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教室里的哥哥神情恍惚地注视着窗户外面，当他看见，杨碧霞老师背着她那简单的铺盖走出了学校大门之后，他推开了书本，给正在讲课的老师没有打招呼，从教室里跑出去了。一出校门，杨碧霞快步行走在被小麦夹住的田间小路上，21岁的姑娘还未曾经受这样的打击，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看她生活过的学校，眼泪忍不住地向下流。我的哥哥罗大虎小跑着追赶杨碧霞，他气喘吁吁地只顾奔跑，没有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他爬起来，继续拼命地跑。目睹着这样的情景，我在哥哥的耳边鼓励他：快跑！快跑！哥哥知道是我给他加油，只管一个劲儿地跑。他锐声喊叫着“杨老师！杨老师你等等？”听见哥哥的喊声之后杨碧霞头也没有回，她越走越快了。她大概觉得，她无法面对我的哥哥罗大虎，无法面对她的每一个学生。她的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像土地吸收雨水一样吸收着哥哥几乎是带血的呐喊，这呐喊声助长了她的羞愧、悲痛、畏怯——她一旦停下来，肯定会昏倒在地的，她只有走，远离她的学生，远离往日的生活，心里才会好受一些。
我明白，杨碧霞抱着这样的想法，离开了她的学生，假如她有想法的话。她不怕当农民，她怕的是又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谁知道搁在她前面的生活是巨跻还是毛毛虫？哥哥撵到了3里以外也没有追上他的杨老师，我能听见杨碧霞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甜甜润润地说，罗大虎，老师爱你。在平静祥和的上午，我目睹着杨碧霞的声音流进了我的哥哥罗大虎的血液，随着他的血管而流动。不然，哥哥不会突然站住的。
他站在和照的太阳底下站在广袤无垠的麦田之中望着杨碧霞的背影，用手背左一把右一把地抹眼泪。哥哥心里大概空荡荡的，比肠胃掏空了的饥饿更难受；那种空不是抽筋，而是把心灵中某种东西掳走了，是无情而残忍的掠夺。在我看来，这就是少年人对异性朦朦胧胧的爱吧。这种初次萌发的爱如同一座大山凛然屹立在哥哥心中，局然不动。哥哥心中留下的是一个凄美的形象——美多于凄凉。杨碧霞成为哥哥后来选择爱的对象的尺度了。
后来，哥哥才知道，杨老师之所以被开除是因为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杨老师家被补订为地主成分了，地主的娃是不能做民办教师的，地主的娃只能做农民。在此之前，哥哥只知道地主是“周扒皮”是“黄世仁”，他就没有想到地主的娃是什么样的人。我对哥哥说，假如你是地主的娃，就要像杨老师那样被人抓住，像扔烂菜叶一样向校门外边扔。哥哥不知道“上面”那个人是谁，不知道扼住杨老师命运的是怎么样一双手。
哥哥后来从其他老师口中得知，杨碧霞的家在城关公社，城关公社是“社教”的试点，运动的进程在其他公社的前头。不然，她可以把这一学期的书教完的。对于杨碧霞来说，哪怕在学校多呆一天，也是一天的福分。
我的哥哥罗大虎回到家里时，天擦黑了。他进了门，一句话也不说，放下书包，上了炕，脱了衣服就睡。祖母以为他病了，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额头并不烫。祖母问他吃饭不吃饭。他说不吃。祖母一看，他郁闷不乐，以为他挨了批评，或者是考试成绩不理想，就没有再追问。
睡到夜半三更，哥哥起来点着了煤油灯。他趴在炕上，一边流眼泪，一边在作文本子上写。他写了一篇作文，这篇作文就叫《哭课》。
他记叙了杨老师给他们上最后一课的情景，记叙了杨老师的流泪和同学们的哭。哥哥一合上作文本，那眼泪就从字与字之间，从未经漂白的粗糙的纸张上向外流，泪水泪湿了课堂泪湿了杨碧霞的形象。杨老师双手扶住讲台，饱含感情的讲课声像闪光的珠子似的镶在哥哥的作文本子上了。杨老师最后一次在黑板上写字的姿势几乎要把哥哥排列组合在作文本子上的汉字撑破：她的右手一掘，粉笔断了一截，雨来的那个“来”字的一捺，仿佛庄稼人犁地的犁钵插进了泥土里，在吃力地向前走；更像一道长长的坡，杨老师永远也爬不上去的陡坡。杨老师红润的脸色开始变白，嘴唇更是缺少血色，她像饿了好几天或者久病刚起，一副很衰弱的样子。杨老师微微闭上了双眼猛然睁开，用泪眼看着她的学生。她回过身去，重新在黑板上写下了“雨来”两个字。
她勉强地一笑，说同学们，老师今天给你们上最后一课。接下来，便是哭课。哭声，眼泪。眼泪，哭声。
哥哥用文字记录着悲痛的一刻。
哥哥从旧作业本子上撕下来几页，铺开在炕上，用铅笔在作业本的背面画下了那天哭课的情景。虽然，哥哥不会画画儿，但他句勒出来的铅笔画，一看就明白。他把那几页画儿用高粱面搅团贴在炕墙上。从窗户中灌进来的风一吹，那几页画儿一抖一抖的，发出的响声跟哥哥他们哭课时的哭声差不多。
一连十多天，哥哥沉默寡言，饭量骤减，脸色发黄，脖颈变细了，眼窝陷下去了。他的模样使祖母怜惜而疼爱，祖母以为他病了，要领着他去村里的胡大夫那儿看看，他不去，他说他没有什么病。祖母用麦面给他烙了一个饼，他没有吃，把那香喷喷的、印满祖母手印的薄饼子装进了书包里。到了学校，他将那个麦面饼子送给他的一个同学了，这个同学家里是地主成分，常常吃不饱，穿着也很破旧。少年人的同情、怜悯是纯正的，不含有任何杂质，我太了解我的哥哥了。
那天晚上，睡到半夜里，我的哥哥罗大虎撩开了祖母的被子，钻进了她的被窝，将头颅偎在了祖母的双乳之间。祖母醒来了。她一看，紧偎着的是他的孙子，而且他在不停地抖动，她吃惊了“你是昨了？大虎。”哥哥只是说：“婆婆（关中西府对祖母的称呼），你把我搂紧一些。”祖母用胳膊紧紧地搂住了她的孙子罗大虎，搂住了他的颤抖。就在那天晚上，哥哥向祖母说出了真情：她的班主任老师杨碧霞被开除了。祖母知道，她的这个言语不多、看似内向的长孙是极其感情的。
祖母明白，男人很感情绝不是好事。可是，哥哥毕竟还是个少年，祖母无法给他讲解做人的某些道理，道理对他也未必就有用。祖母安慰哥哥：这个人世上的好人是很多的，但好人不一定有好命，你只要能记住杨老师就是对她的报答。即使祖母的话是蜜是糖，也难以将哥哥心中的苦味压住。哥哥一句话也不说，他在祖母的怀里睡着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祖母发觉，我的哥哥罗大虎放学回来，就向材子南头一个新媳妇家里跑。按辈分，我们应该把这个新媳妇叫嫂嫂，她是正月初三才娶进松陵村的。她的丈夫在铁路上工作，家里只有她一个。哥哥从新媳妇家里回来时又跳又唱，一脚踏进门槛，才断了歌声。
祖母问哥哥，去新媳妇家干啥？哥哥只是笑，只是摇头，不回答。他不能给祖母说，这个嫂嫂就是他的杨老师。祖母不放心，就到新媳妇家里去看。她进了人家的门，老远就听见，叔嫂俩在歌唱。新媳妇教一句，哥哥唱一句，歌曲是《太阳出来照四方》。祖母没再进房间，她一步一步，退出了院门。可是，没过几天，哥哥不去村子南头了。祖母笑着问，大虎，你不学唱歌了？哥哥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只是嘟嘟着，杨老师杨老师。我明白，哥哥不再去找那位嫂嫂是有原因的：有一天，哥哥回家时，悄悄地从嫂嫂的厨房里端来了一盆水，他将水盆放在房子门槛跟前，嫂嫂一出房子门，一脚踩翻了水盆，几乎摔倒在地。而哥哥呢？躲在山墙下，偷偷地笑哩。
当哥哥得知当了农民的杨碧霞跌入深渊之后，对他的打击更大了。那是一年以后，哥哥已读到了初中。
被补订为地主成分的杨碧霞一家被扫地出门了，仅有的四间半厦房被生产队里没收了，一家人只好住进村子后边的一条沟里，他们蜷缩在一眼被废弃的土窑中惶惶不安地过日子。杨碧霞瘦削了许多，内心的恐惧、痛苦毫不掩饰地挂在那张已突出了额骨的、颜色不再鲜亮的脸庞上，她每天似乎都在等待审判似的惶惶不安，干活儿时往往心不在焉。审判她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工作组从抄家时抄走的日记中读出了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辞。于是，她成了阶级敌人。尽管她一再申辩：她的日记并没有影射谁，她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但没有人相信她，她被推到了批斗的前台。两场批斗会便把一个姑娘家的自尊、尊严撕扯得光光净净了。
一天晚上，民兵连长和生产队长叫她去大队办公室交待问题。一出村子，这两个中年人将她的嘴捂住，架进了玉米地。他们将杨碧霞轮奸后，拧下了一个玉米棒，给她塞进了下身。半夜里，杨碧霞苏醒了，她走出了玉米地，走到了周公水库边，一头扎进了水中……
那天晚上，我的哥哥罗大虎将《哭课》写好以后并没有交给他的语文老师。上了初中，哥哥在《语文》课本上读到了都德的《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又勾起了他对杨老师的思念。《最后一课》中的老师和杨老师一样都在上最后一节课。不同的是，《最后一课》中的老师被外来人侵者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而哥哥的老师是被她的同胞剥夺了教书的权利的。侵略者要占领的是法国的国土，妄图剥夺法国人的话语权，而杨老师被占领的是思想乃至肉体，要剥夺的是生存权。这么一比较，哥哥觉得，他写的《哭课》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哥哥把他的那篇《哭课》找出来，修改了一遍，张贴在教室里的专栏中，他的同学把哥哥的《哭课》当范文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