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然走路不稳当，动作也不协调。比如在一条过道里或大街上，我走着走着就会偏向左边或右边……我上下楼梯时必须抓住扶手，或者如果有人和我同行，我必须得抓住那个人……我完全失去了嗅觉，医生说，我的这一感官功能再也不可能恢复了……我的视觉变成了双影，所以不管读什么，我必须用左手抓住书本或文件，让这一面靠近我的眼睛。即使这样，每次开始阅读时，我都要花很长时间调整自己的视力，让书本上的字迹成为单影……到了晚上，视力会变得更差。如果光线反差强烈，比如一明一暗，我就会什么也看不清……所以我不能看电视或电影，也不能晚上开车。”此外，特丽莎还失去了她的大部分记忆，智商降低20多个点。
被告方没有对特丽莎交叉取证。
在走下证人席的两级台阶时，特丽莎失去平衡，撞倒在公诉方展示“中央公园地形图”的架子上。
“一个行走的犯罪现场（A walking crime scene），”第二天的《纽约日报》这样形容特丽莎·梅黎。
公诉方的策略是，等陪审员们对受害人有了足够深刻的印象后，再传唤办案的警方人员。
7月18日，星期三，警探哈里·希德班迪走上证人席，讲述他与同事卡罗·葛沙利提审安特隆的经过。哈里说，一开始，麦克瑞夫妇表现得十分合作，要儿子向警方和盘托出，因为他们相信安特隆并“没有做什么不得了的坏事”。哈里说，他向小伙子宣读了《蒙然达权利书》，问他前一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事，安特隆讲了约二三十分钟，没有提到“女性跑步者”。之后，哈里把安特隆的父亲叫到楼道里：“你儿子瞒下了什么事。”父亲表示同意，“说他也看得出来他儿子没有据实交代”。
第二轮审讯开始后不久，安特隆承认他殴打“醉鬼”安东尼奥和约翰·路林，但还是吞吞吐吐的。这时候，孩子的母亲说话了：“我们从小到大是这样教育你的吗？”
你最好谈谈那个跑步的女人，警探只得直言。
我不知道什么跑步的女人，小伙子答。
哈里又把麦克瑞先生叫到楼道里，“我对他说他儿子还是没有讲实话，而且他看上去很难为情，大概是当着母亲不好开口的缘故”。父亲又同意了，“然后，他建议让他妻子暂避”。
据哈里说，父亲这样启发儿子：“你看，我让你妈妈出去了，因为你有些话可能当着你妈妈说不出口。好了，现在你都说了吧。”
于是，“安特隆详细讲述了他们如何袭击那个跑步的女人，谁打了她，他如何踢她，她的衣服如何被扒掉，几个人如何依次强奸她，安特隆自己是第三个。”
哈里把安特隆说的话写在纸上，让小伙子和他父母签了字。公诉人伊莉莎白·莱德勒请警探在法庭上大声念了一遍供述，然后就讲到了录像。哈里说，当时他也在“摄影棚”里。
两名法庭工作人员推进来两台23英寸电视机，分别放在陪审席和被告席前。在正式放映录像之前，加里根法官向陪审员们讲解了“布鲁顿法则”，说被告在法庭外的供述只能用作针对被告本人的证据，而不可针对其他同案被告，说录像中安特隆讲的一些话被“高频信号声”屏蔽，陪审员们断不可凭想象去猜测被告在这些被删除的部分可能说了些什么。
三位被告方律师几乎是同时起身抗议法官的这段指示。米基·约瑟夫说：“我方一直认为，将数名被告同庭审理本来就不合情理。”公诉方“编辑”了供词和录像，现在，法官的这番话又“暗示”陪审团，其中被遮掩的地方一定是因为提到了其他同庭被告的名字。
“刚开始，我们刚看见她时，以为是一个男人，”屏幕上的安特隆正在讲，“所以我们一拥而上。”
“当时都有谁？”录像中的伊莉莎白只有声音，没有人。
“我，克拉伦斯，凯文，嗯，嗯，托尼，史棣汶和‘嘟——’。”这一声代替了莱蒙德。“我们揍她，把她掼倒在地上，大家七手八脚，拳打脚踢。她躺在地上。有人用脚跺她。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我抓住她的一条胳膊，别的孩子抓住她的另一条胳膊，还有人抓住她的腿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轮流干了她。”
“有人使用武器吗？”
“是的，一根黑色的铁管。”安特隆用两只手比出大约一英尺半的长度。
“谁使铁管？”
“一开始我没注意。但是我觉得‘嘟——’拿着铁管。我不知道。”这一次抹掉的是“瘦高黑孩子”，即余瑟夫。
…………
经过了公诉方的精心剪辑，从录像上看不出什么破绽，被告方的交叉取证只能侧重于办案人员提审的部分。审讯安特隆的另一位警探卡罗·葛沙利曾在本案预审时出庭，安特隆的律师米基逐一指出了他与哈里证词中的不一致——
哈里说是麦克瑞先生自己提出让他妻子回避，卡罗说那是办案人员们的主意。
哈里说安特隆自始至终没有承认具体的强奸行为，卡罗说小伙子承认过。
卡罗说安特隆在审讯时哭了，哈里说没有。
哈里说在他书写安特隆的自供状之前，麦克瑞太太就回到了审讯室，卡罗说不对，她是写完才进来的。
哈里和卡罗都说，提审安特隆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小伙子涉嫌强奸，所以在审讯的过程中，他们没有作过关于强奸的任何提示或暗示。但据警方记录，两个人都曾参与审讯其他嫌疑人，其中至少凯文提到过安特隆强奸“那女人”。
“你把安特隆的父亲巴勃·麦克瑞叫到楼道里，你对他说，你知道安特隆去了公园，除非他愿意合作，除非他老实交代，否则你们将把他打入大牢，是这样的吗？”被告律师问证人席上的哈里。
“不是。”
“你们写完了供述之后，才将麦克瑞太太叫回到审讯室，是这样的吗？”
“不是。”
“你们不希望当着她的面录写供述，因为她曾多次要求你们停止骚扰她的儿子，还不许你们指责他‘撒谎’，所以，你们才让她到外面‘暂避’，是这样的吗？”
“不是。”
米基还指出，在安特隆的供词中，强奸发生在水库附近，而真正的现场却是在至少六个街区以北的102道。并且，安特隆描述的“跑步女人”穿蓝色短裤，而非黑色紧身长裤。
米基·约瑟夫的潜台词是：有人给小伙子灌输了强奸事件。
最令公诉人伊莉莎白和亚瑟头疼的，是余瑟夫的案子。没有录像，也没有被告签字的供述，唯一的一次口头承认，又没有家长在场。根据与杰梅恩·鲁宾逊的调停协议，公诉方可以传唤他出庭。但因为杰梅恩不曾涉嫌强奸，所以在他的证词里，只谈到余瑟夫在水库边用铁管殴打一名男性跑步者。
7月23日，星期一，公诉方传唤托马斯·迈肯纳，审讯余瑟夫的办案人员。也许是看到了上星期哈里在交叉取证时被逼问的狼狈，托马斯在证人席上采取了“实话实说”的态度，承认他当时没有搞清楚嫌疑人的年龄，以为他已经16岁；承认他对余瑟夫“诈供”，说知道余瑟夫参加了中央公园的“撒野之夜”；承认他编造了一个小小的谎言，佯称警方已经提取了指纹，迫使小伙子讲出“是的，我在那儿，但是我没有强奸她。”
余瑟夫的律师巴比·勃恩斯在交叉取证时反复盘问托马斯，但始终没有找出更多的破绽。
莱蒙德的案子与安特隆基本相似，不必赘述。
7月26日，公诉方宣告听证结束。
7月27日，星期五。被告方几位辩护律师在开场发言中强调的重点是，他们的委托人为什么会向警方招认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做过的事。记者们注意到：“律师们并不关心在中央公园发生了什么，只关心在第20区警察分署发生了什么。”
为此，安特隆和余瑟夫的律师曾在开庭之前请有关专家对他们的委托人进行过心理评估。据纳夫塔里·波利尔博士的诊断报告，安特隆的智商为87，属中等偏下。学识方面，这位九年级学生的阅读相当于四年级水平，拼写相当于三年级水平，数学稍好，七年级水平。波利尔博士还观察到，安特隆“缺乏自信心，对家长的依赖性较强，习惯于看父母的眼色行事”。米基·约瑟夫由此得出结论：安特隆是因为父母的敦促才“与警方合作”，并按办案人员划定的框框招供。
替余瑟夫做诊断的拉蒙娜·威利博士在她的报告中写道，余瑟夫智商110，中等偏上。“因其在单亲家庭中长大……该少年没有足够的机会成长发育到应有的成熟水平……又因为有一位极严厉的母亲，余瑟夫遵守纪律，自制力强……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能够听从权威人士的指示，如他的母亲、学校的师长或警方人员等……这可能就是导致他招供的原因。”
可惜，本案的陪审员们没有机会听到这些心理医生的意见，因为加里根法官不允许被告律师传唤他们的专家证人，亦不允许将上述报告的内容引入法庭辩论。
为安特隆出庭的只有两个人，他的父母巴勃和琳达·麦克瑞夫妇。
“他们对他说：‘只要你按照我们的说法招供，说你当时也在那里，也是案犯中的一员，我们就有可能将你列为证人，你就可以回家了。’” 巴勃·麦克瑞在证人席上说，“‘否则，你肯定会被判刑。’”
“办案人员们是在对安特隆前面的回答不满意，并指责他‘撒谎’以后才说的这番话，是吗？”米基·约瑟夫问。
“是的。”
伊莉莎白在交叉取证时指出，假如安特隆确实是无辜的，假如他当时确实不在强奸现场，那又当如何解释他的故事中会有那么多的细节描述，而且这些细节与其他被告的供述又那么吻合？
麦克瑞先生回答说，因为警察事先告诉了他怎么说。
“当警察们问当时都有哪些人在场时，他们告诉他如何回答了吗？”女检察官问。
“没有，但是他们对他说，凯文已经承认了强奸，OK。”
“麦克瑞先生，难道你真的相信，当安特隆向当局承认他参与轮奸了‘中央公园跑步者’，在别人强奸时他帮着按住她的手脚，还殴打她，还骚扰了公园里的其他人，难道你真的相信，当他承认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当他在自己的自供状上签字之后，当你们在他的自供状上签字之后，他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制裁？”
“是的，”巴勃·麦克瑞回答说，“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警察们告诉他的。”
巴比·勃恩斯为余瑟夫传唤的证人包括被告的姐姐爱莎·索兰、姨妈玛莉琳·海契尔和她的男朋友凡森特·琼斯，三个人都说，余瑟夫在“肖梅勃格广场”的家中被捕时，他们都在场，他们都听见余瑟夫在回答警察们的问题时说他今年15岁。
余瑟夫的母亲莎蓉·索兰告诉陪审团，4月20日晚上，她一到20区警察分署就对办案人员们说，她儿子只有15岁，她不会授权任何人提审余瑟夫，她要求马上见她的儿子。但是，莎蓉等了足足一个小时才见到儿子，而且在这一个小时里，警探托马斯·迈肯纳等一直在审讯余瑟夫。
根据媒体的评论，巴比·勃恩斯是在本案中表现最差的被告辩护律师，他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传被告本人出庭——
“余瑟夫，”巴比·勃恩斯问，“1989年4月19日晚，你去过中央公园吗？”
“是的，我去过。”
余瑟夫那天新剪了头发，穿一套蓝灰色双排扣西服，显得格外精神。他在证人席上神情严肃，始终挺直着背，双手交叉放在面前的台子上。“完全不像是从哈伦东区出来的孩子，”后来有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
巴比·勃恩斯逐一询问侦探托马斯·迈肯纳在为公诉方出庭时对余瑟夫的一系列指控，余瑟夫逐一加以否认。
你用铁管或手打过“跑步的女人”吗？巴比问。
“我从没碰过什么跑步的女人，也从没见过什么跑步的女人。”余瑟夫说，他当时告诉托马斯的那些话大部分都是“第二手资料”，是20日下午从“肖梅勃格广场”别的孩子们那儿听来的。
“你为什么去公园？”
“我以为会很好玩。”
“你‘好玩’了吗？”
“没有。”
如果余瑟夫的作证到此为止，就再好不过了。但巴比·勃恩斯并没有见好就收，于是犯下了第二个错误——画蛇添足。究其原因，一些刻薄的记者们说，大约是因为那天的法庭上坐了两位“贵宾”或“要员”：纽约市司法界的最高长官、首席执行法官密尔顿·威廉斯和前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儿子、律师小约翰·F·肯尼迪。
按照巴比的引导，余瑟夫告诉法庭，他和一群孩子，包括凯文和卡雷，一起去中央公园“转转”，但很快就和朋友们走散了，而且那天晚上“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余瑟夫借助公诉方的“中央公园地形图”，说他看见其他孩子们走上一座小山坡，自己却顺着一条小路拐进了树林子。他在公园里漫无目的地转悠了一会儿，见到一个躺在地上的醉汉——“我想他是死了”。经过水库时，余瑟夫看见一伙孩子正在围攻一个什么人。然后，余瑟夫说，他就出了公园。
“……你是否问过那警察，”巴比指的是参与逮捕余瑟夫的办案人员约瑟夫·尼南，“你会被判几年？”
“是的。”
“你什么意思？”
“我以为我是因为在公园里呆得太晚才被捕的。”
“对不起，在公园里呆得——？”
“太晚。”
“什么？”
“太晚。”
“太晚？”
“是的。我不知道，他们也许应该在什么时间关园门。”
谈到铁管，余瑟夫说，是埃迪·德拉帕兹“要我替他拿着”。余瑟夫将铁管揣进衣服里，后来就忘了，后来铁管就从衣服里掉出来了。
公诉人伊莉莎白想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余瑟夫告诉警察们他16岁。她先让小伙子承认，19日晚上他回到家里已经10点半，索兰太太很生气，要他立即上床睡觉。第二天晚上警察来家逮捕他时，索兰太太不在。据伊莉莎白的说法，余瑟夫知道，那天下午另一个孩子、16岁的奥尔·莫里斯被带去警署盘问，很快就放出来了，警方甚至没有通知家长。
“所以你想，假如你在你母亲回家之前跟警察们走一趟，也许可以瞒过你母亲，是吗？”
“不是，”余瑟夫答，“我只是跟他们去警署。”
“所以你想，假如你告诉警察你已经16岁，他们就不会通知家长，是吗？”
“不是。”
其实，伊莉莎白并不在乎余瑟夫如何回答，她只是需要通过提问将这些想法或可能的解释告诉陪审团。伊莉莎白的另一个目的是打算激怒小伙子，因为据当时一些报纸报道，余瑟夫在法庭上的形象太不像一个罪犯，伊莉莎白希望能够剥下他的“伪装”，让陪审员们看到余瑟夫“暴虐的一面”。
“你们朝小山坡走去时，你还跟别的孩子们在一起，是吗？”她问。
“我落在后面，和他们隔了一段距离。”余瑟夫答。
“你和他们在一起吗？”
“我在他们后面。”
“你和他们在一起，是吗？”
“我在他们后面。”
…………
“你以为那个人死了？”话题又转到“躺在地上的醉汉”。毫无疑问，此人乃安东尼奥·戴亚茨。
“是的。”
“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是睡着了？”首席公诉人的意思，余瑟夫一定是看见或参与殴打过安东尼奥。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我想他是死了……那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
“你没走过去看看？”
“没有。”
“但你认定他死了？”
“是的。”
“然后你决定走开？”
“是的。”
“甚至没想过报警？”
“没有。”
“一个人死了，你就这样不闻不问，扬长而去？”伊莉莎白的问题接二连三，越来越快，连珠炮似的。
“如果我碰了他，留下指纹，那不就讲不清楚了吗。”余瑟夫果然有些克制不住，他提高了嗓门。
“你是不是总带着铁管？”
“不，我不是。那不是我的铁管。”
“你和卡雷同在强奸现场，是吗？”女检察官话锋一转。
“什么现场？”余瑟夫好像真的有点措手不及，“强奸？”
“是的，强奸。”
“我没和卡雷在一起。我只在进公园的时候看见卡雷。那以后他干了些什么，我不清楚。”
“但是据卡雷讲，你摸那女人大腿时，他就和你在一起，是吗？”
“不，不是。”
“你还用手捂她的嘴，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