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在货栈做工，而范妮却在皇家音乐学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家里人有时会去观看她在学院集资的场面。而这更刺激了好学的查尔斯。
查尔斯每当想到自己不可能去凭学习获得这些成功和荣誉时，他的眼中就溢满了泪水，他感到心在阵阵绞痛，他每个晚上都在祈祷：上帝啊，赶快把我从所处的屈辱和低贱中解救出来吧！
不久，他的祈祷就奏效了。
1824年4月，查尔斯的祖母去世，约翰由此继承了250英镑的遗产。
约翰的兄弟们又凑了些钱，帮他还清了债务，他终于被释放了。
脱离了马西夏监狱，一家人又住回到了卡姆登镇。
其间，那黑鞋油作坊已经搬到了离钱多斯街和德福德街交叉路口很近的一条街上。
老板看到查尔斯已经干得非常熟练了，为了干活时光线更好些，就安排他和其他孩子们一块在临街的窗口处工作。这样就完全暴露在行人的视线之下了。当地的小姑娘、小男孩一边吃着果酱蛋糕，一边把鼻子压在玻璃上看他干活。
这对查尔斯是一段屈辱的日子，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所受到的伤害，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太不公平了。从这个时候起，他心中产生了对儿童的怜悯心和任何人也不能像儿童那样受苦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非常强烈的，也是非常正确的。
约翰出狱之后，就想到儿子干活的地方去看看。这一天，他来到了货栈。
当他看到心爱的儿子和几个贫穷的孩子竟然在过街行人的视线之下做这种活，简直是露丑，心里不由得又生气又难过。
在这种心理冲动之下，约翰给拉默特写了一封口气非常无礼的信，质问他：“为什么要让查尔斯在这么寒酸的地方做这么艰苦的工作！”
拉默特看了之后一下就火了：“当初是为了可怜你们家才这么做的。这个混蛋，自己游手好闲把家庭弄成这样，还嫌我让他的儿子干不体面、不轻松的工作。现在，就算查尔斯干得再好，我也不让他在我这干了。”
查尔斯被突然解雇了，他有点伤心，一方面是因为这太突然了；另一方面，虽然拉默特对查尔斯一直很好，但一说起约翰来就暴跳如雷。
但同时，查尔斯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宽慰感。
芭罗对约翰如此对待拉默特极为不满：“这几年，我一直都为家庭累死累活地干，但我从没有抱怨过。现在你把查尔斯的工作搞砸了，那我们的生活靠什么来维持？我去找拉默特说说，让查尔斯再回去。”
芭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第二天就去了，并带回了要查尔斯明天早晨回去上班的口信，并说别人对查尔斯的印象很好，都欢迎他回去。
约翰这时却坚持说：“千万不能让查尔斯再回去了，他应该再去上学，他已经12岁了，要不然就过年龄了。”
查尔斯虽然一直记恨父亲的不务正业，但在这一刻，他突然就原谅了他。同时，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查尔斯也丝毫没有减退追求知识的渴望。他坚决地对母亲说：“妈妈，回到黑鞋油货栈去简直就是回到无边的苦海和绝望之中。我再也不回那儿去了！”
1824年年底，约翰提前从海军军需处退休，每年有145英镑的退休金。而且靠着一位亲戚的力量，他不久就被任命为一家报纸在议会中的采访员。
而1825年年底，查尔斯则成为了汉普斯特德路韦林顿寄宿学校的走读生。
这两年多的时间，是查尔斯十分快乐的岁月。他经常给父亲带来在学校发生的一些笑话：“我们学校的老师个个都博学多才，但校长琼斯先生——我们学生们都称呼他‘头儿’，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教师，他愚昧而野蛮，常常体罚甚至毒打学生。其实他根本对什么都一窍不通。但他对法文教员总是彬彬有礼，生怕得罪了人家，因为假如‘头儿’冒犯了他，他就马上用法语对‘头儿’讲话，老是使‘头儿’在孩子们面前因无法听懂或无法回答而尴尬万分，我们看着他那瞠目结舌的窘相都忍不住想笑。”
查尔斯在学校里学习很好，他在那里开始接受他一生中最后两年的学校教育，他学习了英文、舞蹈、拉丁文、数学。他曾多次受到奖励，成为优等生。
现在，查尔斯已经是一个相貌堂堂、头发卷曲、聪明伶俐的小伙子了，他神采飞扬、亲切可爱，很讨人喜欢。
查尔斯对当时刚刚出版的一种杂志很感兴趣，于是和另一个孩子一起出了一种周报，写在练习本的残页上。谁想借阅，就要用弹子、石笔来当阅读费。石笔是学校里的主要货币，把它们积聚起来就构成了财富。
查尔斯还编写并演出了一些剧本，其中之一是用无韵诗体写作的，讲的是一些纯虚构的东西；他还专心投入于训练一只小白鼠；他还成了使用成年人对之全然不懂的古怪语言的制造专家。
查尔斯常常欣慰地想：“虽然学校的课程有些很枯燥，但日子过得还算快乐，总之要比那粘贴鞋油标签的日子要快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