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残余割据势力明太祖建立明朝后，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如何尽快肃清南北各地残存的割据势力，实现中国的政治统。
在克复大都之前，明太祖就部署南征，方进师，下湖南、广东，合兵以取广西。洪武元年（1368年）杨王景、周德兴等取湖南宝庆（邵阳），廖永忠、朱亮祖由福建航海取广东，陆仲享从韶州（韶关）直捣德庆。杨王景等连取全州、道州（湖南道县）、常宁、武冈州、永州（湖南零陵），廖永忠等航海至潮州，收降元江西行省左丞何真，遂进驻惠州、循州、广州，俘杀邵宗愚，平广东，进军广西。杨王景、廖永忠两路合兵围静江（广西桂林），破之。接着，又克南宁、象州，广西平。
大都克复后，元顺帝逃往上都，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盘踞陕西，纳哈出据守辽阳，把匝剌瓦尔密拥有云南，明升夏政权割据于川。这些割据势力虽然力量不大，但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对新建立的王朝仍是种威胁。其中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等军阀力量最强，又和北逃的元顺帝相呼应，有可能卷土重来。
太祖分析形势，决定集中兵力，首先解决西北的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常遇春率西征军由河北入山西，讨伐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派兵抵抗，双方展开激战。十扩廓帖木儿乘北平（太祖改大都为北平府）空虚，亲出雁门关奔袭北平。徐达不会救，反而直捣扩廓帖木儿的巢穴太原。扩廓帖木儿急忙回师救太原，半途被徐达军偷袭兵营，以18骑败走。西征军克太原，平定山西。
洪武年（1369年）常遇春、冯宗异率军由山西攻陕西奉元路，李思齐逃奔凤翔，又奔临洮。李思齐在西征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势蹙投降。此时，元丞相也速乘明军西征，反攻通州，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9万还救，自北平连败元军于全宁、大兴，直捣上都，元顺帝北逃沙漠，明军追击数百里，俘元宗王庆生、平章鼎住以及将士万人、车万轮、马千匹、牛万头，蓟北悉平。常遇春在回师南下途中，卒于柳河川，李文忠领兵与西征军会合，大败围攻大同的元军，活捉脱列伯，孔兴被部将杀死。张良弼逃奔宁夏，为扩廓帖木儿执杀，其弟张良臣据庆阳顽抗。徐达率军进攻庆阳、宁夏，张良臣以庆阳降，不久又叛，城破被杀，宁州、黄河等处悉平。
洪武年（1370年），扩廓帖木儿进围兰州。徐达再次出师，由潼关出西安，攻扩廓帖木儿的据点定西（甘肃定西县）。扩廓帖木儿引兵还救，为明军大败，逃和林（乌兰巴托西南）。东路李文忠则率军“出局庸，入沙漠，以追应昌。”此时元顺帝死，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嗣立，李文忠军出野狐岭，至开平，破应昌（内蒙古多伦东北），皇太子亦败逃和林，其子买的里剌被明军俘获。翌年春，刘益以辽东降，置辽东卫于盖州（辽宁盖县），旋建定辽都司（后改为辽东都司）于辽阳。
洪武年（1372年），太祖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雁门关，趋和林，李文忠趋应昌，冯国胜取甘肃，从路征讨扩廓帖木儿。徐达大军进入沙漠，至岭北为扩廓帖木儿所败。洪武年（1373年），扩廓帖木儿反攻大同，徐达遣将极力抵御，将扩廓帖木儿击退。洪武年（1374年），李文忠、蓝玉出师北征，大败元军。洪武年（1375年），扩廓帖木儿死，北方边境的元朝残余势力逐渐衰落。
太祖在派徐达等征伐元朝残余力量的同时，于洪武年（1371年）命汤和为征西将军，率周德兴、廖永忠、杨王景等由东路入川，攻重庆；命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率顾时、何文辉等由秦陇入蜀，取成都。明升据瞿塘天险，阻滞明朝水军，汤和等攻个月不下。
傅友德等乘明升专注东线，乘隙南下，连克阶州（甘肃武都西北）、文州（甘肃文县）、绵州（川绵阳）、汉州（川广汉），并以木牌投江顺流而下，向东线明军通报战绩。廖永忠得知北伐明军进展神速，绕间道攻瞿塘，克夔州，进逼重庆，明升出降。傅友德亦不战而得成都。至十全蜀郡县平定，夏亡。和川接壤的贵州省慰和普定府总管也闻风归附。嗣后，太祖两次遣使王祎、吴云赴昆明招降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均被杀。
洪武十年（1381年），太祖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兵30万从东、北两方面进攻云南，北路由川南下取滇、黔边境的乌撒（云南镇雄、贵州威宁等地）。东路由湖南“辰、沅趋贵州，进攻善定、普安”，直取昆明，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兵败自杀。洪武十年（1382年）闰明军攻下大理，云南全境平定。洪武十年（1383年）明军班师，太祖留义子沐英统兵镇守云南。
洪武十年（1387年）春，太祖以冯国胜为大将军，与傅友德、蓝玉等率军20万，进军东北，征讨纳哈出。明军出长城松亭关，连下大宁（河北平泉）、宽河（河北宽城）、会州、富裕（河北平泉之北），乘夜袭占庆州（内蒙古林西县），渡西辽河，过金山（辽宁开原西北），直逼松花江北，纳哈出势蹙投降。同年十“野人部将”西阳哈等来降，兀者地区归属明朝。洪武十年（1389年），辽王阿札失里请求内附，置泰宁（洮安附近）、福余（齐齐哈尔附近）、朵颜（洮儿河上源）卫。至此，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上、中游以南，归于明朝。除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区域外，南北各个主要的割据势力集团均被消灭，全国基本上实现了统。
惠帝更改旧法与削藩立国之初，太祖就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确立了皇位的继承人。为使朱标能顺利地接班，太祖在其23岁时便令他“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洪武十年（1391年），太祖命太子朱标巡视关陕，省观风俗形势，考察秦王言行。不料陕西归来后朱标即病，次年月病死，太祖不得不立朱标才十岁的儿子朱允火文为皇太孙。太祖深恐皇太孙年少缺乏统治能力，千方百计规定严密的制度，颁《永鉴录》和《皇明祖训》，约束藩王、大臣，并定制后人不得更改。然而，拥有重兵并世袭镇守边塞的藩王已成气候，大有和帝室分庭抗礼之势。皇太孙朱允火文曾问太祖：“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深感藩王对帝位的威胁。
洪武十年（1398年）闰太祖死，皇太孙允火文即位，是为惠帝。
惠帝即位后，罢斥批洪武旧臣，提拔批新人同参国事，任用兵部侍郎齐泰为兵部尚书，翰林院修撰黄子澄为太常卿，又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决意施行新政。
惠帝推行世治宜用文的用人方针，改变太祖重武轻文的官僚体制，举遗贤，兴学校，提升文臣的地位。少壮文臣在朝廷中有很大的发言权，上疏建言多达1000余通，政治空气比较宽松。他又改变太祖“以猛治国”的方针，诏行宽政，“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使许多在洪武时期被杀、被流放的人得到平反。蠲逋赋，蠲荒田租，减免江浙重赋，限制僧道占田，使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得以复苏。江南地区，“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于屋檐而去者。”同时，又针对“诸王多不逊”的迫切问题，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当时，秦王和晋王已死，削藩的首要对象是实力较大的北平燕王朱棣。计议中，齐泰主张把矛头直指燕王，黄子澄不同意，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的周是剪燕手足也。”于是，建惠帝采纳“剪燕手足”的策略，在上台后个以周王木材有罪，“废为庶人，徙云南。”明年又废齐王眖、代王桂为庶人，湘王柏自焚死。又以岷王木便有罪，废为庶人，徙漳州。
这样，建惠帝即位后还不到年，就削去了个藩王。对于燕王，也采取了削弱其兵力并予严密监视的措施，面派工部侍郎张癲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暗中侦察、监视燕王朱棣的行动。面又借口“北边有寇警，以防边为名，遣将戍开平，悉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去其羽翼”。同时又命令都督耿王献驻兵于山海关，徐凯练兵于临清，以观北平动静。
惠帝和他的辅臣所采取的新政，应该说是切中时弊的。但他们少年气盛，急于求成，提出“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这种猛烈更改制度的方案，在官僚层中缺乏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加上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提出的新法往往脱离实际，以致造成混乱。特别是过分重用文臣引起武臣的失落感增加，控制内廷过严引起宦官的离心。
惠帝及其亲信大臣对此不但没有觉察，进行政策调整，反而在没有掌握军事实力的条件下，贸然削藩，使新政的基础更不稳定。这样，当削藩引起帝室与藩王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的时候，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便朝着惠帝主观愿望的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朱棣靖难与迁都北京建文元年（1399年）惠帝密令张癲、谢贵、张信等逮捕燕王朱棣。但是张信为朱棣旧所信任，反而把惠帝的密令告诉了朱棣。接着，北平布政使司吏奈享、按察司吏李友直等也向朱棣密报了张癲、谢贵等人的行动。当时北平满城都是谢贵的军队，燕王亲兵甚寡，朱棣与张玉、朱能等商议，决定用计先擒杀谢贵、张癲，于是把张癲、谢贵骗至王府，在酒席间将其擒杀。北平城内将士听到张癲、谢贵被擒杀，皆溃散，朱棣即命张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夺门”，控制了北平。接着，朱棣援引《祖训》，以清除皇帝身边的奸恶齐泰、黄子澄即“清君侧”为名，举兵“靖难”。
朱棣起兵之后，迅速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河北卢龙），旬众至数万。而南京方面，惠帝“仁柔少断”，齐泰、黄子澄“两人本书生，兵事非其所长。”旧日功臣宿将，仅存长兴侯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人。惠帝无将可使，只好起用年已十有的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下简称南军）13万进军北平，在滹沱河为燕军袭破，大败而退。惠帝闻炳文军败，根据黄子澄的推荐，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此时，宁王派兵攻永平，朱棣以王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亲自率军救永平，进而直指宁王藩邸大宁。
十朱棣以计入其城，诱俘宁王朱权，收其部属8万并朵颜卫蒙古兵3000人，势力大增。李景隆领南军围攻北平，朱高炽拼死坚守。十朱棣回师，内外夹攻，大败南军，李景隆退居德州。建文年（1400年）南军与燕军会战于白沟河（河北雄县北），复大败，李景隆南逃，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都督瞿能、越巂侯俞渊、指挥滕聚等皆战死。燕军进围济南，幸得都督庸和参政铁铉奋力防守，并于月击败燕军，朱棣才撤兵回北平。
惠帝擢铁铉为兵部尚书，封盛庸为历城侯、平燕将军，都督陈晖、平安副之，再次率兵北伐。十南军与燕军会战于东昌（山东聊城），燕军大败，亡数万人，张玉战死，朱棣溃围而还。建文年（1401年），双方仍然在山东和中原地区反复争夺，互有胜负。
建文年（1402年）双方主力又大战于宿州（安徽宿县）的齐眉山。时燕军连失大将，“淮土盛暑的温，诸将请休军”，多想北归。这本是南军大举进攻的大好时机，但惠帝听信左右批廷臣的建议，认为燕军已北撤，京师不可无良将，于是在这关键的时刻，下令把魏国公徐辉祖统率的部队撤回南京，部署被打乱了，朱棣趁机反攻，大败南军于灵璧，南军骁将平安及陈晖、马溥、徐真等37人皆被执，精锐丧失大半，燕军士气大振，战场形势明显有利于朱棣。燕军南下攻占扬州。燕军自瓜洲渡过长江，下镇江，进围南京。这时南军已毫无抵抗能力，李景隆和谷王木惠等打开金川门迎降朱棣，都城遂陷，惠帝下落不明。
朱棣进南京后，“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50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多遭族诛，株连甚众。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即位诏，被诛杀十族873人。是朱棣在奉天殿即皇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又称明太宗。
成祖即位后，便酝酿迁都北平，并为此进行系列的准备。永乐元年（1403年），从礼部尚书李至刚之请，改北平为北京。以后，又先后设立北京行部、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国子监，国北平布政使司，改顺天知府为府尹，逐步提升北京的政治地位。永乐年（1409年）、十年（1413年）、十年（1417年），成祖次北巡，坐镇北京，计8年零8个使决策、军事、行政系统逐渐北移。与此同时，通过恢复海运，开通陆运和疏浚会通河，解决南粮北调的难题，满足北京的粮食供应。永乐年（1406年），在北京修建元代旧宫，十年（1416年）营建西宫。次年至十年（1420年），大兴土木，改建扩充北京城，新建皇宫、郊庙，“悉如金陵之制，而宽用过之”。永乐十年（1421年）正成祖正式迁都北京。
明朝创立不久，便进行京都的大迁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因为北京是成祖发迹之地，也是他控制全国政局的基地。政治实力所在是他决定迁都北京的首要因素。其次，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明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元蒙古势力，元朝复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临近隐患策源地建立全国政治中心，有利于指挥调度，灵活反应，及时制止祸乱，巩固明朝基业。同时，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临中夏而控北荒，足以“控夷创天下”，便于对辽阔的北方边疆开拓进取。迁都北京对成祖政治战略的发挥起了重要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以明朝建立，遣使宣诏高丽（朝鲜）、安南（越南北部）。次年（1369年），太祖封王颛为高丽国王，陈日火奎为安南国王，又遣使宣诏日本、占城（Champa，越南南部）、爪哇（Java，印尼爪哇岛）、西洋（南印度的锁里）诸国，年（1370年）又遣使诏谕暹罗（Siam，泰国）、佛齐（Palembang，即旧港，苏门答腊岛南部）、氵孛泥（加里曼丹北部的Brunei）、真腊（Cambodia，柬埔寨）等国。到洪武十年（1395年），“命使出疆，周于维，历诸邦国，足履其境者十，声闻于耳者十，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小国百十”。“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冲绳岛）、佛齐、氵孛泥、彭亨（Pahang，马来半岛东岸）、百花、苏门答腊（Samudra，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西洋、邦哈剌（孟加拉）等凡十国”。太祖对待外国，采取“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的政策，对安南与占城的争端不偏不倚，对爪哇灭佛齐，也未兴师问罪。胡惟庸案发后，明朝与外国的关系趋于冷淡。洪武末年，和明朝保持关系的只有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琉球等国了。
成祖对和海外诸国发展关系采取了比太祖更为积极的行动。登基个月后，便遣使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腊、占城诸国。永乐元年（1403年）除继续向上述国家派遣使团外，还因随赴暹罗使节还朝的西洋剌泥国（Jilani，今伊朗西北部吉兰省）穆斯林商人的报告，遣中官尹庆赴满剌加（Malacca，马甲）和柯枝（南印度西岸的科钦，Cochin）。各国亦纷纷派遣使团来华。永乐年（1405年）起，成祖派遣中官郑和下西洋，把明朝和海外诸国的联系推到盛况空前的境地。
永乐年（1405年）郑和奉命统领舟师，出使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阿鲁（印尼苏门答腊岛中部）、苏门答腊、南巫里（苏门答腊的Lambri）、锡兰（斯里兰卡）、小葛兰（南印度西岸的Quilon、Kualam）、柯枝和古里（南印度西岸的科泽科德，Calicut）。年（1407年）月回国，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腊、小葛兰和古里等国使节随行来朝。
永乐年（1407年）郑和再度出使，前往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古里、柯枝、锡兰诸国，年（1409年）夏回国。
永乐年（1409年）郑和第次出使，访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小口具南（即小葛兰）、柯枝、古里、暹罗、南巫里、加异勒（南印度东岸）、甘巴里、阿拔把丹，年（1411年）月回国。不久，满剌加国王以及古里、柯枝、苏门答腊、阿鲁、彭亨、荷兰丹（Kelantan，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加异勒、爪哇使节先后来华。
永乐十年（1413年）冬，郑和第次出使，访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柯枝、古里、加异勒、彭亨、荷兰丹、阿鲁、南渤利（即南巫里），入阿拉伯海至忽鲁漠斯（Hormus，伊朗波斯湾港口）。十年（1415年）回国，忽鲁漠斯使节随行。分舟宗船队则由苏门答腊西航至溜山国（马尔代夫），抵达东非的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Mo-gadishu）、卜剌哇（索马里希腊瓦，Brawa）、麻木（肯尼亚马林迪），再北上阿拉伯半岛的阿丹（Aden，也门亚丁），剌撒、祖法儿（阿拉伯半岛南岸）到忽鲁漠斯。十年（1416年）夏回国，溜山、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木、阿丹、剌撒诸国使节随行。
永乐十年（1417年）秋冬，郑和第次出使，送占城、彭亨、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南渤利、锡兰、沙里湾尼（印度东岸勒加帕坦附近）、柯枝、古里、忽鲁漠斯、溜山、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木、剌撒、阿丹诸国使节回归本国，十年（1419年）月自忽鲁漠斯回国。分舟宗船队往溜山及东非、阿拉伯半岛诸国至忽鲁漠斯，于十年（1420年）夏回国。
永乐十年（1421年）秋，郑和第次出使，送忽鲁漠斯等国使节回归本国，十年（1422年）月自忽鲁漠斯回国，阿丹、苏门答腊、暹罗使节随行。分舟宗船队仍往溜山及东非、阿拉伯半岛诸国至忽鲁漠斯，于十年（1423年）夏回国，西洋所里、古里、忽鲁漠斯、锡兰、阿丹、祖法儿、剌撒、卜剌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渤利、苏门答腊、阿鲁、满剌加十国使团1200余人随行来华。
郑和最后次航行是在宣德年，此次航程最远，经历的国家多。船队从南京下关的龙湾出发，到达古里后，又派小队到麦加圣地朝圣，至宣德年（1433）回国，不久病逝。
仁宣之治明成祖朱棣病死于榆木川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仁宗。仁宗只当十个月的皇帝，于洪熙元年（1425年）月病死。他在位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在永乐时代，成祖多次巡幸北京和亲征漠北，朱高炽以太子的身份长年在南京监国，主持朝政，所以，他在明史上还是有影响的。仁宗死后，其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宣宗。仁宗、宣宗统治期间，基本上继承洪武、永乐时期的政策，吏治比较清明，并在定程度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继续向上发展，因而，封建史学家颂扬这段时期的统治为“仁宣之治”。
仁宗在位期间，重用大臣“蹇夏”和“杨”，依靠他们管理朝政。
“蹇夏”即蹇义和夏原吉。蹇义字宜之，川巴县人。夏原吉字维吉吉，祖籍江西德兴，父亲在湖南湘阴当官，便定居在这里。他们俩都是从洪武朝就开始任事的老臣。明成祖即位后，蹇义被提为吏部尚书，夏原吉被提为户部尚书，掌管了部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部。蹇义为人厚重，作风谨慎，是掌管吏部的理想人才。夏原吉则精明能干。夏原吉精心管理，有条不紊。蹇义和夏原吉历事朝（洪武、建惠、永乐、洪熙、宣德），个当了34年的吏部尚书，个当了29年的户部尚书，长期掌握朝廷重权，当时臣民并称为“蹇夏”。
“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杨”中，杨士奇刚直敢言，在永乐朝受命辅助太子监国；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曾多次随从成祖出征漠北；杨溥是仁宗当太子时的老师，为人恭谨，被誉为有“雅操”。其实，“杨”中杨溥的才干和影响远不如其他杨。
仁宗在“蹇夏”和“杨”的辅助下，实行了些开明政治，其中之就是他本人能够纳谏。当时，有个喜欢恭维的官员上书歌颂太平，仁宗把奏疏让群臣传阅。满朝文武都认为歌颂得对，唯独杨士奇不以为然。他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行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说：“朕对待众卿以至诚，希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
为了保证百姓的休养生息，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经常对司法机构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凡是发现官吏贪赃害民的，都进行惩办。有个太监在川采办木料扰害百姓，仁宗命令副都御史弋谦前去调查严办。
洪熙元年仁宗病亡。宣宗朱瞻基继位。宣宗在位期间，仍然重用“蹇夏”和“杨”等班老臣，并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
和提倡节俭相适应的是裁撤冗官。这个建议是宣德年（1428年）蹇义首先提出来的，宣宗采纳了，并叫他负责。后来，有个不识相的巡抚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管粮布政司官员，被宣宗批评说：“粮税自有常赋，我正在裁抑冗滥，你反要求增大。
古话说，省事不如省官。”宣宗还严禁将官扰害百姓。他到北方巡边，严厉申戒将士说：
“有敢扰民者，杀无赦！”锦衣卫指挥锺法保建议在广东东莞采珠，宣宗说他“扰民以求利”，把他罢官下狱。宣德年（1429年），工部尚书吴中启奏说：“山西圆果寺是国家祝福的地方，现旧塔损坏，希望能征调力役修建。”宣宗说：“你想借此求福吗？我以安民为福。”不许他役民修塔。即使是皇室、勋戚这些贵族，宣宗也严禁他们侵扰百姓。
宣宗同样善于纳谏。他能够听取正直大臣逆耳的意见，而不喜欢听那些恭维讨好的话。他在位之时，经济繁荣，社会也比较安定，些喜欢阿谀的官员就不断以“明君”、“圣主”之类的话来颂扬他。宣宗听了觉得讨厌，他对大学士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忄卷忄卷。幸运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过，祸乱的发生往往出于意料。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杨溥顿首说：“臣不敢忘报。”宣宗对他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大报答。”没事的时候，他经常召集“杨”、“蹇夏”等班大臣谈话，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行。
在用人方面，宣宗亲贤臣，远小人。内阁大学士张瑛、陈山本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臣，人寡学多欲，为官不廉。宣宗并不因为他们是自己的旧人而加以庇护，把他们调出内阁，贬了官。都御史刘观被罢官下狱后，杨士奇和杨荣举荐顾佐接替他的职位。顾佐为官清廉刚直，约束下属严格。宣宗命他考察诸御史，整肃朝纲。顾佐不负宣宗重托，到都察院后，贬谪了20位不称职的御史到辽东为吏，又降了8人，罢了3人。
同时，举荐了40几位清正敢为的人担任御史，使之督察百官。经过番整顿，贪墨黜罢，朝纲肃然。些受到弹劾的奸吏怨恨顾佐，便诬告他受贿、冤屈好人。宣宗明察是非，不为诓言所惑，办了诬告人的罪，而对顾佐更加信赖。
在地方上，宣宗也叫“蹇夏”、“杨”等推荐了批廉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这些人中有许多成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
仁、宣朝实施了些与民休息的政策，人民也得到了定程度的休养生息。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有较大的前进，出现了明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景象。
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明英宗正统时，宦官王振专权，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北方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也先多次率兵对明朝进行骚扰活动。王振不但不加强防范，反而与也先勾结，索要贿赂，赠以兵器。正统十年，也先部2000余人入贡，王振视同儿戏，随意压低马价。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廷曾答应与其联姻又无故反悔，遍集蒙古各部兵马，大举南下，“塞外城堡，所至陷没”。
前线败报不断传来，王振与英宗泄泄视之。在王振怂恿下，英宗决意率明大军亲征。朝臣们纷纷以条件未备劝谏，均不听。在战备极不充分的条件下，正统十年英宗和王振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结果明君在土木堡战败，明英宗朱祁镇被也先军俘虏，50万大军损失过半，余皆溃散，遗下辎重兵器无数，尸横遍野。王振在混乱中被无比仇恨他的明军将领所杀。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事后人们才知道，也先部回头攻击明军的骑兵，最初只有2万多人，竟使数十万明军顷刻间解体，而皇帝出征被俘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
英宗被俘、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百官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下诏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因此，又命成阝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
成阝王召集群臣讨论战守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王呈首先站了出来，朗朗说道：“臣夜观天象，稽算历数，天命已去，惟有南迁可以纾难。”徐王呈的话刚说完，立刻遭到太监金英和礼部尚书胡氵荧的反对。接着，又有人从文臣班里站出来，厉声斥责说：“主张南迁的，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动则大势去矣。你难道不懂得宋朝南渡的教训吗？”
这驳斥，徐王呈非常难堪。他不敢再说什么，低着头退了回去。驳斥徐王呈的人是兵部侍郎于谦。
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剩下的10万人多为老弱病残之辈，人心震恐。
于谦经成阝王批准，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他亲自筹划部署，加强防守，人心才稍为安定。成阝王把他提为兵部尚书。
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招致这次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被抄家灭族。他的个爪牙被愤怒的百官打死在殿廷上，人心大快。接着，文武百官又议论立皇帝的事。大家认为国家正处于危难之秋，人心惶惶，必须另立个皇帝以安定人心。于是，群起上书，劝成阝王早登大位。月初日，成阝王正式登上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史上的景帝。景帝的登基，是具有定的政治意义的。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奇货可居，想利用来要挟明朝赔款割地，没料到明朝又立了个皇帝，他手中的这张牌就失去了作用。
十也先挟带英宗，攻破紫荆关，明朝守将战死。也先麾军入关，直指北京城。面对强大的敌人，主将石亨主张尽闭门，坚壁以避敌锋。于谦坚决反对，他说：“敌人气焰嚣张，而我为何又先示弱，使其更加轻视于我？”他分遣诸将列阵于门之外，下令尽闭各城门，以示明军誓与京城共存亡的抗战决心。他把自己安排在北面的德胜门外，和石亨起，抵挡敌人的正面进攻。部署已定，于谦传令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人人效命。于谦本身戴盔披甲，亲临战阵巡视指挥，以自己的行动激励将士勇敢作战，保卫首都。十瓦剌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空屋里，然后派数骑诱敌。瓦剌万多名骑兵追击进入埋伏圈后，声炮响，伏兵出，火器齐发，瓦剌军人仰马翻，大败而逃。也先的弟弟孛罗和瓦剌的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死。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同样受到明军的坚决抗击。在德胜门北面土城的战斗中，明朝军民配合作战，使瓦剌军又吃了个大败仗。当明军和瓦剌军在激战时，土城老百姓纷纷爬上屋顶，以砖石为武器，铺天盖地般地投击敌人，喊杀声震天动地。两军相持了天，瓦剌军面楚歌，连战皆败。也先本想拥来明英宗，逼明朝城下议和，捞取金银财物，没想到个子儿也没捞到，反倒损失了许多人马，又听说明朝的各路援兵快要到了，恐怕归路被切断，于是，又拥着明英宗匆匆撤围西去。于谦指挥军队乘胜追击，夺回了瓦剌沿途掳获的许多百姓和财物。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随着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也先无隙可乘，以英宗相要挟的阴谋宣告破产。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在景泰元年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北京。英宗回到北京后，当个名誉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宫。
夺门之变明代的历史，从土木堡之变到景帝在位这几年，几乎直没有平静过，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若与其父、祖在位的“仁宣之治”相比较，则更显得动荡。
土木堡之变后，景帝由留守而至监国，终于登上帝位，君临天下。这方面使他富贵至极，口含天宪，另方面，外患频仍，朝内政局波迭，又使他寝食难安。最令他伤心的，还是太子见济的死，他又没有别的儿子可以继立，这本身就是构成他皇位不稳的个因素。起初，皇后汪氏连生两胎，竟都是女儿，使他十分恼恨。后来妃子杭氏生了见济，他便将汪氏废去，立杭氏为后。景泰年，杭氏又不幸病故。然而，更糟糕的是，在国事烦劳和后宫享乐的双重熬煎下，到景泰年，景帝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积劳成疾，而且病势日渐沉重起来。
景泰年正景帝病重，而皇位继承人尚未确定，内廷外朝均十分忧虑。十日，群臣入宫探问病情，景帝的亲信太监兴安对众人说：“诸位都是朝廷股竑之臣，不为社稷大计考虑，天天问安，徒劳无益。”席话提醒众官考虑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本来，经过“复储之议”，无人敢再提建储之事，但景帝这病，使人们不得不再次考虑此事。十日，群臣在朝集议立储问题，有人提出请沂王复位东宫，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既废不可再立。最后，大家觉得不如只提建储，具体人选由景帝自己定，所以奏疏中只说“早择元良”。景帝见疏，不允所请，并说自己不过我感风寒，十日当临早朝，群臣不必惊慌。
这时，传说有人要把襄王之子迎入宫中，立为皇储。十日，主持政务的王直、于谦等人在起议论请沂王朱见深复太子位事，推举大学士商辂起草奏稿，写成以后，天色已晚，决定明日早朝时再奏。
然而，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太上皇英宗复位的场宫廷政变，史称夺门之变。
首先谋划英宗复位的是武清侯石亨。此人在北京保卫战期间立了定功劳，掌握了部分兵权，爵封武清侯。景泰年正景帝朱祁钰召石亨至病榻前，令他代行郊祀礼。石亨这人野心很大，在于谦掌握兵权的情况下，不免有抑郁不得志之感。这时，他看见景帝病势沉重，不觉动了谋取大功的念头。归后，他找亲信张车兀、杨普及太监曹吉祥等商量：景帝的病定好不起来了，现在上下官员都在策划拥立各自尊崇的人为新君，我看，拥立沂王，不如拥太上皇复位，可以建立不世之功。他这番话立刻得到赞同，因为这些人都是不得志之人，如杨善迎归英宗，却未得升迁，心怀不满。于是，几个人去找英宗旧日亲信许彬。许彬对他们说：“拥立太上皇复位，社稷之福也。但我已经老了，不能干了，你们可以去找徐元玉商量。”这个徐元玉，就是当年土木堡之变后倡言迁都的徐王呈，人很有才，但心术不正，因倡言迁都而遭仕林不齿，于是他改名为徐有贞，字元玉，这时又重新爬到副都御史的位子。石亨等人知道他善谋略，于是又去找他。徐有贞听了石亨等人的计划，大加赞赏，说：“当年太上皇出征，是为天下赤子之故。现在天下离心，请上皇复位，人心必悦。”
于是，在徐有贞策划下，石亨等人分头作了系列准备工作。首先，由张车兀暗中将准备用英宗复位之事通知南宫，以便英宗有所准备，同时，由太监曹吉祥、蒋冕等人将情况密报孙太后，很快得到孙的首肯。然后，曹吉祥等又预制了孙太后的道懿旨，以备起事时用。他们知道，十日景帝将临朝，到时可能会对立储事作出某种决定，那时将对拥立英宗复辟不利，于是决定在十日以前发动。这时，适逢边塞报警，徐有贞对担任掌军都督之职的张车兀说，你正可以乘此机会，以加强京师及皇宫戒备为名，调动兵力，做好准备。
十日晚，徐有贞知道今晚事在必举，为了鼓动人心，他爬上房顶，仰观天象，然后下来对众人说：“时在今夕，不可失也。”于是，他与石亨、杨善等人拿出孙太后懿旨，调军向皇宫进发。当夜更，曹吉祥等人打开长安门，石亨、张车兀、徐有贞、杨善等率兵千余人闯入皇城。不等守城士兵有所反应，他们已将城门反锁，并将钥匙投入井中，以防外兵进入，然后直奔南宫。南宫城门紧闭难启，徐有贞令勇士翻墙而入，与外面士兵合力捣毁段宫墙，很快，墙垮门开。只见英宗人独自从灯烛中走来，问：“你们想干什么？”众人赶紧伏地齐答：“请陛下即位。”于是，叫士兵们推过皇帝乘坐的御辇来，士兵们慌乱中拉不动，徐有贞就亲自上前拉车，英宗在众人扶持之下上了车，徐有贞又在前引路，向奉天殿而去。这夜，晴空朗朗，月明星稀，朱祁镇看清了眼前这几位主要人物，问道：“卿等是谁”，徐有贞等赶忙各自报了姓名、官职。队伍出南宫不会儿，就到了东华门。守门者远远看见有支队伍，喝令停止前进，这时，英宗朗声喝道：“朕太上皇也”，守门者知是英宗，竟不敢阻挡，队伍顺利进入宫内，拥着朱祁镇至奉天殿，山呼万岁，钟鼓齐鸣。
这时已是正月十日黎明，群臣正在朝房准备景帝早朝，很多人还在心里想着，今天这次早朝，建储问题肯定将要提出，免不了要有番争论。忽闻钟鼓齐鸣，会儿又见诸门大开，十分诧异。就见徐有贞跑来，大声呼喊：“太上皇已经复位了，快来叩贺。”
众臣面面相觑，竟是无人敢于反对，稍稍迟疑，大家还是齐来到奉天殿朝觐英宗，朱祁镇又亲自向大家宣布自己已经复位，今日正午，在奉天殿正式举行登基大典，群臣这才齐跪下，山呼万岁。
这样，朱祁镇自土木堡之变后，在塞外和归后软禁于南宫，整整当了年半时间的太上皇，终于重登大位了。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夺门之变”，也叫“南宫复辟”。
景帝被英宗命太监蒋安用帛勒死在西宫之中。
英宗复辟后，昏庸如前。他思念王振，下诏恢复王振的官位，并以木头刻成王振的形状，招魂安葬，祀其牌位于智化寺，其祠赐名叫“精忠”。对“夺门之变”中的为首分子，英宗大加封赏。徐有贞爵封武功伯，官至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纹渊阁事，即内阁首辅。石亨晋爵为忠国公，太监曹吉祥升为司礼监，总督大营。其他些在“夺门之变”中出过力的官员，也分别被封为侯、伯或加官晋俸。在权力分配中，这些迎复派官僚你争我夺，产生了矛盾。徐有贞因和石亨、曹吉祥争权夺利，曹、石人联合打击他，因而，仅过几个徐有贞便被下狱，后被罢官谪戍。徐有贞败后，曹吉祥和石亨更加专横，终于酿成“曹石之变”。
弘治中兴英宗死后，太子朱见深红位，是为宪宗，改元成化。宪宗朱见深是个16岁的少年天子，风流荒唐，玩物丧志，他嗜好珍宝，崇信左道，以至吃丹吹符，服用淫药。在位23年，仅成化年（1471年）召见阁臣次。内外朝政都被帮佞幸把持，尤其是任用宦官有增无减。这样，到了成化中期，终于又形成汪直擅权的局面。
汪直黜罢后，成化晚期宦官干政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成化十年（1485年），吏科给事中李俊在次奏疏中还指出：“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监而丛十余人，事而参辈，分布藩郡，总领边疆，援引忄佥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方责贿”。梁芳、钱能、韦眷、王敬等班宦官，依然弄权售奸，莫敢逆者。
成化十年（1487年）宪宗死去，继位的是孝宗朱祐樘，年号弘治。朱祐樘为淑妃纪氏所生，宪宗第子。生时正值比宪宗年长19岁的万贵妃专宠后宫，宫中不敢将此事报告宪宗。直至太子死后，宪宗始知之，育祐樘于周太后宫中。他是在万贵妃的妒忌和迫害中成长的，因此比起英宗、宪宗等人来，较少纨绔荒唐习气。他当上皇帝后，斥逐了批奸邪。宦官梁芳、王敬、韦眷等均被黜。奸佞李孜省作恶多端，被逮捕入狱，死在狱中。禅师、国师、真人等妖僧方士被罢遣者达千数百人。阿谀尸位的大臣如内阁万安等也被罢黜回乡。与此同时，积极提拔贤能，任用正直、练达之士，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了许多名臣，如王恕、李东阳、刘大夏、谢迁、刘健等。孝宗还比较注意广开言路，恭俭自饬，并能在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使弘治朝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明史》称孝宗“使政不旁挠，财无滥费，滋培元气，中外安”，“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着清宁，民物康阜”，虽不免过誉失实，但与英宗、宪宗诸朝相比，弘治初政确实清平许多，宦官专权的现象有所收敛。
但是孝宗对于正统以来政治积弊的匡正是很不彻底的，许多近幸如李广等依然得到重用。弘治年（1495年）以后，孝宗热衷于斋醮、炼丹，视朝渐晏，章奏批答也不及时，“或稽留数或竟不施行，事多雍滞，有妨得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弘治十年（1497年）召见大学士徐溥等，每人赏茶杯，满朝以为盛事。弘治十年（1499年）给事中张弘曾陈初政渐不克终事云：“初汰传奉官殆尽，近匠官张广宁等传至百十余人，少卿李纶、指挥张王己等再传至百十余人，异初政者。初戮方士李孜省，斩僧继晓，近则烧炼斋醮不息，异初政者。初去万安、李裕的，朝弹夕斥，近被劾数十疏如尚书徐用者，犹面见然居位，异初政者。初尝谕，有大政召大臣面谕，近自十年月召见文华殿，不复再召，上下否隔，异初政者。初停增设内官，近已还者复去，已革者复增，异初政者。初慎重诏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陈情乞恩，率奉俞允，异初政者。初令兵部由旧章，有妄乞武职者奏治，近乞升无违拒，异初政者。初节光禄供亿，近冗余日繁，移太仓银赊市廛物，异初政者”。到了晚年，宦官扰乱国典，勋戚、官僚挟势行私，朝政更趋腐败。“兴作相继，费出无经，民困于科派，里困于力役。”
刘瑾专权弘治十年（1505年），孝宗病死，太子朱厚照继位为武宗，年号正德。武宗朱厚照是个纵欲逸乐的风流天子。他即位时，就不顾内府财用不充，大肆挥霍铺张。正德元年（1506年）十武宗举行大婚礼，户部送银30万两，实际上耗费高达金8520余两，银533840余两，其奢侈程度可知。正德年（1507年），开始于西华门别构禁苑，筑宫殿，密室勾连，养藏美女，谓之“豹房”。据正德年（1512年）十月工部报告：“豹房之造，迄今年，所费白金十万余两，今又增修房屋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以为继。”武宗荒嬉废政，政事为宦官刘瑾所操纵。
刘瑾，陕西兴平人，“幼奸黠有口辩，颇知书”，孝宗弘治年间，得侍东宫朱厚照，“以俳弄为太子所悦。”武宗朱厚照即位，刘瑾及其党伙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虎”，迅速形成了个强有力的宦官势力集团。
刘瑾得势后，加紧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力量，“内瑞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诛求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进言。”正德以前，与宦官司礼监分庭抗礼的是内阁以及部长官，为了达到控制内阁的目的，刘瑾在排斥刘健、谢迁的同时，以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芳潜通瑾党，瑾遂引芳入阁，表里为奸，凡变紊成宪，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军民，皆芳导之”。焦芳入阁，依仗刘瑾为靠山，马上就掌握了内阁大权，李东阳虽以旧阁臣留任，但他善于见风使舵，对阁事仅“兆页首而已”。之后，刘瑾又把自己的私党刘宇、曹元等矫旨入阁，这样，刘瑾当权期间，内阁大权始终牢牢地控制在刘瑾的党徒手中。刘瑾除了在内阁安插党徒之外，部及其他许多政要部门，也都有大批亲信在其间操纵控制，仅部正副堂官附刘瑾者就有20余人：“尚书则吏部张纟采、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王景、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氵粲、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侍郎则吏部柴升、李瀚、前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外延大僚党附宦官的人数大大超过王振、汪直的当权时期。
刘瑾除了把持司礼监、掌握内外军权之外，正德年（1507年）又“矫诏令内阁撰敕，天下镇守太监得预刑名政事”，也就是说宦官有权参预地方上的民政事务。这样，国家的切事务，实际上就掌握在刘瑾手中。武宗“以天下章奏付刘瑾……瑾初亦送内阁拟旨，但秉笔者逆探瑾意为之，其事大者，会堂侯官至瑾处请明，然后下笔”，内阁完全秉承刘瑾的意旨行事。“后瑾竟自于私宅拟行……府部等衙门官禀公事，日候瑾门，自科道部属以下皆长跪，大小官奉命出外及还京者，朝见毕，必赴瑾见辞以为常”。
凡内外章奏，主管官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白本送御览者，只不过是履行形式而已。大臣上书刘瑾，要自称“门下小斯某，上恩主老公公”，故当时刘瑾有“立地皇帝”之称，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个坐皇帝，个立皇帝，个朱皇帝，个刘皇帝。刘瑾专权期间，皇帝完全被架空，而内阁则成了他的附庸，甚至到刘瑾被逮捕入狱，会审诸大僚仍然“噤不敢声，瑾大言曰：‘满朝公卿，皆出我们，谁敢问我者！’皆稍稍却。”由此可见刘瑾对于外延的控制之严。
正当刘瑾权倾朝野的时候，宦官张永等对刘瑾等的不满情绪正日益增强，张永等“与瑾同为虎者，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望，（瑾）又欲逐永，永以诡免”。正德年（1510年）宁夏的宗室安化王朱寘钅番以讨伐刘瑾作为起兵的借口发动叛乱。武宗派大学士杨清总制军务，太监张永为监军，前往宁夏处理朱寘钅番叛乱事。杨清了解张永对刘瑾有怨恨，于是就与张永相与结纳，关系甚洽。“欲因诛瑾，清为画策”。张永回京师报捷献俘，乘机拿出朱寘钅番声讨刘瑾的檄文给武宗看，“因奏瑾不法十日”。武宗遂令连夜逮捕刘瑾，外延科道官亦纷纷上疏劾瑾，定罪30余条。“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堂皆伏诛。”
世宗崇道武宗朱厚照没有儿子，死后由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召兴献王朱祐木元的世子朱厚熜入继帝位。朱厚熜是武宗的堂弟，封国在湖广安陆（今属湖北）。他即位后改下年为嘉靖元年，是为世宗。这年，他仅15岁。
在武宗死后到朱厚熜即位之前，由杨廷和总理朝政近40日。杨廷和是个有志于整饬朝政的首辅。他是川新都人，成化十年（1478年）19岁的时候便考中进士，正德初年入阁参预机务。当时刘瑾专权，杨廷和只能委曲其间，稍有补救而已。武宗多次外出纵游，他先后多次上疏谏阻，都不被采纳。武宗死，他为太后设计，逮捕佞臣江彬，又以武宗的名义颁发了个遗诏，罢威武营团练诸军，把江彬调入京师的边兵遣还各镇，在威武大将军的所谓“军门”办事的官校饬令各自归本卫，武宗所经营的皇店概关闭，豹房里的成千上万的番僧、少林僧、戏子娼妓、专供游乐的南京“快马船”的船夫，以及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美女，都概遣还放回；而且，还停止京城中不急之务的营造，把宣府行宫的切金宝统统收归朝廷内裤。世宗登基之时，杨廷和又借起草即位诏书之机，用世宗的名义进步实行改革，裁汰了锦衣卫、内监局旗校工役14.87万人，减少漕粮153.2万余石。于是，那些由奉迎、恩幸而当上官的小人大半都被罢斥，武宗时期的暴政革除殆尽，天下臣民都盛称新天子圣人，歌颂杨廷和功高。
但是，杨廷和在争议世宗的生父朱祐木元的尊号问题上违忤了世宗的旨意，于嘉靖年（1524年）正月辞官。以后的内阁首辅都缺乏杨廷和的魄力，有些则热衷于互相攻讦，争权夺利。世宗本人也是个昏愦不堪的皇帝，因而，明帝国又日趋衰败。
世宗生最感兴趣的是崇拜仙道，祈求长生。最早引诱他走上这条路的是暖殿太监崔文。那是在嘉靖年（1523年），当时世宗仅17岁，崔文诱惑他在乾清宫等处建醮、祷祀。玩了个经不住杨廷和与些言官的苦苦劝谏，就停止了。第年，世宗又耍起这玩意儿。这时，杨廷和已经辞官，而有些当政的官员不但不加阻止，反而迎合世宗的癖好，以取得他的欢心，换取自己的权力地位。如大学士张璁，就曾受命为世宗在钦安殿建醮，并附和世宗的意思，写了几首关于斋醮的诗进献。礼部尚书夏言也是因善于撰写青词而步步高升的。
道士们利用世宗企求长生不老、成仙心切的心理，对他百般愚弄。他们自称能祈雨召鹤，其实，祈雨往往是在久不下雨、旱情严重的时候进行，这时尽管不求，雨也照样会下的；而召鹤的骗术，可能是道士平时畜养训练好的。可是，昏愚的世宗却以为是道士的法术灵验。道士还收买世宗身边的太监，在夜间偷偷拿桃子放在宫中，然后欺骗世宗说：“这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仙桃，乃仙人所赐”；又伪造所谓色灵龟、灵芝仙草，说是“天降瑞兆”；甚至炼制什么仙丹灵药献给世宗。说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而炼制的原料又是水银、铅等有毒的金属。世宗竟也深信不疑。有个道士谎称能“化物为金银”，带着他所化的银器进见。世宗大喜，把银器摆在太庙里，对道士非常宠爱。后来发现“化物为银”是个骗局，才把道士杀掉。
由于世宗深信道士的种种骗术，对道士的宠爱也就达到无可复加的地步。道士邵元节自称能求雨求雪，世宗赐给玉带冠服和玉、金、银、象印各枚，每年给禄米100石，赠田30顷，还为他建真人府，拨给校尉40人，供真人府洒扫之役。嘉靖十年（1536年），世宗有了儿子，他认为是邵元节祷祀之功，加授邵元节礼部尚书，品服俸，赐给白银、文绮、宝冠、法服、貂裘。十年（1539年），邵元节死，世宗非常悲恸，命令官府为他举行葬礼，血阝典按伯爵的等级。邵元节死后，世宗宠爱另个道士陶仲文。陶仲文也是以画符念咒、驱邪除妖这些玩意儿来欺骗世宗，在两年的时间里平步青云，被任为少保、礼部尚书，又兼少傅，食品俸，总领道教之事。后来，又加封为少师。在此之前，明朝没有个大臣像陶仲文身兼孤的。十年（1546年），世宗又加封陶仲文为伯爵，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把切可以加封的爵衔荣誉都给了陶仲文。但是，这个心想让世宗成仙的道士自己却成不了仙，于嘉靖十年（1560年）死去。
大量的祷祀活动，使朝廷在经济上增加负担，在政治上受到严重腐蚀。经济上，当时宫中用于土木祷祀的费用，仅香蜡项，每年就费去黄蜡20余万斤，白蜡10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由此可见在这方面的浪费是十分惊人的。政治上，如前所说的，道士可以官至品，尊至公卿，实在荒唐至极。而世宗本人耽迷于求道成仙，不理朝政，大臣有敢谏阻者，动则廷杖下狱。嘉靖十年（1539年），他想让4岁的太子监国，自己专心修炼两年。太仆寺卿杨最劝他说：“不近声色，保复元阳，自然就会长寿。而黄白之术，金丹之药，都足以伤元气，不可相信。”世宗大怒，把他投进锦衣卫监狱，用重刑拷死于狱中。过了两年，御史杨爵见世宗闹得实在不像话，就负起言官的责任，上了疏说：“为君治人者必须奉天安民，使他们各得其所。如今饥民颠连无告，委命沟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委任部臣，远建雷坛，以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这样，民何以得其所呢？
……金紫赤绂，赏及方术；保傅之位，坐而论道……名器之滥，至此极矣。”世宗看奏疏，大怒，把他投进监狱。
张居正的改革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他少年得志，12岁进学秀才，16岁中举，23岁就中进士，走上宦途。开初，他在翰林院任编修，当时正是严嵩权势熏灼的时候，他看到“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感到国家的形势很不妙。他认为这种形势非得有个“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弭天下之患。但是，当时皇帝昏暗，奸臣柄政，他的思想比较悲观，认为世上即使有这种“磊落奇伟”之人，当政者却未必了解他，即使了解，也未必肯起用他。因而，他只在翰林院当了年的编修，便称病辞官归家，种了半亩竹子，闭门读书。
张居正在家读了整整年书，由于父亲很希望他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重又进京当官，任国子监司业。他性格深沉，有胆略，此次进京，怀有更大的抱负。公事之余，他注意研讨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留心观察社会现实。徐阶起草世宗遗诏时，曾与他起商量。隆庆元年（1567），他被遴选入阁。第年，他针对嘉靖以来的种种弊端，向穆宗上了封《陈事疏》，指出当时朝政积习生弊，颓废不振。他认为如不及早厉行改革，新天下耳目，势必积重难返。他在奏疏中向穆宗提出了大急务之事：1.“省议论”，反对说空话，务求实效；2.“振纪纲”，要申明法纪，政教号令概由中央制定发布，刑赏予夺，做到公正无私；3.“重诏令”，执行皇帝诏令要坚决迅速，文书奏报要及时；4.“覆名实”，严格对京官、外官的考勤考绩，不使毁誉失实；5.“固邦本”，提供节用恤民，抑制豪强兼并，清理赋役不均；6.“饬武备”，即申严军政，设法训练，巩固边防。
张居正的这些政治主张可谓切中时弊，颇具见识，在当时是势在必行，穆宗皇帝对此亦深表赞赏，可惜他在位年便去世了，而张居正当时还不是内阁首辅，所以这些主张暂时得不到实行。穆宗去世后，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即明神宗。张居正联络宦官冯保，撵走内阁首辅高拱，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出任内阁首辅，拥戴10岁幼龄的神宗朱翊钧。这时张居正大权在握，年幼的神宗对他既尊重又敬畏，言听计从，于是他便把昔日的点改革纲领，在万历初年逐付诸实施，掀起番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首先从整饬吏治开始。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不清”。于是便提出考核吏治以达到“民安邦固”，也即要求为官清廉，治政清平，让人民生活安定，从而使封建政权长治久安。他决心要扭转政风士习，做到“事权归，法令易行”，便竭力提高内阁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加强中央集权以号令天下；另方面，在地方上，则分清抚、按职掌，使巡抚和巡按的权限明确，并假以事权，使之分工合作，协力督促有司贯彻执行中央政令。
其次，大力开展开源节流的经济改革。
所谓“开源”，也即开辟财源，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明初，田赋及力役的征调，主要依据记载田亩的“鱼鳞册”和记载户口的“黄册”，以后，随着土地的不断兼并，人口逃亡，这制度已遭到破坏。到了明中叶，出现了种矛盾现象，方面是承平日久，人丁生聚，田野垦辟，但是全国田亩额数以及户口数反比建国初期减少，政府实际所能征收的赋税也相应地日益减少。另方面是“冗员日多”，官吏的禄米有增无减，王室的挥霍浪费也与日俱增，结果朝廷的财源枯竭，收支失去平衡。
土地的兼并和欺隐、丁口的逃亡和户籍的紊乱，造成赋役负担严重不均，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因为官僚地主霸占民田，却想方设法把赋税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农民身上，形成产去税存、赋役不均的弊病，加剧了社会矛盾。当时流传的首民谣说：
“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给新债”，就是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为了进步改变严重的赋役不均，减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赋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年（1581年）下令在全国推行“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我国赋税史上的又次大改革。
“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1.统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染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律征银。
2.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律征银。除在苏、松、杭、嘉、湖地区收本色赋外，其余地区的田赋律征折色赋，即银子；以前到各地征收的土贡方物也律“计亩征银”。
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计算的原则是以原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然后把这些税额按定比例分摊到土地和人丁上，即所谓“总括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
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征银，轻便易于储存、运输，不像过去交本色赋时体积大，重量多，需要由里长、粮长协助征收和运输，因而，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和运交国库，所以说“丁粮毕输于官”。
张居正在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时，也重视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嘉靖十年（1550年），俺答军队围困北京的“庚戌之变”发生之时，他正在北京，目睹了从这事件暴露出来的国防虚弱，军备废弛的种种弊端，内心深有感触。所以，等到他执政时，对此事仍然耿耿于怀。他曾感慨地说：“武备废弛如此，不及今图之，则衰宋之祸，殆将不远。”于是，他“殚心尽力”，决心对边防加以整顿。
张居正面精心选任驻边将领，练兵备战，修治边防要塞；同时训令诸将在边境屯积钱谷，整顿器械，开垦屯田，务必做到兵精粮足，战守有备。
除此之外，张居正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还注意兴修水利，消除黄河水患。嘉靖、万历年间，黄淮“横流溢”，经年不治。每当洪水泛滥，田园、房屋尽毁，人民颠沛流离，遭殃受苦，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万历年（1577年），黄河又在崔镇决口，河水溢，淤塞淮河口，淮河水向南倾泻，冲坏了高堰，湖堤大坏，使高邮、宝应等县全被洪水淹没，成了片汪洋。当时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主张疏睿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挚则主张堵塞决口，“束水归槽”。两人主张不，意见不合，治河工程迁延不决。第年夏天，张居正起用治河行家潘季驯，委任他当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负责治河。
历经年，治黄取得良好的效果，做到了“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水患的遏制，使黄、淮流域的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张居正执政期间，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是多方面的，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明朝的封建统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务在强公室，杜私门”。当然，改革在客观上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也起了定的作用。
阉党专政万历十年（1620年），神宗和光宗在不到两个月内相继病死后。光宗暴卒后，杨涟、左光斗等班东林党人合谋从乾清宫逐走李选侍，扶立熹宗朱由校，自此东林党人受到重用。天启初年，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把持。
东林权势，盛极时。
熹宗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抚养长大。他即位后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提拔与客氏有暧昧关系的惜薪司太监李进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让他恢复魏姓，赐名忠贤。
原来，魏忠贤乃河北肃宁县人，是个流子，因赌博输了钱，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自施宫刑，变姓为李，易名进忠，混入宫中充当太监。后来和客氏搭上关系，得到熹宗的宠幸和信任。
魏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能当秉笔太监，因有客氏这个关系，才获得这重要职位。
当上秉笔太监后，就利用王体乾和李永贞两个识字的太监为他效劳。他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和客氏狼狈为奸，宫中谁也不敢和他作对。王体乾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位在魏忠贤之上，也得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使唤。天启年（1623年），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
由于朝中两大派官僚争斗的激烈和客氏的不断唆弄，熹宗渐渐由任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宦官近侍。魏忠贤这班阉人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乘机从中弄权，勾结外延官僚，操纵朝中切大权，于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与东林党作对的各派官员便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形成股强大的邪恶势力，人们称它为“阉党”。阉宦得势，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于天启年（1624年）被斥，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遭罢黜。阉党顾秉谦升为首辅，控制整个内阁。魏忠贤又和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勾结，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其党羽在内宫有王体乾、李永贞等30余人为左右拥护；在外廷有崔呈秀等5个出谋划策的文臣，号称“虎”；田尔耕等5个负责捕杀、镇压异党的武臣，号为“彪”。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儿”、“十孙”的大小爪牙。当时，从朝廷内阁、部至方总督、巡抚，无不遍置魏阉死党。
魏忠贤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弟侄亲朋，个个平步青云，官高禄厚。他的侄儿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和少师。而这时的魏良栋、魏鹏翼却都是口皆乳臭，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孩。
阉党的胡作非为，引起正直官员的严重愤慨，于是，便有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而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斗争。天启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24大罪，大胆地揭发了魏忠贤的奸恶，刺痛其要害。魏阉着了慌，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他辩解，王体干等也极力为他辩护。昏愚的熹宗竟偏信不疑，不但没办魏忠贤的罪，反而下旨痛责杨涟。杨涟、左光斗于这年十月被罢官。
魏忠贤遭受这番弹劾后，对东林党人切齿痛恨，决心赶尽杀绝。其党羽也想借机报复，以泄旧恨。阉党崔呈秀等就在魏阉面前煽动说：“东林将害公”，怂恿他镇压异党官员。他们阴谋编造黑名单，有所谓《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把不阿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入内，统称之为东林党人，献给魏忠贤，对他们罗织罪名，逐施行残酷的打击迫害。天启年（1626年），终于兴起大狱，首先逮捕东林党著名领袖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人，诬以受贿，交给锦衣卫拷打追赃。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对这人天就进行次拷打逼供，杨涟等人被折磨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
天启年（1625年），魏忠贤又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历史上对在这两次大狱中受难的东林党人称为“前君子”、“后君子”。当时，就连早已病死的李才也不能幸免，阉党宣布削除他的官籍，追夺封诰，可见其对东林党人打击迫害的疯狂残酷。阉党肆意诬陷、残害异己，凡是和自己有过仇隙的，都给加上个东林党的头衔，重则砍头，轻则充军、罢官。于是，东林党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名，许多想往上爬的人，都拼命附和攻击，吠声吠影，以取悦于魏忠贤。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重翻“梃击”、“红丸”、“移宫”案，修了《朝要典》，定所谓案是非。凡在案发生时与邪党官僚争论是非的官员都惨遭迫害，如首先对张差疯癫责疑的王之寀被投入监狱，病死狱中。而因“红丸案”被充军的李可灼得赦免，崔文升受重用，当上漕运总督。选侍“西李”也被封为康妃。
为了钳制舆论，魏忠贤又用剿灭东林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用以压制在野东林党人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魏忠贤在镇压了大批反对派之后，趾高气扬，更加专权腐化。其党羽对魏忠贤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是“尧天帝德，至圣至神”，真是“佞词累牍，不顾羞耻”。
他们在奏疏中凡提到魏忠贤的地方均称“厂是”，而不直书其名。内阁在草拟圣旨时，竟然“朕与厂是”联名并称。天启年（1626年），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效尤，生祠几遍天下，“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每建祠，多者费几十万两银子，少者也要花几万两。这些银子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阉党为了在开封建魏用生祠，竟拆毁民房2000余间，建起楹的宫殿，状如皇宫。有些官员在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至行日叩头礼。有个叫陆万龄的监生，甚至无耻地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
天启年（1627年）秋熹宗病死，没有儿子，其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帝位，改元崇祯，即为思宗。熹宗死后，阉党失去依靠，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崇祯帝也明白阉党不得人心，想振作下朝政，支撑住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于是，就下令把魏忠贤贬谪凤阳，后又派人逮捕治罪。忠贤闻讯，畏罪自杀。忠贤的侄儿、侄孙及客氏和客氏的兄弟、儿子都被处死。崇祯年（1629年），崇祯皇帝又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分别定罪：崔呈秀等6人被定为首逆同谋，即时处决（其时崔呈秀已先自缢，下令戮尸）；田尔耕、许显纯等19人被定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还有180多人被定为交结近待，分别判处充军、徒刑和革职闲住。同时，还为遭受迫害的东林党官员恢复名誉。
但是，由于当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崇祯皇帝本人生性猜疑，为了控制百官，加强统治，不久，他又重蹈前代皇帝的覆辙，信任宦官。在整个崇祯朝，东林党和阉党仍潜伏地对立着，并且时有纷争。崇祯政权覆亡后，在南方的几个偏安小朝廷中，这个斗争仍直继续着，直到朱明残余势力彻底覆亡为止。
戚继光平定东南倭乱嘉靖十年（1552年）夏在浙江沿海的黄岩、象山、定海等地的村镇，片火海，房舍熊熊燃烧，烟灰弥漫，满地血腥。群群光头赤膊、面目凶狠，发着野兽般咆哮怪叫的强盗，狠奔豕突，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双刀，处捕杀惊慌奔跑的百姓。他们抢夺居民的贵重财物，杀害来不及逃避的无辜百姓，奸淫被掳的青年妇女……满目是烟火瓦砾，僵尸枕藉，惨不忍睹。阵淫杀洗劫之后，强盗们逃窜海滨，扬帆东去。这伙强盗就是明朝中后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处流窜、残酷蹂躏百姓的“倭寇”。
面对严重的倭乱，明王朝的千里海防却是衰敝无力、残破空虚。当时军屯制度破坏，军官侵渔虐待士卒，士卒纷纷逃亡。地处海防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卫所平均每日只有1797人，仅占原额5600人的32%左右，而其中有些还是虚额，还有不少是新入伍的和老弱病残之辈。海防军备器械，也是非常恶劣。沿海战船，十存，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兵非素练，船非专业”，畏敌如虎，望风逃窜。东南沿海辽阔的海防线上，几乎没有什么防卫力量可言。难怪每当倭寇大举进犯，如入无人之境，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屠杀和掠夺。
这时，幸亏有参将戚继光积极训练部队，组织抗倭，才使局面有了彻底的改变。
戚继光，字元敬，“世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中嗣职”，备倭山东。不久，他改调浙江。戚继光来浙后，为了克服“卫所军不习战”的弱点，向浙直总督胡宗宪提出组织新军的建议，时“金华、义乌俗称忄票悍，请招募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选用，由是继光军特精”，号为“戚家军”。特别是他注意到倭寇的倭刀、长枪、重矢等武器的特点，创造了新的战阵法——鸳鸯阵，使持各种武器的士兵协同作战，各尽其长，密切配合，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
正当戚继光紧张地训练新军的时候，1560年（嘉靖十年）春，他奉命调任分守台州府、金华府（府治在今金华县）、严州府（府治在今建德县）等地的参将。
1561年4月开始，倭寇分股侵犯浙江沿海地区。戚继光率领主力赶往倭寇较多的宁海。犯宁海之敌听说戚将军亲自领兵前来，闻风先逃。犯桃渚之敌获悉戚继光率主力远在北面的宁海，就乘隙西袭台州府城。戚继光作战，贯重视侦察敌情，他很快就侦知这新的动向，立即挥师南下。5月10日中午，戚家军到了台州城下。士兵们经过半天急行军，未进粒粮食，想进城用饭。守城门的说：“我们奉命，现在谁也不许进城。”有些士兵就在城门口叫嚷起来。随后赶到的戚继光，责问士兵们：“倭寇距城已经逼近，你们还争着入城？”有个士兵高声说：“别让守城人认为我们胆怯，弟兄们！让我们先消灭敌人再来会餐吧！”士兵们同声响应，他们忍着饥饿，抖擞精神，争先恐后地去迎击敌人。
战斗在距城里的花街打响了。戚家军首先用火铳射击，倭寇逞强不退，反而摆开了字阵，蜂拥而来，有个左手挟矛、右手持刀的头目，凶相毕露地走在前面。戚继光高声宣布：谁能杀得此贼，记他头功。勇士朱珏应声而出，连发铳，打掉了那个倭酋手中的刀矛，冲上前去，砍杀了他，还连斩敌人名。戚家军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当天战捷，歼灭了大量倭寇，还解救了被倭寇掳去的男女百姓5000多人。
5月14日，又有大股倭寇企图进攻台州城，他们得知明军有备，就从小道转移，阴谋偷袭处州（府治在今丽水县）。戚继光及时察知敌人的动向，他抢先步，在通往处州的必经之地上峰岭，布下了天罗地网。18日，倭寇排了个长蛇阵，爬上上峰岭，走了段，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就大摇大摆地往前直走。走过岭顶半的时候，突然，山路两旁的松树纷纷倒地，原来这是戚继光伏兵的伪装物。戚继光声号令，明军好像从天而降，冲向敌人，喊声如雷，山鸣谷应，几面“戚”字大旗在山上招展。倭寇被拦腰切成两截，首尾不能相顾，死的死，逃的逃，有的掉到山涧里摔死，有的逃入岭下民房，负隅顽抗，最后也挨个儿被收拾了。上峰岭之战，戚家军出动了1500名，以少击多，打得2000多名倭寇败涂地，这充分显示了戚继光出奇制胜的卓越的指挥艺术，也显示了戚家军敢打敢拼的战斗风格。军队凯旋时，台州城内官吏百姓，出城20里相迎，由衷地感谢胜利地保卫处州城安全的戚家军。
戚家军到台州后，大小10余战，连战连胜，到6月8日，肃清了这带的倭寇，共计擒斩敌人1400多名，敌焚溺而毙命者4000多名，救出了百姓万人左右。倭寇慑于戚继光的威名，称之为“戚虎”。“戚家军”真是名震天下，老幼皆知了。这年秋天，戚继光因作战有功，晋级为都指挥使，职务仍为分守台、金、严的参将。此后，他又到义乌乡间募兵，把戚家军扩充至6000多人。
倭寇在戚家军的有力打击下，不敢来浙江侵扰，但在福建沿海活动得更猖狂了。
1562年（嘉靖十年）8月间，戚继光奉朝廷之命，率师援闽。他率领戚家军6000人和另部浙军1600人，从温州出发，由海路转陆路，经山间小道，跋山涉水，向南疾进。
部队为争取时间，往往边啃着“光饼”，边行军。光饼是戚家军的种军用干粮，这是种直径约为寸的圆形烧饼，面粉内掺了些盐，焙烤干，在南方的潮湿天气里也不容易变坏，饼的中间有个洞，用绳穿成串，挂在身上，随时可以取食。后来，穷苦的老百姓也经常食用这种烧饼。因为它是戚继光的部队创制的，所以被称为“光饼”。
戚继光在出征前了解到，在福建宁德县的东北海边，有个叫横屿的小岛，是倭寇已经盘踞了年的个重要巢穴。横屿离海岸10里，岛和海岸之间是浅海，潮涨时岛的面是水，潮落时浅海成为泥淤，因此易守难攻。倭寇还在岛上修筑了工事，妄图长期占据下去。戚继光决定先消灭这股敌人。9月初，他领兵进入宁德境内。在宁德县城和横屿之间的张湾，聚集着批倭寇的胁从分子，戚继光临之以军威，同时宣布：只要悔过自新，胁从者律不问。结果，不杀人，使张湾的胁从分子全部投诚，从而打通了进攻横屿的道路。
如何攻横屿？步兵难于涉海，乘船又怕潮退搁浅，真是个难题。经过反复研究，戚继光作出了决定。他命令兵士们先准备了大量的草。9月6日凌晨，等海潮退，士兵们把草铺在潮退后露出来的泥土上，踏着用草铺成的路，步步费力地向前行进。戚继光亲自在岸边擂鼓，以激励士气。队伍在行进中保持着鸳鸯阵的阵式，每百步息，鼓声起就开步走，鼓声停就止步。最后，队伍逼近岛屿，鼓声不止，战士们抢登上岸，以锐不可当之势，打垮了守在岸边的倭寇，攻破了岛中的木城工事，到下午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摧毁横屿的敌巢，是个大胜利。不久，中秋节（9月13日）到了。中秋之夜，在欢庆胜利的气氛中，戚继光召集部下赏让士兵们唱着他编的首《凯歌》：
万人心兮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处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中秋节的次日，戚继光率军南下，于9月27日到达福清县。倭寇有几万人集结在县城东南30里的大据点牛田。福清的老百姓在迎接戚继光时纷纷诉苦，历数倭寇的罪恶，要求他立即下令攻打牛田。戚继光说：“我兵远道而来，必须休息几天，养精蓄锐，才能待机进攻。”他在公开场合这么说，是为了麻痹敌人。当夜更，他就命令军队开拔，途中歼灭了从杞店派出的10多名倭寇探子，突袭杞店，网打尽了村内还在放心熟睡的倭寇。天色微明时，部队在锦屏山下稍事休息，敌人前来袭营。戚继光先从名俘虏口中知道了敌人的诡计，已作了布置。敌人进入埋伏圈，他亲自点燃号炮，伏兵起，倭寇返身狂逃，有个头目从个大口袋里拿出金银财宝撒在地上，企图诱使明军不去追他。戚家军不顾财宝，只顾杀敌，首先就把这个倭酋刀砍了。接着，戚家军乘胜追击，直捣牛田敌巢，又连续作战，肃清了附近的敌人。
牛田战役之后，倭贼4000多人向南败逃，转据林墩。该地在兴化府（府治在今莆田县）府城东面20里，周有河，直通海上。戚继光对林墩敌情作了周密的侦查工作，然后于10月10日率师到达兴化府城。当天夜里，全军轻装出城，向东疾进，黎明时，向林墩发动了进攻。敌人利用地形，破坏了桥梁，凭河据守，当明军涉水冲入村内时，还拚命顽抗。戚继光亲自来到激战地督战，他手刃了名后退的哨官，指挥所部，浴血奋战，终于克复林墩，大获全胜。
牛田和林墩两次胜仗，共歼敌3000名左右，救出了百姓3000多人，戚家军也伤亡不少。戚继光收兵入兴化城时，当地官员百姓出城远迎，送上的彩旗和慰劳品塞满了街道。戚继光拒绝接受对他个人的祝贺，他说：“士卒伤亡，我何忍受贺！”他亲自看望伤兵，抚恤阵亡者的亲属，素服哭祭阵亡士兵。人民当然也忘不了戚继光领兵灭倭、卫国保民的大功。兴化人士就在戚继光到过的平远台，立碑纪念。11月间，戚继光班师回浙，路过福州，当地的官吏和百姓也热烈迎送。福州城里有个醉石亭，据说就是当年宴请戚家军的地方。后人还在城里建立戚公祠以纪念他。戚继光回浙后，这年农历十月间，因援闽之功，由参将升为副总兵，职责是防守浙江的台州府、温州府和福建的福州府、兴化府、福宁州（州治在今霞浦县）等地。
福建的海岸线很长，被戚家军歼灭的只是部分倭寇。戚家军回浙后，剩下来的倭寇扬言：“戚老虎走了，我们还怕什么？”随即蠢动起来，于1562年12月间攻陷了政和（今松政县境内）和寿宁两个县城，并包围了兴化府城。广东总兵官刘显奉命援救兴化，先派了名士兵去联系。倭寇截杀了这名士兵，剥下他们身上绣有“天兵”字样的军衣，让寇兵伪装成明兵，进入了兴化城。半夜里，那些伪装的倭贼杀死守城的明兵，预先埋伏在西城外的大队倭寇，用梯子登城而入，放起火来，袭占了兴化城。倭寇在城内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后来风闻戚家军将来开到，他们慑于戚家军的威名，于1563年（嘉靖十年）2月21日退出兴化城，攻占了在城东90里、地处海边的军事据点平海卫。他们的打算是：守不住时，就从海上逃走。
明朝嘉靖皇帝在兴化城陷落后，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令戚继光再度率师援闽，同时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全面主持福建军事。戚继光先到义乌募兵。将戚家军补充至万余人，然后兼程赴闽，于5月4日抵达福清。11日，谭纶召集俞大猷、刘显和戚继光商量进军部署。戚继光自告奋勇，要求担任中路的主攻任务；谭纶表示同意，并让刘、的所部分任左右两翼。12日凌晨，明军进攻平海卫。戚家军先用火铳猛烈射击，打得倭寇的第线骑兵散乱窜，接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垮了敌人作为第线的步兵。左右两翼及时配合，截杀狼奔豕突的倭寇。明军俘斩敌2400多名，救出百姓3000多人，举收复了平海卫。随后收复了政和、寿宁两城，又歼敌1000余名，救出百姓3000多人，于6月15日结束战斗。戚家军在收复平海卫等地中战功最大，戚继光的官级因此由都指挥使晋升为署都督佥事，再升为署都督同知。谭纶在上报战绩时，称赞戚继光“用兵如神”，敌“畏之如虎”，民“望之如云”，“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
倭寇占据平海卫时，曾将抢掠到的大量金银财物运回本国，从而引起了新的倭寇成批地窜来福建。平海卫战后不久，福建沿海形势又紧张起来了，这年冬天，在谭纶的竭力推荐下，朝廷提升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兼浙江的金华、温州两府，统部署这些地区的水陆军事。
1563年11月21日，倭寇2万人左右，开始围攻福建仙游县城。戚继光没有匆忙进行解围之战，他面从各地调遣兵力，面不时派小队伍袭击围城的敌人，以削弱敌人攻城的势头，又派人在黑夜里穿过敌垒之间的空隙，把守城所急需的火药缒送入城。他还在外围布置队伍，以阻止外地倭寇继续窜来仙游。
1564年1月9日（嘉靖十年十月十日）清晨，大雾弥漫，倭寇乘机用吕公车猛攻仙游城。吕公车是种攻城工具，高过城头，前左右面围上好几层竹木，再用棉毡裹住，不怕飞箭火铳，靠近城墙时，可用“飞桥”跳登城头。就在吕公车逼近城墙，情况十分危急之际，戚家军突然出现在阵地上。原来，戚继光经过充分的准备，也在这天发动了解围之战。戚家军利用大雾掩护，直奔城下，杀得倭寇晕头转向，全部摧毁了县城面的敌人营寨，歼敌2000名左右。解救了百姓3000多人。仙游击战，明军不足万人，敌人超过2万，戚继光指挥若定，战而胜，正如谭纶在请赏中所说，“乃能用寡击众，呼而辄解重围……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2月间，又经过同安县王仓坪、漳浦县蔡丕岭等地的歼灭战，福建的倭患就基本上肃清了。
1564年（嘉靖十年）冬，倭寇已力薄势衰，跟倭寇勾结多年的广东“山贼”吴平，被迫向当时的广东总兵官俞大猷投降。吴平被安置在福建南端诏安县的梅岭，他贼心不死，又纠众万余人，劫掠广东沿海地区。1565年（嘉靖十年）2月间，俞大猷会同戚继光，水陆并进，会剿吴匪。吴平率残匪辗转逃遁，最后在次年春天全部被歼。2年之后，追叙剿灭吴平之功，戚继光的官级晋升为右都督。
这时，经过多年的反复的战斗，东南沿海的倭患终于基本上平息下去了。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到明代中后期，在手工业各部门普遍发展的基础上，若干手工业部门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在丝织业、棉布加工业、矿冶业、榨油业等部门中最为明显。从地域上看，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主要出现在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
元末明初的徐夔在《织工对》中记载，当时杭州有人置备、张织机，佣工以织，“日佣为钱百缗”，技术高超者拥值加倍，织工若对佣值不满，还可自由离去（《始丰稿》卷）。很明显，这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纺织作坊。但在当时，这只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
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丝织业的迅速发展，从农家副业中分离出来的从事专业经营的机户越来越多，并且在机户中还产生了大户和小户的分化。这为丝织业中的雇佣关系的发达创造了条件。如张瀚《松窗梦语》卷记载，其祖先在成化时期因经营酤酒业失利而转而购买了张织机，由于织品质量上乘，很受欢迎，获利较多，“积两旬，复增机，后增至十余”，家业大饶。就当时丝织业生产力而言，每张织机至少需要人同时操作，拥有20多张织机至少要雇佣十人。冯梦龙《醒世恒言》卷18也曾描绘苏州盛泽镇上的小业主施工的发家故事。嘉靖年间，施复夫妇在家中开了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他们的织品光彩润泽，上市出售，人们竞相购买。施复利用所得利润扩大生产，几年之后就增加了张绸机，不上10年，便积累了数千金家产，买了两所大房子，开设十张绸机，成为大规模的丝织作坊。也有许多小业主不像施复那样幸运，而因种种原因破了产，便只能受雇于施复这样的大户。
在明代后期的苏州，机户至少在3万家以上，受雇织匠的数量当很可观。据《明神宗实录》卷361记载，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也就是说，其时“机户”雇佣“机工”从事丝织生产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蒋以化对这种情形也有所描绘，他指出，苏州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
大户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日不就人织则腹木号，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西台漫记》卷）。蒋以化所说的“大户”和“小户”，就是《明神宗实录》中所说的“机户”和“机工”。
机工业“自食其力之良民”，他们“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明神宗实录》卷361），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成为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在定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是可以随意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他们与“张机为生”，即依靠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剥削的机户之间的关系纯粹是种资本主义性质的货币关系。
在棉布加工业方面，由于棉布是需求量极大的消费品，明王朝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费者，每年消费总额多达1500万匹。为了保证棉布来源，政府大力鼓励农民植棉，并将棉布列为征税目标。这方面促进了家庭棉纺织业的普遍化，另方面也使绵纺织业长期徘徊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范畴之内。随着棉织织业总体规模的发展，渐渐有些家庭把主要精力放在这工作上，甚至全日纺织，专门为市场进行商品生产。在棉布的市场流通量不断增加的基础上，从成化时期开始，政府逐步放弃了征纳实物而改征白银，到万历初期，棉布折银制度巩固下来，这自然又反过来提高了棉布流入市场的数量，因为纳税者需要在市场上把棉布换成白银。
棉纺织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为棉布加工业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当时的棉布加工业多数是个体生产的家庭手工业，但也有个别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其中最突出的是松江的棉布袜制造业。据范濂《云间据目抄》卷记载，松江原来没有夏天穿用的袜子，许多人大热天还穿着毡袜。万历以来，有些人使用尤墩镇出产的棉布制成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闻，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很明显，暑袜店的店主把原料尤墩布分发给当地男女使之缝纫成袜，已是由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的包买主；为店主缝纫暑袜的男妇以“从店中给筹取值”为主，自然是在自己家中为店主工作的雇佣工人。在这里，虽然没有形成像苏州织织业那样的手工工场，但其资本主义的经营性质是十分清楚的。
在矿冶业方面，随着民营矿业的发展，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不少规模较大的冶铁手工工场。如在徽州，有资本的富户“租赁他人之山”，寻找矿穴，“即得矿，必先烹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钩砂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番换，约、十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册引《徽州志》）。福建龙溪铁矿较富，有赀财者往往“招集方无赖之徒，来彼间炼铁，每炉多至百人”（张萱：《西周闻见录》卷40）。所谓“无赖之徒”，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
广东的冶铁业规模更大。“凡炉场，环而居者百家。司炉者人，掘矿者百余，汲者、烧炭者百有余，驮者牛百头，载者舟十余艘”（《广东新语》卷15）。从开矿、烧炭、冶炼到运输，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线，并且带有综合经营的特点。这些工场中的劳动者基本上都是雇佣而来的，这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中的记载可明显看出。
据该书说，广东“韶惠等处系无主官山，产生铁矿”，本地有财力的“山主矿主”，“招引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徙”，每年于秋收之际，“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峒，创寮住扎。中山起炉，少则、座，多则、十座。每炉聚集、百人，在山掘炉，煽铁取利。山主矿主利其租税，地鬼总小甲利其常例，土脚小民利其雇募”。很明显，这里的“山主矿主”是土地的占有者，上杭等县前来的“无籍流民”从山主矿主那里租下矿山，再雇佣“土脚小民”进行生产。“土脚小民”与雇主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纯粹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因而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
云南铜矿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明代对铜矿的控制要比铁矿严格，铜矿属国家所有，采矿必须得到官府仳准。般说来，当找矿发现达到定储量的矿穴后，便由“硐头”出面报官。批准后，硐头“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择某日入采。其先未成铜，则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硐已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每日义无若干人入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聚瓜分之：聚为官课，则监管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聚为公费，则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聚为硐头得之；聚为义夫平分之”（王士性《广志绎》卷）。在这里，国家是矿山的主人，硐头是拥有开发矿山资本的“租地资本家”，义夫则是被雇佣来的无所有的劳动者。义夫的报酬虽然通过分红的方式获得，即用对分产品的方式代替了货币工资，但这并不能掩盖硐头与义夫之间所存在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
在中国农村和城镇中，很早就有榨油作坊存在，但直规模很小，并且大多属于家庭副业。直到明代后期，才出现了些拥有巨资、雇工很多的大型油坊，从中还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是浙江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的榨油业。据记载，万历年间，该镇共有油坊20家，“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帝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无赖，或故髯钳而匿名畏罪者。十家合之，百余人。
夕作，佣直铢而赢”（康熙《嘉兴府志》卷）。很明显，油坊中的工人都是雇佣而来，所谓“赤身无赖”云云，正说明这些雇工已丧失了土地，脱离了官府户籍的束缚，成为纯粹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记载中还曾提到，对于这些雇工，“即坊主亦畏之”，可见他们与坊主没有形成任何人身上的依附关系。每个油坊平均雇工达40人，规模相当大，油坊主人完全可以脱离劳动，依靠剥削雇工的剩余价值为生。类似这样的大榨油作坊在其他地区亦有，如苏州府吴县的新郭及横塘带，就有不少人开设榨油作坊以谋利。
除上述几个部门外，其他手工业中也存在大量雇工现象。如江西景德镇在明代后期民营瓷窑发展至百区，较大的民窑每次可烧小气千余件，需要用工数十人，于是“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势之若鹜”（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万历时期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光绪《江西通志》卷49）。再如江西铅山县石塘镇为造纸专业市镇，万历时“纸厂用户不下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千人”（康熙《上饶县志》卷10），总计邦工达万人之多。这些手工工场的经营方式也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
满族的兴起满族人的最早祖先是肃慎人，他们很早就居住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传说的舜、禹时代，他们就和中原人民建立了联系。禹定州，他们进贡了弓矢。周朝时，肃慎人又向武王、成王、康王贡过“木苦的石盡。”汉、唐以后，肃慎人及其后裔的进贡，更是代代不绝。艰苦的自然环境，冶炼了肃慎人勇敢顽强的性格；漫长的历史岁肃慎人又经历了各个发展阶段。后汉、国时，肃慎被称为“挹娄”；北魏时，也叫做“勿吉”；隋、唐时，又被称作“靺鞨”；唐昭宗天复年（903年）以后，又改称“女真”；辽兴宗耶律宗真为了避讳，还度称之为“女直”。
明代时，女真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大部。海西女真大部居住在吉林扶余（伯都讷）以北的松花江大曲折后的江南，以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边的阿什河流域。建州女真分布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野人女真则遍居于从精奇里江下游直到库页岛的整个黑龙江南北广大地域。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于永乐年（1409年）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进行管辖。在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祖孙代之时，酋长们拿着政府颁发的“印信”，定期纳贡，并为政府保守疆界；中央有所征调，他们也是闻命即从，决不为期。就是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仍基本上是相安无事的，汉族人民和女真族人民间的贸易往来，不仅频繁，而且热闹、融洽。
然而，随着明朝统治的渐趋腐朽，随着女真各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部间的掠杀、动乱便多了起来。明初所设的建州卫，原在牡丹江与松花江合流处的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地方。宣宗时，继任卫指挥的李满住，被野人所逼，从姓迁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后迁到婆猪江（佟家江），英宗时，最后移居苏子河（今辽宁新宾）上游。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耳（努尔哈赤的世祖），宣宗时被“姓野人”所杀，弟兄察、子童仓逃跑，童仓弟董山继掌左卫，因旧印“丢失”，明朝给了新印；但不久，凡在归来，手持旧印和侄儿争位，不可开交，明朝政府只好另铸右卫印给凡在，分左卫之地土河（今吉林省辉南与柳河县境的屯河）安置之。成化年（1467年）后，建州卫都逐渐南迁到浑河、苏子河上游地区定居下来。
明嘉靖十年（1559年），女真各部中汉化最深、实力最强的部——建州女真里，个“凤眼大耳、面如冠玉”的小孩诞生了，这孩子便是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努尔哈赤10岁的时候，亲妈死了，后娘纳喇氏对他很不好，在他19岁那年，只给他很薄份财产，便叫他出门单过。生活困难，努尔哈赤不得不上山采些松子之类去抚顺卖给汉族商人。由于经常和从关里来的商人接触，兼读《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汉文图书，他的汉化程度因而更深了，对朝廷内部情况的了解也因而更多了。
明朝中期以后，土地高度集中，赋税又很繁重，皇帝们个个深居宫中，只顾淫乐。
英宗常不召见朝臣，及见，只听听臣子们高呼“万岁”就退朝。世宗时，有个方士叫殷朝的，炼了金器百件进见，并告诉世宗“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致”，世宗听了很高兴，封他做太子监国。神宗皇帝当政46年，竟有30来年不临朝。熹宗皇帝就更不成体统，不仅日日手持刀斧造玩具，事事全叫别人管，而且纵容宦官魏忠贤干政。
帮无耻官僚，便争拜魏忠贤做“干爹”、“干爷”，组成了“虎”、“十狗”、“十孩儿”、“十孙”的阉党，横行于全国。
对于东北的女真族，明朝当时的统治者则任凭武弁鱼肉，以勒取贡物。武将中有个叫李成梁的，先后“镇辽”20余年，攻打女真奏大捷者就有10次之多，很受朝廷的赏识，“贵极而骄奢无度”，将全辽商民之利，几乎全搜进了自己的腰包。天启年，（1624年）甘肃巡抚李若星奏称“武弁嘴吮屯余之脂膏，播酷毒以开怨，屯余深怨武弁之陵铄，怀反侧以思乱”，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建州女真在正统年（1440年）搬到赫图阿拉，朝廷从正统年（1442年）起，就构筑了1700里的辽东边墙，挡住女真、蒙古兀良哈的来路。正统十年（1449年）“土木之变”，也先捉了英宗皇帝，女真也曾入塞“侵辽东、西”。朝廷奸贼和边将便以此为借口，屡开边隙，“出塞捕杀”，甚至“以掩杀降虏为功”。另外，女真各部酋长逝世，朝廷也不再“赐敕”致哀，子孙入贡，还大减赏宴以示轻蔑。因而，女真酋长怨怼思叛。成化年（1466年），努尔哈赤的世祖董山造了反，朝廷发兵5万讨伐，杀了董山不算，还将其弟褚安发配到福建，使他死在戍所。随后，又筑了抚顺、清河、云爱阳等寨堡，对女真严加震慑。
经济上：虽说建州女真生产较为发达，早在猛哥帖木耳时已用牛耕，移居赫图阿拉以后，更是无野不耕，连山上也种了庄稼，后来，从事银、铁、革、木制作的人逐渐增多，而且大量引进汉人的先进生产技术，耕作多用汉人，织锦刺绣等更全是“唐人所为”。但是，总的说来，女真人的生产水平还不高，吃、穿、用方面，很大部分还是靠明朝方面的贸易供给。但明朝廷对贸易设置了重重障碍：
是卡货物：神宗以前，就常不许汉人卖出铧、铲、剪、针；神宗时，甚至严格控制了盐、米、布匹的上市，逼得女真酋长“愿以儿子为质”，请求出售。
是榨油水：官吏通过所谓验收、征税，大加盘剥，甚至还纵令仆从逼着女真人“减价贱市，十偿”，大发在财。
是不讲信用，时开时闭，造成女真人经济上的损失。万历十两年（1609年、1610年），努尔哈赤部的人参，因朝廷关闭马市而卖不掉，次就烂掉了十几万斤！
是绝人之路：只许女真人跟明朝“贸易”，不许他们去朝鲜做生意，叫他们“禁绝外交”。
为了削弱女真人的反抗，朝廷还采用拉部、打部、“分而治之”的政策。前面讲到的那个李成梁，就极力加深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矛盾。他利用海西女真哈达部的酋长王台捆了原建州右卫的都督王杲。杀了王杲之后，李成梁又极力拉拢王杲的亲戚、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失，以便最后消灭王杲之子阳台，来个斩草除根、各个击破。
努尔哈赤起兵万历十年（1583年）25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以父亲遗留下来的十副铠甲起兵了。他首先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逃跑了，努尔哈赤旗开得胜，得兵百人、甲十副。随后，他又领兵追到加班城、抚顺所，尼堪外兰则又投奔鄂勒珲城去了，鄂勒珲城位于托漠河城西北、甲板城正北，诸部中隔，竟为努尔哈赤统其间各部提供了借口。这样，场大规模的女真族统之战，便从1584年开始了。
“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努尔哈赤时刻不忘这两手。他用平等的方式跟各寨主大搞联盟，又用优待俘虏、下人的办法瓦解敌军、团结内部，同时，还注意以苦战血战为基础。
万历十年（1584年）努尔哈赤攻打董鄂部的翁鄂洛城。他正在房顶上向城里射箭，城里有个叫鄂尔果的敌人，箭发来，射穿了他的头盔、入肉指来深，血流至足，他拔出这支箭刚射死个敌人，不料洛科又对他暗射箭，射中了他的脖子根，拔出箭看，箭头都像铁钩样卷曲了，还带出两块肉。部下要搀他下房，他恐乱了军心，坚持自下，结果，下来就晕倒过去。养好伤，努尔哈赤再次攻城，抓到了鄂尔果和洛科，部下主张杀掉，他却坚持说：“这样的人，死于战阵还可惜哩，为什么要杀？”吩咐赏给牛录之官，统率300人。努尔哈赤这种招数，在征服人心上，奏了良效。
万历十年（1585年）月的太兰岗战役，充分地表现出努尔哈赤的苦战、巧战精神。战前，努尔哈赤率甲士25名、步兵50名，攻打界藩寨，不胜而归。归途中，没想到界藩寨长巴穆尼、城破逃亡的玛尔墩寨主纳申等，竟领兵400人，追到了太兰岗之野。
阵式刚刚摆开，纳申、巴穆尼便同时向他冲来。努尔哈赤单骑还击纳申，纳申刀就砍断了他的马鞭。但他毫不畏缩，挥刀击，砍断了纳申的胳膊，纳申坠马而死。努尔哈赤又射死巴穆尼，才压住了敌人的阵脚。甲士问他：“马疲了，怎么办？”他说：“你们下马，假装以弓弓肖拂雪，像拾箭的样子，从容翻过岭去休息。”自己则只率7人露了甲胄而立，形同设有伏兵，吓得敌人连纳申的尸首也不敢收拾，边喊着“有埋伏，咱知道”，边退了下去，努尔哈赤这才安全脱险。
努尔哈赤就这样仗仗地打下来，到万历十年（1589年）以前，不但早已杀了仇人尼堪外兰，而且统了建州各部，定了“国政”，1589年还称了王。万历十年（1593年），他更粉碎了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珠舍里、讷殷等部联军3万人的进攻，并完全统了长白山部。
努尔哈赤又花了20来年的时间，用征战和招抚的办法，统了叶赫以外的扈伦各部，以及东海女真的许多部属。
后金的建立努尔哈赤于1583年起兵，仅用年时间就统了建州部。接着，他又统了长白山等部，以后又征服了海西部。到1625年，终于统女真各部。为了适应对内的统治，努尔哈赤创立了兵民体的社会组织形式——旗制。按规定“凡隶属于旗者，皆可以为兵”。开始，设旗。旗分黄、红、蓝、白色。随着队伍的扩大，又增设旗，将黄白蓝色旗镶以红边，将红旗镶以白边，合为旗。每300人设牛录额真（佐领）人。5牛录设甲喇额直（参领）人，5甲喇设固山额真（都统）人。固山，满语“旗”的意思，所以固山的制度，也叫旗。固山额真为旗中最高的首领，统率着旗官兵。旗各级首领都由贵族充任。旗中不仅有满族人，而且也有蒙古族和汉族人。
随着努哈赤统事业的发展，蒙古族和汉族人数逐步增多。后来到皇太极时，又增加蒙古旗和汉军旗，其组织形式同满洲旗是致的，合起为十个旗。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了后金政权，制定了法规、官制及文字，并停止了向明朝政府纳贡。
大清的建立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同明朝进行了萨尔浒之战，大败明军，给明朝以很大震动。努尔哈赤又挥师西进，攻破了开原、铁岭，辽东地区片混乱。1621年3攻克沈阳、辽阳。后金兵席卷了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1622年正攻克广宁，接着后金又连陷40余城，占领了辽河以西大片土地。1626年正努尔哈赤率大军西进，围攻宁远城。明军在袁崇焕的率领下，挫退了后金军的进攻。努尔哈赤在宁远失败后，退回沈阳。这年7月身患毒疽，8月21日病死。
努尔哈赤临终时，虽然安排了第十子多尔衮继位，但他死后，兄弟间争夺汗位十分激烈，最后第子皇太极借重手上的兵权，又加上第子代善的支持，终于夺得了后金的汗位。皇太极上台后，假意同明朝议和，于1627年2月和1636年12月两次发动对朝战争，解除了东翼威胁，并统了漠南、漠北蒙古，解除了西翼威胁。经过几年的战争，统了黑龙江流域。到了1636年，皇太极经过9年的努力，已加强和巩固了后金的统治，基本上消除了来自朝鲜和蒙古的威胁，为夺取明朝中央政权作了准备。是年5皇太极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从此，皇太极把主要力量放在进攻明朝上，明清之间的关系进入个新的时期。
李自成起义从闯将到闯王1606年李自成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李继迁寨个农民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名叫李守忠，务农为业，在官府的勒索和灾荒的袭击下，日渐破产。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李自成在刚开始懂事的时候，为生活所迫，出家当了和尚，取名黄来僧。后来又被迫给家姓姬的地主当了放羊娃。凶狠的地主常常把他鞭打得鲜血淋漓，遍体鳞伤。
1624年左右，李守忠不幸病逝，家里生活就更加困难了，仅有的点薄地也只好典卖出去，经常靠借贷饣胡口，这样又被地主的阎王债压得喘不过气来。
李自成就是在这种穷困屈辱的生活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沉重的阶级压迫使他在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后来李自成因为欠了当地豪绅艾举人的钱，无力偿还，竟被米脂县县令晏子宾抓起来严刑拷打：这个贪官还在艾举人的唆使下，强迫李自成戴上沉重的枷锁，在酷日下游街示众；同时，个在县衙门当差的恶棍又奸污并霸占了李自成的妻子。这连串的迫害逼得李自成再也无法压住心头的怒火，他终于杀死了那个可恶的艾举人，逃往他乡去谋生。
当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年轻的李自成正在甘肃当兵。他长得粗壮有力，突颧骨、深眼窝、高鼻梁、目光炯炯，善骑马，又射得手好箭。革命的风暴唤醒了他的觉悟，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给他指明了出路。
1629年底，当李自成所在的部队开到金县（今甘肃榆中）的时候，他便带领部分士兵，杀了领兵的将官与金县县令，奔赴当时起义的中心——陕甘边界，参加了由王左挂领导的农民革命军。这年，李自成才十岁。从此，他便走上了武装反抗明朝统治的道路。
如火如荼的农民斗争，使封建统治者惊恐万状，当时朝廷上的达官贵人都吓得不敢去陕甘当官。1629年，杨鹤任延绥、甘肃、宁夏边总督，他到陕西，就使出“剿抚并施”的两面手法。方面血腥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又安抚招降，施舍点钱粮、发放几块“免死牌”，妄图以此来收买农民军将士，“化盗为农”，扑灭方兴未艾的革命烽火。初起的农民起义，就这样面临着第场考验。
1630年王左在接受所谓“招抚”，向明朝反动政府投降。李自成毅然同他脱离关系，参加了另支由张存孟率领的农民军。
1631年张存孟在陕北米脂县被敌军围击，作了可耻的叛徒。李自成再次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率领余部坚决突围，投奔闯王高迎祥。
闯王高迎祥是明末农民起义军早期的位杰出领袖。他用“闯”字来称呼自己和部队，表示在斗争的道路上往无前的坚强决心。李自成在闯王的队伍中被编在第队，称“闯将”。从此，这位年轻的闯将便跟随高迎祥，带领穷苦大众杀官军，打豪强，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
同年另支农民军的重要领袖王嘉胤不幸被叛徒杀害。他的助手王自用，联合各地农民军十余万人，包括马守应、罗汝才、高迎祥、张献忠诸部，号称“十营”，于这年秋天再次渡过黄河，突进山西。李自成率领第队，于1632年底攻克辽州城，并于次年初绕道邯郸，进至顺德西山，前锋直逼京畿。
革命战争的熔炉里，烈火淘汰了渣滓，也炼出了真金。明朝政府“剿”、“抚”并用的反革命策略，不仅不能挫败广大农民的反抗斗争，反而教育和锻炼了革命队伍。除了个别的意志薄弱者叛变投降外，绝大多数的革命农民及其领袖在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变得更加英勇顽强，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
由于“化盗为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朱由检恼羞成怒，就在这年的下令逮捕杨鹤，改派大刽子手洪承畴为边总督，开始了对农民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在这种形势下，1635年各种农民军将领聚会于河南荥阳，商量对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荥阳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十家十营的大小首领，他们统辖着近十万名农民军战士。
在这次会议上，十岁的闯将李自成表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杰出的军事才能。
李自成根据当时的形势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在会上又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战略原则，得到大家有的致赞同。
大会之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农民军突破敌人的东部防线，实行战略进击。不到十天功夫，就以迅雷闪电般的速度挺进千里，攻到了明王朝的中都凤阳（今安徽凤阳）城下。
凤阳是明朝皇帝的老家，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坟墓就建在这里——称“皇陵”。明王朝的封建统治者经常拿朱家的风水好来欺骗愚弄人民。如果说当时的北京是明王朝政治、军事统治的反动中心的话，那么，凤阳就是进行神权统治的反动堡垒。这里驻有重兵，戒备森严，统治者以为万无失。然而，当农民军距凤阳还有百十来里路的时候，凤阳人民就秘密地派出向导，为农民军带路。李自成、张献忠乘雾进抵凤阳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同凤阳人民里应外合，全歼守敌千余名，1635年终于胜利占领了明王朝的中都。
农民军同当地人民起，以满腔的仇恨焚毁了皇陵楼殿和为朱家王朝树碑立传的龙兴寺，镇压了以知府颜容暄为首的百余名为非作歹的官吏、太监和反动士绅。高迎祥、李自成等在凤阳城高高升起自己的旗帜，上面写着“古元真龙皇帝”个大字，鲜明地显示了革命农民要彻底推翻这个封建王朝的坚强决心。
荥阳大会和凤阳之捷使敌人反革命“围剿”的计划完全破了产。朱由检听取凤阳失守、祖坟被焚的报告后，又伤心，又恼火，好几天都吃不下饭。最后，只得把凤阳巡抚杨鹏杀了来出气。
这年夏天，李自成同官军在宁州（今甘肃宁县）东北的襄乐展开激战，歼敌千余名，当场击毙副总兵艾万年、柳国镇等。这是次意义重大的胜利。洪承畴闻讯后十分不安，立即派他手下最得力的悍将曹文诏率军出击，声言誓报宁州之仇。面对强敌，农民军不慌不忙，先在真宁（今甘肃正宁县）的湫头镇布下重伏，然后暂退步，把敌人引向伏击圈。正当明军趾高气扬地往前追赶的时候，突然杀声起，从丛林中跃出数万名农民军骑兵，犹如神兵天降。明军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溃逃，那个靠血腥镇压农民军而被封建统治者视作“第良将”的曹文诏，也终于没有能逃脱刀起头落得可耻下场。
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击毙曹文诏、艾万年这样高级的敌军将官，在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以来还是第次。真宁大捷，被封建史学家咬牙切齿地称作“真宁恨”，当时数省为之震动，洪承畴嚎啕大哭；而广大农民则为自己的胜利雀跃欢呼，士气倍增，因为它有力地表明在战火中不断壮大的农民军开始具备了同敌军主力作战的能力，更大的胜利就在前面了。
真宁战役后，李自成乘胜打到西安城郊，攻克咸阳。十高迎祥、李自成率部东出朱阳关（今河南卢氏县西南十里），同张献忠部会合，挥戈北进。踏雪夜袭，又攻克了陕州（今河南陕县）。
就在这样大小无数次的战斗中，李自成逐渐从个普通的农民，锻炼成长为名立场坚定、英勇善战的农民革命军的将领。
1636年秋天，闯王高迎祥在砏砐的黑水峪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的伏击，不幸被俘，后来，在北京英勇就义。
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被起义军拥戴为“闯王”，他接过绣着“闯”字的战旗，带领部下万名战士，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初受挫折1637年明朝反动政府的兵部尚书杨嗣昌，策划了个名叫“正隅，十面张网”的战略。这个阴谋计划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这个省区的“围剿”农民军的正面战线，即主要战场，称为“正”，由个巡抚负责分“剿”专防；又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川个省区的辅助战场，称为“隅”，由个巡抚负责分防协“剿”，再由总督、总理统率军队在这十个省区中往来策应，“专讨”农民军的主力。统称为“十面张网”。
“围剿”与反“围剿”的艰苦斗争开始了。
这年夏天，李自成又与敌军孙传庭部相遇，激战了昼夜，不利，便率部向秦州（今甘肃天水）方向退却。不久，又遭到洪承畴、孙传庭两军的东西夹击。起义军英勇奋战，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挥戈南下，直奔川陕边境的宁羌州（今陕西宁强县）。
宁羌州西北有阳平关，东有铁锁关，西南有盘关，间道百里至朝天岭，直通川的咽喉，是历代兵家必争的要地。
李自成在敌军的追击下，以退为进，率领张天琳、郭汝磐、高汝砺、高迎恩等组成部联军，共十营，于迅速占领宁羌，打开了通向川的大门。接着又骈驱入川，翻越险峻的朝天岭，进逼广元。总兵侯良柱仓卒应战，被当场击毙。广元被拿下，李自成的大营扎在城郊的乌龙山下。在不到天的时间里，起义军又马不停蹄，连续攻克了昭化（今川广元西南）、剑州（今川剑阁）、梓潼。
李自成让部队在梓潼休整了两天，然后后分路：路南走盐亭，路西趋绵州（今川绵阳），路北攻江油。
川中大震，重庆以下皆为戒严。农民军围困成都天，连下十多个州县。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响应，时之间，川北广大地区燃起了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
农民军这次从陕西到川的战略大转移有力地回击了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他们从敌人的包围圈内打到包围圈外，在防御中进击，变被动为主动，把明朝政府布设的层层罗网绞得粉碎，再次表示了李自成和他的战友们的斗志顽强、足智多谋。
正当李自成率领广大起义军将士以无比英雄的气概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农民军中极少数不坚定分子屈服于地主阶级的屠杀政策，又受到利禄收买的引诱，竟放下了武器，其中个别人甚至堕落为明朝政府的帮凶爪牙。
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农民武装斗争的形势急转直下。
就在这股投降变节的逆流中，闯王李自成同他的战友们巍然屹立，继续高举革命大旗，宁死不同地主阶级妥协，决心反抗到底。李自成率部从甘肃移师陕西白水线，准备出潼关，东进河南，同还在坚持斗争的“革左营”的会合。
1638年十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正迅速向东挺进，不料在潼关南原，又陷入了敌军的重重包围。
经过几昼夜的反复冲击，数万名起义军战士壮烈牺牲。李自成的妻子、女儿也在战斗中失散，他只带领刘宗敏、田见秀、李过、顾君恩等十几位战友杀出了重围，转移到陕西东南角的商县、洛南山区。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遭受到十年来最严重的次挫折。
潼关南原大战以后，谍报说李自成已被打死，明朝反动政府得意忘形，认为农民军“扑翦殆尽”，关中可以无忧了。于是洪承畴、孙传庭被调离陕西。
这时候，明朝政府更疯狂地掠夺和残害人民，各地灾荒不断，广大群众日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李自成部虽然遭到极其严重的损伤，但总结了经验，保存了骨干。张献忠、罗汝才虽然接受了“招抚”，但他们还没有解散队伍，仍旧日夜操练，打造兵器，伺机再起；其他各支农民军也有许多化整为零，退入山区，积聚力量。
引起农民起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这就决定了农民起义的高潮不可避免地会重新到来。
大战中原和统湖广崇祯十年（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重新起兵，李自成也在商洛山中打出“闯”字大旗，重又活跃在陕、鄂、川边境。
第年，李自成趁明朝的主力部队被张献忠拖在川的有利时机，挥师打进河南。
这时，河南正闹着特大的蝗灾、旱灾，老百姓饿死的不计其数。起义军的到来，饥民如鱼得水，从者如流，队伍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
起义军每到地，都宣布“年免征”或“年不征”，并支持农民夺回被地主霸占的土地。同时，起义军还针对当时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提出“割富济贫”的口号；针对明朝统治阶级对工商业者的残酷掠夺，提出“平买平卖”。这些口号对争取民众、扩大斗争力量起了的作用。
在建立斗争纲领的同时，起义军加强了纪律整顿，规定军队自带帐篷，不住民房；行军时要爱护群众的庄稼，马匹践踏庄稼者要处斩；烧杀淫掠，则更是罪不容诛，宣布了“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和“杀人如杀我父，淫人如淫我母”的口号。李自成严以律己，他不好酒色，粗衣淡饭，与部下同甘苦。起义军的内部上下平等，首领与士兵经常是亲切地起席地而坐。在首领之间也是同座共食，彼此以“兄弟、“尔我”相称，对李自成则亲热地称他为“老李”或“大哥”。
起义军的“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纲领深得人心，加上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每到处，老百姓“执香迎导，远近若狂”。
崇祯十年（1641年）正起义军攻破洛阳。崇祯皇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被捕获。李自成指着那个体重300多斤的朱常洵尸体，向围观的群众激动地说：“王侯贵人这些混蛋，平日刻剥穷苦百姓，让咱们冻馁而死。今天我宰了他，为大家报仇！”接着，闯王又宣布把福王仓库中的数十万石粮食和数十万金钱发给贫苦百姓。众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远近的贫苦人民纷纷赶来分享胜利果实。起义军在洛阳带迅速发展到100多万人。
洛阳战役是李自成起义军由弱到强，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的转折，它揭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紧接着，起义军打开封城，在河南战场上纵横驰骋，杀死个明朝总督，消灭几十万明朝军队。仅两年时间，起义军彻底摧毁明朝在河南的军事力量，占领了河南全省。崇祯皇帝气急败坏，把督师丁启睿削职下狱。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崇祯十年的“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石匮书后集》卷63）农民军百万之众，号令严明，倡义安民，秋毫无犯。李自成军既掩有中原，于是籍没豪门富绅，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垦田地，通商贾，人心大悦。“迎闯王，不纳粮”的欢呼声，震动了中原大地。
李自成大军在中原地区取得大胜利后，下步就是攻占郧、襄地区，消灭明军在湖广的势力。
明将左良玉于朱仙镇大败后，收集残军南窜，占据了襄、樊。不久，他的部队又扩充到20多万。
由于郧、襄地区的重要性，李自成、张献忠都曾着意经营这个地区。杨嗣昌督师时，也是以襄阳为老巢。左良玉占据襄阳，势居上游，不但威胁着长江沿岸，也威胁着汉中和豫南，成为李自成经营河洛的大障碍。李自成于围开封后，便准备转旗而下，攻取襄阳和荆州等地，统湖广。李自成军准备首先歼灭明朝最后留在豫、秦之间的孙传庭、杨文岳两部，减少后方的顾虑，然后大军南下。
孙传庭是以侥幸俘获农民领袖高迎祥起家的，实则他不是什么久经战阵的战略家。
他既不及卢象升勇于牺牲自己，敢于亲临前线；又赶不上杨嗣昌的见多识广，能胜能败。
他徒以虚名获得朱由检的信任。当开封城处于紧急关头，朱由检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率领禁军数万援救开封。朱仙镇之战，他迟疑观望，不愿迅速赶到前线，才免于败亡。
可是事后又怕受到朱由检的惩罚，当李自成部移驻南阳时，妄图乘虚袭击李自成。他亲率前军牛成虎、左军左襄力、右军郑嘉栋、中军高杰等，于崇祯十年（1642）十月直抵南阳，向李自成军发动猛攻。李自成部佯败，弃甲仗物资于道路，敌军争取货物，阵容大乱。自成挥军反击，明军左襄力、萧慎鼎部不战溃逃，副将孙秀枝、参将黑尚仁被俘斩于阵前，孙传庭为之失色。李自成部又追杀了敌军将校张映奎、李栖凤、任光裕、戴友仁等70余人。孙传庭的官兵伤亡俘降甚重。
孙传庭部队虽然尚有余力作战，但为了保全实力，他没命地奔逃。李自成亲率精骑追击，日驰逐400余里。孙传庭官兵死亡4万多名，军资完全丢尽。逃到柿园，追军稍远，他的残兵败将才敢争摘青柿充饥。农民军又在柿园之战中获胜，乘胜再破南阳。
经过这次大败，孙传庭的虚名扫而光。他不甘心于惨败，逃进潼关后，利用技术工人杨国法，替他制造火龙车、炮矢；利用农民军叛逆白广恩、高杰替他募编火车营，准备东山再起。
李自成部于大胜孙传庭后，于崇祯十年（1642）闰十月进兵攻汝宁。
李自成于攻克汝宁消灭杨文岳部队后，沿途又攻下确山、信阳、沁阳，直赴襄阳。
左良玉驻军襄、樊已达数农民军的败类惠登相、马进忠、常国安等降附，部队得到扩展。“良玉部队有十万之众，食于官者十之，他皆掳掠自给，襄人恨之入骨。”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当李自成大军指向襄阳时，左良玉因旧日部队伤亡殆尽，新附兵将不堪战，于是出屯江岸，拟乘船逃走。襄阳人民对左军积怨很深，漏夜把左良玉的大小船只尽付炬，火光烛天。左良玉部下张惶失措，急忙在沿江劫掠商船渔舟，才得逃往樊城。
襄阳广大人民，具牛酒爆竹，成群结队，欢迎李自成及其部队进城。
李自成攻取襄阳后，面安定社会秩序，面派出大军紧追左良玉。左良玉惊魂未定，部队散乱不堪。
此后，左良玉的部队再没有面对面地同李自成军作战。明朝的军事主力几乎丧尽。
湖广全境，地方上的散兵游勇已逐渐减少，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农民军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为了进步巩固胜利的大好形势，农民军建立自己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
大顺政权的建立和明王朝的灭亡崇祯十年义军在襄阳建立政权，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称“新顺王”。中央设置上相国、左辅、右弼为内阁，下辖吏、户、兵、礼、刑、工政府。
崇祯十年（1643年）李自成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步的战略进攻方向。
他采纳顾君恩的意见，决定先挥师关中，定建基业。起义军于这年十月攻破潼关，杀死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刽子手孙传庭。十月破西安，分兵取甘肃、宁夏等地。
崇祯十年（1644年）正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并且调整和加强了中央政权机构，以天佑殿为最高行政机关，设大学士，添设政府尚书。同时，大顺政权也恢复封建的等爵号，大封功臣，初具开国规模。
李自成乘胜前进，指挥大军东渡黄河，出兵山西，攻克太原。此后，义军兵分两路向北京挺进，路由故关（今河北井陉西南）、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北上；李自成率主力经大同、宣府而下。月中旬，大顺军主力部队拿下北京门户居庸关，十日抵达北京城下，开始了攻击战。崇祯皇帝在宫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召集群臣问计。众大臣相对哭泣，无言以对。十日，义军更加猛烈攻城，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降，外城遂破。十日凌晨，皇城也被攻破。崇祯帝于宫中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人前来应召，大营兵将也皆逃散，连个人影都不见。崇祯帝孑然身，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爬上万寿山（今景山，又称煤山），吊死在寿皇亭旁的棵槐树上，衣襟上写着“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复面”等字为“遗诏”。
月十日上午，李自成头戴白色毡笠，身穿蓝布箭衣，骑着乌龙驹，在夹道群众的欢呼声中，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城。统治中国276年的朱明王朝，至此宣告灭亡。
清军入关和李自成起义军的最后失败1644年皇太极的8岁小儿福临继承皇位，弟摄政王多尔衮辅政，转年改元顺治元年。
顺治元年清廷致书李自成说，愿与将军联兵灭明，共分天下。当时，李自成正经由山西向北京进军。李自成视清为鞑虏，接到此信后，理所当然地予以搁置了。
当李自成入京，闯王旗已在紫禁城上空飘扬的时候，清摄政王多尔衮兵出沈阳，正向山海关进发。
大顺政权虽然攻下了北京，但是，并没有在北京建都的长远打算。在襄阳讨论进兵方略时，顾君恩就说得很明白：在关中“建立基业”。为什么选择在关中呢？因为它是“大王桑梓之邦”。其实，陕西不仅是李自成的故乡，也是大顺政权的许多主要将领和部分士兵的故乡。正因为这样，大顺军攻下北京之后，并没有积极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施加以巩固，而却忙于搜抄明朝库藏的金银和拷官追银，把搜抄和拷掠所得的金银熔铸成饼，用骡马运回西安。
大顺军宣布“免粮”，不征田赋，以没收官僚地主的财产和追赃助饷作为军队给养和政权其他支出的重要来源。这个政策对大顺军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个政策也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建立了政权之后，如果仍把财政来源放在剥夺官府和地主的财富上，就会因为财源不稳定，使政权中心无法固定于个地方，不能克服以前的流寇主义；同时，也不利于争取敌对力量的归顺，发展整个斗争形势。大顺军进京后，如果能把追赃的对象缩小在明朝宗室、勋戚、内官以及个别声名狼藉的大官僚身上，这样既不影响短时期内财政的来源，又不至于在政治上树敌太多。但是，大顺军进京之后，却仍然大规模地拷掠降官，追索赃银，致使些正在观望的明朝将官站到大顺政权的对立面去，而且严重影响军队的斗志，些将士没有把追索的赃银全数上缴，私自留下部分以饱私囊，以致“腰缠既富，人多乡井之思，绝无赴敌之气。”因而，大顺政权进京后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拷官追赃，应该说是个严重的失策。
李自成对山海关方面的吴桂缺乏足够的警惕性。吴桂是明朝驻守宁远的总兵，所部有兵4万，其中有5000是精兵。这支军队是用于防御满洲贵族的。月初，当大顺军以破竹之势向北京进军，明王朝垂于灭亡之际，崇祯皇帝再也顾不得“弃地”之嫌，下诏封吴桂为平西伯，令他撤兵入关，进京勤王。吴桂率领所部进至永平府（今卢龙带）地区时，北京已经被大顺军攻陷，崇祯皇帝自杀。吴桂的财产、爱妾陈圆圆、父亲吴襄都在北京家中，因而，他不敢贸然行动，便和山海关总兵高第汇合，屯兵关下，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当李自成派遣明朝降将唐通带着金银、锦帛到山海关对他们人进行招降时，吴桂和高第都接受招降，移交山海关镇城的防务，由唐通所部8000人接管。吴桂还奉李自成之命，率所部进京朝见新主。他走到半路，碰到个从北京家中逃出来的家人，向他报告说：“家中老太爷（吴襄）被大顺权将军刘宗敏抓去拷打追银，陈娘娘（陈圆圆）也被刘宗敏抓走了。”陈圆圆原是吴桂最宠爱不过的小妾，她本是苏州名妓，吴桂见她色艺无双，把她从个外戚家里要了过来。现在他听说陈圆圆也被刘宗敏抓走，顿时怒火冲天，咬牙切齿地骂道：“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于是，立即率兵奔回山海关，打败唐通，占领关城。这就是史家常说的“冲冠怒为红颜”之事。吴桂为号召地主阶级和标榜自己是明朝忠臣，就打出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令军戴孝发哀，传檄远近。同时，他自知兵力单薄，不是大顺军的对手，就在“报君父之仇”的幌子下，和满洲贵族勾结，请求清朝出兵。
吴桂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李自成批评了刘宗敏的举措失当，对吴襄进行抚慰。随后，山海关方面告急的情报也不断传来。
李自成决意亲自出征。在吴桂军和清军的夹击之下，李自成败退回北京。
为保存实力，大顺军于月十日分两路出京撤往山西。
军事上的失利，使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地方上的明朝降官和地主纷纷发动叛乱，河南各地的叛乱事件不断发生。大军撤到山西时，李岩、李牟兄弟俩自告奋勇，要求带兵回河南，平定叛乱，稳定局势。潜伏在大顺政权内部的野心家牛金星却向李自成进谗言说：“李岩雄武有大略，必非能久居人下者。河南乃天下形胜之地，又是李岩故乡，给他大兵是使蛟龙得云雨，定控制不了。他不等军令，不推荐其他将领，自己要求带兵前往，是想乘机窃取权柄称雄。不如想办法除掉他，免留后患。”李自成不辨忠奸，令牛金星设计除掉他们兄弟俩。牛金星设下酒席，于帐后埋伏壮士，请李岩、李牟赴宴。于是，兄弟俩双双遇害。
刘宗敏听说李岩兄弟被害，咬牙切齿地痛骂说：“牛金星这家伙无箭之功，竟敢擅杀两员大将，如果落在我手里，定把他碎尸万段！”从此，大顺政权内部分裂，将相离心。刘宗敏带领自己的部众离开李自成，前往河南。
到后来形势更加不利时，那个口口声声诬陷李岩“蓄叛已久”的牛金星，自己却投降清王朝，当起大官来了。
李自成带领部队且战且退，入据西安，准备凭借黄河和潼关天险，据守关中，重整旗鼓。但是清兵分两路猛追不舍，路从山西进军榆林、延安，由陕北南下；路从河南直取潼关。顺治年（1645）正潼关失守，北路清军又占领延安。李自成为了摆脱腹背受敌的处境，不得不放弃西安，带领部队南撤，经襄阳，入武昌。这年月下旬，当撤退到通山县的宫山地区时，李自成率领十几位将士远离营房，上山察看地形，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李自成和十几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年仅39岁。
李自成从起义以来，不屈不挠，顽强奋斗，虽然后来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大顺政权的政策措施作出调整，也不能有效地防止大顺领导层的骄傲和腐化，致使功败于垂成，胜利果实落入清朝统治者之手。但他领导人民推翻明朝的反动统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其功绩是伟大的。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位杰出的农民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