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嬴政首创“皇帝”一词。虽然只是将人间“泰皇”与神界“天帝”合二而一，各取一字，含义却不仅是二者的叠加。诸种阐发“皇帝”一词深层含义的条条款款，综合说来，就是皇帝制度。皇帝制度与三公九卿的官僚制度、废分封行郡县的政治制度结合，便形成中央集权制度，并居于这一制度的核心位置。
皇帝制度的内容，不外乎正名、正物，诸如名号制度、避讳制度、印玺制度、服饰讲究等等。如果说皇帝制度是秦王朝政治统治的外衣，那么“五德始终说”堪称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正因为皇帝制度在中央集权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也使得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一提到中央集权，便想到皇帝以及与皇帝相关的诸种东西，将皇帝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划上了等号。从某种程度上，这一误解正好反映了皇帝制度的影响之深远。
“皇帝”的由来
始皇之前，经历了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在争霸之前，是西周实行分封制的时期。西周的分封制，即除王室直接管辖都城周围的领地外，周王将新占领的土地分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一来可以大规模向新地盘移民，藉以捍卫王室，再者又可以进一步拓展势力。当然，受封的诸侯又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将其领土进行再分割，由此层层分封，形成金字塔式的政治统治。这些受封者，到争霸时期也纷纷称“王”，原来的公、卿、侯、大夫似乎不足以显示他们的权威和身价。
到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比起先前的诸侯王来，功绩自然要在他们之上。不要说是诸侯公卿，就是诸侯们使用过的“王”，此时的始皇也觉得名不符其实，“议帝号”自然成为建立中央集权制的题中之义。秦始皇选择了“三皇”（即天皇、地皇、人皇，其中以人皇最尊，又称泰皇）中的“泰皇”、上古神界的“天帝”，创造出“皇帝”一词作为自己的专用称谓。按照他的最初想法，始皇帝，就是第一位的、最开始的皇帝，后世以数记，则是“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
就“皇帝”的称谓和中央集权制度在封建历史上的沿革情况来看，始皇的设计的确是一幅宏伟蓝图，由秦到汉，最后在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身上画上句号，虽不能达到“传之无穷”，毕竟也延续了2000多年，可谓长久。然而，对于秦王朝自身来说，胡亥二世而秦亡，大多数人莫不视之为是对始皇一世英明的绝妙讽刺。始皇本人无疑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但是不知是他高估了后世子孙，还是低估了普天下的“黔首”（始皇时期普通百姓的称谓），竟然忘记了最简单的道理，也是人之常情。试想始皇登上高位，可是迫不及待的正名号，否则便认为是隐没了大秦的丰功伟绩，使大秦的皇皇声威不得流传后世。那么另外一个推倒你的人，岂不是更有资格正名号，哪里可能顺着你的二世三世往后传？这种心理不也正是始皇自己所有的吗？
当然，此是后话，却可以表明，“名号”在封建君王的建朝定制中，是一项基本功课。“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早已有此先见。既然名号重至如此，当然不再仅仅是个代号而已，特别是“皇帝”这种名号。虽然人类自有氏族开始，不管其首领的称谓是什么，都不外乎是宗室、权势的首脑，自进入阶级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其自身或继承者的统治，无不提倡“礼仪为本”，各种规矩堪称礼仪的集大成者。但是，“皇帝”以及围绕它形成的制度，相对于始皇以前，可以说在宗室之尊、权势之首、礼仪之本几个方面，将其发挥到了极至。至于后代的封建统治者，比之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首创者是始皇。正因此，我们将要读到的，就是始皇开始，将“皇帝”的题中之义发挥到极至的几个重要方面。
宗室之尊
从宗法的角度说，中国古代的最高统治者，最初使用的尊号，都带有明显的宗法属性。也就是说，古代君王早在秦以前（按照有文献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朝），已经认为君主就是一家的大家长，他犹如天下臣民的父母。始皇的“皇帝”一词，取人间至尊的人皇（泰皇）之意，一是认为天下大一统，由自己一人执掌最高统治大权，自然便是天下一家的大家长，是所有臣民的父母；二是就皇室内部而言，他作为宗室长子，也自然得担任家长的职责。始皇自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抚恤黔首，朝夕不懈”，这正充分表明，他以养育、教训广大臣民的统治者和监护人自居，其承袭了前代君主们使用称谓中鲜明的宗族意识，尤其是承袭了具有最大影响的西周宗法制观念，这甚至对秦以后的政治制度和王权观念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皇帝”宗法制含义中，至始皇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的有以下几点。
1.宗子至尊。也即宗子享有主祭祖先、作为族兵和族众的统帅，负责管理一切公众事务的权力。如在宗国方面，统一之初，始皇就明确表示要医治创伤，抚恤百姓，他在经济政策上一声令下，全国实行“实田政策”，推广土地私有，这一法令确实起到了调动土地所有者生产积极性，保证国家税收，恢复国家经济发展等积极作用。就皇室内部而言，在位期间，他主持了数位长辈的葬礼，隆重发丧、安葬，完全按照周朝的礼制办事。先是为父王庄襄王治丧；然后是按照亲生祖母夏太后的遗愿厚葬；再后来将嫡祖母华阳太后与祖父合葬；对于他的生母赵姬，尽管生前曾经有过矛盾，但是母后死后他还是将其与父亲合葬于芷阳。从这些史实可以看出，始皇主观上是期望“上荐高庙，孝道显明”的。这也正是始皇作为一位宗室长子所必须履行的，大至治理国家，小至管理皇室的义务。在完成这些职责的过程中，他的至尊之位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长子继承制度。在宗族统治中，宗族中的诸子按照立嫡、立贵、立长、立贤等原则排定继承次序，一般说来，嫡长子永远都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在秦时，还没有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度，但是长子继承已经被大多数统治者接受。就始皇自己来看，他是庄襄王的长子，顺理成章的接过了父亲的权杖，而他自己的继承人，按照史学界大多数人的观点，本来完全应该是长子扶苏的。首先，从扶苏与胡亥角度分析：扶苏本人政治素养很高，《史记》中记载赵高对扶苏的评价是：“长子刚毅而勇武，信人而奋士”，可见扶苏品格高尚，知人善任，能赢得别人的忠诚，另外《史记》中还记载扶苏数次向始皇直谏，尤其是对于焚书坑儒表示的立场，说明他也有不错的政治眼光，符合忠臣孝子的标准；而胡亥则完全不同了，他的昏庸腐朽，在即帝位之后暴露无遗，终于很快使秦皇朝走向灭亡。其次，从始皇方面看：他对长子扶苏还是相当看重的，虽然不满他的直谏，以任命为北伐匈奴的监军作为惩罚，但是这种做法，又未尝不是对扶苏的一种锻炼；而对于幼子胡亥，他的态度最多是一种宠爱或者说是娇惯，距传授皇位还有很大距离。然而最后的事实是胡亥即位，长子扶苏被赐死。这是赵高、李斯、胡亥等的野心合谋，长子扶苏的误会自杀以及始皇自身等多方面原因综合造成的。史学界推测始皇迟迟不立太子的原因，概括起来，一是始皇贪恋个人权势，二是始皇自信能够长寿，三是因为扶苏的母亲不受宠爱，其子也必然容易受到偏见左右，四是扶苏的数次直谏，给始皇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使始皇深感扶苏掌权还不是时日。这些推测自然各有其道理。至于历史对胡亥的继位，采取的完全是怀疑的态度。这些都表明，长子继承制已深入到人们的观念中，随着后世的发展，嫡长子继承制度确立，至清代又有变化，当然这是后话。
3.宗庙祭祀。宗庙在宗族社会，是祭祀祖先、凝聚族众的场所，也是宗子借祖先和神明的威严号令族众的场所。始皇做了皇帝之后，举行过多次祭祀仪式，其中历史提及最多的就是泰山封禅。尽管此种祭祀，因为自周朝以来荒废太久，仪式的具体操作方式都没有人能知道，但始皇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自编、自导、自演了祭祀天地神明的大戏。始皇之所以如此看重这项祭祀活动，不计较形式，不单是为了使他的大一统统治，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开始，而且也是借此向神明表示敬意，向四海传播大秦的威名。
权势之首
“皇帝”一词，包含着标榜秦王朝的伟大功业，远布秦王朝声威的意图，用于始皇自身，既有对他执掌人间大权、享有君权神佑的概括，又有昭显至尊至贵身份的意味。
从人间至尊至贵的角度看，始皇可以说是将他应享有的权利运用到了极至。统一后的秦王朝，军事上经历了北伐匈奴、南征百越；文化上实行了统一文字、焚书坑儒；经济上进行了统一度量衡、实田定赋；建设方面更是不可尽数，修灵渠、筑万里长城、造阿房宫、建骊山陵等等。始皇可以说是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的好大喜功、骄奢豪横、惟我独尊。他对权势的操作一至如此，后人给出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否定者认为是好大喜功、贪恋权势、刚愎自用、刻薄寡恩；赞誉者则视之为积极进取、勤于政务、果断刚决、法纪严明，也许始皇本人都只得承认，他们各有道理。
“天赋君权”是至尊至贵的重要依据，而“皇帝”正好可以在至尊至贵外，再加上一个至圣。自古以来，对天神、地祗、祖宗亡灵的祭祀大权，都是中国王权的重要构成之一，它们分别象征着对君权神授、政治经济安邦、宗嗣继承表示的敬仪。古人相信君权神佑，就始皇本人而言，他去泰山封禅，往东海求仙，以祖龙自居，甚至感叹“吾慕真人”，都表明他对皇权受之于神明的认同。他不仅要对这种神明的恩赐表示感谢和敬意，还要追求神界的生活，渴求自己能够重获神子之身，享长生不老之乐，让现实的荣华富贵、至尊至圣永远不会消失。因此，始皇至死不渝地追求能与神仙相见，几度到东海求仙，其统治期间也很看重方士，将之列位70博士之中。
“皇帝”的神圣还有着另外一重含义，那就是它是与道同体的道德表仪和文化权威，集品德才智于一身。对始皇来说，他的德之首是勤于政务，积极进取，史载他每天批阅的奏章，都要达到120千克才会罢休；他的第二德是礼贤下士，尤其是亲政之初，他虽深谙法家“以法治家”，但是同样能运用“无为之术”，做到“选贤与能”，对于人才可以说是相当的能包容，对于自己的情绪，也控制得很好。当然，像尉缭所言，此时的始皇是“居约”故而能“易出人下”，到后来的始皇，表现远没有先前大度，正应验了“得志亦轻食人”的评价。这一点也是后人评价始皇刻薄寡恩、工于权谋、荒淫暴虐的证词，但是回顾始皇之前或者之后的历史，这种情形大致上是帝王群体的常态。此外，始皇在孝悌方面，虽然更大程度上是出于表现“宗子至尊”，并且曾多次将母后驱逐出宫，但从赵姬的自身作为和人之常情，以及最后将其与父亲合葬于芷阳的结局思考，始皇本质上还是维护传统道德的至尊。虽然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帝王群体内，还是在“周礼”的框架下，始皇算不上彪炳史册的有德皇帝。
在文化权威方面，表现之一是他的君师观念。他主张以吏为师，弃德治而崇法治，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严以法律规范。应当说始皇的治国思想还是可取的，只是在实际操作中他太迷信法而忽略了人，以至于刻薄寡恩，暴虐不近人情。表现之二是他学识广博。韩非子在韩国不被赏识，他的理论不被认同，但是始皇已经熟读了他的著作，还在未亲政之初，对仲父为他所撰的《吕氏春秋》，也已经是深谙其道。
就是人们习惯说的“焚书坑儒”，也可以说是他文化权威的表现：身为人臣，没有理由自由言论，否则就是亵渎权威，“妖言惑众”，所以又不免有自贤自圣、专横独断之评。
总的说来，始皇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具有两面性，褒贬相参。我们要区分出始皇自然个人、社会政治各自的方面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一个封建帝王之家，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事实上密切相连，皇帝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一样存在君臣之礼，所以真正能窥见他个性的时候少之又少，只有他的皇皇权威，表现得无处不在。
礼仪之本
“皇帝”之名，既是为正名而来，即使不包含任何的实质性内容，单作为帝王之家的家规、天下一家的礼制讲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周礼的制定，最初就是作为礼仪规范。
人类社会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即是人自身、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人自我规范意识的强化，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始皇自认为应当称尊，专门创造出一些独享的词汇，以与凡夫俗子相区别；废除一些前代的陈规旧制，以示与先前的王侯不同级。所以对于“制”、“诏”、“命”、“令、“玺”、“印”的使用范围都明文限定，废除秦以前的谥号制度，按照自己的想法只追尊一代先王，还有服饰的各种规矩等等。总而言之，凡是利于维护统治的，都要列入到大秦的法纪之中，这就是大秦的社会规范，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所谓的礼仪之制。
始皇皇帝制度中的很多内容，有些虽不过一言半字的修改，但是在中国，象形文字言约而义丰，《史记》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就充分证明，虽一字但不可小瞧。还有礼仪本身，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咀嚼细微末节之处的学问。后人对始皇所创的“皇帝”一词，尤其是结合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沿用史，深剖浅析不已，的确研究出了许多的意味。经后代皇帝沿袭并深度发展，整个封建王朝的皇帝制度，莫不让统治者做皇帝做得意味无穷。
象征至尊至贵至圣的“皇帝”之名，成就了始皇的一世威名，记录了他不可磨灭的历史足迹，但是成也皇帝，败也皇帝：以至尊至贵自居，始皇傲视群黔、横扫六合，又不免好大喜功、骄奢独裁；为永保至尊至贵，始皇勤于政务、严于法纪，又不免残暴多疑、刻薄寡恩；为贪求至尊至贵，始皇积极进取、果断刚决，又不免迷信方术、贻误承嗣。这些，是礼仪之本的“皇帝”以及众多的统治者，或多或少逃脱不了的宿命，即便是作为始皇一家之举，浩瀚的历史文献，也许都不足以阐释得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