成立，指使吴稚晖等人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起义的胜利果实；并派流氓地痞监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同时又虚伪地“担保不缴”工人纠察队的一枪一械，还给总工会送去了“共同奋斗”的横匾以麻痹群众。
在这紧急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他不但没有任何应变的精神准备，反而于4月5日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要求革命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同蒋介石之流“互相尊敬”、“开诚合作”。这个宣言完全掩盖了蒋介石的阴谋活动，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装。
4月11日，蒋介石下达“清党”的命令。当天深夜，帝国主义军队越过租界，搜查、拘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1000多人，转交给了蒋介石。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洪帮流氓打手佩带“工”字号袖章，冒充工人纠察队，袭击各工人纠察队。蒋介石布置好的反动军警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械；又指使流氓、党棍占据上海总工会，查封工会组织，捕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仅工人纠察队员就死伤300多人。当天，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命令。13日，上海10多万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蒋介石的反动暴行；会后，群众高呼“还我武器”、“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到宝山路游行请愿，途中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军队的袭击，当场牺牲100余人，伤无数。时值大雨，宝山路上血流成河。
和蒋介石订有密约的广东军阀也于4月15日在广州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动军警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宅，解除了黄埔军校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西等地也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
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4月18日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北方奉系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4月6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公使团的支持下，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竟派军队包围、袭击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吉力、张挹壮等35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使馆工作人员。28日又以残酷的绞刑杀害了李大钊等20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马日事变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把持下迅速右转。1927年4月底，国民党中央应汪精卫要求组织特别委员会，专门查办所谓过激言论；5月8日，武汉政府发布通告，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20日，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诬蔑农民斗争地主是“扰乱”秩序，要求各级党部予以“制裁”。22日，汪精卫下令制止赤化运动，扬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领袖。
武汉政府的右倾，助长了从湘赣鄂各地逃到武汉的土豪劣绅和右派对工农运动的恶毒攻击；驻扎在两湖地区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也日益公开反共和反对工农运动。5月17日，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扬森在宜昌叛变，并乘虚进袭武汉。
只是由于北伐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前往镇压，才击溃了叛军。
5月21日，在武汉政府所辖第35军军长何键的怂恿下，驻守长沙的该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也发动叛乱，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农讲所、国民党省党部等20多处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领袖，这就是马日事变。事变后，许克祥组织“救党委员会”，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马日事变成为汪精卫、蒋介石公开合流的信号。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曾计划组织长沙周围各县农军围攻长沙，但由于陈独秀反对而未能实现。
5月27日，第3军军长兼江西省省长朱培德也在江西开始“遣送”共产党人，封闭工会、农会，解除工农武装。
七·一五政变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作出中国问题决议案，即五月指示，提出了挽救危局的方针、政策，主要是：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党员、5万工农组编新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陈独秀等人认为指示中的各项任务都无法执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对指示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甚至将这一指示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成了汪精卫集团叛变的一个“借口”。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就分共问题达成协议，即唐生智所部调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河南交国民军驻防。随即，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委员会密令严查各地共产党机关，武汉政府也于17日免去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职务。19日，冯玉祥到徐州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举行会谈。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冯玉祥还在国民军及其管辖地区开始遣送共产党人。
面对武汉政府的日益反动，陈独秀拒绝党内的正确主张，继续实行妥协退让政策。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完全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工农武装，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陈独秀的错误遭到党内不少同志的批评。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自卫军应该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工作。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集团出卖革命、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撤出了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第二天，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在汉口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们彻底决裂；随即离开武汉经上海前往苏联。在此之前，国民党另一位左派代表邓演达于6月30日化装成查电线工人离开武汉，后与苏联顾问一起到达莫斯科。他在给国民党中央的告别信中斥责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共反人民行径，愤然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
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随后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和国民革命的最终失败。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党务、政府及军事组织方面的议案20余项，主要内容：（1）整理党务。规定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活动，由中央派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党务进行考察、训练和重新登记。开除并撤销谭平山、林祖涵、邓演达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党籍和职务，停止联俄政策。（2）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改选了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蒋介石、谭延闿等5人为中央常委。保留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分会。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任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改组国民政府。改选了国民政府委员、常委，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
选举产生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节制指挥”陆海空各军。二届四中全会全面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在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上，各派势力为争权夺利，互相勾结又互相排斥。北京政府的张作霖趁南方混乱之机，在北方发动了对阎锡山、冯玉祥两部的征讨作战。1月24日，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讨伐阎、冯的作战方案，决定以杨宇霆为第4方面军军团长兼大元帅府参谋长；以张学良任京汉线总指挥；以张宗昌为津浦线总指挥；以孙传芳为鲁西总指挥。同时，还研究制定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的方案。其要点是对京汉、津浦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一带取攻势。阎、冯为了解救北方危急，呼吁国民党军队共同讨奉。蒋、冯、阎、李4派为共同完成对奉系的北伐，取得暂时统一。二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蒋介石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整编了所有国民党的军队。2月9日，蒋介石视察徐州，改编了第1集团军，自谦总司令，并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19日，改编国民革命联军为第2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编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3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后又将两湖及两广各军改为第4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共4个集团军，约27万余人。其兵力部署是：以何应钦留守南京；第1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2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第3集团军出京绥路，会师北京；第4集团军一部留守南方，一部为北伐军预备队。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再次誓师北伐。4月7日，蒋下达北伐军总攻击命令，蒋方分由津浦路正面的海州、归德、曹州、濮阳；京汉路正面的井陉、五台、雁门等地出动，压向张作霖控制的冀、鲁、察3省腹地。战线北起晋北的偏关，东迄苏北的海州，绵亘1000多公里。4月29日，第1、第2集团军一部抵达济南近郊，第2集团军主力到达东阿、平阴以北地区，西翼占领肥城，形成三面包围济南的态势。张宗昌见济南难守，于30日晚渡过黄河向北逃跑。孙传芳也于5月1日清晨离开济南北逃。5月1日上午10时，北伐军进入济南。当日晚，蒋介石率总司令部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设立总部，并委派方振武兼任济南卫戍司令。
正当蒋军陶醉于胜利进入泉城的欢乐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伐，制造了闻名中外的“济南惨案”。5月3日上午，日军司令部下达了向蒋军进攻的命令。
侵入济南的日军选择了驻在五大马路纬一路广东会馆的国民党第40军3师7团的2个营为攻击目标，乘该部团、营长均去师部开会之机突然发起攻击。蒋军因没有长官指挥，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其中第2营全部被日军歼灭。第7团团长闻讯后不敢组织反击，丢下全团官兵仓皇而逃。40军的第92师因被定为济南卫戍部队，进行英勇反击，压倒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师团长福田派员去见蒋介石，逼迫蒋介石下令停火。威胁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畏日如虎，立即派出由10名参谋组成的传令班，打着白旗，命令部队停止对日军还击。日军借济南事件为名，大肆残杀济南军民，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共有3652人被杀害。日军的暴行引起了全中国人民抗日的高潮，但蒋介石却妥协退让，下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伐。
在此期间，京汉路上，冯玉祥率第2集团军，除派孙良诚方面军协助第1集团军在山东方向攻打张宗昌、孙传芳部外，其主力于4月6日对直南奉军开战。奉军此时将晋军逼回山西后，抽出其精锐部队对豫北的冯玉祥部作战。双方你争我夺，在彰德附近激战20余天。至月底，由于阎锡山晋军再次出山向京汉路运动，奉军恐后路被截断，乃主动后撤。5月1日，奉军全线撤退。濮阳、观城的直、鲁联军也于2日通走。冯部乘胜全线追击，3日收复邢台，5日收复大名。
在京绥路方向，奉军于4月初率先对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兵分三路发动进攻：北路由灵丘进攻繁峙；中路由龙泉关进攻怀台；南路由井陉进攻娘子关。由于奉军先发制人，晋军一度被逼回山西。当冯玉祥部在彰德进攻受阻，战事危急时，曾向阎屡电求援。
4月底，阎命令第12军军长任右路军总指挥徐永昌率右路军部分兵力出娘子关与奉军作战。同时又命右路军副总指挥杨爱源率第2、第3联军沿滹沱河东下，于5月8日攻占平山，后又连续攻占灵寿、行唐等地，威胁奉军后路，迫使攻击彰德的奉军解围北逃。
阎锡山率晋军总部于5月9日占领石家庄。
5月16日，冯玉祥部也到达石家庄，阎、冯会晤后决定：冯部向京汉路以东发展，以策应津浦路方向的作战；阎部兵分两路，右路由阎亲率，沿京汉路正面北进，另一路由左路总指挥商震率领沿京汉路以西地区前进。5月31日，阎锡山所部晋军占领保定，打开了通往北京的门户。
这时，津浦线的孙传芳、张宗昌部已退到沧州，蒋介石、冯玉祥率第1、第2集团军已渡过黄河，深入直隶腹地；京汉线上，阎锡山、白崇禧的部队已越过保定；京绥线奉军张作相部已退至京西怀来；此时日本又借口保护在华侨民占领济南，并在南满增兵；6月1日，北伐军又攻占沧州，由津浦大举向京津推进。这时，京汉、京绥方向各集团军先后占领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对张作霖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张作霖见北伐军大兵压境，败势难免，为保存实力，于6月1日下令停战议和，3日退出北京，并声言为避免牵动外交，决定将其第3、第4、第5、第7方面军撤回关外。4日，南京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8日，阎令其部下商震进城接收。10日，阎去天津接收。冀、察、绥3省遂落于阎锡山之手。至此，国民党南京政府组织的第二次北伐战争结束。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北洋军阀政权覆灭。
国民党实现全国统一1928年春，南京政府的北伐部队逼近了由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京、津地区，直接威胁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支持张作霖，并直接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破坏南京政府的“统一”战争；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提出解决“满蒙悬案”，兑现“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的条款，并威逼张作霖及其军队退回东北，承诺把东北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控制之下的要求。
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东北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还有所抵制。在筑路等问题上还接受英、美贷款，使英美资本势力，伸入东北，以牵制日本，这使日本大为恼火。
5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向张作霖和南京政府外交官黄郛、王正廷分致“觉书”声明，“战争如进展至京、津，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间……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并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移入奉天省城，部队在锦州、榆关一带加紧布防，并扬言，不许任何军队进入东北。
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5月25日，张作霖答复日本“觉书”，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决定率军退出北京，撤回东北，并向日方提出，因已不再与国民党军作战，不需补充军费，所以取消《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这更激怒了日本关东军。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派人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皇姑屯的铁桥下下面预先安放炸药，准备暗杀张作霖。
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6月3日凌晨；张作霖一行30多人乘专车离开北京。6月4日晨，当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皇姑屯时，张作霖被炸，很快毙命。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接到奉天督府“立即返奉”的电报，巧妙地避开了日军的封锁，悄然化装返回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7月1日，张学良顶着日本方面的重重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经过半年的曲折斗争，张学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是日起，东三省及热河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抛弃代表北洋军阀统治的红、黄、兰、白、黑五色旗，而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东北改旗易帜，一方面使张学良由北洋系的旧军阀一变而成为国民党的新军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南京国民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的毅然归顺中央，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挫败日寇策划东北独立的阴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此之前，新疆的杨增新迫于形势，于6月11日通电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20日，成立了新疆省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委任杨增新为省政府主席。7月19日，热河汤玉麟也通电拥蒋，宣布易帜。
新疆、热河、东北改旗易帜，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南昌起义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大屠杀使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变，决心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在决定发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不久又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为了加强对南昌起义的组织领导使起义获得成功，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领导机构，指定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南昌起义的同时，汪精卫集团也加紧了反共活动。7月24日，汪精卫、孙科等人到达庐山，召集了有第2、第5两个方面军高级军官参加的秘密会议，策划军队中的“清党”，协谋解除叶挺、贺龙的兵权。时任第4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得此情况，星夜下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在此危急关头，叶挺、贺龙、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在甘棠湖的一只小船上商定：叶、贺不去庐山开会；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第20军分别于25日和26日乘火车开赴南昌。会后，叶挺、贺龙置张发奎电令于不顾，毅然率部开进南昌，起义军完成了集结。到7月底，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郭亮、毛泽覃、高语罕、廖乾吾、周逸群、方维夏、彭泽民、张曙时等中共干部相继抵达南昌，为起义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广东北江农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和何香凝办的妇女训练班部分学员也相继赶到南昌。
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与先期潜回的朱德会合。当日，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委对有关起义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了如下决定：因准备工作不及时，起义日期由28日推迟到30日；在其他起义领导人赶到南昌之前，由周恩来、叶挺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筹备革命政权。起义即将举行的前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的张国焘从九江接连发来两封急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张国焘是作为中央代表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复电的。共产国际的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周恩来接电后经同前委成员商议，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一切准备工作继续进行。30日上午，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即开扩大会议。前委扩大会议激烈争论数小时，因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问题。31日晨，再开前委扩大会议。此时，因叶、贺未上庐山开会，张发奎来电说8月1日陪同汪精卫、孙科技南昌。此种情况下，张国焘被迫表示同意起义。前委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根据前委决定，起义部队加紧了起义前的直接准备。叶、贺两军分别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前委的起义决定与命令；各团、营受领了任务，并处罚了反动军官；部（分）队制定了战斗方案。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党、团和工人活动分子会议。是日晚9时许，第20军一个副营长到第5方面军警卫团告密，为保证起义的突然性，前委决定提前两小时发动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贺龙指挥的第20军，叶挺指挥的第11军第24师，以及第5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两个保安队，按照前委的部署和作战方案，突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打响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第一枪。
经过激烈战斗，到清晨6时，南昌城内的守军全部肃清。起义军共歼守军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子弹70多万发，山炮、平射炮和迫击炮数门。还打开监狱，救出100多名群众。
8月1日上午，前委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叶挺向会议报告了起义经过。会议议决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为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文告。如《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革命委员会决定：吴玉章任秘书长，刘伯承任军事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任财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任农工运动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任党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任政治保卫处长，姜济寰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决定南昌起义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番号，任命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
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次响亮的回答，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新时期的开始。起义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部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南昌各界群众。8月2日，数万南昌群众举行庆祝南昌起义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多达600余人。
南昌起义后，国民党汪精卫集团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率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领起义军南进，先攻占广东的东江地区，以发展革命力量，并接受外援，待实力充实后攻取广州。
起义军南下途中接连打败围追堵截之敌，但在广东湘、汕地区，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攻，起义军浴血奋战，伤亡惨重。10月3日，中共前委、革命委员会率部向海陆丰撤退途中，被国民党军拦腰截为两段。起义军大部溃散，一部被国民党军张望收编，余部1200人在董朗、颜昌颐带领下到达海陆丰，改编为红军第2师，加入了东江地区的武装斗争。中共前委与革命委员会成员，辗转到香港。
朱德指挥第25师和第9军一部由三河坝撤出战斗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几经转战，到达湖南南部。
八七会议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彻底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决定今后中国革命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上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告全党党员书》草案主要内容所作的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会议主要内容是：
第一，坚决地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李维汉等9人；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7人。8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常委。
第二，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发动秋收起义，“夺取乡村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向反动势力进攻。
第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
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清算和结束了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力中心内容的新的阶段。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中共各级组织，执行暴动政策，准备武装起义。毛泽东回到湖南筹划秋收起义事宜，湖南省委还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决定：集中力量，将原来计划的湖南全省暴动改变为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县暴动；起义打出共产党旗帜，由共产党独立领导起义，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师，毛泽东任师长，率该师会攻长沙；成立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湘中七县农民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第1师在长沙工人起义策应下，夺取长沙；由何资琛到岳州（今岳阳）发动农民起义，并负责与鄂南农民起义联络；彭公达到汉口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
9月初，毛泽东抵达湘赣边界安源、铜鼓地区后，即刻开展了起义的组织准备。按照湘中起义计划，参加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正规部队，即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警卫团（亦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共党员卢德铭任团长，该团辖四个营，约2000人，战斗力较强。另一部分为工农武装，上述两部分武装力量共约5000人。毛泽东先到安源，向当地中共党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的决定，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会议着重讨论、确定了起义武装的改编、番号、行动计划、部署等问题。确定：任命余洒渡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余贲民领导3个团：第1团由警卫团大部、平江工农义勇队、鄂南崇通农军编成，钟文璋任团长；第2团由永、安、莲农军和醴陵部分农军编成，王兴亚任团长；第3团由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编成，苏先骏任团长。总指挥卢德铭、党代表毛泽东。这时，国民党军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各只驻有一个营，前委决定各团分头行动：第1团为北路，由修水攻击平江；第2团为南路，由安源攻击醴陵；第3团为中路，由铜鼓攻击浏阳。在歼灭上述3县国民党军之后，集中长沙东郊，在各县农民起义武装和长沙城内起义工人配合下，会攻长沙。各团于9月11日开始行动，18日向长沙发起攻击。
1927年9月9日，长沙市郊的部分农军开始破坏粤汉铁路，以求切断国民党军南北联系。翌日，第1团由修水向平江方向运动。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各团按预定计划，攻击前进。第1团进至修（水）、平（江）交界的龙门厂时，随该团行动的由余洒渡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反戈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