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又称伊阙，因伊河自南向北流去，中分东面的香山和西面的龙门山，远望似阙，故称。二山现存窟龛2345个，造像十万余尊，碑刻题记2860余品。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都洛阳时（494），到唐代，开窟造像形成高潮，因而三分天下有其二。唐代多为双室窟，前室敞口入身较浅，主室系方形或椭圆形，除穹窿顶外，还有平顶和券顶。造像的主要形式是九尊组合式，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造像以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居多，此外尚有佛装弥勒、卢舍那佛、药师佛、地藏菩萨等等。
唐代纪年龛以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为最早，有刘婕妤即唐高宗妃、道王李元庆母所造弥勒像龛及洛州老人像龛。贞观纪年龛将近四十个，集中在宾阳南洞、老龙洞等处，式样多类似北朝。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子魏王李泰在宾阳南洞所造正壁主佛，开始出现新式样，发髻上刻有品字形排列的三个漩涡纹，服饰前摆正中刻有同心圆纹饰，为后来造像所承袭。
唐高宗时期完成的洞窟，有宾阳北洞、潜溪寺洞、敬善寺洞、双窑、清明寺洞、惠简洞、奉先寺卢舍那像龛、万佛洞等。这时开始出现天王像，以及九尊组合像格式。奉先寺卢舍那佛雕像通高17.14米，唐制为85尺。该像名义上是高宗所建，实际上由司农卿韦机任大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任副使，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任支料将，长安实际寺善道禅师和法海寺惠暕法师负责主持，进行具体的规划和施工。在卢舍那雕像两侧，还有规模稍小一些的金刚、神王、迦叶、阿难及二菩萨雕像，工程极其浩大。咸亨三年（672），皇后武则天捐脂粉钱两万贯助修。上元二年（675）十二月三十日竣工。卢舍那是莲花藏世界的教主，而莲花藏世界是所谓佛报身的净土，因此，他是报身佛。佛教有三身佛的说法，指法身佛、报身佛和应身佛，释迦牟尼佛即以这三种不同身份传法。法身指先天具有的如来藏、真心、本觉，以此为成就佛身的“因”。报身指以法身为因，经过修持佛教正道而证得“果报”之身。应身指佛为解救六道众生而变现出的天人鬼龙等等形象。因此，卢舍那是一位极为庄严神圣的佛的形象，其名字意为光明普照。那么，依据什么来雕造他的形象呢？开元十年（722），唐玄宗敕令镌刻《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卢舍那像龛记》，原立于卢舍那佛座的东南侧，有云：“实赖我皇，图兹丽质，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这里明确指出卢舍那佛像由高宗主持雕造，面部美丽，神情俊逸，人间希有，不可匹敌，追求的是日月般圣洁、慈祥的理想化状态。佛像取这种构思造型，在古代已形成共识。在卢舍那佛像雕造之前，唐初类书《艺文类聚》卷77说佛“颜如满月”；唐初僧人法琳《辩正论》说佛的“妙质”是“日轮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卢舍那佛雕像已经摆脱了印度佛教艺术的犍陀罗风格和秣菟罗风格，完全是汉地男性形象。他双耳垂肩，鼻梁高隆，慈眉善目，宽唇微翘，既显得庄严肃穆，凝重恬静，又不乏温柔敦厚，和蔼慈祥。日月是具体的，要化为佛像的造型，则是抽象的。工匠们化具体的抽象为抽象的具体，需要观察、借鉴、综合、选择世间美男子的面相，雕造出不像任何具体俗人的形象，技艺高超，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万佛洞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完成，洞口南侧有一尊观音菩萨立像浮雕。其造型为左手拿净瓶，右手举麈尾，虽然胸部尚未明显隆起，但臀部宽大，显得腰肢纤细，已像一个身姿婀娜、含睇微笑的女性了。这和以前其它地方出现的那种面作男相蓄着蝌蚪型髭须的观音形象不同。关于观音的性别，《小乘经》说是妙庄王的三女，《悲华经》说是阿弥陀佛的长子。唐代对于观音来说，称的上是世纪之交，当时妇女地位相对崇高，加上观音被《妙法莲华经》描绘成能现妇女身说法度人，便开始定型为女性形象。
武则天时期，苏颋在神都地面当合宫县令，勤政惠民，深得人心。他调任后，洛阳父老思念他，把他比作活菩萨，不惜耗工费钱，为他造模拟像，在龙门山雕成一尊等身观音石像。他的朋友张说《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世音菩萨像颂》一文记其本末，说：“模宰官（县令）之形仪，现轮王（转轮圣王，即菩萨）之相好……知妙容之常在，睹永劫（极长的时间单位）之因缘（宇宙间各种现象）。盛德相传，与此山而终始，不其伟欤！”并勉励他调任后品德和事业与日俱增，官运亨通，把皇帝辅佐成仁君贤主，致使国泰民安。
武则天崇佛，政治中心确定在洛阳，该时期开凿的洞窟最多。小型洞窟在龙门山南部有很多个。大中型洞窟在龙门山有奉南洞、八作司洞、龙华寺洞、北市三龛、摩崖三佛龛等；在香山有擂鼓台三洞、高平郡王洞、三佛洞、弥勒洞、看经寺洞和莲花南、北洞等。擂鼓台中洞最为典型，后壁高坛上造弥勒佛及二胁侍像一铺，窟顶莲花周围刻《弥勒变》一幅，顶及周壁雕十方佛一万五千尊，壁面下部浮雕禅宗传法系统的罗汉像25身。
武则天之后，龙门石窟的营造开始衰微。唐中宗时期的代表窟龛有极南洞、西方净土变龛、吐火罗（今阿富汗一带）宝隆像龛等。唐玄宗时期，有奉先寺洞外方的高力士等106人造无量寿像龛、牛氏像龛、杨思勖造像龛及老龙窝上方的韦利器造阿弥陀佛像龛等。安史乱后的纪年龛只有唐德宗贞元七年（791）香山卢征造观音像龛一处。
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既是佛教文物，又是艺术瑰宝，极为珍贵。佛教的多种偶像崇拜，多家宗派的主张，在这里得到反映。擂鼓台、万佛洞等处雕造有大日如来、八臂观音、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形象，是我国现存早期密宗造像最为集中的地方。至于其艺术意蕴，美术史上风格的演变，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过程，都有极丰富的内涵和具体的表现，供人们揣摩玩味。
道教
道教被李唐皇室宣布为血亲宗教，凌驾于佛教之上，但在武则天时期地位下降。
道教声称是出世的方外力量，倡导隐居林泉，辟谷导引，蝉蜕成仙，因而有不少行为类似的山人、处士、隐士作为道教的同盟军，由于这类人未正式度为道士，此处不涉及。
道教并非纯粹出世，而是同佛教一样，积极入世。这在洛阳的表现有如下两例：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道士桓法嗣搜集图谶，为王世充称帝效劳，被任命为谏议大夫（详见第二章第一节）。万岁登封元年（696），弘道观主杜乂为执行武则天的佛先道后政策作表率，弃道入佛，并撰写《甄正论》以尊佛教（参见本节上文）。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到泰山封禅后，专诚赴老子李耳的故乡拜谒老君庙，给老子上尊号“太上玄元皇帝”，创置祠堂，其庙设令、丞各一员，把当地由亳州谷阳县改名为真源县（今河南省鹿邑县）。
在此前后，高宗不断优宠道士。显庆年间（656-661），高宗听说叶法善擅长法术，能用符箓驱使鬼神、祭祀祈祷、治疗疾病，就把他征至长安，将加爵位，固辞不受，于是留在内道场中担任御用内供奉道士。据《旧唐书·叶法善传》记载：叶法善随高宗来洛阳，在凌空观（圣真观）设坛醮祭，城中士女，观者如云。突然，数十位观众自投火中，其余人大惊，急忙救出投火人。叶法善说：“这些人都是鬼魅附身，我行法捕捉鬼魅，鬼魅投火，带着这些人投入其中。”一问，果然如此。叶法善于是为他们禳除灾祟，他们得以康复。叶法善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四朝，五十多年间，或往来于名山，或出入于宫廷。武则天时宫廷在洛阳，其事迹已湮没无闻。
道士潘师正居于嵩山逍遥谷，辟谷二十多年。高宗幸东都，征请来见，问他山居所需何物，他答道：“饮食所需只有清泉松叶，山中不缺。”高宗、武后对他甚为尊敬，挽留他连住两夜，才放他回山。接着，高宗敕令在逍遥谷修造崇唐观，在岭上另修精思观供他居住。调露二年（680）二月，高宗偕武后及太子李贤来访，都向潘师正行拜礼。永淳元年（682），潘师正去世，高宗、武后追念不已，对他赠太中大夫，赐谥号体玄先生。同年，在嵩山南坡营建奉天宫，高宗敕令正对逍遥谷特置一门，称作仙游门，北面置寻真门，都是为了给潘师正扬名。当时太常寺新造乐曲，高宗命以《祈仙》、《望仙》、《翘仙》为曲名。
同时，与潘师正同隐于嵩山的道士刘道合，也由高宗敕令在隐所置太一观以供居止，还征召入宫，加以尊宠。麟德二年（665）东封泰山之际，久雨不止，高宗请他在宫城仪鸾殿作法止雨，旧史说片刻工夫天气转晴，高宗很高兴。高宗命他合炼长生不老药，药成献上。咸亨年间（670-674），刘道合去世。永淳元年（682）营建奉天宫时，迁葬刘道合，其弟子开棺后见他只剩空皮，背上开裂，齿骨俱已不翼而飞，就汇报他已蝉蜕仙去。高宗极不高兴，抱怨道：“刘先生为我合炼神丹，自行服用，登仙而去，把那些不管用的药进献给我。”
调露二年（680）二月高宗幸潘师正居所的前一天，赠潘师正的师傅、已故玉清观道士王远知太中大夫，赠谥号升真先生。光宅元年（684），武则天赠王远知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二年（691），改谥为升玄先生。
司马承祯、吴筠二位道士都是潘师正的弟子。司马承祯得其师傅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术的正传。武则天闻其大名，把他从浙江天台山征召入神都，手书褒美。不久，他请求还山，武则天命麟台监李峤代表自己在天津桥头饯行。开元十五年（727），唐玄宗又把他从天台山征召到洛阳，命他在王屋山自选形胜之地，置坛室以居住。王屋山在今河南省济源市，位于黄河北边，当时所在的王屋县，属于河南府河南郡，为畿县。司马承祯王屋山所居名为阳台观，玄宗题写匾额，遣使送去。后来，玄宗让自己的妹妹、女道士玉真公主和光禄卿韦縚到阳台观修金箓斋。司马承祯在王屋山去世，玄宗赐号真一先生，赠银青光禄大夫，并亲制碑文。吴筠原在嵩山修道，开元年间游历江南，后征入长安，待诏翰林。他看到朝政日益败坏，预知天下将乱，一再请求还嵩山，未获允准。开元二十八年（740），李憕在洛阳任河南府少尹。河南府尹萧炅依仗权贵，临事多不法，李憕秉公矫正，结下怨隙。道士孙甑生以左道求进，借口修功德，往来于嵩山洛阳之间，求请无厌，李憕每每加以抑制。孙甑生于是勾结萧炅，上疏栽赃陷害，把李憕挤走。
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诏令长安、洛阳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同时设置崇玄学，招收学生研习道家经典，每年依照明经科的做法，考试选拔道学人才。天宝二年（743），玄宗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称崇玄馆，长安的玄元庙改称为太清宫，洛阳的改称为太微宫，诸郡（州）的改称为紫极宫，但老子故乡的称为太清宫。
洛阳的玄元皇帝庙原设在天津桥南、定鼎街西的积善坊，这里是玄宗当皇帝之前的旧宅。后来，新庙确定在邙山上，时人杜甫有《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诗。诗中描绘：“翠柏深留景（影），红梨迥得霜。”新修的庙宇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树木，可见系依据旧院落改造而成。论者以为这就是唐代翠云峰上的避暑宫，现在的上清宫。
三夷教
随着蕃客胡商的大量涌入，一些新的外来宗教在洛阳出现。
祆教又称拜火教，由波斯（今伊朗）人琐罗亚斯德创立。北魏神龟年间（518-520），两国通使，北魏知道波斯俗事火神。当时北魏首都是洛阳，可想见拜火教传入洛阳，比景教、摩尼教为早。在唐代，信奉拜火教的胡商沿着丝绸之路来洛阳经商、定居，立德坊、会节坊和南市西面的里坊，都有他们的祠庙。胡商每岁都按拜火教仪轨举行祈福仪式。他们杀猪宰羊，设置酒席，演奏琵琶鼓笛，祭奠神灵，然后酣歌醉舞，表演魔术。一位胡商充当教主，以一口锋利无比的横刀刺透自己的肚子，刀尖从背上穿出，用刀使劲搅动肚子，肠子带着血浆流了出来，过上片刻工夫，自己一边念咒一边向腹部喷水，身体立即完好如初。观众啧啧称叹，都施钱给他。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由叙利亚人聂思脱里创建，在大秦（东罗马）受排挤，传到波斯。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来华传教，在长安建寺一所，称为波斯寺，发展教徒21人，景教始传入中国。显庆二年（657）二月，唐高宗首次幸洛阳，年底改洛阳宫为东都。可能这一年或稍后，景教传入洛阳。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洛阳出土的《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波斯君丘之铭》，说这位波斯国大酋长名叫阿罗撼，显庆年中，高宗“以功绩可称”，“出使召来至此，即授将军”。武则天时期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就是他召集诸蕃王建造的。他在洛阳生活了半个世纪，景云元年（710）以95岁高龄去世。其子俱罗等人“号天罔极，叩地无从”，把他安葬于建春门外。现代学者向达指出：“阿罗撼及其子俱罗……原为景教徒。”天宝四载（745），唐玄宗命长安洛阳两京和各地的景教寺改称为大秦寺。建中二年（781），复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向达指出：“据碑末叙利亚文，及烈乃总摄长安、洛阳两地景众之主教。”当时，洛阳的修善坊有景教寺庙。
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所创，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回纥请在河南府等地置寺，获准。
以上三夷教传入时间不长，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别很大，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大抵只是蕃客胡商从事各自的宗教活动。
文学
唐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是诗歌，普及率极高，几乎识文断字的人都从事创作。活动在洛阳的唐代帝王、官吏、学者、诗人，很多有诗作传世。本节不再条分缕析，只拣择典型以见一斑。
初唐诗坛受着齐梁以来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和富丽呆板的宫廷诗的影响，作品多是奉和、应制、侍宴之类。高宗时，陕州（治今河南省陕县）人上官仪受到宠信，所写诗就是这个路数，人们仿效，流行蔓延，称为“上官体”。一次凌晨入朝，在残月的余晖下，他沿着洛河堤岸骑马缓行，高声吟道：“脉脉大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云秋。”身影飘逸潇洒，音韵铿锵浏亮，同僚远远望着他，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位神仙。
武则天网罗了一批辞人学士，其中著名的有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以及对格律诗的定型做出贡献的沈佺期、宋之问。这些人应制、应酬的作品都很无聊。天枢修成，他们赋诗称颂。李峤的诗号称“冠绝当时”，不过在描述天枢的形状之后，拍武则天的马屁，云：“圣泽倾尧酒，熏风入舜弦，欣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这里不顾及酷吏政治的严酷事实，竟然说成是尧舜般升平击壤、解民怨愤的景象，并以弥勒菩萨下生世间为典，神化武则天。张昌宗被说成是神仙王子晋的后身，他们又赋诗称颂。崔融的诗号称“绝唱”，不过是说：“中郎才貌是，柱史姓名非……天仗分旄节，朝容间羽衣……朝朝缑氏鹤，长向洛城飞。”这几句诗是说：张昌宗是美男子。道教祖老子李耳当过东周政权的柱下史官职，张昌宗和老子姓名不同，但充当角色一样，为武周政权炼丹。因此，张昌宗被女皇赋予重任，既担任朝官，又身着道士服装。他是仙人王子晋的后身，王子晋曾在七月七日乘仙鹤出现在缑氏山岭，仙鹤会频频飞向洛阳城，给女皇带来吉祥。有时候，他们甚至充当弄臣，作诗嘲谑戏弄人物，以博武则天一乐。契丹内犯，武则天想让诸武立功，就派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领兵北上抵抗。武懿宗中途听说契丹兵南下，未及迎战，即抛弃军资器械，慌忙南撤。他回到洛阳，左司郎中张元一当着武则天的面作诗嘲讽他，云：“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窜。”前四句嘲笑武懿宗个子矮小，像一支短箭，无法拉弓射出去；骑马够不着，须从一个高台阶上蹦到马背上；离敌军尚有七百里之遥，靠着墙角独自舞刀弄剑，好像在同敌军作战。后两句武则天不解，问道：“懿宗为什么有马不骑，要去骑猪？”张元一答道：“骑猪者，就是夹豕而逃。”这是以谐音方式嘲笑武懿宗还未见到敌人，就吓得屁滚尿流，夹着屎（矢）逃命。武则天大笑不止。一次，武则天游龙门，命侍臣赋诗纪胜，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得到锦袍。紧接着，宋之问呈上自己的作品，被推许为文理兼美；武则天于是从东方虬那里夺回锦袍，转赐给宋之问。宋之问这首应制诗所以能夺魁，在于迎合了女皇的骄侈心理，如说：“微风一起祥花落，仙乐初鸣瑞鸟来。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
尽管如此，这时毕竟还是出现了突破齐梁靡丽空洞遗风的新气象。杜审言是洛州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在游宦生涯中写过一些洗尽铅华、扫掉婉媚的诗。如《登襄阳城》云：“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笔力遒劲，气魄雄浑。《春日京中有怀》已接近七律，后四句表达出作者对洛阳的深厚感情，云：“公子南桥（天津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沈佺期、宋之问的主要贡献在声律方面。他们把前代诗人所探索的格律固定下来，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创作出一批堪称样板的格律诗。从此，讲究声韵对仗的格律诗成为一代新体，与不拘长短声韵的古风并存不悖。
这一阶段，陈子昂提出了诗歌革新的主张，标举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传统，使创作具备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他的《感遇》组诗体现了这一主张。例如：“圣人不利己”一诗批评武则天佞佛，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建寺造像。“贵人难得意”一诗批评武则天对臣僚猜忌杀戮。这一文学实践，对齐梁颓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进入盛唐，洛阳籍诗人流向外地，众多诗界哲匠联翩来洛。洛阳人王湾在停舟今江苏省镇江市之际，写下五律《次北固山下》，后四句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洛阳人张说在长安当宰相，极为欣赏“海日”一联，亲手题写，挂在宰相办公地政事堂上，让人们学习参考。张说是当时的大手笔，诗写得也不错，如《蜀道后期》云：“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说自己从四川赴洛阳，预先算出到达目的地的期限，不料自己没能按期到达，秋风却不愿迁就自己，抢在自己前头到达洛阳。该诗构思精巧，写得活泼有趣。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开元天宝年间多次来洛阳，天宝三载（744）在这里与杜甫相识，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七绝《春夜洛城闻笛》，大概是李白开元二十三年（735）客居洛阳时所作，云：“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尽管诗中有伤离的《折杨柳》乐曲勾起客子的乡愁，仍然让人感到安史乱前社会的安定和生活的舒适。他的《古风》第十九首于安史乱中的至德元年（756）作成。他在诗中幻想自己受仙人邀请升天神游，突然，“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他的思绪从仙界回到现实，看到叛军肆虐洛阳，民众惨遭屠杀，而豺狼似的叛军却封官拜将。李白对祖国命运和人民处境的关注，偏偏以洛阳为典型地点表达出来，体现出他对洛阳的热爱。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杜审言的孙子，出生在洛州巩县瑶湾村，死葬偃师祖坟。他在洛阳期间，写诗描写当地山川风光。不朽史诗《三吏》、《三别》，是乾元二年（759）他由洛阳赴关中的途中，根据所见所闻创作的。《新安吏》写他在新安道上看到县吏征点未成年男孩子当兵的情况。诗中有云：“练卒依旧京……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诗中说：负责平定安史叛乱的主帅是尚书仆射郭子仪。他正在洛阳操练军队，对待兵士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慈祥仁爱，体贴入微。新征点的男孩子去那里，家属们尽管放心。《石壕吏》有云：“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室中更无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一个老妈妈，三个儿子都被征点去同安史叛军作战，其中两个已经暴尸沙场。夜里，小吏又来家抓壮丁。家中无人，老妈妈愿意应数，连夜赶到洛阳北面的河阳，去军中做饭。广德元年（763），杜甫在四川写出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官军平定了安史之乱，收复了大河南北，杜甫为此高兴得流下热泪，盼望全家能够返回故园，设想归程顺利：“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盛唐时期来过洛阳的诗人不胜枚举，如张九龄、贺知章、王维、岑参、王昌龄、李颀、綦毋潜、储光羲等等。储光羲有首题为《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的诗，说来华的日本人朝衡（阿倍仲麻吕）担任官职之余，曾“逍遥伊水旁”。
安史之乱使洛阳受到极大的破坏，但洛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不减。中唐时期，不少诗人在洛阳写下诗篇。韦应物在唐代宗时仕宦洛阳，留下关于洛阳的诗作为数不少。《登高望洛城作》说：“雄都定鼎地（鼎是传国重器，鼎之所在即国都所在，因而称定都为定鼎），势据万国尊（洛阳作为中国都城，无论对于全国，抑或周边民族，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如同众星拱月一般）。河（黄河）岳（嵩山）出云雨，土圭酌乾坤（圭臬是测日影的玉器。西周初期，周公营建洛邑，曾建测影台观测天象，制定节气）。舟通南越贡（洛阳是大运河的中心城市，东南西北，路途均衡，岭南的贡赋很容易运到这里），城背北邙原（洛阳城的北面是邙山）。帝宅夹清洛（洛河横穿洛阳城，有银河气象），丹霞捧朝暾（云霞捧持着初升的太阳，把东边的天空染成红彤彤一片）。”然而安史之乱使洛阳今非昔比：“十载构屯难（安史之乱为时八年，造成极大灾难），兵戈若云屯，膏腴满榛芜（肥田沃土荒芜了，长满了荆棘），比屋空毁垣（家家户户只剩下残垣断壁）。”安史乱后，帝王们不再巡幸、驻守洛阳，洛阳依然维修宫殿，严兵把守，城区由街鼓晨暮警众，限定门户的开启和居民的行止，行宫中身同怨女的宫妃打发着寂寞孤独的日子。张籍《洛阳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洛阳宫阙当中州，城上峨峨十二楼。翠华西去几时返？枭巢乳鸟藏蛰燕。御门空锁五十年，税彼农夫修玉殿。六街朝暮鼓冬冬，禁兵持戟守空宫。”另外，顾况同二三诗友在洛河边游玩，见从上阳宫过来的洛河水面漂来一片梧桐树叶，上有宫女题诗，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亦题诗于叶，从谷水上游投放，流入上阳宫，诗云：“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十多天后，又见一片树叶漂下来，上题：“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可见洛阳能诗者不乏其人。
这一时期最有特色的诗人是李贺。他是河南府福昌县昌谷（今河南省宜阳县三乡）人，唐宗室破落后裔。他身体瘦小纤弱，作诗呕心沥血，死时年仅27岁。乡居期间，他经常白天骑着弱马外出闲逛，小家奴身背锦囊随从在旁，偶得佳句，随即笔录，投入囊中，晚上在家中补足成完整的篇章。他的作品中有洛阳各个月份的景象，有家乡的风土人情。他曾一度赴长安任奉礼郎，虽然有信寄回家乡，却因妻子在家乡患病，自己无法加以照料，后悔不该出来供职，遂作《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诗，云：“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他的诗作想象丰富，语言诡奇，色彩缤纷，感情炽烈，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情调。例如《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泄。”整首诗写梦中遨游天界。前四句以神话传说所云月宫中的兔子、蛤蟆、琼楼、玉宇、仙女、桂树来描写月宫；后四句写俯视人间，见到沧桑变化。原诗很难懂，试作翻译如下：“天色昏暗，老兔子冷蛤蟆不禁泣下泪行。/月亮中巍峨的楼阁被云影半掩，露出一片片白墙。/一轮满月带着光晕运行，像浸湿了露水，发出幽光。/神女们在飘散着桂花香气的路上相遇，身上佩饰的玉器叮当作响。/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下面，瞬息万变，时而是桑田，时而是海洋。/人间千年何等漫长，却不过和天上跑马般的一瞬间相当。/从天界纵目遥望，九州大地只是九个小点，模糊渺茫。/那浩瀚汹涌的大海，小得竟像一杯水一样。”不过，由于李贺过分雕琢涂饰，有的作品晦涩费解，缺乏完整的形象和连贯的情思脉络，换韵也显得过于频繁，音韵美受到影响。
中唐时期洛阳诗坛上最活跃的人物是白居易。他在《洛中偶作》一诗中回忆自己仕宦履历中“有诗千余章”，然而“独无洛中作，能不心悢悢（悲恨）”。自从分司东都以来，自己才能够“裴回（徘徊）伊涧（伊河、谷水）上，睥睨嵩少（嵩岳少室山）旁。遇物辄一咏，一咏倾一觞（喝酒）。笔下成释憾（解除遗憾），卷中同补亡（亡羊补牢）……不知老将至，犹自放诗狂。”他在后半生居住洛阳的二十年中，举凡交游官吏、僧人，公私活动，岁时节令，自然风光，宅院布局，家庭生活，个人健康、襟抱等等，无不采撷入诗。他将在这里所作的诗赋八百首，编为《白氏洛中集》十卷。他在《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一诗中，表达了这样的情怀：“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怎）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他的诗友有裴度，以及被他称为“诗豪”的洛阳人刘禹锡。他们经常聚会，互相酬答唱和。
晚唐时期，杜牧、皮日休、罗邺、司空图等等，也都驻足洛阳，留下诗篇。这里特别应该提到李德裕。他是中唐时期的政治家，但下文涉及两首诗，却作于晚唐时期。他的祖籍在赵郡（今河北省赵县），家庭是反对进士浮华、标榜礼法门风的士族，因而自己拒绝考进士，不以诗歌著名于世。宝历元年（825），他在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当官，遵照先父李吉甫遗愿，在伊川建造了著名的宅院平泉庄，故址在今龙门南侧伊川县梁村沟。他在仕途蹭蹬中，不断萌生过退居伊洛的念头，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在平泉庄断断续续居住的时间并不算多，只是留了一部分家属居守，自己四海漂泊，平泉庄成了他梦牵魂绕的处所。他有70首诗描绘平泉庄的美景，抒写思念的情怀，占所存诗一半以上。他一直把洛阳看作自己的故乡。《初归平泉过龙门南岭望山居即事》诗说：“初归故乡陌”。在金陵作的《早春至言禅公法堂忆平泉别业》诗说：“永怀桑梓邑，衰老若为还？”因此，《怀山居邀松阳子同作》诗竟有“出谷一年馀，常疑十年别”的感叹。在晚年的宦海风波中，他又被抛到了洛阳，似乎可以偿还自己的终焉夙愿了，但不久又被贬窜岭南。大中元年（847）他作《离东都平泉》诗，惜别之余，感叹自己的生平遭际：在文宗、武宗时期，自己承恩执政，鞠躬尽瘁，破灭了回纥残部，彻底解除了北部边疆的危急状况，平定了泽潞藩镇的叛乱，震慑了藩镇势力，树立了朝廷的权威；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宣宗登基后，自己却备受打击迫害。诗云：“十年紫殿掌洪钧，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宠深陪雉羽，武皇恩重燕龙津。黑山永破和亲虏，乌岭全坑跋扈臣。自是功高临尽处，祸来名灭不由人。”如果说这首诗沉痛有余而含蓄不足的话，那么，次年他再贬海南后《登崖州城作》一诗则显得凄婉有致，云：“独上高楼望帝京（长安），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一年后，李德裕在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去世。后来，宣宗因平定西北党项族叛乱不利，和宰臣议论起来，话题涉及李德裕的卓越边功。宰臣中有人乘机为他说了几句好话，宣宗决定为他平反，并允许归葬洛阳祖坟。于是，李德裕的灵柩由其子护送北归，葬在河南府洛阳县金谷乡张村。
唐代洛阳的文学活动当然不仅仅限于诗歌创作一方面，其余多种文体都有作品传世。比如“赋”，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写有《盂兰盆赋》，描绘如意元年（692）武则天在洛阳举行盂兰盆会的情景；在洛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举子，所考杂文便有命题限韵赋。再如“骈文”，张说《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世音菩萨像颂》就是运用的这种骈俪句式，上节已引用零星例句。其余多种文体的创作，这里不再详述。当时，只有碑文、墓志等应人之请而作的文字，可以从主家那里得到一笔数目多得惊人的润笔（稿酬），其余充当作者单方面文学行为的文字，一律无酬。裴度平定淮西藩镇叛乱之后，得到一笔巨额赏赐，决定用来重修洛阳大福先寺，以超度阵亡者。他本来打算请白居易撰写福先寺碑文，皇甫湜当时在场，吹嘘自己的文章远胜白居易，请不必舍近求远，从而争取到写作权。碑文撰成，裴度酬以宝车名马、绢帛器玩若干。皇甫湜嫌少，大发脾气，说碑文每个字按五匹绢计酬，一共三千字，应得一万五千匹绢，不得减少分文。裴度只好依数付给。白居易为亡友元稹撰写墓志，得各类财物约合六七十万铜钱。他转手施舍给香山寺，用以修缮寺前亭一所，登寺桥一座，连桥廊屋七间，石楼一所，连楼廊屋六间，佛龛大屋十一间，客院堂一所，大小屋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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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舞蹈在唐代统称为“乐”。用于朝廷祭祀典礼的叫“雅乐”，非常沉闷呆板，往往在太常寺组织的演奏尚未结束时，在场的官僚便厌倦得提不起精神。武则天迎佛舍利于明堂，中宗在龙门山目送神秀灵柩南去，都以雅乐伴奏。用于宴飨盛会的叫“燕乐”，比雅乐丰富活泼，共有十部：燕乐、清商两部属于华夏正声；其余八部来自外族或混合了外族的成分，有高丽、天竺、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西凉等。帝王们幸洛时经常举办宴会，这些燕乐免不了被演奏。舞蹈分为武舞、文舞两类。初唐宫廷三大舞，太宗时的武舞《秦王破阵乐》，高宗时改称为《七德舞》；新增文舞《功成庆善乐》，改称为《九功舞》，《上元乐》改称为《上元舞》。这些舞蹈在帝王们幸洛期间当亦在宫廷中演出。此外，高宗曾在洛城门宴请群臣及外族代表，观看新排练的武舞《一戎大定乐》，象征以武力安定天下。
玄宗在位期间，一片歌舞升平气象。为了表示普天同庆，与民同乐，他把乐舞从宫廷移向民间。开元二十三年（735），他命周围三百里内的州刺史、县令，亲自带领本地乐舞演员，来东都五凤楼下表演较量，百姓随意观看，连续热闹了三天。怀州（治今河南省沁阳市）刺史大肆铺张，以华美的车队载送数百名衣着锦绣的乐工和服装道具，连运箱子的牛都化妆成虎豹犀象的样子。相比之下，鲁山县（今河南省鲁山县）县令元德秀则显得十分寒酸，仅仅带来了几名乐工，甩着袖子唱他所作的歌曲。玄宗为他反对奢靡的精神所感，当即解除了怀州刺史的职务，改为散官。
民间的乐舞活动相当普及。白居易那样的官僚士大夫们，有时在自己的宅院中抚琴放歌，有时观听家中所养歌儿舞女们的吹拉弹唱、翩翩起舞，有时则彼此串门，如白居易《雪后早过天津桥偶呈诸客》诗所说那样：“犹赖洛中饶醉客，时时昵我唤笙歌”。因此，玉笛飞声《折杨柳》，游伎行歌《梅花落》，便成了闾阎景象。由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丝绸之路上的胡族乐舞在洛阳广为传播，时人对此有所披露。王建《凉州行》一诗云：“洛阳家家学胡乐。”元稹《法曲》一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游牧族的装束、气味）满咸洛（咸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两京地区）。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这些说法企图以胡族乐舞在政治中心地区的传播，来揭示胡族出身的将领安禄山发动叛乱所带来的影响，提醒人们严格区分夷夏文化，杜绝以夷变夏现象。这里所说的胡乐，有上述十部乐中的安国、康国、龟兹、疏勒、高昌、天竺乐等等；还有来自中央亚细亚石国（今吉尔吉斯斯坦塔什干一带）的胡腾舞、柘枝舞，以及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的胡旋舞、泼寒胡戏等等。
泼寒胡戏又名乞寒胡戏，唐代同称为百戏的杂技一并列为“散乐”，北周末年已传入中国，武则天末年再度在洛阳流行。其具体做法是：在阴历十一月份，裸身赤足的表演者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街头，互相泼洒冷水，投掷土块，以乞求寒冷。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官方举办这项活动时，中宗曾亲临洛城南门观看。次年，山西一位县尉上疏批评中宗这样做，是抛弃了汉官威仪，效法夷狄习俗，达不到移风易俗、布德施化的积极目的。中宗无动于衷。后来睿宗、玄宗又在长安举办，不断受到批评，终于下令禁绝。
美术门类繁多，奇彩纷呈。龙门石窟的佛教雕像形象生动，刀法纯熟，卢舍那、观音造像可为代表，上文已作介绍。著名画家吴道子、泥塑家杨惠之，都在洛阳留下作品。大福先寺有吴道子所画的大型壁画《地狱变》，病龙最受人称道。玄元皇帝庙有他所绘制的唐代帝王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等《五圣图》，被同时代人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诗推崇为：“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庙中还有杨惠之泥塑神仙像，被唐人康骈《剧谈录》推许为：“奇巧精严，见者增敬。”书法作品保存下来的有龙门宾阳南洞前依据唐初书法家褚遂良的墨迹刊刻的《伊阙佛龛之碑》，偃师缑氏山王子晋庙遗址依据武则天的墨迹刊刻的《升仙太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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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则天驻洛期间，医学成就最大。弘道元年（683），高宗头重，目不能视。御医秦鸣鹤认为刺头出血，可以奏效。武则天说：“这人该杀，竟要在天子头上放血。”高宗制止武则天，让秦鸣鹤大胆治疗。秦鸣鹤于是针刺百会、脑户两个穴位。这是头部两个重要的穴位，针刺不当，会出问题，不是气泄，就是喑哑。秦鸣鹤刚刚刺放出一点血，高宗头疼立即解除，眼也看得清了。武则天举手加额，庆贺为“天赐”，重赏秦鸣鹤。
长寿二年（693），有人诬告皇嗣李旦（睿宗）阴谋造反，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讯皇嗣的近侍人员。这些人禁不住严刑拷打，纷纷自诬，只有太常寺工人安金藏大声对来俊臣说：“皇嗣根本没有谋反，这是我说的真心话。你要是不相信，我就剖开胸膛，让你看看我的心。”他立即用佩刀剖开自己的胸腹，心肝脾肺肾一齐流出，满地都是血，气息奄奄，倒在地上。武则天听说后，命抬入宫中，让医生把五脏复位，用桑白皮为线，缝住伤口，敷上药粉。过了一宿，安金藏醒了过来。武则天亲自来看望他，向他道歉，皇嗣因而得免。安金藏后来又活了十八年，像正常人一样奉职、生活。
这时最著名的医生是张文仲、李虔纵、韦慈藏三人，前二人都是洛阳人。天授元年（690）三月，宰相苏良嗣在殿庭跪拜谢恩时，跌倒在地，再也起不来，武则天命张文仲、韦慈藏为他治病。张文仲加以诊断，认为无救，不复下药。张文仲最善于治疗风疾，武则天命他会集当时名医，一同撰著药方。他上奏道：“风疾有124种，气疾有80种，病情各不一样，需要具体对待，辩正治疗。庸医不懂药理，不知道在不同的季节应该不同对待，往往把病人治死。只有脚气、头风、上气等病，需要时常服药，其余风病不用治疗，病情自会减轻。风病患者在春末夏初和秋末，只要通泄畅快，就不至于病情加重。”他于是撰四季常服及轻重大小诸药方共十八则献上。他的著作《随身备急方》三卷，当时流行于社会。
此外，龙门石窟药方洞中，刻有唐初140多个药方。
玄宗时，天文学成就极高，这与嵩山僧一行的造诣和努力密不可分。一行俗名张遂，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学说。武则天时期，武三思很佩服他，想同他结交，他躲藏逃避，去嵩山出家为僧，拜北宗著名禅僧普寂为师。睿宗即位后，命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聘，一行辞不应命，后来去了湖北当阳山学习梵律。玄宗命一行的族叔礼部郎中张洽奉敕书前往强行征聘，一行才出山从事天文历法的研究。
开元十一年（723），一行和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在改进唐初李淳风所造浑天黄道铜仪的基础上，制成黄道游仪，使它能表示月亮轨道的变化和岁差的变化，用以观测日月运行，测量二十八宿的距度和去极度。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玄宗从长安来到洛阳。次年十月，玄宗带领百官等人由洛阳出发，东赴泰山封禅。玄宗临行前，一行、梁令瓒制成水运浑天仪。玄宗把这个仪器安置在宫城广（景）运门内，让百官们参观。这个仪器肯定是在洛阳制造的，因为天竺僧善无畏这次随玄宗来洛阳，奉诏在大福先寺翻译《大日经》，一行担任笔受，并对经文做出注疏，不可能长期离开洛阳，去长安督造仪器，也没有必要再把仪器运到洛阳来。这个仪器的主体表面标出星宿位置，注水激轮转动，昼夜一周，另设二轮，以转动与仪器主体配套的日月，合成天象运行图。另置两个木人，一个每刻自动击鼓，一个每辰自动击钟。这不仅是表示天象的仪器，也是计时的仪器，是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天文钟。一行通过观测，发现太阳在黄道上的视运动速度冬至最快，以后逐渐减慢，春分均平，夏至最慢，其后逐渐加快，直到冬至为止。这一结论纠正了前代太阳全年匀速运行的说法，比较切合天文实际。一行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恒星位置移动的人，而在西方国家，直到18世纪初，英国人哈雷才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比一行晚了一千年。
就在这次玄宗由长安来洛阳的年份，一行组织一支考察队，在今河南省境内，对日影长度和北极高度进行实测，得出这样的结论：每隔唐制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即子午线一度为351.27里，合今制123.7（一说129.22，一说166.14）公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虽与近代科学数据111.2公里相比有一定误差，但在当时已包含有关地球大小的含义。西方国家最早测量子午线，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尔·马蒙（Al-Mamūn）于公元814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的，比一行晚了90年。
开元十五年（727），一行编定成《大衍历》，次年由国家颁行天下。《大衍历》的准确程度超过了前代诸家历书。其突出成就在于记述了关于中朔（节气、朔望）、发敛（七十二物候）、日躔（太阳视运动）、月离（月亮运动）、晷漏（星象和昼夜时刻）、交食（日食、月食）和五星（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等的推算方法，成为后世历法必备的内容。
《大衍历》刚刚修成，这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便积劳成疾，于当年九月病倒在洛阳华严寺中。玄宗请东都大德设道场为他祈福。他病情有所好转，随玄宗由洛阳返回长安，十月初八，在新丰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途中去世，年仅45岁。玄宗出内库钱把他安葬在铜人原，赐谥号大慧禅师，并为他撰拟书写了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