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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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人间惟有杜司勋

杜司勋,即杜牧,晚唐诗人之翘楚。李商隐有一首七绝,这样写他:

高楼风雨感斯文,

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

人间惟有杜司勋。

(《杜司勋》)

唐代诗歌,经过了初唐的勃兴,盛唐的辉煌,中唐的赓续,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势。若无杜牧、李商隐那令人眼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难画上圆满句号的。晚唐的这两位诗人,都很短命,可怜得很。

杜牧,公元803年生,852年死,活了49岁;李商隐更惨一点,公元812年生,858年死,活了46岁。他们都处于郁闷困顿中,愁病而逝。中国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时,这可算一对典型。

可在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里,他们却能给诗歌,给文学史,留下来长久不衰的精彩,实在是了不起的。在中国,凡读过点古文,念过点旧诗的知识分子,几乎不假思索,即能脱口而出这两人的诗句。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能够拥有千秋万代、持续相继的读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从他们心底流出来的诗,永远洋溢着鲜活的新意。惟其新,诗人也就伴随着读者长存下来。

作诗也许不难,创新为文学的生命,却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鲁迅曾经感叹,他的旧体诗所以未能多作的原因,就在于前人已经把诗写尽了。一个“尽”字,道出创新者难以为继的苦衷。创新,遂成了文人的致命伤,困惑着一代又一代想写出点好东西,想写出点新东西的作家和诗人。

自唐以降,一千多年,诗人何啻千万,所写的诗、词、歌、赋,数以亿计,还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什么没写到的?还有什么未开垦的处女地,留给文学的后来者耕耘呢?鲁迅尽量不写,这就是智者的抉择了,与其露丑,不若藏拙。而不幸的是,时下很有一些自命风雅的同行,附庸风雅的官员,弄上两首顺口溜,打油诗,快板书,混充五言七律,绝句汉俳,这纯粹是有了把子年纪以后,还要穿开裆裤上街,露出不雅的臀部,存心不怕丢人的洋相百出了。

这就是中国人多,中国文人跟着也多的后遗症了。林子大,便什么鸟儿都会有了。一般来说,树林虽大,鸟儿颇多,大致也就以下这四类。自古以来,凡耍笔杆的,都逃不脱这样的区分:

一,把文学当成生命的;

二,把文学看成饭碗的;

三,拿文学当玩艺儿的;

四,专门以折磨文人为己任的。

第一类人,通常活得很苦,尤其想创新者,更苦;第二类人,大半活得很爽,只要拿起敲门砖,几乎都有成为阿里巴巴的可能,自然,脸皮要有一定的厚度,手臂要有一定的长度;第三类人,不管别人如何,总是能够自得其乐;而第四类人,别人开心他不开心,别人不开心他倒开心了,一副“天丧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远些为佳。

这就是既相生相克,也相辅相成的文学生物链。

但最奇怪,无论以上第二类文人搞的功利文学,第三类文人搞的挠痒文学,第四类文人搞的整人文学,统统都要标榜自己为百分百的正宗文学。惟恐人家不认账,不买账,便借助于权力,借助于金钱,偏要挤进文学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仪。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讽刺过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径了。

近年来,我竭力龟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免得碰见这班人时,点头不是,不点头也不是的尴尬。

当然,各式各样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学,本是文坛的客观存在,大可不必讳言。拍马文学未必低,清高文学未必高,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得了鱼,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鱼。但文人是种很欲望的动物,鱼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于是,就不停地写,拼命地写。但别忘了,声名的诱惑,功利的追求,从政的驱使,经营的用力,一个劲地投身于这种非文学的活动之中,就难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干涸、情思衰竭、感觉迟钝的可能。提起笔来,也就只有蹈袭陈规、依样葫芦、驾轻就熟、因循守旧这条路可走。

于是,出现了当下文坛上的近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

一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

二是写小说的人,也快要比读小说的人多;

三是写评论的人,估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比写作品的人多。

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看到我的同行们,如此不在意文学的创新之道,如此不介意文学的生产过剩,如此津津有味地,乐此不疲地,像旧时磨坊里那些蒙着眼罩的牲口,一圈一圈绕着磨道,以一年千部左右长篇小说,数千篇中篇小说,数万篇短篇小说,以及恒河沙数的诗歌生产速度,为读者制造着“标准粉”式的精神食粮,不免有些杞人忧天起来。

我想,一个真正把文学当成生命的人,应该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文学生产方法。

从古至今的文人,稍有点出息的,不愿落入窠臼,不愿重蹈前辙,不愿嚼别人嚼过的馍,不愿尾随他人走同一条路,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对唐代诗人这种创新的执着,“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语)的一根筋的精神赞叹不已。他们总是希望创造出“今古未尝经道”(杜牧语)、“远去笔墨畦径间”(杜牧语)的新格局;总是努力开拓出“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语)、“作不经人道语”之“一家言”(李贺语)的新境界。唐诗之所以为唐诗,就建立在这种不断更新的宏大气象上。

于是,我在想,唐诗由初唐的王杨卢骆,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韩愈、李贺,进入公元九世纪中叶,当时的文学界,肯定也会有鲁迅写作时,这种受到被前人写尽,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犹如到果园去采摘,你兴冲冲地来了,可发现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场价值的果实,席卷而去,只剩下残枝败叶,一片狼藉。际此地步,老兄,你将何以堪?这种无所适从,无从下手,无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个时期的杜牧、李商隐、许浑、张祜等晚唐诗人,所面临的现状。

唐诗有两个“李杜”,一为公元六世纪的李白与杜甫;一为公元九世纪的李商隐和杜牧。对后“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经达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势,实在是难以逾越的巅峰。要想与他们比肩,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要写出与他们的不同来,这才能拥有绝对属于自己的世界。你要当跟屁虫,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杜牧不会这么讲,但一定会这么想。

我是根据公元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中,杜牧为《李贺集》做的序,作出这样的判断。他在文章结尾如此写道,口气之大,令人咋舌:“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他对李贺的褒扬,也是对自己的期许。虽然,他在《献诗启》里说明他的创作原则:“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但他的为人一生,也许很失败,为文一生,却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负,决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清人赵翼指出:“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诗序》说到杜牧,也认为他:“精思独悟,不屑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致,沿寻风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有甚者,宁为幽僻奇谲,杂出于变风变雅之外,而绝不致有蹈袭剽窃之弊,是则唐人深造极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隐才有发自内心的“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极高评价。要知道,文人称赞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虚头巴脑,不是顺水人情,不是当面点头,背后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场讨好,而是由衷赞美,真心褒扬,是极少有的,因而也是极难得的。

这就印证南北朝时梁人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说过的金玉良言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两句话,八个字,绝对是想在文学领域中,要干出些名堂来的人的座右铭。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如此。你要想头角峥嵘,领时代之风骚,你要想独树一帜,引文学之新潮,那就必须有这种本领,在努力传承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表现自我。幸好后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啷当年纪,果然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神采。

文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其相通相应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前者,其恢宏开阔的气势,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么后者,其精致、典雅、秀丽、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写真。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时期,大师联袂而至,满天星斗灿烂;一个时期,文人缺席失语,文学暗淡无光;这都是属于造物主的安排,并无必然的规律可寻。

然而,老天对唐诗颇为关照,真让人嫉妒。尽管,公元816年(宪宗元和十一年),李贺卒,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穆宗长庆四年),韩愈卒,831年(文宗太和五年),元稹卒,842年(武宗会昌二年),刘禹锡卒,843年(会昌三年)贾岛卒,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诗坛凋零,四顾苍茫,文事寂寥,一派凄凉。这时,谁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现,以枇杷晚翠的绚丽,以鲁殿灵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诗的圣火传递下去。

因此,返顾现实世界,新时期文学也已二十多年过去,上帝不开眼,不赏你脸,不给你大师,又能奈何得了?虽然时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师”出现,不过是《穆桂英挂帅》中那句唱词,“几年不到边关走,砖头瓦块也成了精”的精神上极不健全者的梦呓罢了。

在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上,都认为杜牧的诗,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风流倜傥,余韵邈远的风格著称;李商隐的诗,以深情绵邈,沉博婉曲,华彩丰瞻,邃密缜思的特色闻世。这两位诗人的珠联璧合,成为一时雅望所至。加之同时代如许浑、和凝、张祜、李绅、姚合之流的团队作用,遂变革着诗坛风气,创造出时代潮流,终于一改中唐以来声绮情靡、势弱力颓的诗风。

杜牧和李商隐,应该早在公元839年(文宗开成四年)前后,就相知相识了。

从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敛的。从出身来看,杜牧是世家子弟,虽然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他的灵魂,到他的诗文,无不豪爽大气,特立独行。李商隐则是从吏佐家庭中走出来的,总是仰着脸看人讨生活,因此,表现出来的精神,便是小心谨慎,低调缄默,尽量收缩,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诗,以气胜;李商隐的诗,以情长。甚至,他俩的风流,他俩的浪漫,他俩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应该说,文人有几个不风流,不浪漫的呢?也许不是所有能风流,会浪漫的人,都必然成为作家和诗人,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风流,要不浪漫,要想成为大文人,也难。

杜牧的风流浪漫,是张扬的,是放肆的,是泛爱的,是略无顾忌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大张旗鼓,引以为荣。而李商隐的风流浪漫,则是影影绰绰的,似隐似显的,钟情深沉的,浅吟慢唱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惆怅。

可以想象,当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当一名随员、见习生时,见到这位倾动长安的诗坛领袖,该是多么的倾慕和心仪了。那年,杜牧三十七岁,风华正茂,任职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标准的中级文官。对历任诸镇节度使,为地方诸侯,现回来京城,在朝廷里做到尚书仆射这样极高层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说平起平坐,按常礼,杜牧应该垂手侍立才是。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场面,不禁失色。却是他的恩公,反客为主,趋前迎问,倒过头来巴结讨好这位大咧咧的诗人。

现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还是稀客?但据《唐诗纪事本末》,杜牧对于他的诗友张祜被逐科举,专门跑来找令狐楚帮过忙的。“一声何满子,双泪滴君前”的张祜,少年气盛,惹恼了白居易,而白老前辈也欠雅量,认为年轻人未免嚣张,不敲打敲打,不知马王爷长几只眼,遂让在皇帝面前说话算数的元稹,在会考时取消其资格,弄得张祜一辈子未能发达。

于是,激于义愤的杜牧,专门写过诗“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以鸣不平,由此可见杜牧的提携同志的热忱,对于老一辈指责后生的抗争。据新旧《唐书》,说到杜牧的“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万痛切。”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诗所言:“饰心无彩缋,到骨是风尘,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那样,事未必能做到,话一定要说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认识这位比他小九岁,初露头角,稍有诗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见恨晚。但是,两位诗人的这段友情,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这两位诗友,参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后期才重得聚首呢?

这就是尼采说过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就先让他疯狂。同样,要让一个王朝灭亡,一个时代灭亡,也是先得从疯狂开始。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便日渐衰弱,但似乎觉得死得还不够快,宦官之乱,方镇之乱,还不够,从公元821年起,到859年止,以李德裕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一方的朋党之争,像两台开足马力的官场绞肉机,互相格斗将近四十年,创中国历史上宗派斗争时间最长纪录。也是中国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类文人组成的队伍,在政治舞台上,所作的最恶心、最丑陋的一次表演。

从牛、李党争的这些主角身上,我由此也明白,为什么那些江郎才尽,或压根儿就不曾有过才的江郎,拼命削尖脑袋,为一顶乌纱帽而跑断腿,说破嘴,磕断头,求爷告奶的所为何来了?替他们想一想,诸公不干这个,还能做其它什么营生呢?

重重压力之下,杜牧离开长安,由黄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几近家破人亡,无以存身;同样,左右排斥,怎么也不是的李商隐,由华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蝇营狗苟,碌碌谋生,越活越差,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就在于杜牧也好,李商隐也好,虽然在这场朋党斗争的棋局上,连兵、连卒这样棋子资格也不配。但宗派主义发展到疯狂阶段,红了眼连亲爹亲娘也不认的阶段,人人排队,个个划线,像过筛子一样,这两个诗人也不能幸免,卷入这台绞肉机内,落入了不知伊于胡底的被整肃的命运之中。

也许上帝制造天才,同时会嫉妒天才,因此,从不百分之百地成全天才。给了杜牧非凡的才分,多面的功力,超常的文笔,灵动的诗韵,也给了他一个跌宕的,多事的,不顺遂的,污言浊语的大环境,以及一群跟他过不去,看他不顺眼,总是要琢磨他,算计他的二、三、四类文人,让他气喘不匀,心展不开,路走不通,饭吃不香,最后除了短命而亡,还有其它生路吗?

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应该说都是文人出身,《全唐诗》收有他们的诗作。当然,说不上有什么才气,更谈不到有什么创新。别看他们写诗不行,写文不灵,但搞起朋党恶斗来,株连面之广,牵涉人之多,除敌务尽的彻底,斩草除根的坚决,惟恐漏网的搜罗,不论无辜的查办,无所不用其极。据说,连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被他们今天将这个人打出朝廷,明天将那个人撵出京城,弄得烦心透顶。据《资治通鉴》:“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随着宣宗李忱登基为帝,李德裕失势,被踢出京外,最后发配崖州,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为党争牵累的其实不过是小八腊子的杜牧、李商隐之流,很有一点落实政策,平反改正的意思,从外放地陆续回到京城长安。大约在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前后,这两位诗人久别之后,终于聚合了。

幸好杜牧,这位具有伤时感世的智者胸怀,具有多面突出的才思风采,具有风流潇洒的感性世界,具有卓立特行的思想情操的诗人,要比淹蹇的李商隐,挥洒自如一点,多姿多彩一点,能在不开心中寻找快乐,能在不顺利中谋求幸福,至少能做到一个在精神上不肯败,不想败,虽败也不倒的强者。

这两位诗坛扛鼎人物,回到长安后,杜牧为司勋员外郎,李商隐暂代京兆府法曹参军。文学史习惯于“李杜”并称,除了他们共同的文学声名之外,也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私下情谊。两人在这段日子里,肯定有过频繁的相处交游,有过密切的来往酬唱。在《全唐诗》的《李商隐卷》中,除了“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杜司勋》外,还有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特别讲究曲折含蓄、隐晦奥秘的李商隐,是不愿将诗写得很白,不肯将话说得很直的诗人,但他写下如此近乎绝对的评语,说明他对杜牧诗坛领衔地位的推崇,对杜牧作品高度成就的赞誉,可谓无以复加了。

李商隐给杜牧赠诗,正是他风风光光地奉诏,为已故功臣韦丹写《遗爱碑》之时。

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杜牧亲笔手书《张好好诗》,那“潇洒流逸,深得六朝人风韵”(《金石录补》)的评价,所言非虚。他还擅画,宋人米芾称其“精彩照人”,可惜后世无存。杜牧注释过《孙子兵法十三章》,所著《罪言》、《原十六卫》,以及早期的《阿房宫赋》等文,都能看到这位诗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以及关心国事,主张削藩、强兵、固边、禁佛,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气概。所以,李商隐对杜牧的这个“人间惟有杜司勋”的至高评价,是一种跳出文人圈子的由衷赞美。

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杜牧更有很切实准确的论述:

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衮《梁溪漫志》载欧阳修使其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即以散体而论,亦远胜元、白。观其集中有《读韩、杜集诗》,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曰:“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茫茫。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则牧于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长庆体矣。

读到这里,谁都会忍不住思索:上天要假以时日,多享年月,还不知他会为中国文学史作出多大贡献呢!

可是,令人无法不感叹系之的,这一年,杜牧47岁,已进入他生命倒计时的阶段,对他来讲,丧钟即将敲响,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

文人的不幸,最痛苦的莫如上帝不让他活下去,要他撒手离开这个远没有看够,远没有写尽的鲜活世界了。这也许是我们后世之读者,对那些活得很爽,活得味道好极了的二、三、四类文人切齿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