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第一堂课上，老师让每个学生花5分钟时间给假如已经去世的自己写一份悼词。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写自己是美国三大电视网的主持人，有一半人写了自己是受人尊敬的好记者，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写了自己是个好丈夫、好妻子、好朋友、好兄弟、好姐妹。老师总结说：这些自拟的悼词表明，很少有人希望别人记住他生前的财富和显赫的职位，更多的人希望自己死后有亲友想念、受别人尊敬，希望自己的存在曾给他人带来快乐。所以，通过自写悼词，人可以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自己活着时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
掩卷深思之余，不禁想起张晓风的散文《生命的滋味》。她自述某一年在日本富士山的山寺前看到一张寻人告示，内容是说两个月前有个60岁的男子登山失踪，他身上靠腹部的地方因为动过手术，所以有道伤痕，请发现者告知警方。敏锐感性的张晓风不禁大恸，她猛然悟到，原来人一旦撒手，所有的学历、经验、头衔、丰功伟绩等等都一概不相干了，真正属于此身的特点，竟可能只是一道疤痕。
此中有真意啊！当我们告别人间后，显赫的地位和财富，甚至都不如身上的疤痕更能体现我们生命的特征，它们是真正的身外之物啊。而人们所铭记和怀念的，恰恰是那些与地位、财富毫不相关的最平淡也最温情的东西。
可悲的是，我们所追逐的东西，与我们所认识到的东西，往往背道而驰。
从“流行语”看一种堪忧之风
有人撰文说，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流行语，比如“末位淘汰制”、“核心竞争力”、“360度考核”等等。令人深思的是，这些流行语大多是西方人提出的，但它们在西方的流行程度远远不如中国。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些流行语在中国社会的三个表现，其一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对这些词耳熟能详，其二是多数人对这些概念背后隐含的具体内容和作用只知皮毛，其三是人们会把这些概念推广到极致。
作者举“学习型组织”为例，当这个词在中国热门后，几乎每一个企业管理人员都词不离口，但没有几个人懂得它真正的内蕴。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学习型家庭”、“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甚至“学习型中国”这样的词，令人目瞪口呆。然而，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读几本书，又有多少单位会为员工的学习和进修买单呢？
接着这篇文章作者的思路，我以为，这些语词的流行还有第四种表现，就是言行不一，学用脱节；光喊口号，不见行动。这其实反映了一种实堪忧虑的风气，一种高呼口号为表、束之高阁为里的形式主义之风，一种蜂拥而上、大轰大嗡的虚假浮夸之风。这种风气之所以能在我们国家盛行，与市场经济初始阶段人们的普遍性浮躁有关，更与千年封建社会的遗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造就了臣对君、民对官的俯首顺眉。当社会组织中的上一个层次提出口号、政策措施时，下一级表面上是绝对服从，不敢说半个“不”字的。但他心里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码想法。就像鲁迅先生说的，表面上对后宫娘娘顶礼膜拜，回过头却又亵渎娘娘，想和娘娘吊膀子。所以，在实际执行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就会下瞒上，小瞒大，一级唬一级，这才会有许多虚假的政绩和夸大的报表统计。你可以看到，并不是任何流行语都可以流行起来的，只有政府提出的口号，或虽是国外提出、但却经国内要人、权威、专家提倡的口号，才会流行得如此之速。但是要付诸行动，则要扎扎实实地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要触动一些利益。这许多人就不干了，不过是嘴上喊喊，实际不动，最后报个材料敷衍了事。这种恶劣的风气不消除，构建学习型社会也好，建设和谐社会也好，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应邀到我国讲课。一些企业管理人员听完课后，认为他讲的内容并不新鲜，问他：你讲的我们都懂，但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距那么大？他回答说：因为你们仅是知道，而我却做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差别。
这是国民素质的差别啊！
卡列宁和咪咪
我相信，卡列宁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
托马斯在娶特丽莎时，送给她一只小狗，是圣·伯纳德种狗生的一条小母狗。他们给它取名卡列宁——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同名。无论是在布拉格还是苏黎世，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卡列宁都忠实地陪伴着他们。
卡列宁是他们生活的计时器。在布拉格，它跳到床上向他们问候早安，上午陪特丽莎逛商店。在苏黎世，它也很快建立起了它的老程序和日程式。当他们最后居住到乡村时，发现卡列宁得了癌症。
在卡列宁生病的日子里，特丽莎猛然悟到，联系着她与卡列宁的爱，要比她与托马斯的爱好。人类的男女之爱对于人与狗之间存在的友爱来说，预先就低了一等，后者完全是一种无我的爱。我们总是要从爱人那里得到什么东西，试图改造对方。但对卡列宁，特丽莎一开始就赞同他狗的生活，没有幻想用什么去改造它。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能给其他人一种牧歌式的礼赠，只有动物能这么做，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冲突，有什么怒发冲冠的情景，有什么发展演变。对卡列宁来说，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而人做不到，所以人不幸福。
在这样的描述中，米兰·昆德拉既给了我们一种牧歌式的友爱场景，又借卡列宁这一形象指出了人类的贪得无厌和自私。人与人竟然不能做到人与狗那样和谐，狗对于幸福生活的满足，真要令欲壑无边的人类汗颜。
那么，季羡林先生以情深的笔触写他的咪咪，也不是小题大作。咪咪是一只混种的波斯猫。全身白毛，长得非常逗人喜爱。它特别粘主人，夜里经常睡到季先生的床上。在季先生看书写作时，它一定要跳上书桌，趴在书上或稿纸上。它甚至常跟着季先生散步，因此成为朗润园一景。到了八九岁的时候，它现出了下世的光景。终于有一天，它永远地消失了。据说，猫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到了此时此刻，它们决不呆在家里，让主人看到死猫，感到心烦或悲伤。它们总是逃出去，到一个最僻静、最难找的角落里，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季先生不由想到，哲学家和宗教家们谈生死的文章虽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何如咪咪们这样临终时的所作所为能给人启发呢？它们这样处理生死大事，是何等干净利索，让花花世界的人们不见猫尸，用不着落泪，照样做着花花世界的梦。
人总是觉得自己是万物之灵，聪明才智为万物所不能比拟。然而，一切生命的存在总有其因缘，一切生命的身上也总有能给人类启示的长处——哪怕仅仅是出于它们的本能。卡列宁的幸福观，咪咪的生死观，它们和人类的和谐相处，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呼唤“学术气度”
北师大教授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论语》心得，颇受受众欢迎。但也有论者对于丹说《论语》提出异议，或认为她所讲的不过是《论语》篇章的十分之一，会使人对《论语》的要旨发生误解；或指出她词句解释上的错误；或认为她的解释许多是为了配合所宣讲主题的需要。甚至有人指出她是曲解《论语》。我以为，正常的学术批评从来都是应当提倡并鼓励的，比于丹古典文学底蕴更厚的学人，以吾国之大，当然还大有人在，于丹的理解也会有必须校正的不准确的地方。一切的批评只要是善意的，都应当引起人们包括作者的注意。但批评归批评，讨论归讨论，提出“把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似乎已超出学术批评的范畴，而有了贬低人格之嫌。看来，用更开阔的眼界、更宽阔的心胸来对待学问的不同做法，培养宽宏的学术气度，构建和谐的学术批评，是愈来愈紧迫和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