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怵于义和团的巨大压力，担心杨慕时全军覆没，只得发布命令：“武卫前军左路步兵营，现驻高碑店等处防御，地面诸多不便……该统领即便遵照，迅将所部各营撤赴聂军门驻扎处所。”说明白了，这无疑是清政府宣告了自己“剿灭”计划的破产。
廊坊大捷义和团在芦保铁路沿线反“剿办”战斗的赫赫战果，不仅使清政府惊骇异常，对于列强各国，也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它们真正感到事态的严重了。
各国驻华公使深感局势严重，便纷纷急电报告本国政府，请求火速调派军队到中国，镇压义和团。帝国主义列强各国政府也正想利用这个机会，进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英国和美国在这次对义和团运动的武装镇压当中，沆瀣气，朋比为奸。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拍电报给英国政府，表示愿意对中国共同行动。海约翰在电报中说：“如需兵力以平乱，兼保护教堂旅客，亦惟我两国同舟共济。……英美合力以相助，比较他国协助为优，……即洞辟华门，大通商利之举，亦可因此而成”。
于是，在美国和英国的主谋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联合武装侵略就初步勾结成功，组成国联军，先开始了军事行动。至于正式成立联军司令部，则是几个月后，1900年8月间的事。
1900年5月末，英、美、日国军队首先在塘沽登陆，等候俄、德、法、意、奥等国军队，以便会同增驻天津。
5月30日，英、美、俄、法国公使便前往清总理衙门，公然提出：“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后果。如果听从我们的话，外国军队在北京只停留到我们认为解除危险的时候为止；如果竟然坚持反对我们的意见，则结局如何就很难预料了。”
这已不是般的外交照会了。这是最后通牒，甚至是命令。态度蛮横，语气强硬。
这不是般国家的公使在对另个主权国家政府讲话，完全是主子在呵斥奴才。
清朝总理衙门对此当然不敢违抗，只能唯唯诺诺，俯首听命。
但直隶总督裕禄自从涞水战役以后，已深知义和团的威力，唯恐再次激怒义和团，酿成更大事端，因此传令不准用火车载运外国军队进京。
第天，5月31日，法、俄两国公使再度前往清总理衙门，声称：“此禁不除，即当再增大兵力，自乘火车入都。”结果，经慈禧亲自批准，当天下午时半，从天津方面开出专车列，载运英、美、日、俄、法、意等国官兵337名，携带大炮5门以及大批枪支弹药，开往北京。6月1日，又有德国官兵50名由塘沽乘火车直接开赴北京。另外还有美、英、俄、意等国官兵310名，开进天津租界驻扎。
6月2日，8000名外国军队抵达大沽登陆待命。6月5日，又有海军陆战队600人在大沽登陆，并随即开往天津租界。各国接连不断地增调军队，使得整个局势越发紧张起来了。
也就在这时，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战斗，开始进入个新的高潮。
6月10日，西摩尔勒令直隶总督裕禄为他准备好列火车，亲自带领第批联军800名由天津出发，随带大炮数门。第天和第天，又有几列火车装载着另批联军和武器粮秣等物，陆续从天津开出。
为了阻止侵略军大批开入北京，义和团把京津铁路部分拆毁，把电线杆锯掉，京津间铁路和电讯完全断绝了。因此，乘坐第列火车出发的侵略军，沿途只能边抢修铁路，边前进。这时，由于清朝政府已经命令聂士成部官兵全部撤回天津，义和团在京津铁路沿线上已无掣肘之忧，得以埋伏在铁路两侧，准备随时给侵略军以迎头痛击。
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本来只需几个小时。可是，由于沿途接连遭到义和团的顽强阻击，西摩尔穷于应战，虽然已经花费了5天时间，却依然滞留在廊坊车站，不能再往前挪动步。
西摩尔事先根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随军携带的给养并不太充裕，从15日起，粮食已经吃光了，只好乍着胆子窜到附近的村庄去抢老百姓的牲口和粮食。
西摩尔坐困廊坊，弹药也行将用光。仅仅靠抢劫度日，毕竟不是久远之计。于是他又派列火车，想返回天津搬运粮食和弹药。可是，杨村东南方的铁路已被义和团彻底破坏。这列火车开回到杨村，就不能再开行了。
6月18日，董福祥所部武卫后军部2000人，奉命进驻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当即和他们联合，向廊坊车站再次发动进攻。
董福祥的部队之所以能够参加这次战斗，是因为这支军队原来驻防保定时，曾经遭受洋人的欺侮。而义和团首领之李来中又积极做了许多争取董福祥的工作，因此，董军官兵有不少是同情义和团而痛恨侵略者的。
义和团由于得到董军的帮助，进攻更为得力。董军开枪射击，吸引住敌人的火力，拳民就趁势向前又次猛冲，有时甚至冲到车站站台，跟敌人白刃交锋。这场厮杀从下午2点到4点，方才罢战收兵。在这次战役里，尽管拳民和董军士兵也付出了定的伤亡代价，但同时也收到了赫赫战果——打死敌兵50余名，狠狠地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至此，联军沿京津铁路进京的企图已经完全落空。西摩尔又设想改由杨村乘船，取道运河自通州入京。他决定放弃廊坊，把侵略军重新撤回杨村；同时，差人赶赴天津送信，要求增援些船只和补给。可是，义和团直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攻击。
6月18日，义和团组织精壮拳民对驻扎在杨村车站的侵略者展开夜间袭击，拳民拥而上，扑进车厢。敌兵从梦中惊醒，还没有摸到武器，义和团的大刀便斜肩带背地砍将下来了。站房里的敌军惊醒后，时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只好从窗口向外面胡乱放枪。车站片混乱。
侵略军被义和团杀死6名，打伤30余名。
经过这次夜袭的打击，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西摩尔，只好暂停取道运河进北京的行动，寄希望于天津派兵来救援。
但天津租界里的联军，这时也正遭受到义和团的猛烈进攻，自顾不暇，时也很难分兵去救助西摩尔。
6月19日，西摩尔召集所部各国领兵将官商议对策。会上，他们个个都垂头丧气，情绪沮丧，承认进军北京，不论是走水路还是陆路，都已经无法通达。而且，法国军队早已断炊，其他国家的军队也都感觉给养吃紧，弹药不足。因此，大家主张赶快撤回天津；否则，坐困杨村，即便不被义和团全歼，也会变成饿俘。西摩尔同样束手无策，只有同意大家的意见，决定沿北运河退回天津。
20日清晨，天还没有大亮，侵略军就开始撤退。他们利用抢夺来的4只大型民船和2只小舢板，载运伤兵和剩余弹药，其余的辎重几乎全部丢弃了。这伙侵略军白天不敢行走，天黑以后才敢偷偷摸摸地赶路。就这样，他们炸毁了、座村庄，屠杀了许多无辜平民，才勉强越过北仓，于22日到达天津西沽地方，占领了西沽军械局。这时，距他们从天津出发的时候，12天已经过去了。
粮食、军械虽然已经得到了补充，天津租界也近在咫尺，可是西摩尔还是不敢向租界前进。因为天津城区已经有很多义和团驻扎，直到26日援军到达，才沿铁路朝租界行进。沿途守护铁路的清军“任西军经过，亦未攻击。”可是，当他们快要接近租界的时候，却遭到义和团大队的迎头痛击。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亲自临阵指挥，拳民人人奋勇杀敌。联军势不能支，被打死打伤的不少，多数抛枪弃炮，夺路而逃。西摩尔伙狼狈逃回租界，从军械局中劫夺来的武器弹药，有相当部分被义和团缴获，从而在定程度上改善了义和团的装备，有助于后来保卫天津的战斗。
这次义和团抗击西摩尔所率国联军，历时16天，共打死侵略军63人，打伤320人。就连敌酋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的勇敢。他说：“假如义和团使用的是西式枪炮，那么，我所统率的联军则必将全军覆没。”
义和团廊坊战斗的辉煌胜利，阻止了侵略军更多地进入北京，同时也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天津人民的抗敌决心和必胜信心，对京、津保卫战，起了极为重要的配合作用。
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高涨由于义和团反“剿灭”战斗取得胜利，直隶中部遍设拳厂，势力迅速发展，形势逐渐改观。清军只能困守有限的几个据点，连裕禄也迫于形势，再指示他的军队：只要义和团不打上门来，就定避免交战。清军既无力镇压，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战士便沿着铁路线，以“双拳闪山摇震”的雄伟气势，络绎不绝地进入北京城。
义和团进北京的人数逐日增多。前门外打磨厂带铁铺，为他们赶制大刀；丁丁当当的打铁声，昼夜不停。拳民们头扎红巾，手持武器，成群地行走在街市上，北京城沉闷的气氛大为改观。有些官吏被义和团从车里拉下来，恭恭敬敬立在道旁，威风扫地。清朝统治头子慈禧当时正住在西郊颐和园，得到这些消息，惶恐万分，特地调兵营专门保卫自己的安全。所有这些，都说明义和团的势力和声威，已在北京急剧扩大，清朝统治者不但无力镇压，甚至连自身安全也都成了问题。
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直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精神和严明的纪律。他们借用庙宇和些空闲客房，设坛居住。拳民们每日餐不过是小米饭、玉米面窝头及咸菜之类，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而操练演习却认真严格，丝不苟。北京城内，“义和神团”的大旗高悬空中，迎风招展，到处飘扬。
居住在北京城的汉、满、蒙、回等各族劳动人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饱受侵略者的欺压蹂躏。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反帝的义和团神兵天降，人民群众真是欢欣若狂。他们纷纷参加义和团。截至6月中旬，北京城郊内外设坛已不下800余所，参加的群众多达10余万人。连同外县进京的，北京城郊带拳民总数可达20万之多。人民反帝斗争的烈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部分封建贵族，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声威，达到废光绪帝立新君的政治目的，其中以端王载漪主张最力。自戊戌变法失败以来，慈禧重掌政权，囚禁光绪皇帝，屡谋废立，未能得逞。这时，端王的儿子溥亻隽已立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正在窥伺机会，以期速登皇位。端王看到义和团的势力强大，想利用来搞次武装政变，方面既可杀掉光绪皇帝，另方面又可顶住外国干预。只要自己的儿子能够登上皇位，事后即便是割地赔款去孝敬洋人，也在所不惜。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以端王为代表的部分官僚，心怀鬼胎，口头上对义和团表示赞同和支持；这种态度，对慈禧还有着定的影响。
这个狡诈多端的老狐狸，开始耍起她浑身解数，于混乱中周旋了。首先，她不再大声叫喊对义和团“剿办”了。6月3日，她曾叮嘱荣禄：“不得轻率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6日，她又派出吏部尚书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往保定等地对义和团做“宣抚”工作。方面是“谕以拳民、教民皆朝廷赤子，务宜仰体皇仁，即日解散”；另方面，则主要是去实地察看义和团的实力，以便筹划对策。实际上“宣抚”不过是故弄姿态的权术伎俩，“剿灭”的主意却是始终如的，只是随人民反帝斗争的进展，其手段和策略有所变化罢了。
6月8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举行大示威，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外喊声冲天，揭开了义和团在北京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序幕。
6月9日上午，从4月以来直住在颐和园的慈禧，回到城内皇宫。当天下午，她将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调进城来，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慈禧调董军进城，是心怀叵测的。她曾密谕董福祥，令董军尽屠北京城中的义和团。但董福祥的军队对义和团的正义斗争寄以很大的同情，有很多士兵甚至参加了义和团。慈禧让他们屠杀义和团，董福祥以不能杀老百姓为辞，竟拒绝执行命令。与慈禧的意愿相反，董军不少士兵却立意要“剿除洋人”。
就在董福祥军入城后的第天，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Sugiyama），因天津援兵迟迟未到，想出永定门探看情况，走到天坛门外地方，被董军杀死。这举动完全出乎慈禧的意料。
北京局势的急剧变化，杉山彬的被杀，侵略者更加有所借口。他们在东交民巷使馆附近构筑工事，分兵驻守。有的教堂，如西什库的天主教北堂和崇文门内孝顺胡同的基督教亚斯利堂，也都有外国兵驻扎，俨若敌国外域。孝顺胡同带甚至还贴出大张“告示”，禁止中国人通过。如果有人胆敢接近这里的教堂，则告示上赫然大字写得明白：
“如有不遵，枪毙尔命”。侵略者蓄意武装挑衅，其凶横跋扈的气焰完全溢于言表了。
13日清晨，义和团列队自崇文门进入内城，驻亚斯利堂的美国兵竟突然开枪截击，伤亡拳民多人。义和团愤怒万分，决定火烧教堂，以示警告和回报。半天时间，共烧了11所教堂。
第次鸦片战争以后，各国传教士在中国加紧建造教堂，扩大侵略活动。中国人民早已无比憎恨这些帝国主义强盗，以及小撮认贼作父的汉奸教民“毛子”了。如今十处大火冲天而起，给了他们应得的惩罚，真是大快人心。焚烧教堂的大火映红了北京上空，义和团已完全控制了北京城。
慈禧望着冲天烈焰和滚滚浓烟，听着震耳欲聋的呐喊声，虽然深居在皇宫仪鸾殿里，也觉得宝座不稳而大惊失色了。
6月15日，慈禧连下几道谕旨，其中说到：“昨日夜间，城内各处焚烧如旧，竟敢明目张胆，沿途喊杀。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因此，慈禧命令卖国贼李鸿章即刻迅速来京；又命令袁世凯带领军队迅速来京；还命令刚毅迅速来京。
但这时李鸿章远在广东，袁世凯也远在山东。远水不解近渴，北京的局势却又使她万分不安。于是，第天，她又命令驻防津榆铁路沿线的马玉，带领马步军星夜入京。
17日，慈禧更急调张春发、陈泽霖统带所部武卫先锋左右翼20营来京；同时还谕令各省选派将兵听候调用。
然而正当慈禧帮反动统治者正磨刀霍霍，争于向义和团大开杀戒时，结束了大沽陷落和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谣言。面对着义和团和列强的双重压力，场以“宣战”为幌子、借洋人之手屠杀义和团的阴谋开始了。
大沽陷落与对外“宣战”大沽陷落是17日上午。因京津间铁路和电讯已被截断，公文投递只能沿运河由通州入京，所以清廷没有及时得知这消息。在北京东交民巷带，荣禄的武卫中军还忠实地执行着“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的命令。
突然，有种谣传说，列强将要以武力胁迫慈禧归政光绪皇帝。这对于顽固派简直是晴天霹雳，无异于宣布他们的死期来临。
谣传的来源是这样的：16日深夜，外国兵舰开始袭击大沽口的时候，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儿子叩荣禄家门，呈密信封，内称传闻英国将以大兵进京，要求有条，第条即勒令皇太后“归政”。本来，顽固派在废立问题上屡屡受到外国主子的打击，早已成惊弓之鸟。如今这密信带来的消息，正中顽固派心病。荣禄读信后，急得绕屋行走，彳旁徨终夜，第天，17日清晨，赶忙跑进皇宫报告慈禧去了。
17日下午4时，慈禧传急诏，宣王大臣部卿入见，召开御前会议。慈禧受惊吓后，心绪不宁。由于会议前，慈禧的死党已经得知“归政”的“消息”，这时他们竟然嚎口兆痛哭，异口同声地要求非跟洋人决死战不可。
奸诈狡猾的慈禧审时度势，看到自己面临的危机中还有微妙处存在。如果全力镇压而无效，就是她的死期到了。但是义和团本身的弱点却不是不可以利用的。笼络和欺骗的办法可以使她能苟延时，然后等缓过手来，再出卖和屠杀义和团。
于是，慈禧想出了条借刀杀人的办法。她命令总理衙门紧急照会各国公使说：因各国水师占据大沽炮台，因此不能再保护使馆，希望各公使在24小时之内下旗归国。
慈禧所以要各公使离开北京，因为她知道京津铁路线已在义和团控制之下，公使们去天津途中可能被杀。同时，她也知道大队侵略军已陆续开到中国，她可以把公使被杀事归罪于义和团，以便借侵略军代她完成屠杀义和团的计划。
这时，天津方面也有战报继续送到，国联军在攻占大沽之后，又向天津城郊进犯。
为了保卫天津，义和团已迫使裕禄传令清军协同拳民攻打租界。天津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
紧接着，北京也发生了新的紧急情况。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行至东单，巡逻的清军虎神营士兵拦轿盘查。克林德非但不肯停轿，而且首先从轿内开枪。清军士兵开枪还击，克林德被击毙。
使馆里的洋兵们，听到克林德的死讯，结队外出寻衅，并向外开枪乱射，打死打伤无辜百姓多人。义和团再也按捺不住满腔义愤，20日下午，出动了千人，张旗出东华门夹道，进攻东交民巷御河桥。
中国人民和侵略者之间的场激烈搏斗，就在慈禧居住的皇宫近旁展开了。
义和团从6月20日攻打东交民巷的时候开始，就使用了火攻的战术。他们从东交民巷东西两端分头攻入。部分拳民手执火把，直冲向前，扑向使馆的楼房。但是楼窗距离地面较高，百叶窗紧闭，火把难以投入。拳民们就找来些长竹竿，将火把绑在竿头，捅破玻璃窗，连竿带火把起掷入室内。火把里面裹着硫磺，很容易就将木质地板引燃。不到两个小时的功夫，东交民巷东口内的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使馆和西口内的荷兰使馆的楼房全部烧毁。侵略者不得不退守到台基厂大街以西的第道防线。
座使馆，转瞬之间，化为灰烬。这事态使慈禧感到局势更加严重了。肘腋之间，义和团的压力比远在天津的国联军大得多。如果使馆旦被全部攻下，义和团就可能转而攻入皇宫，把慈禧这个封建独裁统治者兼洋奴也赶下台去。慈禧立即施展她老奸巨猾的狡诈手段，要把自己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现在，她的办法找到了，就是对义和团“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也就是竭尽全力去煽动义和团的排外情绪，把这运动引入歧途。
局势在瞬息万变，清朝统治者的态度也在瞬息万变。慈禧铤而走险，居然对外“宣战”了。
第天，激昂慷慨的“宣战”谕旨公布了。遭了夜炮击的使馆区竟毫毛未动，依然如故。原来荣禄得了慈禧的交底，下令部队枪要冲天开，炮要放空炮。这就是“宣战”，宣而不战；这就是“大张挞伐”，张而不伐。连几天，天天如此。人民血汗钱换得的枪炮弹药就由着清王朝伙洋奴们耗费，向侵略者献媚去了。
当义和团要求向前攻打时，“挞伐”倒真的来了；武卫军竟掉转枪口，实弹射击，屠戮义和团。
义和团终于发觉了：慈禧命荣禄“围攻”使馆是假；“围护”驻在那里的武装侵略者才是她真正的意图。这就是“宣战”丑剧的真象。
因此，“宣战”后个时期内，义和团要想惩处盘踞在使馆内的侵略者，只能在御河桥（今正义路北口）找到个可以同他们搏斗的场所。原来，派驻在这里的是董福祥部武卫后军。尽管有荣禄的密令不许真打，但他们还是默许义和团从这里发动进攻。6月下旬，御河桥带就成为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个最激烈的战场。
由日军占据的御河桥南岸的肃王府，是义和团攻击的目标。据守的日本兵，凭借高墙，架设机关枪，向外扫射，致使许多义和团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御河桥下的流水。但拳民们仍勇猛地向前冲，屡屡进攻。枪弹如雨，砖石如泼。
在义和团英勇作战的感召下，董福祥部下的士兵，很多人不顾慈禧的禁令，也表现了他们的勇敢。有次董军数人与侵略者肉搏，被洋枪击中，倒在地上，口中仍然大呼杀杀不已。在另次战斗中，个士兵中弹倒地，仍奋力把手中的大刀向敌人猛掷，砍在敌人的大腿上。
义和团在条件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发挥群众的智慧，想出各种办法，向敌人进攻。6月23日，居于翰林院及其他使馆中心的英使馆，突然起火。这里，由于被许多高大建筑物庇护着，不容易受到直接攻击，成为许多公使的避居地。义和团却出其不意，派出个身体轻健、武功高超的拳民，用他灵巧的武术技艺，越过翰林院的高大建筑物，潜入英国公使馆。正巧11国公使都躲在那里密谋策划。这个拳民把带去的引火硝磺放在窗外点燃，霎时烈焰飞腾，吓得众公使跪倒在地，连呼“天主保祐”。
在义和团和董军部分官兵的猛攻下，使馆内的侵略军死伤100多人。
东南互保光绪十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蓬勃发展，进而波及全国。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宣战。这时，直把长江流域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英国，为了保住其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决定联合长江流域军阀官僚共同采取行动，以遏止该地区爆发反对英国的运动。为此，当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联军向北京进发时，英国在长江流域开始进行使东南各省中立化的活动。
6月14日，英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伦建议英国政府立即与湖广、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帮助他们在辖区内尽力维持秩序。两天后，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复电，授权华伦通知两江总督刘坤、湖广总督张之洞，英国海军将支持他们维持秩序。17日，英驻汉口领事与张之洞商议长江流域治安事，张之洞表示他和刘坤都非常愿意与英联络。
张之洞在“致江宁刘制台”的电文中表达了他的思想动机：“英领事来见，云英政府电令他们来告，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镇压土匪。鄙人力阻之，谓题已添重兵，出告示饬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并云已与台端商妥，意见与我同，长江以内上下游，有我与刘岘帅两人，当力任保护之责，必可无事。若英水师入江，内恐民间惊扰生事，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为不妙。”清政府于6月21日正式发布《向各国宣战谕旨》。对此，东南各省督抚认为清政府对列强的宣战是出于“万不得已”、“出于逼胁”。于是，不但决心置身局外，并且还拟进步同列强相勾结，共同镇压他们管辖境内的人民爱国运动。刘坤、张之洞和李鸿章互约，凡6月20日以后的上谕概不奉行。6月24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张之洞，建议他们“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岘帅（刘坤）、香帅（张之洞）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中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李鸿章、刘坤、张之洞对此亟表赞同，并且挽请盛宣怀出面帮助。刘坤、张之洞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运动。他们害怕北方的义和团会影响到长江流域，引起大规模暴动，所以他们于6月26日会衔电奏中说：“……但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在这种情况下，以英国为首的诸列强与清政府地方官僚军阀势力两者结合起来，共谋“东南互保”。同日，刘坤约请张之洞参加“东南互保”，派上海道余联沅与列强驻沪领事会议，盛宣怀等人出席。
当日议定《东南保护约款》（也叫《中外互相保护章程》）条、《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内容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司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生命财产。第，希望各国不要派太多的兵船进入长江，兵船不要驶近炮台，水手等人不可上岸，传教士不可进入偏僻内地，“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互保章程还规定，由刘坤、张之洞负责在长江中下游的自己辖区之内，“禁止谣言，严拿匪徒”。随之各国借口保护，纷纷把军舰驶向长江各口岸，并增兵上海。刘坤、张之洞则在长江中下游到处张贴“互保”告示，并派遣大量兵勇日夜巡逻，严防义和团民入境。
为扩大“互保”地区，刘坤、张之洞、盛宣怀分别致电东南各省督抚，请其赞助并参加。李鸿章表示全力支持，袁世凯决心依照东南各省的办法进行互保；闽浙总督许应马癸则于7月14日与英、美、俄、日等国订立《福建互保协定》。规定福建地方当局要“在其权限内采取切措施，保护外国驻福建官员、商人及教士之生命财产不受分割”；“如有不良分子散布侵害外人谣言”，“须认真予以逮捕及惩罚。互保范围由苏、赣、皖、颚、湘扩大到浙、闽、粤、川、陕、豫、鲁等十多省”。“东南互保”约款后来并未取得中外任何方的正式批准，但双方都已有了谅解、默契，其条款已付诸实现。英国政府由于国联军在北京的胜利，便决定放置原有的制造各地“独立”的做法。“东南互保”的实施，使长江会党的起义活动遭到镇压，未能声援北方，使义和团的斗争陷于孤立。
北京防御战通州陷落，北京危急，大清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此时慈禧太后从根本上动摇了抗战的决心，著总理衙门向联军乞求停战议和，联军置之不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又次被列强的铁蹄践踏，遭到惊人的浩劫。
8月13日午夜，俄军先头部队直抵东便门。他们以为清军已成惊弓之鸟，不敢抗战，可以像轻取通州样攻占北京，便贸然攻城。不料遭张怀芝部顽强抵抗，“在此血战，华兵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进攻齐化门的日军也受阻，被迫停止攻城。
14日上午，日军再攻朝阳门、东直门，武卫军坚决还击。荣禄派孙万林、李金成两统领，率部出安定门，抄袭日军侧翼，日军攻势受挫。北京城墙高大坚固（宽40英尺，高60英尺）日、俄军虽然炮火猛烈，仍不奏效，改用工兵爆破，俄、日军死伤100余人。在东直门、朝阳门激战的2天期间，广渠门方向异常平静，荣禄误认为无联军来攻，遂将广渠门守军董福祥部调往朝阳门、东直门，正巧此时英军赶到广渠门，展开12门野炮，轰击城门，破门而入，直指前门。英军中有许多缠头的印度兵，清军和义和团误认为是清军马安良的回民部队，未加阻截，英军得以顺利占领天坛，迅速抵达使馆区外围，从个水洞进入东交民巷，美、法军跟踪而入。日、俄军爆破东直门、朝阳门成功，法军也于14日午夜入城，在城内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清军逐步收缩，联军向紫禁城逼近。
8月14日，慈禧太后紧急召见大学士、部、卿议事，急筹补救之策，但无人应召。入值大臣载澜借口无可调之兵，应立即投降，慈禧拒绝。15日晨，联军攻打紫禁城，守卫紫禁城的神机营、虎神营与联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天安门遭到联军炮火的猛烈轰击，神机营退守午门。守卫皇宫后门景山的神机营，居高临下，对联军威胁很大。
联军为争夺这制高点，进行了数小时的强攻，神机营誓死鏖战，官兵大部伤亡，景山失守。安定门被联军大炮击毁，守将延茂见大势已去，将自己的住宅焚毁，举家自焚而死。
守卫皇宫的清军浴血奋战，打退了联军的多次进攻。可是就在清军同联军在东华门苦战之时，慈禧挟光绪帝着青衣素服出逃。他们出西华门、西直门，经颐和园、昌平县、居庸关，转道山西，直奔陕西。荣禄和董福祥也率部分别从西直门、彰仪门撤走。16日晨，日军首先攻进紫禁城，北京陷落。在片出逃声中，唯有义和团在城内坚持了最后的抵抗。北京之战，联军伤亡450人，清军伤亡4000余人。
北京陷落后，联军纵兵掠城3天。皇宫、官邸、商店和民宅，均遭抢掠，无幸免。
这些外国强盗大发横财，出京时“每人皆数大袋，大抵皆珍异之物，垂橐而来，捆载而往。”他们是伙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破坏中国文化的罪魁祸首。联军为统治北京，经过内部的斗争，由德国瓦德西元帅担任联军司令，成立了所谓北京管理委员会，将北京划成十个区，由各国侵略军分别占领，便于搜刮和弹压。瓦德西于10月27日抵北京，将司令部设在紫禁城的金銮殿。
在北京即将陷落时，清廷于8月7日派李鸿章与联军和谈。清廷在西撤途中，于8月27日派庆亲王奕匡力回京议和，令李鸿章会办。9月7日，清廷颁发上谕说：“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剿除不可”，要求议和。联军认为“直隶带，尚有华兵固守之要区，拳匪聚合之党人，设剿灭之未尽，自平安之无期”，拒绝议和，不肯歇手，仍出攻掠，扩大军事占领。9月8日占独流和良乡，11日从天津占北塘，20日占芦台，22日占领山海关。
保定是直隶的首府，是义和团的活跃地区，芦汉铁路始于此，当时铁路正在修筑中，与英、法、日、德有直接利害，故联军打下北京，便急于夺取保定。法军于13日疾足先抵。守军准备迎战，李鸿章不许，令守军撤向山西。直隶布政使廷雍开门迎法军入城，其它国家的军队于20日前后相继进入保定。联军入城后，大肆搜捕义和团，残杀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廷藩司、城守尉奎恒被杀死，王占魁被敲死，连开门揖盗的廷雍也未得幸免，被联军处决。联军除蔑视我主权，滥杀朝廷官员外，还勒索保定交给白银10万两。新授山西按察使升允愤联军暴行，在直隶紫荆关同联军鏖战，帮带副左营官黄明远、哨官李士彬中炮阵亡，哨官陈心胜、黄印负伤。升允在关上督率左翼分统周玉堂、管带萧世禧，据险回击，毙敌数十人。守军阵亡60余人，受伤28人，因弹竭兵单，先退浮图峪，再转至平型关。
11月12日，德意军2500余人，越南口、居庸关，占宣化，27日占张家口。12月上旬，法军100人贸然进犯直隶要隘井陉。井陉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
大同镇总兵刘光才率部20个营约1万人，在此遍筑石壕，密布地雷。法军悍然强攻井陉南的虎头山，被清军打死打伤10余名。李鸿章于1901年1月25日严令停火，要刘光才“退兵晋境，不准人骑东出”。刘光才以“井陉外围东天门乃入晋第关隘”，“数月绸缪，精力毕萃”，所有设妨，“均藉民力，有不能去之势”，没有遵令。4月中旬联军又以此为口实，集结德、法军约7000人，强行挺进，大战在即，李鸿章又急电令刘光才撤退。刘光才无奈，率15营撤至固关，另5营退守娘子关。
《辛丑条约》
1900年12月24日，除了参加武装侵略中国的俄、英、美、日、德、法、意、奥个国家以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共同提出“议和大纲十条”，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这个“大纲”基本上包括了后来正式和约的主要内容。李鸿章等把它电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条款上没有将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办，如获大赦，“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
此后，列强又在“惩凶”和“赔款”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吵。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11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除正约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
（）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分39年还清，加上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多亿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2000万两。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次赔款。从此，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受帝国主义控制。
（）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民不准在这个区域内居住，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这里驻兵。从此，“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
（）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大沽沿路的炮台“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12个战略要地（黄村、廊坊、杨村、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山海关、秦皇岛、天津），准许各国派兵驻守。这样，侵略者可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和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皆斩”。地方管辖区内如发生此类事件，“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是帝国主义要清政府更加唯命是从，进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部之前”，以办理今后对帝国主义的交涉。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除了穷凶极恶地对中国人民敲诈勒索外，还重新确立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它们的在华代理人。清政府也彻底投降帝国主义，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公开保证永远禁止中国官民成立任何反帝组织和坚决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分子认识到要瓜分“地土广阔、民气坚劲”、“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中国是不易实现的，而不得不采以“以华治华”的政策。正是义和团运动所显示的力量打乱了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中国人民通过这次血的教训，进步认清了清政府已经变成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不打倒它，中华民族不可能有振兴之日。全国人民反清斗争日益高涨，清政府则愈来愈孤立，终于在10年之后，为辛亥革命的浪潮所吞没。
清末新政和新北洋军阀的崛起清王朝在义和团战争中几乎垮台。为了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并欺骗人民，还在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限期奏报。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外，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命奕劻、李鸿章、荣禄等6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张之洞遥为参与。从此，逐步推出各项“新政”，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改革官制。1901年7月，清政府应帝国主义要求，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部之前”。为适应“新政”的需要，1903年设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练兵处（后来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1905年又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在此期间，先后裁撤了河东道总督，云南、湖北、广东省巡抚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等“冗衙”，并宣布裁汰胥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虚衔、封典、翎枝、贡监”等除外）、废除勒索性“陋规”、“供应”等。自隋唐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部建置至此瓦解。但这种裁旧衙门、添新衙门的“官制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也没能革除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种种弊端。“整顿吏治”等则流于纸空文。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官制改革成为首要“预备”项目，并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纷争。
、改革兵制。1901年，清廷下谕停止武举，命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并决定裁汰20%至30%的绿营和防勇，建立按西方国家的营制、采用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常备军。1902年，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镇，约12500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练成“湖北常备军”两翼，约7000人，成为全国练兵的“样板”。1904年，练兵处和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常备军”十镇（师），每镇官兵12500人，总共为45万人，后来还拟定了按省分配、限年编成的办法。但除袁世凯在1905年编成“北洋陆军”镇外，各省限于财力、人力，大都没有完成计划，直到清朝覆亡，总共只编成十镇和十个混成协（旅）、又标（团）及禁卫军镇，约17万人左右。这些新编的“常备军”，泛称“新军”。为争夺“新军”的指挥权，激化了满、汉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由于“新军”军官多选用国内外军事学校毕业生，对士兵也要求具有某些文化知识，从而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条件，最终使“新军”成为支反清力量，这是清朝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改革学制。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项内容。为了造就有用的人才，传统的科学制度必然改革，这是有识者的共识。应诏陈言的刘坤、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摺》中便强调了这个问题。1901年，清廷谕令从1902年起各省科举要考试能够解说书经和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及西学政治、艺学的“策论”，废除股文章；将各省、府、州县的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学生毕业后可以取得功名；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自费留学学生也“体考验奖励”。1902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重订学堂章程，制定了套以日本教育为模式的学堂行政管理规章，规定学堂分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级，高等学堂毕业后还可以升入分科大学或通儒院深造，通儒院或分科大学毕业生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毕业生授予生员（秀才）功名，并宣布科举录取名额将自丙午（1906年）科起递减。1905年9月，清廷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切科举考试，随后命令各省学政专管学堂事务，并在12月设立学部。延续1000多年的科学制度终于被废除了。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科举的废除大大加速了学堂建立的步伐。据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169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为52346所，学生达156.027万人。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增长。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活跃于历史舞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清朝统治者改革学制的本意在于因应时势、培养既忠于朝廷又懂得西学的候补官员，指导思想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清政府曾令申，各级学堂“当以书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史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均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府”。但学生们在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学之后，感受着民族危难的刺激，便逐渐走向朝廷的对立面，成为清朝统治者所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
、奖励工商。主要是为工商业的振兴立法和给予兴办实业卓有成效者以奖励。
1903年商部成立前，清廷已派人议订商律，商部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以及《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
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奖励公司章程》后经修订，还公布了《奖给商勋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等。
除“立法”与奖赏外，清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振兴实业的实际措施，即如严重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也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些“立法”与奖赏，在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方面还是起了定的作用。在大、中城市，新的“商绅”阶层开始崛起，这些“官绅”不仅跻身于传统“士绅”的行列，并有取代“士绅”传统地位之势。
此外，清政府还发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命令。
综观“新政”，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定的成效，但显得支离、敷衍、拖沓，缺乏总体目标和实施规划。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官制改革只是裁并些旧衙门，增设些新衙门，从朝廷到地方体现封建专制的整套统治机构，丝毫没有触动。这套机构所派生的种种弊端自然也无从消除。不少“新政”流于纸空文。即以较有成效的学制改革来说，许多新学堂只不过是旧式书院或村塾挂上块新招牌而已，特别是在州县，根本没有那么多合格的教师，因此新式学堂只好仍然照旧授课，“新瓶装旧酒”。
财政的困难也限制着“新政”的推行。清政府早已入不敷出，《辛丑条约》订立后更是债台高筑，罗掘俱穷。筹办“新政”需要经费，在乱增税种、乱提税率、严剔中饱、多方搜刮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便只好让各地官吏自开饷源任意抽税，从而财税制度紊乱不堪，贪污勒索肆无忌惮。没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新政”的推行自然步履维艰。新军的编练就是这样。“新政”的支离、敷衍、拖沓，使人们对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产生了怀疑，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于是日益强烈。
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他听村里老辈讲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斗故事，就为之向往，幼小的心田里萌发出效法前辈革命英雄的愿望。1878年，他远渡太平洋，到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同经营农牧业的大哥孙眉起生活。在那里，他先后进入英、美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读书，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开始产生“改良祖国”的意念，踏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与此同时，他目击美帝国主义侵略夏威夷的野蛮行径，从而对当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深表同情。
1883年夏，孙中山回国，到香港读书。次年夏秋间，法国挑起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广东沿海连续发生群众打击侵略势力的事件。香港的中国工人也开展抗法运动：
船坞工人坚决拒绝修理侵犯我国受创的法国军舰；驳船、码头、舂米等业工人，相约不替法国军舰搬运煤炭和粮食等，不给法国商船卸货。香港英国当局横加迫害，各业工人就群起罢工，游行示威，坚持斗争1个多月。这种情景，给亲历其境的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他感到，这“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而清朝统治者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腐败无能、屈辱妥协的行径，则引起这个爱国青年的无比愤慨。
此后几年，孙中山先后在广州、香港的西医专门学校学习。从那时起，他就“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致力于寻求挽救民族危亡、改革社会的方案。他多方结识倾向进步的人士，经常聚谈变革当时黑暗政治的问题。
1892年夏，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随即在澳门、广州开业行医。他设法接近具有反抗传统的会党联络清朝防营兵勇，作反清起义的准备。但是，就他那时候的思想倾向来看，主要还是期待清王朝能够接纳变法的主张。他认为，只要清政府确有变法的决心，改革封建专制政治，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提倡科学技术，发展农业，振兴工矿贸易，中国也许可以富强起来。
1894年，孙中山把上述见解综合为份详细的政见书，送给以办洋务著称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希望得到采纳。他还北上天津，求见李鸿章。可是，他的政见和希望，都落了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形成了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他们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组织进步团体，创办报纸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和国内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苏报》、《童子世界》等等报纸杂志，广泛地传播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中，涌现出不少卓越的宣传家。其中陈天华、邹容、章炳麟影响最大。
陈天华写了两本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以通俗浅显的文字，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揭露了清政府的投降卖国，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他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他极力号召：“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毛子。”他痛斥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洋人的守土官长”，把中国“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概拱手送与洋人”。他鼓动大家起来革命，“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这两个小册子，在当时“风行于世”，受到大家的欢迎，对鼓舞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起了积极作用。
青年革命家邹容，发表了《革命军》书，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的残酷压迫和黑暗统治，公开地指出满族贵族的腐朽卖国，是中华民族陷入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根源。他热情地颂扬了民主革命，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公也。”他极力宣传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学说。他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他明确地提出革命建国的纲领，满怀信心地呼唤：“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革命军》像颗巨型炸弹，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清政府逮捕了邹容和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查封了发表《革命军》的《苏报》，制造了轰动时的“苏报案”。邹容被判两年徒刑，不幸死于狱中，为革命献出青春。但《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上百万册，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章太炎又叫章炳麟，是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他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力地揭露了清朝反动政府的黑暗，严厉地斥责了康有为等保皇派对革命运动的诬蔑，公开痛斥光绪皇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着力宣扬革命不但可以作为“天雄大黄之猛剂”，还能成为“补泻兼备之良药”，指出了“合众共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明确地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
由于他在《苏报》上发表了这战斗的文章，遭到了反动派的逮捕。章太炎毫无惧色，对巡捕和警探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认为“革命没有不流血的”。
表现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革命气概。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猛烈地冲击着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对于鼓舞人民起来斗争，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在宣传民族主义，痛斥清政府卖国罪行的时候，掺杂着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斗争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广大工农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软弱性和所处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
1903年拒俄运动前，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秦毓鎏等组织了个名为青年会的小团体，参加者20余人。拒俄运动中，青年会成员都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义勇队旋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俾便于公开活动。秦毓鎏曾提议改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随后，部分会员秘密组织了个暗杀团，决定回国进行实际革命活动。暗杀团成员黄兴、龚宝铨分别在长沙、上海组建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
黄兴（1874—1916年），原名轸，号廑午，后因进行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少年时期受封建主义的教育，后来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1902年初，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转向革命。他先后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工作，积极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及暗杀团的活动。
1903年夏回国，在长沙的明德、经正等学校担任教员，秘密从事民主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经过段时间的酝酿，湖南革命分子陈天华、宋教仁、谭人凤等20多人，于11月4日以庆贺黄兴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朝地方官吏的注意，对外用办矿名义，取名华兴公司，发行华投票。1904年2月15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百人。另设同仇会为外围组织，专门联络会党。拥有会众2万多人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接受华兴会的领导。
黄兴和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取得了共同意见，决定趁农历十月初十（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那天，预埋炸弹于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炸死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路策动响应。同时，他们还联络外省革命人士，如期配合。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清朝地方官员在各地搜捕革命党人。马福益被捕遇害。黄兴化装逃往上海，不久转赴日本。
1904年6月（说7月），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新军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科学补习所曾和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起义。
后来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科学补习所也受牵连，被迫停止活动。于是，刘敬安等利用有合法地位的教会组织——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宣传，暗中联络同志，于1906年春重新组织了秘密的革命团体，名称也叫日知会。
1904年10月，另个重要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的酝酿开始于1903年冬。当时，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龚宝铨曾两次密商，认为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是进行革命活动的大好机会，应组织革命团体回国发动起义。龚宝铨到上海设立“暗杀团”机关，陶成章回浙江联络各地会党，并和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在华兴会发动长沙起义的同时，浙江、安徽起义响应。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带革命知识分子45人，于1904年10月在上海组成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章炳麟在狱中与闻其事。后来，光复会在日本成立分会，参加者达数百人。
1904年前后，各地还先后成立了其他些革命小团体，如福建的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苏的强国会、江西的自强会，等等。
同盟会的成立及“民主义”的发表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孙中山十分欣慰。他积极支持海外华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威望。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受到中国留日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
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力量分散，已经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他在各革命团体领导人中间做了许多工作。宣传“互相联络”的重要，倡议成立个全国规模的统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7月3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开会讨论建立统组织问题。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讨论结果，确定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又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有些人对“平均地权”表示怀疑，经孙中山详加解释后通过。会上，黄兴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支持孙中山的倡议，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者之。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设计了套比较完整、系统的组织方案。它设本部于东京，举孙中山为总理，按“权分立”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部。黄兴主持执行部庶务科，总理外出时由庶务代理切，相当于协理。国内分东、西、南、北、中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推定了各省分会的主盟人。海外华侨分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个支部，支部下按国别、地区设立分会。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所制定的革命纲领，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指出，这次革命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它强调这是次“国民革命”。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大主义，即所谓民主义，并且宣布要将民主义“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推翻清王朝，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孙中山批判了革命党内存在的片面的“反动”思想，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同盟会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号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军政府宣言》中勾画了幅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规定国民应享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议会由国民选举的议员组成，宪法由议会制定，人人共守。
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平均地权”。是防止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种社会政策，它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群众的恳切同情和对世界潮流的敏锐观察。孙中山后来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同盟会的纲领确实是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在与政治改派的斗争中，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又是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号召；它主张民权主义，但又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它主张民生主义，但缺乏使农民获得土地的内容。同盟会纲领中的这些弱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会党和新军，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面创办《民报》和其他报刊，广泛宣传民主义纲领，大造革命舆论，对保皇思想展开了斗争，在同盟会推动下，民主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此十分仇视和恐惧。梁启超公然声称：“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与异己者宣战。”对革命派发起攻击，妄图驳倒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越来越认识到，改良派已经堕落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帮凶。只有坚决回击，革命形势才能向前发展。于是场大论战展开了。
这次论战的中心战场是在日本。革命派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主要阵地，由因苏报案入狱刚刚获释就被孙中山迎来东京的章炳麟担任主编。改良派主要阵地是《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其次是新加坡。革命派在1906年7月创办《中兴日报》由田桐负责，孙中山化名“南洋小学生”，挥笔上阵，亲自指挥。改良派以《南洋总汇报》为自己喉舌，与革命派交锋。此外，在美国的檀香山和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泰国的曼谷、缅甸的仰光和香港等地，也都有两派报刊的论战。
这次大论战的内容很广，涉及到纲领、制度、政策这样系列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归纳起来主要围绕同盟会提出的民主义纲领进行的，具体是：
第、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即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是双方论战的中心。
改良派竭力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辩护，否认清政府所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存在，攻击革命派的民族革命是无的放矢，因而也就否认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他们谈情统治者的“圣德”，是“古今至仁之政”，吹嘘“举国人民，其在律法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
革命派用大量的事实，对改良派进行批驳。指出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直存在。
清军入关260余年来始终实行对汉族的压制政策，所以清帝是“手掩尽天下泪，人独压万人上”的罪魁。他们还揭露了清朝政府是个投降媚外的卖国政府，顽固守旧，不思振作。“为独立计，为救亡计，”必须打倒清政府。
改良派又以革命将招致帝国主义干涉为借口，宣扬反清革命不但不能救国，反而非导致亡国不可。他们恫吓革命派必须立即放弃推翻清王朝的主张，否则“当以故杀祖国之罪科之。”
革命派有力地驳斥改良派攻击暴力革命的谬论，指出：因革命而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害怕的，惟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并强调革命是挽救民族危亡，避免列强瓜分的唯途径。
第、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关于“政治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为了保皇，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继续贩卖庸俗进化论“世说”，认为中国必须由“据乱世”，经过“升平世”，才能达到“太平世”。也就是说，由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制。改良派甚至仿照帝国主义的口吻，污蔑中国“民智不逮”，“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缺乏作“共和国”的资格。甚至咒骂中国人民“程度未及格”，不但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也不能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他说：“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倘若实行共和，必然会引起下层社会的动乱，结果共和制度无法实行，还会导致君主专制。
革命派对于改良派反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言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严正指出：“民权”之兴乃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由君主专制而为民主共和是“进化之公理”。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建立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孙中山直截了当指出：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人民必须为建立个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奋斗。他说：“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乎进化之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革命派还尖锐地批判了梁启超所鼓吹的“开明专制”，指出：这实际上是要中国人民忍受政府的奴役，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革命。
这些言论，表现了革命派的鲜明立场，坚定了革命党人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的信念。
第、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关于“社会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攻击“平均地权”、“土地国有”违背了所谓“自然法则”，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并歌颂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就是危害“国本”，就是“煽动乞丐流民”暴动。梁启超曾顿足捶胸地发誓说：
“虽以匕首堪吾胸，吾犹大声疾呼曰：敢有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并行者，其人即黄帝的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平均地权是必要的，中国社会所以贫弱其根源在于地权之失平。他们说：“土地者，国之所共有也，国之地当散之国之民。今同为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为了改变这不合理的现象，惟有实行土地国有，这样，不仅可以消除社会上坐食土地之利的地主阶级，有力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可以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是最有利的。革命派的主张虽然有主观色彩，但却显示了革命派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鲜明立场。
在这次大论战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明显暴露了许多弱点。
尽管在论战中存在着许多弱点，1905年至1907年的论战仍有它的重大意义。这次论战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争论之激烈，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它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使人们清楚看到改良派的反动面目。到1907年8月，《新民丛报》被迫停刊。这次论战使孙中山的民主义理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民报》多次重印，供不应求。在内地青年学生和新军士兵中，《民报》秘密流传，革命的宣传鼓动，“唱百和，如饮狂泉”，形成了“以不谈革命为耻”的风尚。总之，通过这次论战，驳倒了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等谬论，传播了革命思想，对于伸张民气，解放思想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做了舆论准备。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斗争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在批判改良思想的同时，在国内领导和发动了系列武装起义。
1906年12月同盟会领导、发动了萍、浏、醴起义。
起义的消息传来，革命党人精神为之振。同盟会会员纷纷要求回国响应，贫苦农民、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义军队伍。革命军发展迅速，“不数日而集众数万人。”清政府急令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和江西巡抚先后调集鄂、湘、赣、苏4省军队及地方驻军“团勇”近5万人对起义军进行围剿，美、英、德、日各帝国主义派军舰至岳州，威胁起义军。起义军除从团防局夺来的两千支枪以外，多是木杆和大刀，他们与围剿的敌人奋战近月，交战20多次，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龚春台潜走长沙，刘道、蔡绍南被捕牺牲。
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第次规模较大的起义，这次起义扩大了同盟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强了同盟会领导武装起义的信心。
从1907年5月到1908年4月，孙中山在西南边境地区连续发动6次武装起义，他们的战略思想是夺取两广为根据地，挥师北上，策动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从而推翻清王朝。为了实现这个目的，1907年3月孙中山在河内组织了起义总机关，黄兴从日本前来协助，胡汉民则往来香港策应。
1907年5月22日，革命党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次日占领黄冈，并成立军政府，推陈涌波、余丑为正副司令，同时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府”等名义发布檄文，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宣布废除苛捐杂税，除暴安民。后来请政府出兵镇压，激战7次，终因寡不敌众而被迫在27日解散。
孙中山派往惠州的同盟会负责人邓子瑜，得知黄冈起义已经发动，于是在当年6月2日发动了惠州起义。在惠州府归善县女湖夺取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起义军增至200余人，攻占些地方，广州震动。但由于黄冈起义失败，惠州义军孤立无援，无法坚持，被迫埋枪解散。
广东钦廉地方素称“地瘠民贫”，清政府巧立名目，开办糖捐，进行勒索，民怨鼎沸。
1907年9月3日，王和顺率领200人起义，以革命党人清军哨官刘辉廷、李耀堂为内应，在5日占领防城，擒杀清知县宋晁元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进攻钦州城未能得手，转战灵山时，防城又被清军夺去，背腹受敌。9月中旬王和顺被迫解散义军，退走越南，起义失败。
广东方面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的活动重点逐渐转向广西和云南边境地区。孙中山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通过会党关系，买通了镇南关些守兵，于1907年12月2日发动镇南起义，猛扑镇南关，占领镇南、镇中、镇北炮台。孙中山得到捷报后，立即偕同黄兴、胡汉民等，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并亲自为伤员裹伤和开炮轰击敌军。起义军与清军激战7昼夜，最后因款械接济困难，而西南其他义军又相隔遥远，“攻守均感失据”，于12月9日，被迫退入越南境内。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越南）。孙中山离开时，把军事重任交给黄兴、胡汉民2人。黄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将安南华侨中的同盟会员200余人，组成“中华革命军南军”，自任总司令。1908年4月2日，攻占两广交界的钦州马笃山，随后转战钦廉州和广西上思带，在多次战斗中连战皆捷，使“清官闻风而栗。”在同盟会领导各次起义中，这次战斗是最激烈、坚持时间最长的次。但是，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长期转战，又没有建立起根据地，粮弹补给也发生困难，最后无法坚持下去，黄兴等去安南，余部被遣归十万大山。
河口是滇南门户，滇越铁路的交通要道。孙中山在镇南关起义前，即着手筹划河口起义，企图夺取河口后逐步控制云南。1908年4月30日，派黄明堂率军向河口发起进攻，清军防营部起义响应，革命军胜利攻占河口。“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
清政府急忙调兵围攻，起义军激战近月，最后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起义失败。
孙中山在西南边境地区筹划的次反清武装起义，未能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只是与当地会党建立松散的联盟，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此以后，革命党人把注意力转向新军。
萍、浏、醴起义鼓舞了在长江下游的革命党人。光复会徐锡麟、秋瑾等人在安徽、浙江也展开了武装反清斗争。
徐锡麟（1873—1907年）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早年在绍兴中学任教。
1904年冬，徐锡麟在上海会见蔡元培，加入光复会，是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积极从事联络会党工作。因有不同意见，他没有加入同盟会。1905年9月，他与陶成章等创办绍兴大通学堂。为了打入清军内部，他捐钱得了个道员头衔，安徽巡抚恩铭见他年轻有为，命他为巡警学堂监督。
秋瑾（1877—1907年）字王睿卿，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1904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赴日本留学。年底，经徐锡麟介绍在绍兴加入光复会。次年，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1907年春，她接办大通学堂后，积极联络会党，吸收浙江新军官佐及军事学堂师生参加光复会。秋瑾和徐锡麟经过秘密联系，决定于1907年7月19日同时在浙江、安徽发动起义，遥相呼应。6月中旬，嵊县会党先期发难，这过早的行动打乱了起义计划，徐锡麟感到形势紧张，于1907年7月6日利用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巡抚恩铭到会之机，仓促起事，刺杀恩铭，率领学生军进攻军械所，激战后被捕。在敌人的刑庭上，徐锡麟威武不屈，慷慨陈词，自称“革命党首领”，“专为排满而来”，最后英勇就义。
徐锡麟被捕时，浙江巡抚张曾磑得到密报于7月14日派兵包围大通学堂、搜捕秋瑾。秋瑾得知安庆起义失败，痛不欲生，决计以身殉国，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她临危不惧，从容指挥大通学堂学生掩藏枪弹、焚毁名册后命令学生撤退，自己则坚守学堂，开枪抵抗，寡不敌众，被清军逮捕。面对屠刀，秋瑾大义凛然地说：“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次日清晨，壮烈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31岁。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两广、云南的沿海边境地区起义失败之后，把主要力量放到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当时，新军中有不少士兵是青年知识分子，军官中又有很多是留日士官生和国内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其中相当多的人加入同盟会，因此，新军中埋藏着革命种子。
1909年秋，黄兴等在香港设立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由胡汉民任支部长。准备以新军为主力，在广州发动起义，派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在广东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年底，加入同盟会的已达3000多人，约占广州新军总数的半以上。预定于次年2月24日（元宵节）举事。不幸消息泄露，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倪映典于1910年2月12日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并率新军3000人分3路进攻广州城。清军以商谈起义条件诱骗倪映典入营，倪映典在出营时被清军乱枪击毙。起义军失去指挥，坚持激战个多小时后退往白云山带，起义失败。
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使许多革命党人的情绪严重低落，对前途信心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重要骨干开秘密会议。会上孙中山大讲“败何足馁”！“革命之风潮已成”的大好形势，热情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坚持战斗。
会议决定集中全力在广州发动起义。会后，孙中山负责在海外募集起义经费，黄兴、赵声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他们返回香港，组织统筹部，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派人分别前往长江中下游各省联络，策动响应。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多处。经过长时间的活动，在广州新军、防营、民军、警察中的发动工作逐渐成熟。1911年4月8日，香港统筹部召开了会议，制定了周密的起义计划，决定分10路进攻广州，从香港派支800人组成的敢死队，至广州发难，预定4月13日起事。就在4月8日这天，同盟会员温生才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刺杀了署理广州将军孚琦。同日，又有革命党人吴镜运炸药被捕。广州清吏加紧戒严。而美洲的筹款和从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能及时运到，起义只好延期举行。不久，统筹部获悉广州的部分清军于5月初退伍的消息，认为起义不宜再延。4月25日，黄兴赶到广州，主持起义的领导工作。由于清政府搜捕极严，部分秘密机关已遭破坏。在准备尚未就绪的情况下，黄兴临时决定于27日晚发动起义，进攻计划由原来的10路改为4路，集中全力攻打总督衙门。起义前夕，活动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吴、楚、闽、滇、桂、洛、蜀、皖、赣、越”等十省革命志士，都先后赶到广州。战斗临近时，大家争着参加敢死队。朱执信原来另有任务，但坚决要求参加，别人劝他年岁大了，穿着长衫又不便冲锋陷阵，他不顾劝阻，立即取刀截去长衫的下载，勇敢地投入进攻督署的战斗。冯超骧于起义前在家侍奉病重的父亲，别人劝他不要参加起义，他说：“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爱吾父之心，何尝不百倍于常人？顾此时，吾宁受负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载机，而终为亡国奴也。”他毅然离开病重的父亲，慷慨起义。林觉民在他给妻子的绝笔书中说：“吾自遇你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他决心“以天下人为念”抱定牺牲自己和家庭的幸福，“为天下谋永福”。积极参加战斗，英勇献身。
1911年4月27日（农历月十日）下午时许，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120名敢死队员，臂缠白布，手执炸弹、枪支，用海螺吹响进军号冲进督署，同时，喻培伦等人也从后门炸墙而入。两广总督张鸣岐正在主持防范起义会议，闻警后即越墙遁入水师行台。起义队伍纵火焚烧总督衙门后，兵分3路，分头攻打督练公所等地，途中与清军水师提督李准遭遇，在东辕带展开激战，黄兴被打断右手指，仍坚持继续射击。喻佩伦胸前挂满筐炸弹，奋勇当先。敌人见了无不丧胆，直战到弹尽被捕。经过昼激战，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军惨遭失败。次日，黄兴化装逃往香港。
在这次起义中，不论是战场还是在敌人法庭、刑场上，革命志士们都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牺牲的100余位烈士中华侨占了1/3.后收尸骸72具，葬于广州城郊白云山下红花岗，后改红花岗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十烈士”。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丧失了许多优秀干部，领导力量大为削弱。但这次起义使清朝统治受到次沉重的打击，烈士们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鼓舞着人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孙中山后来总结这次起义说：
“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十烈士轰轰烈烈之气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预备立宪”骗局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立宪抱着敷衍拖延的态度，只求安度晚年。满族亲贵企图通过立宪巩固自己的特权，并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势，进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族官僚则企图借立宪限制满族亲贵的权势，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清廷派载泽等编纂官制，本想大体效法日本，削弱现行督抚权限，将财政、军事权全部收归中央，使督抚的权限和日本府县知事相当。但在讨论的时候，遭到参加会议的袁世凯等人的强硬反对。主持会议的奕劻就认为这问题太大，暂把地方官制押后，先议中央官制。中央官制的改革也碰到许多权位、饭碗的轧轹问题，于是有“不议”之说，即军机处、内务府、旗、翰林院、太监的事不议。这项不议，可议的就不多了。最后在1906年11月6日宣谕中央官制改革方案：
、军机处不变，“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
、设外务、吏、民政、度支、礼、学、陆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等11个部，“各部堂官，均设尚书员、侍郎员，不分满汉”。
、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增设资政院以“博采群言”、审计院以“核查经费”，“均著以次设立”。
、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陆军部；都察院改御史员、副都御史员，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及顺天府、仓场衙门，均不作变动。
这个方案，除变更几个名称、归并几个旧衙门、增设几个新衙门外，并没有多大意义。作为“议院”之“预备”的资政院的设立，又迟迟不见下文。而根据这个方案任命的内阁总理大臣（即军机大臣）和内阁政务大臣（即各部尚书），共计13人，其中满族7人，汉族4人，蒙古1人，汉军旗1人。过去各部堂官满汉平列，现在“不分满汉”，却成为满个汉，而蒙古、汉军旗实际上贯依附满族，汉族不足分之。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满族内阁”。
“预备立宪”不仅有名无实，而且显露出满族贵族借立宪以集权的种种迹象，引起各省官绅的普遍不满而发动了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作为对国会请愿的回应，清政府于1908年9月间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9年后正式召开国会，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
《钦定宪法大纲》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及发布命令等权力，并总揽司法权，实际上和专制帝王没有多少不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对议院职权、议员言论作了种种限制，使作为“民意”机关的议院实际上成为皇帝的咨询机关。《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详细列举了9年内每年应办事项，包括调查户口、实行会计法、编纂简易识字课本和国民必读课本，推广识字学塾，等等。所列项目，许多都不是为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所必需的“预备”。这样的“宪法大纲”和9年的期限，自然都不能令人满意。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20小时之内先后死去，不满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摄政王载沣监国的第件大事，是罢斥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
在罢斥袁世凯的同时，载沣宣示“预备立宪、维新图治”的宗旨，诏令官员们认真筹办立宪事宜，务必于1909年内成立各省咨议局，借以稳定局势、笼络人心；并先后给戊戌维新中被黜革的已故户部尚书翁同龠禾、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开复原官”，陕甘总督升允、甘肃布政使毛庆蕃等则以阻挠、玩误宪政而被革职，力图显示新朝廷颇有“除旧布新”的气概。
1909年10月，除新疆奏明缓办外，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设立咨议局是地方官制改革的重要项目，作为省议会的“预备”，但还不是省议会。但绝大多数省份的咨议局，资产阶级改良派都占据明显的优势，他们的头面人物如江苏的张謇、奉天的吴景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川的蒲殿俊等，联袂当选为议长。通过咨议局，改良派取得了“国民代表”的合法资格，成为清末支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
1910年10月，作为“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次常年会。议员分“民选”、“钦选”两种。“民选议员”98人，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互选产生，经督抚核定。“钦选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和纳税多额者，按对等原则，也是98人。不过，正副总裁（即正、副议长）是“特旨简允”的，秘书长也是“请旨简放”的，所以“钦定”的议员稳占多数。但是“钦选”议员在文化教育程度和对议会民主的理解方面，都远不如“民选”议员，实际上是十几个最活跃的改良派人士如刘春霖、雷奋、罗杰、马宗夔、籍忠寅、孟昭常、吴赐龄等左右着会议。“钦选”议员往往呆若木鸡，或随声附和。会开了100天，几乎没有办成件大事。尽管如此，资政院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个代表民意的法定机构，具有定的历史意义。议员们高谈国事，抨击政府，中外记者到会旁听，报刊报道评说，多少也有些民主的气息，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制度的中国人来说，也起了定的启蒙作用。
咨议局、资政院的开设，是载沣迎合立宪潮流面，他还有另面，即力图集中权力于皇室，首先是军权。监国伊始，他就另编禁卫军，由自己亲自统率，派弟弟载涛、皇族毓朗等为禁卫军大臣。接着宣布，摄政王暂行代理大元帅，设军机处（参谋部），派毓朗、载涛管理。军机处改军谘府，即以载涛、毓朗为军谘大臣。紧接着又派另弟弟载洵等办海军，后设海军部，即以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沣还裁撤了近畿督练公所，命近畿陆军均归陆军部管辖。1911年5月，载沣颁布新内阁官制，撤军机处、旧内阁和会议政务处，由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充任国务大臣，总揽政务，组成所谓“责任内阁”。
国务大臣共13人，汉族只有协理大臣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等4人，满族9人中，皇族如总理大臣奕劻、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海军大臣载洵、农工商大臣溥伦等又占了5人。这届内阁于是被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皇族组阁，是违反立宪精神的。载沣集权于皇室的用心遂大白于天下。实践证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实质上只是场骗局。
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1901年后，为了偿还赔款和实行新政，清政府在旧捐税之外增加名目繁多的新捐税，使劳动人民大大加重负担，加上连年灾荒，日益陷入饥饿破产的境地。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起来“闹捐抗税”。到了1909年，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见于记载的130多次，1910年更猛增到290多次。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在各省普遍发生，成为重要的斗争形式。其中规模较大的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
1910年，长江流域发生水旱灾荒，湖南的农民靠吃树皮、草根过活。绅士、地主及中外商人却把人民的灾难看作是大发横财的机会，他们互相勾结，屯积粮食，抬高米价，获取暴利。湖南巡抚岑春蓂接受英、美、日等外国商人贿赂，允许他们继续运粮出省，致使湖南米价飞涨。1910年春，米价由常年每升十丈涨到、十文，甚至日数变，闹得人心惶惶。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挑水工人黄贵荪天工钱不过80文，生计无着，忧愤交加，全家老少4口投水自尽。长沙人民闻此惨耗，无不义愤填膺。第天，长沙南门外，又发生碓坊主挑剔大钱，抬高米价的事件。这更引起了群众的愤慨，在木匠刘永福的带领下，将碓坊捣毁，并齐聚巡抚署前，要求平粜救灾。湖南巡抚岑春蓂，反而在13日逮捕领众起事的刘永福，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拥入巡抚衙门，要求释放刘永福，捣毁了辕门、照壁、石狮，岑春蓂下令开枪，打死多人。当晚，愤怒的长沙人民将城厢的碓坊、米店100多家齐捣毁并抢而空，爆发了震动全国的抢米风潮。14日数万饥民又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等衙署，还先后焚烧和捣毁些外国教堂、洋行、银号和巡捕局等，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帝国主义派10多艘兵舰开往长沙，清政府也忙调重兵才把群众斗争镇压下去。
1910年春，莱阳带发生霜灾，粮食歉收，群众“缺食者十届”。县令朱槐之以“办理新政”为名，巧立名目，增加捐税，更是火上加油。这年5月，乡民700余人在曲诗文率领下突入县衙，要求清算被官绅侵吞的备荒积谷，用来度荒和支付捐税。他们的要求被官绅拒绝，代表被拘押。于是，在曲诗文等的领导下，几万人围困莱阳县城，坚持两个多月，进行多次激烈的战斗，终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
保路运动和农民群众反抗斗争相呼应，收回矿、路权的爱国运动也取得了定的胜利。在1905年至1911年收回矿权的斗争中，先后收回黑龙江都鲁河及吉拉林河砂金矿、山西福公司矿区、奉天锦西暖矿区、川江北厅矿区、云南碤江、临安等7府矿区、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等矿权。
与此同时，收回路权的斗争也蓬勃展开。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省人民经过激烈斗争，从美国资本家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路权，清政府允许分段集资自办。1909年，张之洞与英、法、德国银行团议定湖广铁路借款，由于美国强行要求参加，国银行团改为国银行团。湖南绅商民众首先掀起“拒债”、“集股”的保路运动。留日学生出版《湘路警钟》号召抵制。湖南咨议局初选议员800余人致函清政府，提出：“铁路借款，湘人绝不承认。”湖南绅商组织湘省集股会，用抽股、认股等办法，集资开始修筑株洲——长沙段。湖北绅民接着行动起来。留日学生千余人集会抗议，派张伯烈等回国力争。绅商学联合组成湖北铁路协会，公举张伯烈等为代表入京抗争。他们在京和邮传部尚书徐世昌进行了说理斗争，绝食昼夜。消息传来，湖北各界人士极为愤慨，酝酿采取进步的行动。清政府玩弄欺骗手段，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先后准许湖南境内粤汉路和湖北境内粤汉、川汉路商办，但实际上并未废除向国银行团的借款合同。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上台的第天，就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宣布已经商办的铁路干线律收归“国有”的上谕。随即命令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6月20日，端方与英、法、德、美“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铁路借款为名，把收归“国有”的铁路转手拍卖给帝国主义。
清政府这种开门揖盗，祸国殃民的罪行，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表示如果帝国主义分子到湖南修路，则“立即全力抵抗”。
紧接着湖北咨议局也召开数千人大会，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
“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气氛极为悲壮。
广东也召开千余人股东大会，在公司内设立争路机关部。海防华商会馆声明“粤路国有，誓死不从”。
川的保路运动声势浩大，斗争最为激烈。1904年，川开始集股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于是决定除私人投资外，全省按租抽谷，百分取，凡实收租谷在15石以上者，约按所收谷数提出3成，照市价折银，名曰“现役”。这些“现役”占了全部股金的80%以上。这样来，川全省农民的命运都与川汉铁路的命运联结在起了。清政府的拍卖路权，侵吞筹集铁路股银，不仅侵犯了投资铁路的商绅的利益，而且直接剥夺了农民群众的利益，这就使川的保路风潮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开会，成立“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保路会每次集会，到会者动辄成千上万，情绪异常激昂。8月，成都罢市，数十县闻风而动，卷入了罢市斗争。9月，斗争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蒲殿俊、罗纶本来打算把反抗风潮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他们大量印发写着光绪牌位的黄纸长条，并从光绪的上谕中摘出“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写在黄条的两侧。令各家各户张贴，设案焚香，巧妙地从事合法斗争。不少同盟会员则联合会党把保路运动引向革命，准备发动起义。清政府电令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抽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川总督赵尔丰于9月7日上午诡称北京来电，把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等5人诱至督署加以逮捕，同时封闭了川汉铁路公司和保路同志会。这样来，矛盾更激化了。全城数万群众闻讯后扶老携幼涌向督署请愿，赵尔丰竟下令开枪镇压，又令马队在人群中冲撞践踏，当场打死群众数十人，伤者无数。并下令3日不准收尸，督署前惨不忍睹。同时，成都城门紧门，交通邮电全被封锁，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
全省几十州县迅速组织保路同志军，云集成都城下的同志军就有10余万人。在革命党人龙剑鸣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等人率领下，英勇奋战，重创清军。但由于缺乏统指挥，战斗持续10余天，省城仍未攻下，同志军陆续转而分兵攻打各州县。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永珊（即吴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同盟会员建立的第个县政权。此后，各州县纷纷效法，独立的浪潮席卷全川。
川的保路同志军起义，牵动了全国，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从而，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
武昌起义武汉向称“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汉第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以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科学补习所设有专门负责新军工作的干事，不断将青年学生、会党群众输送入伍，努力扩大新军中的革命力量。虽然革命团体遭到几次破坏，团体名称再变更，但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以及共进会等革命团体，都有许多革命知识青年以当兵为掩护，长期潜伏在军队里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始终坚持不懈。根据多年积累的秘密工作的经验，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的标（团）、营、队（连）各级都推举了他们的代表，组织网遍及湖北新军各基层单位，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1/3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的广州起义，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革命形势派大好。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织统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部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即孙葆仁）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定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武昌起义之前，湖北革命党人是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和部署的。
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在香港接到有关湖北情况的报告后，即复函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不过，他要湖北革命党人等待孙中山筹措20万元巨款和购买大批枪支弹药后发动。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势成骑虎”，不能等待。同时，他们看到清政府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前往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将随军离去，湖北革命力量有被削弱的危险。因此，他们坚决表示，即使“无外款接济”，也“势在必行”。
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月十日中秋节（10月6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及而延期。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全被搜去。第天，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尧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下令杀害彭、刘及杨洪胜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发动了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5营兵力，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仓皇逃往停泊长江的兵舰上。起义军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武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这时，革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立即建立革命政府，扩大革命的成果，把革命继续推向高潮。湖北革命党人是奉孙中山为领袖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与同盟会有密切的联系，但孙中山远在海外，至12日上午才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时不可能赶回国内。
黄兴和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也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有的负伤，有的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11日，经过夜战斗的起义士兵群众，聚集在湖北咨议局，准备推举都督，建立革命军政府，他们没有意识到应当把军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错误地以为需要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号召，于是邀请咨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推举清朝高级军官、十混成协（旅）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1864—1928年），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在北洋海军中任职。甲午战争后他投奔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受宠信，次被派往日本学习，由管带升至协统的职位。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黎元洪仍坚持顽抗，亲手杀死了响应起义的士兵2人。起义的迅速胜利，迫使他仓惶逃到个营管带家里躲藏。由于他平时在汉族官僚中以“开明”著称，起义前革命党人就有过推他为都督的拟议。黎元洪并不愿意顺从革命，又不敢公然反对，他是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上都督席位的。湖北军政府设军令、参谋两部，军政多由参谋部主持。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务，革命党人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愿意让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汤化龙原是立宪派首领，在立宪运动破产后对清廷绝望。他在11日推举湖北军政府都督的会议上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过了几天，他便发布了个冒称同盟会东京本部草拟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由都督兼总司令，改民政部为政事部，下设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交通等局，总揽政务。政事部由汤化龙任部长，下面个局的正副局长几乎全是清色的旧派人物。
虽然这个条例不久即被革命党人否定，各局律改为部，只给汤化龙留下个编制部长的闲职，其他各部都由革命党人负责，汤化龙因而弃职东去。但首义的湖北军政府，由新军高级军官、立宪派首领出面主持，却具有“示范”的作用，为后来响应革命的许多省份所效法。
革命形势在全国的迅速发展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巡抚余诚格逃遁，起义军推举焦、陈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后，不仅巩固了湖北的后方，而且派遣军队支援了武汉抗击清军的战斗。同天，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代理巡抚钱能训逃走，陕西军政府在西安建立，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岁羽为都督。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河攻入山西，从侧面威胁南下的清军，并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区的联系。
10月23日，驻江西江的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拥标统马毓宝宣布独立，成立江军政分府。江独立，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1日，同盟会员蔡公时联合南昌各界在咨议局开会，准备拥清朝巡抚冯汝马癸宣布独立，冯拒绝接受。蔡公时发动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组成山西军政府，由新军协统阎锡山任都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联合新军协统蔡锷以及管带唐继尧等发动起义，组成云南政府，蔡锷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的同盟会员张承等发动工人、防营和会党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了上海，同盟会员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军政府都督。
上海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的独立。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联合新军和防营占领了杭州，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苏州，江苏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立即抢先步，要求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5月，江苏军政府成立，程德全摇身变，由巡抚成了都督。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学生起义，占领贵阳，成立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员联合团练发动起义，占领寿州，连克颍上、亳州等地。8日，立宪派劝说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推朱为都督。后来，起义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朱家宝感到形势不稳，逃离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任安徽军政府都督。
11月6日，广西咨议局议决与清政府脱离关系，推巡抚沈秉为都督。不久，前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攫取了都督职位。
11月9日，福州同盟会员许崇智率军起义，推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福建军政府都督。
同日，广东宣布独立，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入租界，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从武昌起义到11月9日，短短个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清朝的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至11月下旬，川重庆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川东南50多州县响应。在川资州，部分新军起义，杀死了前来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河南信阳附近京汉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军，拆毁铁路，袭击军用列车，有力地支援了武汉革命军。甚至在清王朝统治中心地区直隶，革命党人也策动驻滦州的新军第十镇和驻保定的新军第镇举事。
革命形势以日千里的速度发展，清政府已陷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汪洋大海中，清王朝的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中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及南北议和武昌起义使中外反动派十分震惊。他们随即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扑灭这场革命烈火。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即要求驻华英国海军，“给以他力所能及的切援助。”汉口的俄国领事也主动建议“让租界义勇队出动，”扑灭革命。几天之内，帝国主义列强在武汉江面集中了20艘外国军舰，对起义军施加压力，伺机干涉。至11月间，外国军舰游弋在中国领水已达51艘。海军1.9万多人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并以7000兵力分驻北京至山海关铁路，又向沿海各口岸和北京使馆区增兵、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但是他们看到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用武力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已无希望；同时又看到革命党人对列强抱有明显的幻想和妥协，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于是便改换方式，宣布“严守中立”，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加紧扶植新的代理人，以取代行将崩溃的清王朝，这个代理人就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武昌起义的第天，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行平息。”英、美公使再示意，必须重新起用袁世凯，才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规”。时“非袁莫属”、“非袁则亡”的舆论甚嚣尘上。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赶往武汉镇压。但是，北洋军是袁世凯手培植起来的军阀军队，大部分将领都是袁的心腹爪牙，荫昌指挥不灵，军事毫无进展。10月14日，清政府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要他统率北洋军队南下镇压革命。袁世凯想乘机索取更大的权力，借口“足疾未愈”，迟迟不肯出山。同时，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采取观望态度，以便他向清政府讨价还价。
10月19日，湖北革命党人攻克刘家庙，随后湖南、江西、陕西相继独立，清政府只好于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袁世凯这次虽南下视师，但仍不满意，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实际上是要求授予他军政全权。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载沣等权贵惶恐万分，被迫屈服，赶忙下“罪己诏”，颁布宪法“十信条”，下令释放政犯，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
袁世凯由于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欣然走马上任。
袁世凯掌握清政府军政大权后，采取了反革命两手策略，手借清王朝力量打击革命势力，手借南方的革命力量压迫清政府，以达到既将革命镇压下去，又要迫使清皇室交出政权，最后建立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于是他急令北洋军进攻武汉，11月2日，汉口陷落，北洋军焚劫市区，借此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在北京组成，主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同时，载沣以醇亲王之名号退居私邸。英国外交大臣满意地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切外交援助。”这时，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开始集中全力对付南方革命势力。
袁世凯到北京就职，马上得到国银行团的贷款，英国公使朱尔典更出面帮助他策划“南北议和”。实际上是向革命施加压力，强迫革命党人将政权交给袁世凯。
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袁世凯则在同天命令冯国璋猛攻汉阳，向革命军施加压力。第天攻陷汉阳，并在龟山上架炮隔江轰击武昌都督府。黎元洪急忙逃离武昌，湖北军政府同意从12月3日起停战天。
经过段时间的秘密活动，南北双方于12月18日开始在上海进行和谈。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与南方革命政府代表伍廷芳在英租界市政厅正式谈判。从18日到31日，双方举行了5次会谈，谈判内容主要是停战、国体和召开国民会议问题。英、美、法、日、德、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奉命采取致行动，压迫革命方面妥协。20日举行第次会谈时，国总领事同时照会南北议和谈判的首席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粗暴地要求双方“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在这同时，它们在政治上拒绝承认南方革命政权，在经济上切断南方革命政权主要财源，却把海关税收的部分送到袁世凯手中，并由国银行团向北京提供300多万两贷款。此外，帝国主义军舰还在长江水面上向南方革命势力示威，并叫嚣如不停止“内战”，就要进行武力干涉。压迫南方革命势力尽快向袁世凯妥协。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混进革命内部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他们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将危及自己既得利益。因而，对革命派施加压力，要求接受袁世凯所提出的条件，实现南北“和解”。使革命面临着流产的危险。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抵达上海。由于孙中山是公认的革命领袖，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因此，正汇集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于26日举行会议，议决选举临时大总统，筹组中央政府。29日，各省代表会议进行选举，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称民国元年。3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国务院人选，组成南京临时政府。
月底，由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组成临时参议院。
中华民国的诞生，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
从武昌首义到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愿望，激起了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精神的高涨。孙中山在宣誓就职时，宣布了国内各民族平等的主张，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增强了中国各民族的团结。
武昌起义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给台湾省同胞以极大的鼓舞。1912年发生了林杞埔（台中竹山）起义和土库（嘉义）起义。1913年同盟会人罗福星等在苗栗组织起义。
这些起义虽被日本帝国主义残酷镇压下去，但台湾全省人民更加坚定了反抗殖民主义奴役、同自己的骨肉同胞早日团聚的战斗意志和决心。
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个月内，还颁布了些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诸如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取消清朝法律中对于各类所谓“贱民”的歧视条令；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主奴名分；通令剪辫；禁止缠足等。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公布了临时参议院议决的《临时约法》章十条。这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约法，对于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推行民主和法制，是有作用的。此后几年，它直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用来反抗军阀独裁统治，争取在中国贯彻实行的成文方案。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对待帝国主义是软弱的。它所发表的《对外宣言》，承认外国在华的切既得利益，承担偿付清政府的外债和“赔款”的义务，希图以此争得列强的同情和支持。对于帝国主义的粗暴干涉和危言恫吓，借口保护侨民而增派兵员、船舰侵入中国，以及截留关税盐税以困厄革命等挑衅行为，临时政府也采取隐忍退让的态度，深恐有触犯，就招来灾祸。
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施行任何变革封建土地制度的措施，以致不能在广大的农村掀起反封建的运动，从而争得亿万农民的支持。所以，在抵抗内外反动势力的反扑时，临时政府也就显得窘乏无力，难于坚持斗争。
武昌起义声枪响，全国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这时慌乱团，急忙起用袁世凯，令其节制水陆各军，向革命军猛扑。
袁世凯窃取政权孙中山回国前，革命派已与袁世凯达成用革命成果换取袁世凯承认共和的协议。
“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已成为各省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孙中山是不愿妥协的，还责备黄兴过于软弱。但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也只能执行已有协议，“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催促袁世凯“早定大计”。袁世凯打算用南方临时政府作筹码逼清政府让位于他，但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却使他非常恼怒，他宣称唐绍仪逾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对商定的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各项办法，概拒绝承认。又在孙中山就职之日，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表通电，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君主立宪，要求清王公贵族拿出钱来，誓死抵抗；并撤消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故意制造决裂势态。
孙中山对此组织了反击。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并制定了路北伐的计划。北伐发动后，军心振奋，捷报频传，大有直捣黄龙之势。但是北伐并没有顺利发展，这时，帝国主义公开出面支持袁世凯，他们继续把海关收入交给清政府，对革命军不提供任何贷款；并阻止革命军在秦皇岛登陆。驻北京各国外交使团宣布不准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而且派兵进驻京榆段（从北京至山海关），对革命派大肆恫吓。
立宪派旧官僚在革命高潮中依附革命，但是他始终与革命派同床异梦。他们不仅在南北和谈中设计套使辛亥革命流产的方案，而且对革命政权也进行了拆台活动。
不仅如此，立宪派、旧官僚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妥协分子还大造舆论，危言耸听地宣扬帝国主义旦干涉，中国便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大多数革命党人也忧心忡忡，仿佛塌天大祸就在眼前。这样，南京临时政府既无法顶住中外反动势力施加的种种压力，也不能冲破革命阵营内部妥协势力的包围。
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和妥协分子的联合进攻，革命党人中妥协的思想逐渐占了风。先是袁世凯露骨地要求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采用共和形式另立统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无法接受这个无理要求。孙中山揭露“袁氏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人而独揽大权”，坚持他在就职誓词中所提出的“俟各国承认后，始行解职”。孙中山的主张遭到反对，被迫放弃各国承认民国的条件，但仍坚持认为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于理绝对不行”，同意与袁协商组织政府，又次作了让步。
如何“处置清帝”是另个重要的争议问题。袁世凯为了使旧秩序减少变动，并顺利地从清王朝手中得到政权，要求给清帝及皇室以极高的“优待”。其主要内容是：皇帝称号不废；每年由民国政府给400万元；暂居皇宫，以后移居颐和园；原有私产由民国特别保护等。这个荒谬的优待条件，使孙中山、黄兴等些革命党人感到是奇耻大辱，实在难以接受。然而，南方议和代表却认为保留皇帝称号，不过是“虚名”，“不必重视。
……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枝节似可从宽。”结果妥协派占了上风。2月6日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优待条件。
袁世凯得到南方让权的确切保证后，马上开始逼宫。清朝皇室的些王公贵族当然不愿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结成宗社党，坚决反对清帝退位。1月26日，京津同盟会员彭家珍在北京投弹炸死了宗社党首领良弼，宗社党成员纷纷逃离北京。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暗中指使不久前还通电主张君主立宪的段祺瑞等46名北洋军将领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入京。已经被革命吓破了胆的清皇室再也无法支撑局面，不得不在1912年2月12日颁发了皇帝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
孙中山得悉清帝退位诏书及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报后，为了实践让总统给袁的诺言，除对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语表示异议，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外，遂即于2月13日，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和推荐袁世凯，15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7省议员，每省1票，全体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于是日发电给袁，称誉他为“中华民国之第华盛顿”。16日袁欣然接受。就这样，袁世凯篡夺全国政权的阴谋逐步得到了实现。
孙中山虽然对袁让权，但对袁并非没有戒心。在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时。附有个条件：“（）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辞职后，俟参议院所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临时政府约法为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切法制章程”孙中山想以这个条件达到两重目的：第、建都南京，把袁世凯调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老巢，以削弱其势力；第、用《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防止他实行封建军事独裁。
奠都南京和新总统南下就职，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反动集团之间的最后战。孙中山知道袁世凯不肯轻易离开他的巢穴，起初是再催促袁南下就职，继而特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接。迎袁专使蔡元培等行，于2月27日抵京。袁世凯表面上盛大欢迎，“恳谈”南下问题，暗中却在29日晚密令他的嫡系部队在北京、天津等地制造暴乱，“北京城内炮声起，所在纵火，招待所亦有兵士纵枪殴打而入，掳抢空。”同日晚，保定和京保沿线也发生军队哄抢事件，乱事延续两昼夜。然后袁世凯以北方局势不稳作为不能南下的借口。孙中山得知后，决定出兵平乱。这时帝国主义又次出面支持袁世凯的阴谋，北方公使团以“兵变”为借口，派各国军队在北京街头巡逻。随后俄、日、英、德、美、法等国，又分别从哈尔滨、山海关、旅顺、青岛、香港等地，陆续增调军队入京，总数达3000人，制造紧张空气。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更发出通电：“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步。”黎元洪危言耸听地通电各省，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如果相争不决，就将导致“兵亡”、“民亡”、“国亡”、“种亡”。革命阵营中也有部分人主张妥协。孙中山被迫再次迁就退让。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口是心非地宣读了“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的誓词，任命唐绍仪为总理，负责组织第届内阁。
25日，唐抵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收临时政府，他把内政、外交、陆军和海军个主要部门，都交由袁世凯的爪牙掌握，财政部也在拥袁的立宪派手中。同盟会员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工商等部总长，而握有军权的黄兴则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府的留守。孙中山在4月1日正式解职，临时政府陆续北迁，新生的中华民国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实际上政府大权转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的手里。从此，辛亥革命出现的光明熄灭了，开始了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统治的黑暗时代。
辛亥革命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留下的经验教训的宝贵的。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同以往革命不同的是，因这个革命是由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政党领导的，有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因此，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废除了持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历史前进。
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使民主主义思潮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辛亥革命也革了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政府的命，就因为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也就打击了它背后的帝国主义。从此，帝国主义很难找到像清政府那样理想的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辛亥革命在定程度上给予资本主义发展以新的推动。南京临时政府所采取的保护和奖励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使近代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增长。
辛亥革命爆发在约占世界人口1/4的亚洲的个大国，对东方和世界都不能不发生影响。中国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鼓舞下，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人民都掀起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形成了次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场最伟大的斗争，它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够提出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盟会的纲领是反满、反君主政体和主张不切实际的“平均地权”。他们害怕帝国主义，企图以承认帝国主义切特权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同情和援助，自然就放弃了反帝斗争。他们只关注建立“共和”政体，没有认识必须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在掌权的日子里，也没有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关键时刻，无法形成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大批革命党人反而转化成新官僚、新军阀、新政客，站到袁世凯方面去反对革命。
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因此，就决定了他们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坚决的革命路线，也不能用正确思想武装自己的队伍和动员广大的群众，因而也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辛亥革命的失败，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必须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必须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摧毁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这是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这个民主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