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大学的崛尾教授说：“日本确实现代化了，化得太快，把美国的那些道德败坏的坏东西也学来了。”明治时期的日本，甚至有人提议和外国女人结婚来改良日本的人种。但是，一个自信、自强的民族是终究不会被外来文明或不文明所左右的。当我在日本到处看到汉字和英文的同时，最使我震动的正是日本人对自身文明的保护和发展。我在京都二条城，看见那么多的日本人排着队，脱了鞋，光穿着袜子走进走廊，大有兴趣地参观那一间间光线不足的屋子。1867年，德川将军就是在其中一间屋子里交出政权的。从此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开始了引进西方文明。1867年距现在不过一百多年，而且这个建筑远不能和我们的故宫之类相比。不过日本人看重他们的每一处文化古迹，看重每一个对日本文明起过作用的人。我看过一个县画家野村正三郎的个人画展。我看过井上靖、水上勉等活着的作家的个人文学馆或文库。我还看到新的一千元日币上印着的作家夏目漱石像。夏目的作品是日本人民的骄傲；不过印着夏目漱石半身像的日币，更令人骄傲——一个国家这么重视文化，重视人才，是值得骄傲的。
日本把大大小小、乃至点点滴滴的古迹精心保存，恰恰说明日本最珍重的还是他们本民族的东西。比起中国来，日本短短的历史不值一提。所以我在观看日本的文物、古迹的时候，一点不觉得有多么伟大。可是，当我看见参观二条城的日本人脚上光穿着袜子，脸上带着圣洁的表情的时候；当我望着日币上夏目漱石的半身像的时候，却不能不慨而叹之；真正珍视民族传统的，正是具有现代文明的人！是的，我们应当尊重前辈，但决不能仅仅在前辈的思维范围内思想。引进现代文明更能激起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当我走上大约在一百三十米高处的、保存得那么完好的松山古城时，当我站在这个1603年开始建造的古城上俯视1985年的松山市区时，我觉得时光好像倒转了。我好像站在古代看现代，我看到了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到了高度现代化和古代文化的奇妙的、不可思议的结合。
日本在东西方文化的合流中，诞生了一个独具特色、个性很强的新的自我。
三一幅竞争的图画
禁止垄断法
在一间四千四百平方米的大屋子里，放着大约一百六十个品种的五六十吨鱼虾，却不闻鱼腥味。这些鱼虾都新鲜得好像经过了化妆、美容似的。两家公司的人，分别穿着红衣和黑衣，在屋子两方叫卖。叫卖者分别站在高凳上，叫喊的声音抑扬顿挫，身子也抑扬顿挫，好像在唱日本民歌《拉网小调》呢。叫卖者的周围是一圈圈来买鱼的人。他们提价，用手比划着价钱，卖方看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
鱼价是根据天气好坏、市场行情等，天天变动的。大风天的鱼价，可能比天好时贵两三倍。这里没有常规价格，更没有常规经营法——政府让两家同等规模、同等条件的公司在这儿竞争，连两家搞到的鱼虾也几乎是一样的。所以红衣、黑衣两个公司只能在经营方法、在如何为消费者服务上多想办法了——包括鱼的运输、保存，向家庭主妇教授做鱼的方法，宣传各种鱼的营养价值等等。报上时有“鱼类株式会社”、“水产株式会社”等团体组织的宣传吃鱼的文章——沙丁鱼含蛋白质多，发育期吃鱼营养可以得到平衡；吃小鱼对防止动脉硬化、肝病有效；吃龙虾可延缓老化、减少心脏病……尽管我在鱼场楼道里看到一块“松山鲜鱼同志会”的牌子，显然是消费者对付卖方的同盟，尽管日本年轻一代因为不耐烦在吃上花时间、甚至怕鱼刺等等原因，吃鱼的人愈来愈少，但是在只有四十二万人口的松山市，鱼场的两个公司八四年却平均每天要卖出五十七吨鱼。而且在这间四千四百平方米的屋子里，我没见过秤——事实上我们在日本“周游”了七个城市，我到处寻觅，也只见到过一次秤；并且只是放置在那里摆摆样子，并没用来称商品。大批量的有大塑料盒装，零售的有包装，根本用不着秤，用不着买方等着称，等着算价钱。
我们从鱼场出来，又上菜场。这里，也是在一间大屋子里由同等规模的两家公司在经营。我联想起在东京银座，有一次走进一个很高的百货大楼，里边好似把一幢楼从上至下地劈成了两半——是“西武”和“阪急”两家大商场在经营。怎么在日本到处都看到一幢楼里、一间屋子里有两家公司呢？
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们有个“禁止垄断法”。由两家公司来经营同一个菜场、鱼场等，是政府的规定。如果是一家公司垄断，不容易经营好，甚至不好好经营。现在让两家公司竞争，那就得调动全体脑细胞来繁荣市场了。
刚才鱼场里那一百六十个品种，已使我数不过来；如今我望着这个菜场，更觉得我的想像力远远跟不上这儿花色品种的繁多。那竹笋之硕大，那草莓之晶莹，那像蜡做的工艺品一般干净、整齐的胡萝卜……我们的东单菜场、西单菜场里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人，哪点比人家差？耐力比人家差？聪明度比人家差？都不是！
拿自己的长处去比人家的短处，这是市民习气、小生产者心理；拿人家的长处来对照自己的短处，才能不断地为自己树起一个个奋斗目标。我们从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官商作风，至今犹存。我们的经营习惯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就是没有一个“禁止垄断法”。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如果只有权力而没有相应的权威，甚至只需权力而无须权威的话，那么，“垄断”这个词和“统一”这个词往往就不分彼此。在统一市场、统一分配、统一调拨、统一销售的背后，是“垄断”的巨大而僵硬的身影。以权力——而不是权威和信誉——决定经营方式、经营范围，这只是封建经营方式的翻版。
“禁止垄断法”，是为了促成机会均等，促使同级企业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如果给某些企业（人们）以优惠条件，必然会挫伤另一些企业（人们）的积极性和发展能力。越来越多的平等竞争的机会，才能越来越广泛地激发科技、管理等等的创造力。经济的成功，首先是因为经济体制的成功，经济立法的成功。
这里我想插入一段已经过时的“新闻”。上海《新民晚报》1982年11月5日登载了上海市万里锻压厂为未婚男青年找对象的启事。“断章取义”如下：“本厂是上海军工小三线，全民所有制单位……距上海约四百公里，每天有上海公交专车直达，乘车十小时即可到达……凡本市和外省市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全民所有制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未婚女青年（除大三线单位外）、上海街道、里弄集体事业单位及社会待业女青年……”
这样一则绕口令式的启事，若是译成外文，外国人为了弄懂这“城镇户口”、“吃商品粮”、“小三线”、“县以上”、“里弄集体事业单位”等等名词，肯定会大伤脑筋。而诸多外在的附加因素，就造成了种种条件、机会的不均等。人要是不能获得足够的自主权，那就很难焕发出全部的创造力。
人的竞争应该是才智的竞争，力量的竞争，意志品格的竞争。而不是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竞争，小三线和大三线的竞争，县以上和县以下的竞争，距上海四百公里之内和四百公里之外的竞争，到上海有没有直达车的竞争等等。
当时登这种启事，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应该说是工作做得细致、地道。现在大有全民单位往集体单位跑的，上海往外地跑的。但是，如果人才流动受过多限制；如果给人以成功的责任，不同时给人以失败的权利；如果一个干部可以随意评价、贬褒他的部属；如果给权力以过多的“优惠”，那么，竞争中的“不平等条约”是不是太多了呢？
既然结了账，也就结了情
14日上午，我们要离开松山“全日空”饭店了。早饭后过一会儿就得把行李托运走。可我还没收拾呢！我原以为收拾行李，只需把东西往包里一塞就完了。可是天哪！我从哪里冒出了这么多的东西呀！日本的作家们送我的书，还有我从各处搜罗来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回国后写报告文学，这些资料就是宝贝了。现在我面对只有举重运动员才能提起来的“宝贝”们，简直要愁死了。我绝望地把一个个“宝贝”塞进一个个包里，恨不能自己也随着“宝贝”们钻进口袋去歇一会儿。也不知是着急了，还是累了，我突然觉得那么干渴。好在我房间的冰箱里有的是饮料。我拉开冰箱——不，是拉而不开，怎么也拉不开！这是怎么回事？冰箱，昨晚还好好儿的啊！好吧，上邓刚屋里去拿一瓶“可口可乐”吧。可是邓刚劈头一句就是：“你的冰箱能拉开吗？”他怎么知道我的冰箱拉不开了？哦，他们几个人的冰箱也都拉不开了。这是怎么了？哦，刚才旅馆已经给我们结了账了。既然结了账，也就结了情了。昨晚冰箱里的各种饮料，我们还可以“各取所需”，今晨就对不起了，渴了也不管了——大概通过电脑，把我们的冰箱都封上了。
昨晚还慷慨待客，今晨就翻脸不认人。这种“节奏”，我们一下子还适应不了。日本在企业管理上的精明、缜密，是举世皆知的。只是，人非草木，岂能无情？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压世界。压迫下去的是情感，勃发出来的是竞争力。日本有一种说法：三十年一个周期。意即他们的任何一个企业，三十年后总要被别的企业超过，没有一个企业能在三十年内保持在前十名的。
我们代表团是4月4日抵达日本的。就在那些日子里，日本和美国的外贸竞争白热化了。因为从1965年以来，日本对美国的贸易就开始出超，以后直线上升。到1983年，日本一年获顺差二百一十六亿美元，1984年达三百六十八亿美元。（到我写此文的1986年时，已经知道1985年顺差达四五百亿！）这样，在我们访日前夕的3月31日，美国总统里根派特使西格会晤日本首相中曾根。西格31日深夜抵东京，就和中曾根进行了九十分钟的会谈，敦促日本对美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特别是电讯设备的市场，否则美国可能采取报复行动。但是，4月1日，日本电讯工业脱离了政府的垄断，由国营改成私营了。
机器变成了人，人变成了机器
日本战败后，在国内政策国际政策上，立足于“经济第一”的原则。农村女孩阿信从小深明钱的重要，终于奋斗成为一个超级市场的老板，一个经济强人。这个长达三百零九集的电视剧的女主人公，已经成为日本人民心中坚韧不拔的象征。
但是，人们同时又成为他们自己坚韧不拔的奴隶。“日本生产力研究中心”抽样调查的结果，发现日本企业每十个雇员中，就有一个心理不正常——患有这种或那种类型的精神病。许多人神经衰弱。日本五百多万家中小型企业，在无休止的、坚韧不拔的竞争中，每年有一万多家破产。重压之下，日本人的阅读也紧张，只希望用尽量少的时间获得最新的、最多的信息。所以日本的刊物，非但不可能拖延日期，而且总是提前发行。下个月的杂志，这个月早拿到手了。日本筑波科学城，可谓“誉满全球”。但在1983年到1985年的两年中，科学城里就自杀了六名高级研究人员——教授、研究中心负责人等等。日本札幌市因为动辄有卧轨自杀者，所以在轨道两旁装上了镜子——但愿自杀者看到自己，又会引起生之留恋。东京湾更是年年有尸体——考不上大学的坚韧不拔者，宁可自杀以谢天下。
有一次，我在火车上看到了一幅竞争的形象的图画。我那回正在餐车用餐，有一个男服务员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取饭菜的窗边，左手托着一个大筐，右手飞快地把筐里的刀、叉、勺分类放好，他放下筐就端起一大摞碗碟，又分类放好。难度之高，动作之精确，使我想起杂技表演。然后——他干事可是连“然后”这两个字的间隔都没有的——他把从餐桌上收来的碗、碟里的剩菜一个个倒干净，塞进窗口。一手刚把碗碟塞进，另一手已顺手拿起一块布，擦一下窗前的柜台。所以说“擦一下”，是因为他一下就把柜台擦完了（又是个高难动作！）放下抹布的同时，他的眼睛已望着废纸篓了。他从废纸篓里的旧纸袋上，取下几根橡皮筋，挂到一个小塑料钩上。这时他的目光投到餐车里，我看到他那小圆脑袋上有一对滚圆的眼睛。眼睛往各处转，简直像是在餐车各处滚来滚去似的。“对不起，”他对一位顾客说，“请不要把腿伸到餐桌外。”显然一时在餐车里没发现有什么事需要干，他又一下子掉过身去，面对着那个窗口，等着事干。他那微秃的后脑勺油亮油亮的，是不是一着急头发也会冒汗？他背着的双手，拇指和食指摩挲着、搓着，发出不安的声音——看得出，他因为不惯于没事干而感到烦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