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的考古学，迫切需要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而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字的出现。在中国史前的陶器上出现了大量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大多数是刻划在陶器外口边缘的黑色宽带上。有些刻符笔画比较简单，但大部分刻符笔画均匀而流畅，相当整齐，而且已较为复杂。这些刻符与后来出现的甲骨文有几份相像，但又有很大区别。这些陶器刻符究竟是不是中国象形文字的起源呢？
刻符概貌
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陶器刻符，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时史前人类已过上了定居生活，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农业生产，同时还进行狩猎、捕鱼、饲养、编织、纺织、工具制造、房屋建筑等活动，生产和生活的内容已相当丰富。这些内容在陶器刻符上都有生动形象的描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数量的增多，氏族部落和人口迅速增长，为了便于记忆和交流，在陶器上出现了类似于数字的刻符。如在半坡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发现过近50种刻符，其中一些符号与甲骨文中的一些数字相似，这些陶器刻符很可能与中国远古数字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出土的陶器上都发现了与一、二、三、五、六等数字相似的刻符。这些刻符可能是用来记录陶器的数量，也有可能是用来记录其他物品或人口的数量。在陶器上除发现类似于数字的刻符外，还发现了几何形的刻符图案。如在半坡村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由36个圆洞组成的一个规则的等边三角形的图案。还有一件陶器刻划有鱼网纹饰，由11条经线和11条纬线组成标准的菱形。在彩陶纹饰上则存在较多的由三角纹、斜线纹组成的图案，这些图案一般是对称的。这表明当时人类对几何形态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表明当时人类有了精确的计数和丈量方法。在出土的陶器上还有一类象形性的刻符，例如有表达对自然环境观察的刻符，如水波、闪电、太阳等自然景观；有对农作物形象的刻画，如谷穗、树叶、花瓣、大树等植物；有对动物形象的描绘，如蛇、贝壳等动物；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刻符，如鱼钩、鱼网、弓箭、叉具等；还有的反映了房屋建筑与人类劳动的场景等等。这些陶器刻符都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经常能见到的一些事物。在半坡遗址中，相当一部分彩陶的几何图形花纹是由鱼纹演化而来的。这很可能是因为半坡人常常以捕鱼为生，鱼为他们提供了生活资料，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考古学家推测，陶器刻符刚开始时可能是为了美观，但后来简化成了一种符号，因为它不再是随意刻划，而是笔画整齐，长久保持同一种样式，很可能是便于人们辨认，具有明显的交流意义。因此这些刻在陶器上的刻符，不仅是为了美观，而且可以用来传递信息。
古有结绳记事，陶器刻符也当然可以具有记事的功用。毕竟陶器刻符能保存长久，更适合于氏族、部落之间传达信息、交流经验、记录大事等。特别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社会生活范围的扩大，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氏族财产也进一步增多。为了区别氏族的家畜、生活物品、工具、武器等，给这些物品标上特别符号和标记就显得十分必要。这种代表氏族的符号和标记也反映在陶器刻符中，如陶器刻符中的龙、蛇、虫、虎等标记，一般一个器物在一个氏族聚居区中只有一种刻划符号。具有明显的共性，可以看作是同一系统的符号。而龙、蛇等标记往往又是氏族部落的代表符号。这表明陶器符号也是一种财产拥有权的表现，私有制出现之前代表的是一个氏族，到私有制产生之后就成为一种私有财产的代名词。
文字起源说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中国古代颇流行仓颉创字的传说。宋代郑樵曾提出书画同源，“六书也者，象形为本”的看法。到了近代，仓颉创字说已不为大多数人相信，大家多倾向于“文字起源于图画”的观点。现在，很多人认为殷墟甲骨文中的许多符号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象形文字，但仍有不少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了可能与汉字形成有关的各地出土的陶器符号上。史前陶器上的几何形刻划符号和绘画形象符号，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半坡陶符、姜寨陶符、大汶口陶符、半山马厂陶符、良渚陶符、丁公陶符等，都有可能与原始文字有关，不少文字学家认为这些陶器刻符就是中国原始文字的起源。
早在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就指出，半坡刻划符号是文字。他的理由是半坡陶器刻符已能够进行交流，具有文字的意义，而且有些陶器刻符与甲骨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这些陶器刻符应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这一说法在考古学上也言之有据。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的西安半坡村，发现了许多陶器刻符。这类符号在同一文化类型的陕西长安五楼、宝鸡北首岭、铜川李家沟、临潼姜寨、大地湾等遗址中也有发现。据统计，在半坡遗址发现有27种符号；姜寨发现38种；李家沟发现8种；大地湾约10种。值得注意的是，陶器符号重复出现的频率较高。半坡考古报告指出：“这证明刻划符号是仰韶文化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特征，它们可以代表相同的意义。……这些符号，就是当时人们对某种事物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从我国历史文化具体的发展过程来说，与我国古代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原始形态之一”。年代稍晚于仰韶文化的马家窑文化，发现陶器刻符达130余种，而且有部分刻符的形体与仰韶文化的刻符相似。后来的考古报告推测：“这些符号的出现是和彩陶壶大量随葬有关，很可能就是制陶专门化以后氏族制陶作坊或家庭制陶的一种特殊标记，很可能起了原始图象文字的作用。”又如在南方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发现的500多个符号中，较为常见的至今已初步识出的单个字有：人、田、上、五、十、始等，其中尤以一、二等数字和戈、甲、在等字最为常见。1992年在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的出土遗物中，发现了一件刻有11个书写符号的陶片，陶器符号是烧后刻写的。考古报告说：“于内面刻有5行11字，右起第一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2个字。另外在左上角有一刻划极浅的符号，疑为一字。”最近，贵州省博物馆在威宁中水梨园50余座战国至西汉的古墓葬中，发掘出大量古代陶器。这些陶器的刻符呈现出汉字的方块形，并且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笔画的特征。
最有趣的是，竟有学者将陶器刻符破译。著名学者李乔曾提出古彝文应源于半坡陶器刻符的说法。他毕生致力于破译半坡陶器刻符之谜，广泛收集有关的论文和资料，并且经常请教古彝文专家学者。有一次，他将收集到的26个半坡陶器刻符寄给一位精通古彝文的彝族老毕摩（彝族祭师），这位老毕摩把这些刻符译成了一句汉文：“开始使用彩釉工艺的盆、瓶、罐、碗、碟、缸，堆满仓库的众多的产品，是康若玲（音译）一家用百日功夫生产出来的”。看到译文后，李乔喜不自禁，相信自己破解了一个千古难解的哑谜，认为半坡刻符与临潼、姜寨等地出土的陶文一样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上述的证据似乎都能说明这些陶器刻符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最原始的文字。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的文字史至少还要前推2000年，应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算起，中国陶器刻符也应是目前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文字。
非汉字说
目前，在已经发现的113个陶器符号标本中只有22种刻划符号，例如十字形、树杈形、双钩形和“Z”字形等等。可是由于它们不同于已知的甲骨文或金文，所以无论从音、形，还是从义的角度都难以将其破译，而变得神秘莫测。因此，尽管许多人认为陶器符号是文字，但也有更多的人对此提出质疑。
有学者认为陶器刻符虽然对后世文字发展有一定影响，但本身绝不是文字，有的人甚至认为它们与文字毫无关系。因为陶器刻符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发现，在汉字相当成熟的商周时代遗址中也有发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陕西周原遗址、山西侯马春秋战国晋国遗址都发现了不少与上述陶符相似的符号，也是每器刻一个符号。而且有的陶器上这类刻符与古体汉字并存，这说明当时陶器符号存在“陶符”和“陶文”两种形态。陶符产生在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期间，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它与文字不同，可能只是陶工为了某种需要而做的一些标记，本身并不具备文字的性质，既不是汉字，也不是汉字的最初形体，与汉字毫无关系。而陶文是陶器上刻写的文字，出现时间则要晚得多。
1959年山东省莒县陵阳河等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上刻有一些红色的象形符号。这些符号大都刻在陶器外壁口沿处，通常一个陶器一个符号，因此不少人把它们当作比较原始的汉字来研究。根据这些陶器刻符，有些人认为当时汉字已有独体象形和合体会意之分。但有的人却认为这种陶器符号是代表氏族或个人的形象化图形标记，属于图画记事的范畴而非文字。还有人认为，大汶口陶符是用来标明祭祀用途的巫术性质的标志，应归于图形记事符号一类。虽然它比半坡陶符要复杂一些，但仍然无法记录语言，再则同类象形符号，不仅见于大汶口文化，亦见于早于它的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这几种文化地理位置相差遥远，年代差距也很大，如此不同的文化遗址中出土同一种图像，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不可能是文字的传播所至。因而，这类符号虽含有丰富的内容，但还不属于文字的范畴。
汉字的产生无疑是无数先民们在经过无数次尝试、反复探索、筛选，最后才定型成熟的文字。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各部落交流频繁，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文字的形成，其中如仓颉之类的人总结各部落的刻划符号，整理出一套文字，于是产生了文字。当然，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通过融合整理而成文字却是真理。陶器刻符虽然算不了真正意义上文字，但不能排除它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一定氏族范围内曾经具有文字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