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氏族部落制时代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之后，他们虽然没有文字，但这个民族却极富文学艺术创作和歌舞表演的天赋，既善思辩，也喜欢冥思苦想。
吠陀时期（前 1700—前70 0年）的歌者都喜欢弹唱人生的种种悲欢离合，他们歌颂神灵和英雄，用艺术夸张浪漫的手法，把包罗万象的人世间以及婆罗门祭司对人生和宇宙的理解，通过圣歌和史诗、神话故事传说一一宣叙出来。
《梨俱吠陀本集》，它是颂神的圣歌，也是言简意赅的吠陀经典，同时其中也不乏抒情诗的优秀典范。它与中国先秦时代的《诗经》相比，两者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有丰富的哲理奥义，也有高度的史料价值，同时兼具优美的文笔。如“创世之歌”，它就是用一种深沉空灵的笔调去描写诗人想象中的混沌初期的宇宙洪荒：
那时没有死，也没有永生不死；
也没有划分昼夜。
只有独一之体，静静呼吸，自养其生，
此处并无他物，在它之上也是空虚。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梨俱吠陀》等四部吠陀经中，了解到早期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部族相互间的战斗、社会与经济活动、节庆和宗教信仰的有关内容。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雅利安人由次大陆西北部向东南方向的恒河—朱木拿河流域渗透之后，《吠陀经》在婆罗门祭司的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整理注释。这些集中注释是用一般大众比较熟悉的梵文散文体编写成集，所以被称为《梵书》，其内容可说是《吠陀经》的引申和拓展。在现存的十多部梵书中，有一部分又被称为“森林书”，它是因年老而隐居的婆罗门祭司在森林习授此类经典而得名。
梵书出现之后，又产生了所谓讲授神秘教义的《奥义书》。这样吠陀经和梵书、奥义书便最终构成了吠陀文献经典的体系，也标志着婆罗门教的完全形成。
事实上，吠陀文献是雅利安婆罗门教的各个学派口耳世代相传下来的经典，它们涉及到的内容丰富而庞杂，堪称古代思想智慧的宝库。其中涉及到神话传说、灵魂学、数学、占兆学、辩证论、伦理学、解释神名的语源学、军事学、天文学、蛇学、舞蹈音乐学、仪礼学、文法学等，真是不一而足。吠陀文献反映的是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 700 年间印度先民的生活、思想和社会实践的情况，这有些类似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它成了后来印度人民进行再创造的思想源泉。
在婆罗门教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婆罗门祭司乃王族显贵之师，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古印度社会承认国王享有相应权利的加冕礼，又叫“灌顶礼”。在仪式盛典中，是由婆罗门祭司主持向神灵献祭，由他为国王行正式的洒水礼。国王要走下王位来向婆罗门致敬，他还得宣誓真诚不二地对待祭司，他被特别赋予保护婆罗门和王国法律的责任。
然而，婆罗门教既然是积极入世的，祭司阶层也必然要经受世事沉浮的考验。后期吠陀时代（前10世纪———前7世纪）的许多记述表明，国王与婆罗门之间的冲突已屡有发生。婆罗门依靠宗教、伦理和种姓制的束缚，已难以抑制握有强大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王族和商人阶级的崛起，他们难以像过去那样对国王、刹帝利颐指气使，只好局限于主持祭祀典礼，整天沉湎于各种虚无飘渺的神学探究和对世事的苦思当中。
有一则《奥义书》的故事颇能说明当时婆罗门无可奈何的境地。据说有一个少年，他一直从婆罗门的父亲那里接受各种知识教诲，后来国王就向少年质疑了若干个问题，其中如是说：
“人一死，会上哪儿去？他会如何生活，能否转世如今？”
少年一个问题也回答不了，弄得很尴尬。他只好返回父亲那里，问他为什么没有教自己理解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父亲却回答：
“不不，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你了，国王的疑问连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让我们一块去向国王请教吧。”
国王厚待了年老的婆罗门，问他希望得到什么捐赠。婆罗门说，黄金、牛马、奴隶、服饰这些世上的珍物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只希望王上能解答向我儿子提出的质疑。开始，国王谦逊地拒绝了，但婆罗门一再恳求，于是国王就说：
“这些问题，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刹帝利，那是任何人也不能回答的。”
最古老的《奥义书》，其成书年代大约也是在公元前 8世纪左右，而那时候，刹帝利王族的思想举止和言行已明显凌驾于婆罗门之上了。这就为后来新兴的佛教、耆那教打破婆罗门教的权威学说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