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生活简朴，在长征时期，抗战期间是这样，解放后依然如此。
长征途中，在毛儿盖，警卫员把两件单衣中间放上羊毛，做成了一件毛夹袄。周恩来穿着它走过草地，完成了长征，一直走到陕北，坏了缝，破了补，就是不肯换一换。
周恩来总理，在抗战期间是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共两党合作时，兼任国民党政府中的副部长职务。按规定每月要给他几百元的薪水。可是，他在武汉和重庆，把这笔薪水全部交了党费，自己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样，只领5元钱的津贴费。在武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床、一个书架和一个脸盆架。他的衣着也是那样俭朴。从延安到西安，从太原到武汉，为党的事业转战南北，东奔西走，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衣食。他身上穿的一条旧呢子裤，在太原时就磨破了，可他一直舍不得换新的。到武汉时，同志们几次提出给他换条新的，他总是说：“补一补还可以穿嘛！”还有，周副主席从来都是和办事处的同志们一样吃大灶，没有一点儿特殊。就是这种普通饭菜也经常两餐合做一餐吃，工作一忙起来经常顾不上吃饭。同志们眼看周副主席身体消瘦了，眼睛熬红了，心里都很难过。可是，周副主席自己总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解放后，周恩来依然那么节俭。他的唯一的一套睡衣，还是他于1950年出访苏联时买的。睡衣的颜色褪了，并补了补丁，还舍不得换掉，他一直穿着，直到他去世。
周恩来的日常生活更是节俭。洗脸毛巾彻底用坏后，就用来作洗脚毛巾。当磨得太光滑，不再适合作毛巾时，就用作擦鞋布。
周恩来身为总理，除绝对必要开支外，从不随便花国家一分钱。
一个星期天，他到一家照像馆去照出国用的照片，他要两张单独的发票，一张给机关，一张留给自己，因为有几张照片是自己私用。
有一次，到庐山参加一次正式会议，他发现他住的房间临走廊一面的窗户没有窗帘遮挡，他掏自己的腰包买了一幅窗帘挂上。
周恩来总理刚搬进中南海时，他的新居年久失修，墙壁变黑，柱子已破裂，地面潮湿，窗户有许多洞，他和邓颖超在寒冬就用报纸把洞堵起来。
建筑和装修工人建议他修缮一下，他总是拒绝，所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不趁他出国的机会，对他的房屋作了改进。一次他回来时，冷眼注视到他不在时挂上的新窗帘，他当即命令把破旧的窗帘重新挂上。在邻近的车库里横梁坏了，周恩来不让换，他说：“在中国现实的贫穷状况下，应更好地把资源用在其他方面，如果好好支撑一下，这根梁一定还可以用几年。”
周恩来在外交部工作的一个小厅，通风不良。根据专家们建议决定更换屋顶。周恩来听到此事后问道：“谁叫干的？这间屋子比我们在延安住的窑洞好多了，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不许改变这个小厅。”
周总理的办公室在中南海的西花厅，这里过去是清朝最后一年摄政王载沣的官邸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后，军阀袁世凯和段祺瑞都用过这个地方。1949年全国解放时，这座院落已很破旧，只是稍加修整便做了总理办公室。到1974年周恩来因病住院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办公室中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只有一尊毛泽东的半身塑像，靠墙摆满了书柜。他的写字台很宽大，但是看上去已经相当旧了。三张方桌接成一张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1972年毛主席送他一张沙发椅。因为当时周恩来已患病又拒绝进医院。毛主席想，这张沙发椅可以帮助周总理清除长时间工作的疲劳。除此之外，这个办公室二十几年几乎没有增加什么设备。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家计划兴建“十大建筑”。当时送到周总理处审批时，他坚决从计划中划去一项工程——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虽然当时确有必要建国务院的办公大楼，但是，总理态度坚决，他对习仲勋和各位副总理说，只要他当总理，就不允许建造这样的办公大楼。
周恩来对自己、对国家历来都是那么节约俭省，从不摆阔气、讲排场，给人们留下了朴素而伟大的革命领袖形象。
勤劳节俭能给人以美德，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