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滚动新闻之后，我们按原定计划同新闻学院的师生进行交流。交流座谈会在一个大约有二百平方米的电化教育室里举行。没有会标也没有特殊布置，就像上一堂课那么简单朴素。参加交流的除了新闻学院几位教授之外，大部分是来自远东地区的留学生，他们当中有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留美学生，还有我国中央电视台的留学生。
交流是在一种无拘无束、活跃自由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威特克教授致辞之后，我们的团长袁志发先生简单致答辞。然后是自由发言。主要是美国方面学者和进修生提问。美国教授和各国留学生提出的问题，大都是“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中国对台湾政策问题”，还有不少人提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今后是否会变”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很活跃，也敢于提出各种问题。交流进行中，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他们提问，我们回答，成了一个“答记者问”式的新闻发布会了。这次交流是有益的。我们比较清晰地了解到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方知识分子当时在想些什么。
主客双方，有问有答，交流进行两个小时之后，就是“午餐会”。不过，为这个“午餐会”还闹了点小误会。桑娅女士通知我们，到伯克莱大学参加“午餐会”，请自备午饭。我们当时不理解且不以为然。按中国的习惯，既然伯克莱大学请我们作客，怎么要“自备午饭”呢？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翻译再三向我们解释，美国没有公费请客这一项，凡是吃饭都是要自理的。我们当时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只好答应我们出钱由主人经办，才算把事情讲妥。尽管有着这样一点小误会，但我们总算领教了一次美国“AA制”的生活方式。午餐很简单，香肠、面包、咖啡、矿泉水。哪有中国人的“自助餐”那么丰富那么气派呢！不过，这顿饭确实吃得不愉快。
我们在伯克莱大学吃中饭时，威特克教授还征求我们意见。他说：“美国副总统戈尔今天中午在伯克莱大学礼堂演讲，你们是否愿意去听一听戈尔的演讲？”本来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远道而来，适逢机遇，去见一见这位美国副总统的风采也无不可。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团长婉言谢绝这个邀请。在那里吃过午饭之后，就“打道回府”了。在我们路过戈尔演讲的礼堂时，见那时已经人山人海，秩序井然地在听副总统演讲。当然门口也布满了戈尔的保安人员。我们半开玩笑地向车外挥手说：“戈尔，拜拜！”悄然离去，与戈尔失之交臂。我们既没有去听戈尔的讲演，也没有会到我的老朋友陈若曦女士和王文生先生。这次作客伯克莱大学，似乎给我留下些许难以弥补的遗憾。
五、访问《星岛日报》美西版总部
在参观了旧金山的美丽风景之后，在这里进行媒体交流的第一站是访问《星岛日报》美西版经济编辑部。
《星岛日报》是一份在西方世界深有影响的华文报纸，本部设在香港。我国官方和大陆读者对《星岛日报》的倾向并不那么欣赏，还经常对它有些微词。因此国内很少有人看到这张报纸。《星岛日报》美西版，是指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出版的一张报纸，是作为国际性报系的一张“子报”。但是美西版是什么样的报纸？以前我没有看过，更没有很好地研究过。这次到旧金山，特别是亲临报社访问并同他们进行交流之后，才算首次“识荆”。
《星岛日报》美西版总部设在旧金山市南部一个小镇上。离闹市区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我们驱车到达总部大楼时已是下午。作为一张华人办的华文报纸，报社同仁对于祖国新闻界同行的到来，表现出特别的热情。我们的车队在报社大楼前停下，社长刘世添先生、总编辑程怀澄先生和副总经理曹念秀女士，率报社员工已在门前列队迎接，并热情地把我们领进总部办公室。办公室非常简朴，就是一些普通的沙发和软椅子。服务生给我们每人倒上一杯咖啡。在一番礼节性的寒喧之后，三位老总介绍该报情况并解答了代表团提出的若干问题。
刘世添社长首先致欢迎辞。他是位五十岁左右的报人。看上去，他有几分书生意气，但又显得十分精明。他向我们介绍了《星岛日报》的概况时说：《星岛日报》美西版，每天有一百多个版面，其中包括北美6个版、香港9个版。旧金山有编辑部和印刷厂，在美国有9个办事处。每天销量5万多份。湾区有45万华人，平均10个人占有一份报纸。每天版面中百分之六十是广告，每天的版面数量是不同的，多的时候一天118个版，平时大约在70个版左右。新闻部分，湾区和香港各一半，每天分三次印刷。湾区编辑部有22个编辑，平均每人每天做一个版。这种出报方式，同固定版面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多的版面看来，采编人员的工作量都很大，没有地外编辑可以偷懒悠闲。
刘社长还对我们说：在美国湾区共有6份华文报纸，竞争相当激烈。《星岛日报》的员工兢兢业业，做出了自己成绩。报纸的记者采访力求做到“真实第一”。报道的新闻信息要做到符合事实，没有法律纠纷发生。他们的报纸新闻和广告是严格分开的。记者不拉广告。拉广告的是另一部分人，叫做“工商记者”。报纸在刊登广告时，要特别注明：“本版文章内容由客户提供，不代表本报立场。”拉广告的“工商记者”可以得到一部分收入，一般是提成百分之十五。报纸的广告收费不高，头版3500美元，一般版面是2000美元。
刘社长还说：一张报纸能否站得住脚，完全取决于读者的信任程度。《星岛日报》美西版在激烈的竞争中之所以能站住脚，并有所发展，主要是它积极为纳税人说话代言。作为国际性报系的《星岛日报》美西版，在海湾地区生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维护华人的应有权益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在推动华人参政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三蕃市参事会中有三名亚裔参事；在华盛顿州有华裔州长骆家辉。我们的报纸在推动华人参加投票选举，在呼吁华裔选民踊跃投票发挥公民权利等方面，都起了明显的作用。美国是民主社会，只有投票，才能表现自己的力量。去年出现对华人不利的新移民法提案时，我们的报纸和其他传媒，推动华人积极去参加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星岛日报》美西版还赞助许多社会公益活动。为老百姓做了好事，老百姓就会亲近你。报社做的这些公益活动，缩短了报纸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刘社长的一番话讲的虽然是西方社会的“办报之道”，但对我们仍然有一些启发。他的话音刚落，程怀澄总编辑接着讲话。程总编也是一介书生，但看得出他是一个敬业精神很强的人。社长讲完之后，他补充谈到报纸编辑方面的情况。他说：《星岛日报》美西版的社评，也就是相当于中国报纸的社论，对本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过很大影响。前几年本地曾发生过某电台主持人在节目中污辱华人的事件，《星岛日报》从评论入手，刊出一系列文章，对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直至逼迫对方道歉。还有，去年奥运会期间，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鲍勃·考斯塔在节目中对中国不友好，华文媒体起而抗议，本报也发表文章和报道表达华人的愤慨，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星岛日报》美西版在美国湾区成为有威信的一张报纸，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不是偶然的。
刘社长和程总编的谈话，引起我们很大兴趣，大家提了许多问题，他们都作了回答。在他们介绍情况之后，由副总经理曹念秀女士领我们去参观编辑部和印刷厂。编辑部也是平台操作，非常简朴。印刷比较先进，彩色印刷质量精良，经验很值得借鉴。
在这次访问《星岛日报》编辑部之时，我非常意外地见到了一位朋友，曾经在《人民日报》工作过的李力。李力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管文艺报道，同我很熟悉。我们一到，他就上前握手寒喧，对我很热情。刘社长问：“你们为什么那么熟悉？”李力半开玩笑地说：“缪先生以前是我的长官！”刘社长和程总编都会意一笑。李力先生在美国用的笔名叫里迪，现在成了湾区华文报纸的名记者，很受社长信任。当天，我们到访的新闻就是里迪写的。因为他对我比较熟悉，所以该报刊出代表团来访的消息和照片时，除团长标明身份外，特别标出我是“著名文艺评论家”的美称。
我们访问《星岛日报》美西版编辑部，虽然都是中国人，但作为两种制度下的媒体交流，只能说是彼此之间加深了解，在某些方面可以相通，但却很难达到意识形态的契合。
六、旧金山百年老报的启示
美国虽然只有200多年历史，却有不少“百年老报”。《旧金山纪事报》和堪萨斯《星报》，就是历史悠久、很有特色的两张“百年老报”。我们在访问《星岛日报》美西版总部之后，紧接着就是同美国百年老报《旧金山纪事报》进行交流。
我以前对《旧金山纪事报》几乎毫无所知。直到这次到旧金山访问，才知道《旧金山纪事报》是一张资格很老却又充满活力的英文报纸。它是美国十大报之一，每天发行五十万份。通过这次面对面的访谈，才对该报有初步的了解。
《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馆座落在旧金山市一条老街上。我们从下榻的宾馆出发，驱车20分钟进入一条不太宽阔的横街，司机即在街面停车，并说前面的大楼便是《旧金山纪事报》。这座楼房不算高大，但它面对大街，位置十分显要。下车以后翻译领我们向大楼走去。走近大楼即看见有人在门前迎接。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职业女性，可能是报馆的接待员，把我们领上了第四层的编辑部。我们穿过编辑部平台进入会客室。一路过来我发现，这家百年老报楼面和陈设都比较陈旧。但同世界上许多现代大报一样，编辑部也是现代化的平台作业。全部编辑人员都在一间大房间里办公，每个编辑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脑，一部或两部电话。每个工作面都用隔板隔着。编辑部一片繁忙景象。我们到达时已是下午2时，但看见有的编辑还正在边吃面包边接电话，边记录什么。接待员对我们说，有些记者采访刚回来，还没有吃中饭呢！他们忙碌的情景，使我们看到这百年老报呈现出勃勃生机。
不过，也使我们有点意外。在我们看来，走访《旧金山纪事报》是访美期间媒体交流的一项重要日程，但对方却没有把它当成什么事，对于中国新闻代表团的到访似乎显得有点冷淡。我们被领进编辑部旁边一间接待室。这里似乎没有一点“接待外宾”的迹象。没有人在等候，只看见里面有一张长桌子，还是乒乓球桌子，十几把椅子，没有一张沙发。我们坐定，接待员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咖啡。我们正在寻思，今天会有什么人来会见我们？这时一位穿着夹克衫，中等个子，略有一点小胡子的中年人进来。他同团长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叫多伦斯基，报社国际新闻部副主任，受报社社长委托向各位介绍情况。报社社长和总编辑今天特别忙，这几天世界发生了许多在美国和世界都震动很大的事件，社长和总编辑正在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准备撰写社论和调整版面。”由此看来，他们并非对中国新闻同行的到访怠慢，而是“工作为重”。社长、总编辑都忙他们的事，首先要抓好报纸，不重繁文缛节，认为有个国际部负责人介绍情况就可以了。
多伦斯基先生在作了自我介绍之后，便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们整个报社都很忙，压力很大。这几天，世界上的大事特别多。秘鲁出了大事，恐怖分子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压人质；国务卿到比利时访问北约等等。这些都是国际上的大事。我们作为一家大报，对这些国际上的大事都要作出及时的反应。所以总编辑和各部门负责人都很忙。”在他作了上述说明之后，我们对报社的这种安排表示理解。
我们代表团长先说话。他请多伦斯基先生介绍一下《旧金山纪事报》的基本情况。袁团长的这一问话，使多伦斯基感到有点突然。看来他并没有准备什么长篇大论的情况介绍，也没有发给我们介绍情况的相应资料。他想了一想，简单地说了该报的历史和现状。他说：“《旧金山纪事报》成立于1865年，已有130多年的历史，是全美十大报纸之一。现在每天卖出（我注意到他说的是‘卖出’，同我们说的‘发行’不太一样）50万份。”他接着说：“美国报纸同其他行业一样，竞争很激烈，我们旁边有一张《旧金山晚报》，发行量也很大。我们必须同他们竞争，否则也有生存问题。”接着他还简单介绍了报社工作人员状况，他说：“我们全报社有140多位记者，但只有少数在国外跑。驻外记者很少，可是聘了许多‘特约记者’，他们帮助我们提供消息。这样也很方便，使我们有可能及时掌握世界各地的新闻。”他说，聘请“特约记者”是个好办法，可以“少养人，多办事”，这是节约办报纸的一条重要经验。
这次交流也有些交锋。多伦斯基先生问了我们一些敏感问题。他问：“你们大陆将采取什么方法同台湾统一？”又问：“中国的对外政策会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代表团早有准备，团长按照既定的“文本”一一作答。这种回答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所以没有争论，也没有继续往下交谈。多伦斯基在交谈时不时看手表，看来他不怎么耐烦。一个小时交流时间到，他便说：“如果先生们没有别的问题，我请一位小姐陪你们参观编辑部，我要马上赶写一篇评论。”
告别时，我们按照惯例，把准备好的一份礼品送给多伦斯基先生。殊不知，美国没有交换礼品的习惯，他一时显得尴尬，不知该不该收。迟疑了片刻，他还是收下了。多伦斯基先生觉得没有什么回赠也不好，只好叫接待员拿出十几盒铅笔，回赠给我们每人一份。铅笔上印有《旧金山纪事报》字样，我们收下带回来也是一个纪念。我们又一次体验了美国式生活方式和交谊方式。
七、寻访斯诺的踪迹
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对于这位外国新闻界前辈仰慕久矣。不期有幸，在他逝世25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有机会去踏访他的故乡，在那里寻访他青少年时代的踪迹。
斯诺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西海岸的旧金山，离堪萨斯很遥远。我们在结束了旧金山及湾区的访问之后，便乘飞机前往美国中部城市、斯诺的故乡堪萨斯。据说斯诺的青年时代，同三个小伙伴，从堪萨斯出发，花了三个月时间，乘坐一辆福特牌T型敞蓬车，经过热浪滚滚的沙漠，沿着尘埃飞扬的土路，爬过落基山脉，才到达西海岸旧金山。现在我沿着这条路的相反的方向，在飞机上俯瞰白雪皑皑的落基山脉和一条条大峡谷，然后到得克萨斯斯首府达拉斯转机，只花了三个小时的航程，就到了风景如画的堪萨斯。三个月和三小时，真是两个时代之差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