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二年（1873年），英国驻印度旁遮普官员福赛思率团考察了喀什噶尔周围的城堡和废墟，并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提交了题为《关于埋葬在戈壁大沙漠中的城市》的报告；光绪十五年（1889年），英国鲍尔探险队自克什米尔进入中国新疆，在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沙雅等地进行了考察活动，在库车收购了一部梵文贝叶经，经鉴定确认为公元5世纪的古代药方及4世纪的佛经写本，这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手写作品之一；光绪十八年（1892年），利特代尔调查了“天方列圣”伊斯兰建筑和克孜尔千佛洞，拍摄了大量关于千佛洞壁画的照片，这也是外国人首次对龟兹佛教壁画艺术的考察；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1901年）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率印度古迹调查局所派之所谓中亚探险队对和田河流域的约特干遗址进行了调查，对策勒县境内的佛教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取大量佛教壁画、木版画及婆罗谜文、梵文、汉文写本和佛经籍账等文物，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考察和测量，发掘了尼雅遗址和安迪尔遗址，出土了大量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佉卢文简牍、佛经等文物，这是斯坦因首次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共盗掘文物12大箱。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在德国汉堡举行，斯坦因在会上报告了他在中国的惊人发现后，大会决议成立国际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这极大地鼓舞和膨胀了各国冒险家们的野心，操不同语言的“夺宝奇兵”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文物的掠夺狂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斯坦因再次潜入新疆，自喀什一路南下，沿途发掘了许多古城遗址、佛塔、寺庙遗址和墓葬，其中在安迪尔遗址掘获大量西晋时期的佉卢文木质简牍，在米兰城堡遗址掘获数以千计的古藏文文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斯坦因又调查了交河故城、吐峪沟石窟、哈拉和卓古城等遗迹，并在喀拉墩、达摩沟等地进行了发掘；同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汉代烽燧遗址掘得简牍700余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又盗掘了巴楚县图木秀克遗址，获取出土文物93大箱。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8月，由德国柏林人类学博物馆组织，德国东方学家格伦威德尔率队经俄国进入中国新疆，开始了德国首次中亚考察活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考察队返回柏林，期间，考察队以吐鲁番为中心，对库木吐拉石窟、喀拉和卓都城遗址等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搜集了46大箱包括佛教壁画、塑像、经卷在内的文物。应当指出的是，格伦威德尔在进行考古调查时一贯反对割取壁画和没有科学记录地攫取文物的做法，表现出了一名真正考古学家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与科学素养。尽管考察行程较短，他仍然尽可能地科学、客观、全面地记录了大量遗迹和遗址。他认为，没有确切的出土（或割取）地点及具体位置的壁画是毫无意义的，是“一种纯然的掠夺品”。但他个人的操守并不能掩饰其考察队掠取中国文物行径的本质，1905年，考察队的首部考察报告出版，名为《关于1902—1903年冬季亦都护城及附近地区考古工作的报告》。王玉冬：《东方学家阿·格伦威德尔传略》，载《新疆文物》1995年第2期。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1874—1904年），德国第二、三次中亚考察队相继前往新疆，调查范围扩大至哈密、库车、焉耆等地，主要对高昌故城进行了发掘，获取了大量摩尼教写经和壁画，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切割走大量保存完整的壁画，有的洞窟甚至于整窟壁画全被切割一空，在吐峪沟石窟获取了两大包8—9世纪的古文书，在吐鲁番以北的沙丘废墟中发现了早期基督教写经，两次考察共计带走出土文物234大箱。
法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早，也较有深度，与之相关的学术机构亦较多。1889年，法国吉美博物馆成立，专门收藏阿富汗以东的西域艺术品和文物。同年，法国汉学家考狄和荷兰汉学家薛力赫创办了东方学刊物《通报》，重点发表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艺术、考古、宗教、文学领域的文章。1898年12月，法国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成立，由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行使学术监督权。1900年1月，该会更名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其宗旨是从事考古勘察、搜集稿本著作、保护文物古迹、研究从印度到日本的整个远东亚洲的语言文化遗产与历史文明，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大多出自该学院。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熏陶下，法国人对于中国文物的兴趣丝毫不亚于它们的外国同行。光绪十八年（1892年），法国杜特雷依考察队在和田西南发现了桦皮佉卢文经卷和古陶器、瓷器等文物；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1893—1894年），法国人格莱纳在和田地区获取梵文佛经残本、土俑、古钱币等文物；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率法国中亚考察团发掘了巴楚县图木秀克遗址和脱库萨来佛教遗址，获取了包括希腊神像和彩塑在内的大量佛教艺术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伯希和在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并拍摄了大量壁画照片资料，随后他又在库车地区发掘了佛寺遗址，从一处藏经室内获取龟兹文写本700余卷及龟兹文木简、印玺、钱币等文物；在苏巴什佛寺遗址及墓地发掘出了彩绘木质和陶质龟兹舍利盒、陶塑等文物。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调查了和田河、策勒河、克里雅河流域的重要文化遗址；次年，他在和田附近收购了古于田时代的佛像、古币等文物并测量了被沙漠所掩埋的古代房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斯文·赫定的维吾尔族向导在罗布泊腹地发现了一座古城址，次年斯文·赫定对该城址附近的房屋和佛塔遗迹进行了调查发掘，出土有武器、丝织品、日用品、中原古钱币等文物，特别是发现了大量汉文、佉卢文等文字的木简和文书，国外汉学家据此确定此城即为消失已久的楼兰故城。
日本人在这场跨越世纪的竞争中自然也不甘落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9月，以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为首的探险队抵达喀什，成员有本多惠隆、井上丹弘、渡边哲信和崛贤雄。他们打着研究佛教文化的旗号，以宗教职业者的外衣为掩护，行盗掘中国文物之实。探险队中的渡边哲信和崛贤雄先后在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苏巴什佛寺、焉耆七个星佛教遗址等进行了发掘，揭取走多幅壁画；次年4—8月，大谷探险队再次到中国考察，橘瑞超、吉川小一郎、野村荣三郎等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调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橘瑞超、野村荣三郎等人在孚远县调查了北庭故城遗址并绘制了示意图；11月，他们又在吐鲁番绿洲发掘了高昌故城等遗址，据橘瑞超自述，由于德国和俄国的冒险家于1897—1907年以吐鲁番一带为中心从事发掘，为考古学提供了大量资料。“我第一次来吐鲁番在这些人巡回探查之后，处于不利的地位，尽管如此，还是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许多发掘品。”我们“搜集斯坦因博士拿剩的东西，以及寺僧们隐藏放置的东西，先后带回日本”。橘瑞超：《中亚探险》，第9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宣统元年（1909年），橘瑞超又发掘了楼兰和若羌地区的一些古代遗址，在楼兰的古遗址中掘获著名的“李柏文书”；同年3月，野村荣三郎考察清理了库木吐拉石窟的部分洞窟。宣统二年（1910年），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再次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橘瑞超称“我和吉川君一起搜集古物，发掘故城址等，由于时间关系而未充分获得研究资料，是很遗憾的”。宣统三年（1911年），橘瑞超调查发掘了楼兰遗址和米兰遗址，自楼兰遗址盗掘遗物甚多。此外，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1906—1910年），在陕西省高等学堂任教的日本人足立喜六，对关中历代帝王陵墓和重要的汉、唐都城遗址作了较详尽的考察，后著成《长安史迹考》一书，其中对秦始皇陵进行了重点调查，取得了比较准确的数据。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第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这一时期，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亦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达楼兰遗址和尼亚遗址，采集了陶器、佉卢文文书等文物标本。芬兰人曼纳海姆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前后为芬兰的博物馆在中国收集文物，其收集品中有汉、西夏、满、古叙利亚、回鹘、栗特等文字的文书、碑铭拓片、照片等，并著有《从西到东横穿亚洲》。
（二）敦煌之劫
敦煌这两个字对于中国文物事业乃至整个中国文化而言，其分量之重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即源于敦煌文物的苦难身世。对于20世纪初期活跃于中国的外国探险家们来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重见天日将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开始的在中国西部的猎宝活动推向高潮。丝绸之路的神秘莫测、沙漠中意外发现的宝窟、尘封近千年的古代文献中蕴含的无尽秘密……使得敦煌石窟具备了吸引人眼球的几乎所有元素。而当时的清廷在八国联军的侵掠下尚且难以自保，藏经洞的发现可谓生不逢时，国家的衰亡也间接注定了敦煌文物的厄运。
实际上，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匈牙利人洛克齐就已在考察活动中到过莫高窟，欧洲学者始知在中国西部沙漠中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但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00年藏经洞文物被发现后，发现者并未认识到这些文物的价值，只有一些嗜好金石的地方官员以各种途径获取了部分经卷文书用于鉴赏收藏，当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曾建议藩台衙门将敦煌文物运往兰州保存，但据说因地方财政紧张无力支付运费而搁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甘肃藩台令敦煌知县汪宗瀚清点封存藏经洞出土文物，但汪宗瀚乘机从中挑选精品，分赠新疆、甘肃两省部分官员，拉开了敦煌遗书外流的序幕。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潜至敦煌莫高窟，以低廉的价格自管护者王道士处骗取了写经两大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斯坦因自王道士处低价购得藏经洞出土之美术品和工艺品5大箱，包括绢画、麻布画、刺绣、丝织品等共536件；购得写经24箱，包括古代汉文、藏文和于阗文文书13000余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伯希和接踵而至，他用了三个星期时间将藏经洞中的所有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取其菁华部分运回法国，其中包括汉文及回鹘文、梵文、于阗文等中亚古代民族文字写卷2800余件，古藏文写卷2700余件，绢幡绘画木刻等艺术品240余件。宣统二年（1910年）8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悉敦煌文物的信息后，立即组织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三、富冈谦藏、滨田耕作等专家赴华考察敦煌遗书，据《派遣清国教授学术视察报告》记载，日本学者除在清朝学部等处目睹劫余之敦煌经卷真迹外，还对于北京的城墙、寺院等古迹进行了调查，“作成众多之金石拓片”，并搜购刻字甲骨200余枚带回日本，与此同时还搜集了一批中国古籍、古钱币、地图、蒙古文和满文书籍等。宣统二年至民国元年（1910年—1912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敦煌又从王道士处购得藏经洞经卷文物660余件。
敦煌文物在遭受外国冒险家的大肆掠夺后，劫余文物又遭厄运，参与者中不乏朝廷官员。宣统元年（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公开展示其所获之部分敦煌写本后，引起中国学术界对于敦煌文物命运的关注并敦促清政府内阁学部加以保护，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咨甘肃学台将藏经洞劫余古物残卷运京保管，但在起运和运输途中，王道士及各地官吏极尽转移藏匿和调换盗窃之能事，使许多敦煌文书遗失。运入北京后，其中菁华经卷又遭官员窃取，甚至将经卷一拆为二充数，待移交京师图书馆收藏时，历经磨难的敦煌遗书仅剩18箱8697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冒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甘肃、内蒙等地掠走的珍贵文物难以计数，“直到中国人最后加以阻止为止，他们从丝绸之路上湮没了的城市和石窟中搬走的壁画、手稿、塑像和其他珍宝，确实可以说是数以吨计的。”〔英〕彼得·霍普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序第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对此，有良知的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运输队把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寺院、石窟、坟墓和废墟中的无价之宝，一批一批地运往外国的博物馆，从而使中国永远地失去了这些珍宝”，“中国人在阅读这些外国旅行家在他们的书中所描绘他们是如何整个地盗走土耳其斯坦早期佛教文化中的古代手稿、壁画和各种文物时，心中便燃烧起愤怒的火焰。”艾里克·泰克曼：《土耳其斯坦旅行记》（1935年），转引自《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
（三）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和西藏的考古活动与文物掠夺
明治十年（1877年），美国人爱德华·莫尔斯在日本主持进行了大森考古发掘，以此为标志，日本近代考古学正式诞生。由于本土面积狭小，同时受明治维新后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刺激和鼓动，自19世纪末期开始，日本人先是在朝鲜半岛进行古代遗迹的调查并攫取文物，进而瞄准中国东北地区，甚至于涉足亚洲腹地，在政府的庇护下，打着各种旗号对被侵略国开展文物掠夺活动。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第55页，齐鲁书社，2005年。
从1895年到1911年，日本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在中国东北前后进行了五次满蒙考察。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鸟居龙藏受东京人类学会委托，在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不久，踏上了中国东北被炮火翻耕过的黑土地。据其自述云：“当时余方20岁外，乃一未经事之书生也。”乘船初到大连，在船头遥望中国大陆，“见广漠之土地，不觉大惊。自思此等大地，将如何徒步而探查之耶？”，同时“又自思一小岛国之一贫弱年少之我，自是将负此大任矣”，处于强盛扩张期的大和民族的民族优越感跃然纸上。8月至12月，他先后在刘公岛、金州、普兰店、海城、九连城、大孤山等处调查发掘石器时代和辽金时代遗址，并首次对高句丽遗迹进行了调查，同时还进行了人类学方面的考察，由于战争影响，所到之处“无一完好道路”，历时五个月的考察他不得不全程步行，但这并未使其沮丧，反而“始知大陆调查之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