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九六年七月结识张曼新先生到决意要写他的长篇传记文学再到三易其稿后最后脱稿，时间跨度长达两载。其耗时耗力，在我近三十个春秋的业余和专业创作生涯中绝无仅有。
概其原因，一是起初对张曼新先生的采访过于仓促，致使先前写就的十余万字付之一炬；二是张曼新先生多在海外，即使回到国内也行迹匆匆，难以抽出成块的时间接受采访，故而采访只得是零打碎敲，羊屙屎似的哩哩啦啦；三是张曼新先生本身的事迹就是一部大书，矿藏丰富，开掘和提炼出来则需花费一番大气力，想一蹴而就实不可能；还有就是笔者担任中国侨联主办的《海内与海外》杂志社主编，百事杂沓，身不由己，写作只是副业；加之前些年已积劳成疾，冠心病及糖尿病勾结肆虐，常常深感体力不支。
张曼新先生与我是同龄人。一般说来，同龄人往往具有共同的人世沧桑和情感世界。
但是，我与张曼新先生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出身、遭遇以及职业等形成的不同的情感经历和心理路程。
所以，要真实地写好张曼新先生，不仅有一个认识他、了解他的问题，还有一个贴近他从而准确地把握他和表现他的问题。
我是极力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缩短与张曼新之间的距离的。
尤其是在情感世界方面。
传记文学，是“传”，是“记录”，即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不像创作小说那样可以任作家心骛八极，天马行空，纵横驰骋，想表现什么就表现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故而，我在写作中力图做到客体的真实与主体真实的统一。
由于本书所反映的是张曼新先生五十余载的人生旅程，时间跨度大，牵扯到方方面面的人物比较多，况且他又是个“涉外”性的人物，敏感事件和敏感人士不少，因此分寸的把握和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处理，须格外谨慎，要剪裁得当，要极注意客观效果，力求不累及他人同时也不累及张曼新先生自己。
所以，有些事件不宜合盘托出，也不宜过于具体描写和细致刻划，有的人物不宜提及，还有些人物需要用化名代之。
这些，对于文学，对于本书的丰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这里有一点需要赘言的是，笔者在写作中，有朋友相告，像张曼新先生这样的人物不宜过早宣传，应该等到他龙钟古稀之年再写。此论的注脚是：人老了，什么事情都盖棺定论了，再写就不会横生枝节了。
此论有一定道理，但笔者实不敢苟同。我认为，不管每什么人，只要他本身具有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家认为是个文学题材，写成之后有读点，于社会有利而无弊，就应该写。
谁又能在立传问题上来个年龄段的法律界定呢？
至于人的变和不变，总是相对的。一成不变的事情是没有的。
这部反映张曼新先生的书该起名为《我的前半生》或《张曼新前传》，笔者自信地认为它是颇有些读点的，应该奉献给广大读者。
是黄金就会闪光。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张曼新先生的亲友宾朋的不少帮助，特别是为我辑录了有关张曼新先生的一些历史文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在此书的写作中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但由于张曼新先生事迹颇丰，时间跨度又大，疏漏之处一定会有，所以敬请读者宽宥。
作者
1998年8月18日草就于匈牙利
首府布达佩斯“东方宾馆”306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