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过这样一首颂扬秦始皇的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击浮云，诸侯尽西来。”这首诗描绘了千古一帝秦始皇威震六国，一统天下的雄姿和气概。但实际上，秦国论地不过千里，且偏居一隅；论习近戎俗，远不比文明日久的中原诸国。然而，“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盖世奇举却最终由虎狼之秦来完成。史学家司马迁就认为此非天意而难为。历代学者对此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秦灭六国
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先后兼并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进程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重要阶段。
前一阶段，即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25年，主要对距秦较近的三晋之地及疲弱之燕用兵。三晋之中韩最弱，故攻韩一役拉开了秦国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序幕。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取韩，俘虏韩王安，韩国灭亡。公元前229年，秦大将王翦等人领兵攻赵，不到一年就大破赵军，克赵都邯郸，俘虏赵王迁，赵亡。赵公子嘉投奔代（今河北蔚县东北），自立为代王。秦国连年用兵，且进展神速，赵亡以后兼并战火更是燃至燕境，这引起了赵国北端之燕的极大恐慌，燕太子丹遂派壮士荆轲以献图之名行刺嬴政，妄图打乱秦国野心勃勃的吞并计划。不料，图穷匕现，行刺败露，荆轲不仅没有刺及嬴政，反而喋血秦宫。公元前226年，又惊又恼的秦王政派王翦攻燕，破燕都蓟，燕王喜迁都辽东。报完这一箭之仇以后，秦国按照既定计划向三晋余敌魏国用兵。公元前225年，秦派王贲攻魏，围魏都大梁，决水灌大梁城，魏王假降，魏亡。至此，秦军所向披靡，以上四国土崩瓦解。
后一阶段，即公元前225年～公元前221年，主要对南方和东方的大国楚国及齐国用兵，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前一阶段遗留余敌。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年轻气盛，扬言率兵20万即能灭楚，秦王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顾老将王翦等人劝谏，轻率出兵，不克反败。秦王遂改派王翦将60万大军攻楚。公元前224年，楚举国皆兵，王翦则坚壁清野，任楚人一再挑战，均置之不理。楚军不得战，引而向东，王翦乘机追击，大破楚军，诛杀项燕（一说项燕自杀）。次年，虏楚王负刍，楚遂亡。翦灭强楚，兼并战争大局已定，了无悬念。公元前222年，王贲率秦军如秋风扫落叶般先后攻取辽东和代，虏燕王喜和代王嘉，燕、代遂亡。次年，王贲自燕南攻齐。秦兵长驱直入齐都临淄，齐王建降，齐亡。10年兼并战争就这样谢幕了。
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秦王嬴政在尉缭、李斯、王翦等文臣武将的辅佐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电般翦灭六国，完成了波澜壮阔的统一进程，揭开了中国古代历史崭新的一页。
■大势所趋
秦的统一，在客观上讲，与长期历史演进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必要社会经济基础分不开。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民族联系的日益巩固，政治上的分裂状态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统一正成为大势所趋。
西周以来，人们多使用简陋的木制和石制工具进行农业生产，个人很难单独完成繁重的生产劳动，人们通常在贵族田地里集中劳作，形成“千耦其耘”的局面。但是到了春秋时期，铁制工具开始广泛应用于农业耕作。铁农具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那时侯，铁农具种类很多，有锸、锄、耙、镰、镢等等。这些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殖垦荒地和精耕细作，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牛耕，时人常以“牛”、“耕”作为名或字，足见一斑。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子牛；晋国大力士姓牛，名子耕。这说明，牛耕正成为当时人们习见的生产方式。到了战国时期，牛耕已经推广，人们还开始使用两条牛牵引的犁进行耕作。前尖后宽的V形犁铧极大加强了深耕刺土的功能，适应了深翻土壤、开沟起垄等主要农作环节的需要，是耕作技术的一大飞跃。铁器牛耕的广泛使用，使得小农生产成为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开始了。“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反映了个体小农取代集体农耕的时代精神，小农与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也极大推动了各国旨在发展小农以富国强兵的改革风潮。各国变革的程度又直接影响其国运的兴衰成败。
农业的发展还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进步。战国时期，漆器、矿冶、煮盐等手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并且已经有了固定的商品交易场所，如“市张列肆”等，还形成若干个地域性的商品交易市场。那时，东方的渔、盐，南方的象牙、丝、竹，西方的皮革，北方的马匹、吠犬，甚至穷乡僻壤的金、银、铜、锡、驴、骡、姜、桂、丹砂、玳瑁、珠玑等都能运到中原地区交换。与此同时，一些大的都会相继形成，如齐的临淄、楚的郢、赵的邯郸等等。行商坐贾竞相逐利，涌现出众多像范蠡这样的富商大贾。这些都为统一局面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水陆交通也纵横交错，进一步密切了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时的天下已如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这就为统一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局面，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长期兼并战争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极大影响农业生产，造成劳动力的锐减。各国统治者以邻为壑，反目成仇，则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各国城池遍设，关卡林立，横征暴敛，更是直接阻碍交通发展和经济、文化交往。这样一来，统一日趋迫切地提上了社会发展的日程。
■人心所向
统一不仅是历史大势，更是人心所向。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以来，长期战乱，分裂动荡，民不聊生，广大人民颠沛流离，背井离乡，无论哪个社会阶层都引颈期盼早日结束割据局面，能过上安定的社会生活。秦王政结束往日“兵革不休”、“流血满野”的惨局，赢得了“天下之士，斐然向风”的大好政治局面，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大转折，也是秦迅速席卷六国的民众基础。
另外，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华夏文明正经受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人们迫切希望建立统一的国家以加强边防，保护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均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如东胡、楼烦、匈奴等族的侵扰，尤以匈奴为害甚巨。三国尽管修筑长城，派遣精兵，但是长期的兼并战争，迫使其注意力不得不转向统治中心，致使边务废弛，民怨沸腾。匈奴更是乘机据有水草肥美的河套地区，这不仅严重威胁到边地民众日常生产、生活正常秩序，也对中原农耕文明构成巨大挑战。
■荣膺大任
统一的客观条件虽已成熟，但是统一大业最终由秦国来完成，这并不只是历史的偶然。在战国七雄中，最有资格荣膺大任的则非秦莫属。
始皇不是“从布衣而为天子者”，而是“从千乘而得天下者”。他有着显赫家世，出身王公世家，有着霸王之胄。正如上一节提到的，嬴秦先人的政治发迹史为始皇提供了极其丰厚的政治遗产。秦国历代苦心经营几百年，随着国力的上升，不断鲸吞列国，疆土迅速扩大。至公元前246年赢政即位之时，包括秦本土，秦的疆域已东至今河南中部，西至甘肃，南至西川、鄂西，北至山西中部。皇皇大国，远非昔日建国之初所可比了。素不为山东大国正眼相瞧的秦国，已没有哪一国可以匹敌的了。
我们从秦赵长平之战就可见一斑。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大型歼灭战的著名战例。公元前262年，秦包围韩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献地于赵，引发史无前例的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起初，秦国并没有占到便宜，赵国老将廉颇坚守长平达3年之久。公元前260年，秦军成功施用反间计，放言廉颇老弱，迟早投降，秦军所害怕的只有名将赵奢之子赵括。昏庸的赵孝王不听蔺相如及赵奢之妻的劝阻，执意启用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替代廉颇。秦昭王见反间计成功，秘密派遣能征善战的白起为上将军。赵括率大军盲目出击，白起则正面佯败后退，另遣两路奇兵抄袭赵军后路，将赵军团团围困。赵军困守46日，不得突围，械尽粮绝，士卒自相残杀，赵括不甘坐以待毙，亲率精兵突围，竟被秦军活活射死。赵军群龙无首，军心大乱，被迫投降。白起担心降军造反，竟将40余万赵军全部坑杀活埋。战国晚期，各国相继衰落，只有赵国比较强大。此战之后，赵国地位一落千丈，强秦优势地位更是不可撼动。秦王嬴政秉承先辈遗烈，虽年少即位，但此时的秦国已是“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了。这正是他大展宏图的绝佳时刻，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兼并战即将拉开序幕了。
■雄才大略
公元前246年，嬴政即秦王位，年仅13岁。少年嬴政性情乖张，孤僻，多疑，暴戾，这与他随父客居赵国充当人质的经历有关。另外，他的身世众说纷纭，布满疑云。母后奢侈靡乱，也给他的心理布下不少阴影。日后他多次将母后逐出宫中，而且自己从未封后，大抵与他的早期经历有关。
当时，秦国一些官员夹在两大集团之间无所适从，常常长嗟短叹：“与氏乎？与吕氏乎？”氏即颇得嬴政母后宠幸的假宦官，吕氏即辅政相国吕不韦。随着两大集团权势的发展，他们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少年嬴政忍气吞声，主动示弱，待他22岁亲政后，即刻诛杀起兵作乱的长信侯，随后又免“仲父”吕不韦相国职，并逼迫其服毒自杀。嬴政摆平两大政敌，就为他“独制其民”，集中王权，扫清了棘手的障碍，这也突出地反映了他冷静果敢的政治智慧。
如果说顺利铲除吕两大政治集团反映了嬴政的政治智慧，那么他听从李斯《谏逐客书》之议，收回驱逐客卿成命，承续秦国重用客卿的传统，则更是突出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嬴政不仅没有诛杀企图借大修水利拖垮秦国财政的水工郑国，反而让他继续主持修建了关中水利，千里沃野卒成良田。他不拘一格，任人唯贤，任用年仅12岁的甘罗为相以出使赵国，任用曾经有过失的姚贾做使臣，封李斯为廷尉执掌刑法，命尉缭为国尉统领全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客卿都在秦的统一大业中立下赫赫功勋。他不仅用人唯贤，而且知人善任。伐楚时他先用自恃年轻有为的李信，既而勇敢承认轻敌错误亲赴老将王翦家中强请其领兵出征，一举灭楚，完成了统一征程的重要一站。反观六国，不谓无才：有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有田单、吴起、孙膑、赵奢等将领。相对而言，六国失在人不得用，才不得伸。如魏人张仪因求事魏、楚不得才辗转至秦；魏国人范睢在魏国竟几被冤屈至死；赵王听信谗臣郭开之言拒廉颇而杀李牧。人得其用，人尽其才，这是强秦统一的制胜法宝。
嬴政的雄才大略还突出反映在他为统一制定的正确得当的战略策略方面。他采纳尉缭的离间之计，定下金帛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略，不仅派姚贾携重金出使山东，破坏反秦四国同盟，而且在对齐、赵等国的统一兼并战争中重金贿赂离间君臣，可以说这一策略百试不爽。秦国还重用魏人张仪推行“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政策，以对抗公孙衍、苏秦等人“合纵弱以攻一强”的合纵政策，不仅多次离间像齐、楚联盟那样的多国同盟，还使一些小国“朝秦暮楚”，无所适从。我们注意到，张仪之所以成功离间齐、楚，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不惜重金，巧舌如簧。由于措施得当，也由于各国利害不一，六国之间从未结起有威慑力的巩固同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因此北宋文学家苏洵在其《六国论》中指斥六国败在自己而不在强秦。除了成功施行重金、连横等策略以外，嬴政在兼并战争中还创造性地发挥了由范睢提出而历代秦统治者沿用的“远交近攻”策略，先对距秦较近的三晋（即韩、赵、魏）用兵，伐燕虽在灭魏之前，也大抵与荆轲刺秦有关。最后才灭楚、齐。这样不仅可以各个击破，还便于转徙兵粮。
秦的统一，既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秦与东方六国实力对比逐步扩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与秦王个人的雄才大略分不开。秦的统一，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