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雪了。雪眼疯子一样，下疯了。天和地被纷纷扬扬的雪缝在了一起。父亲拉一根木棍，戴着发黑的草帽，行走在雪地里。风把雪拽过来，给父亲挂在黑粗布棉袄的脊背上、袖口上，父亲弯着腰，低下头，躲避着迎面扇过来的雪片。他的布鞋踩在积雪上，发出的响声粗括而迟钝。田野上很安静，很平静，冬日里的枯萎、干燥、喧嚣、不平、愤怨、唉叹、挣扎全被大雪覆盖了，覆盖在一种单纯的色调下。大队会计叫父亲给第八生产队的队长送通知，下午在大队会议室里要召开会议。
八队在半坡里，要爬四里多路的坡路才能到。
父亲走得很慢，手中的棍子就是他的眼睛，他用棍子在前面探路。
他的脚下不太稳，一走一打滑。
父亲将头顶上的草帽摘下来，草帽上粘着积雪，父亲甩了甩，把草帽重新戴在了头上。他双手拄着木棍，抬眼看了看前面那道帘子一样挂在坡地里的路。经过了死去活来，父亲像另变了一个人似的。几天过后，父亲给祖母说：“娘，我认了。”祖母不知道他认了什么。父亲把手里的那顶灰而发黑的帽子拍了拍，戴在了头上。父亲的意思是说，他认了头顶上的那顶地主分子的帽子。自此以后，父亲心甘情愿地做地主，而且做得很地主。白天，他闷声不响地去地里干三晌活儿，晚上趴在炕上，给大队党支部写汇报材料。按照大队党支部的规定，所有的“四类”分子5天到大队里去做一次口头汇报，10天写一封书面汇报。父亲的汇报材料写在哥哥的作业本子背面，这算是草稿，然后再香抄在白纸上。哥哥的旧作业本上留着好多封这样的汇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