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民主人士关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斗争和辛亥革命的忆述
编者按：近代以来，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众多志士仁人，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为挽救国家危亡，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这种反抗和斗争，在辛亥革命前后尤为突出。这些为拯救民族危亡挺身而出的志士仁人们，亲历了辛亥革命的过程。以下摘编的是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志士仁人后来在有关文章、回忆中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斗争和辛亥革命的一些忆述。这些志士仁人包括：邹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演讲家）、陈天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章士钊（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动家）、陈其瑗（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侨联副主席）、吴玉章（教育家，早期同盟会会员、曾参与策划广州起义、领导四川保路运动）、李西屏（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参加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章裕昆（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发起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参事室副主任）、许德珩（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书城（武昌起义参加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部长）、李六如（早期是同盟会会员、湖北文学社负责人之一、武昌起义参加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党组书记）、江炳灵（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参加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张醁村（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参加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博彦满都（蒙古族，早年参加反清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担任我们党领导的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和内蒙临时参议会参议长）、郭汉章（追随孙中山革命，曾任总统府侍从队队长）、马湘（追随孙中山革命，孙中山卫队长）、李铁夫（画家、追随孙中山革命，曾筹建同盟会纽约分会）、温楚珩（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参加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委员）等等。
内容提要
一、关于辛亥革命前国家危亡的社会境况和革命的必然性
卞仲璠：清末，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及经过对外战争几次的失败，广大的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勾结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下，已经临到了国破家亡的危险。
温楚珩：清代末期，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瓜分危机已迫眉睫。清太后那拉氏虽知其统治政权摇摇欲坠，但她还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对人民之一切希望，都认为是轨外行动，尽力镇压。
萧文：清朝末年，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土豪劣绅依靠官厅势力，横行乡曲，无恶不作。
王维舟：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的初期，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了多次的侵略战争，压迫清政府屡订不平等条约。当时的一般穷苦青年，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深感痛恨；在精神上抑郁苦闷，感到前途的渺茫。
吕中秋：目见清廷腐败，清政不平，莫可言状。欲子孙不受制于清廷，中华民族不沦亡于外国，只有秘密组织团体，进行革命。
陶菊隐：革皇帝的命有杀头充军的危险，但是不革命更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前者还可死中求活，后者只有死路一条。这种看法和心理，在中年人和老年人中间也是相当普遍的。
仇鳌：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八日，我早年在求实书院的同窗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次年五月六日，留日归国的湖南学生姚洪业又在上海投黄浦江自杀。他们不惜牺牲生命来激励国人进行革命，使革命党人深受感动。
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十年间，革命形势已经相当高涨了。从人民方面来说，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从统治者方面来说，也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就倾向于革命；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就力图缓和革命，以便从危机中挽救自己。所以清朝政府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已经不能像戊戌政变前那样顽固了。
高一涵：当时凡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民族大义耿耿在心，无论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而对丧权辱国、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则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
从四面八方汇合成为推翻清廷、恢复中华的革命主流。
邹容：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二、关于救亡图存的斗争和革命义举
陈天华：今日之中国，主权丧失，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其有一线之希望者，则在于进来留学生日多，风气渐开也。使由是而日进不已，人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然而日本各报，则诋为乌合之斥，或嘲或讽，不可言喻。如《朝日新闻》等，则直诋为“放纵卑劣”，其轻我不遗余地矣。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海，为诸君之纪念。
薛锦江：吾辈自命为英雄志士，岂可坐视宗国之复亡，而不为援手耶？抑尽吾才力，竭吾心思，以为四万万人求福耶？
熊克武：（广州起义）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战斗，认为他应该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本领交给别人，这对革命大有好处。但是无论谁劝他，他总是这几句话：“啥子话！我为革命才学制炸弹，现在自己做了炸弹，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有的同志还说：“不少你一个人啊！”他却回答：“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陈其尤：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是整个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以说是后来推翻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的前奏。此次惊天动地、英勇壮烈的起义虽然被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从此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促进了我国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义失败后，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在审讯这次起义攻打总督署被捕的革命党人的时候，看见他们临难不屈、戟指骂贼的革命精神，为之惊惶丧胆。故他在奏报清廷的所谓“广州乱党起事经过情况”的电文中，悲叹“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由此可见，此次起义震撼了清朝的统治。
周兆麟：武昌起义前夕，革命浪潮席卷中南各省，鄂、赣唇齿相依，影响更为巨大，有志之士，大都热情奋发，愿为革命献出自己的力量。
李西屏：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九日，武昌总机关被清军破坏，彭楚藩、刘尧澂、杨洪胜被捕。清总督瑞澂等在督署五福堂提讯时，彭楚藩曰：“清廷入关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下剪发令，兴文字狱，建驻防军，残民以逞。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持‘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之手段，断送我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黄帝子孙，不忍见我民族之沦亡，同伸革命救国大义。尔等若非冥顽不灵，亦当从而反正，共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惟尔等图之。予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予死。”又曰：“革命为余个人天职，不知有同谋也。”刘尧澂因炸伤，面额焦烂，目不能开，骤闻讯声，奋力张眦，目光如炬，慷慨厉声骂曰：“吾矢志推翻清廷，还我河山，复扬州十日之仇，雪嘉定三屠之恨，何为反耶？蠢贼休矣。今不幸为尔执，否则予将杀尔头。夫复何言！请速取予头。”杨洪胜虽未读书，而素闻民族、民权大义，豪侠轻死，骂之曰：“老子革命党，杀便杀，问什么？”
赵昱：当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初，筚路蓝缕，艰苦备尝，即一饭一宿，亦常见拒于人。当此困难之际，华侨中毁家纾难、投笔从戎者，大有人在。革命军兴，华侨捐输，靡役不与；每次举义失败，不为之气馁，反益增国难家仇之感，捐输益形积极。故中山先生缅怀往昔，不禁感慨系之，喟然叹曰：“华侨乃革命之母也！”
三、关于对孙中山、黄兴等辛亥革命领导者的认识
仇鳌：一九一三年九月到一九一六年五月这两年半，我不断受到中山先生的教诲。他的寓所内，四壁图书，琳琅满目，十三经、二十四史、中外政治经济书籍、各种地图，应有尽有。他经常读书，手不释卷；融会贯通，能得要领。中山先生心地光明，待人诚恳，接近党员，和蔼可亲。只要是为了革命，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人人感动，努力奋发。中山先生革命品格感人之深，是我终身所不能忘怀的。
马湘：孙中山先生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家里平日有好几个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过二元。有一次唐绍仪来访，畅谈之下不觉已至中午。先生留他午饭，唐绍仪一边吃一边说：“我大吃惯了。一只肥烧鹅，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里虽只有几个人，每餐菜钱便要十元啊！”
先生每次到广东大学讲演“三民主义”，都是从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府乘坐电船渡江，然后再乘汽车前往。先生说：“往返路程不到五华里，要付出车费十五元，花
费太多了，以后不必用汽车。”从此以后，先生每次到广东大学讲演三民主义，都是率领着副官、卫士等步行前往。
郭汉章：中山先生在大总统任期内，每天接见宾客很多。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位姓萧的盐商，年纪在八十岁以上，特地从扬州专诚到南京来想瞻仰一下大总统的风采。。。我把这位萧老扶将进来，领他到了中山先生面前，对他说：“这就是大总统。”中山先生含笑起立，正准备和他握手，他已放下手杖，跪下去对着大总统恭恭敬敬地行起从前见专制君主的三跪九叩首的旧礼节来。中山先生连忙拉他起来，请他坐下，亲切地和他谈话，最后告诉他：“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萧老问道：“总统若是离职后呢？”中山先生说：“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萧老告辞，中山先生送到办公室门口，吩咐我派人叫部车子拉进总统府来送他回到旅馆里去。这时，这位萧老高兴极了，笑着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李书城：黄克强先生（即黄兴——编者注）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四日，公举黄（兴）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先生以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恐武昌方面有意见，于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乃坚辞大元帅不就。被选为副元帅暂行大元帅职务后，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我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
章士钊：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因而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视天下之人且如是，何况首领？于是吾又敢
论定：人若以克强不服中山相齮龁者，克强有灵，必且惶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裁。
朱赞卿：徐锡麟从日本归国后蓄意仿照“振武”办一个学堂，定名为大通师范学堂。他一意办学，各处奔走，两个月中没有很好地睡觉，两足肿溃流脓也不知道。
徐双韵：一九〇五年冬，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植，为了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勾结日本文部省颁布所谓“清朝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不但禁止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侵犯人身自由。八千多留日中国学生向日政府交涉无效，实行罢课，湘人陈天华悲愤投海，遗书同学们坚持爱国主张。
我在秋瑾殉国前五日，于上海爱国女校中得其绝笔云：“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沈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需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
四、关于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其经验教训
博彦满都：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们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这次革命虽然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毕竟教育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日益发展。
吴玉章：辛亥革命尽管没有把封建主义打倒，但是它已使封建主义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因为它推翻了清朝统治，最后地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从前皇帝自称为天子，如果有人说皇帝是强盗，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做疯子。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是一个被人家看做疯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别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疯子。所以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伟大的胜利。
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消灭封建主义的根基，更没有担当起反对帝国主义的重任。在革命理论、革命组织、革命武装、革命政权这几个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缺乏准备和指导上的错误，都是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人们在经历了这次失败而有了觉悟以后，就要求补课，认为只有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倒，中国才有出路。所以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李六如：偏重军事组织，缺乏政治领导，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仅在群治学生宣言和起义时的作战命令及告全国父老书中，单纯地提出过救亡驱满等一般号召。所以，清帝退位，便认为革命成功了，斗志消逝，组织松懈，甚至同在一条战线的朋友之间，对立不团结，如共进会会长孙武谋杀文学社社员张廷辅，即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子。尤其错误的是，在起义时，盲目地临时推戴仅有军事声望、毫无革命关系的黎元洪为都督，而又不抓住自己的革命领导权。因而黎上台后，敢于起用大批旧军官，靠拢宪政派，依附袁世凯，掉转头来压迫文学社，杀害社员祝制六、滕亚光等及日知会会员宋锡全若干人。这都是文学社武昌首义的失败教训。
江炳灵：革命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以黎元洪为都督。与虎谋皮，未有不失败的。许多同志的被捕和牺牲，正说明当时党人的幼稚无知。这些血的事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而犯这个错误主要是我们缺乏历史知识。
王维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的觉悟，因而它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革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没有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完成彻底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任务，而使辛亥革命遭受了失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人民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会胜利。
正 文
一、关于辛亥革命前国家危亡的社会境况和革命的必然性
清末，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及经过对外战争几次的失败，广大的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勾结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下，已经临到了国破家亡的危险。
——卞仲璠《〈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烈士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6页
清代末期，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瓜分危机已迫眉睫，于是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运动。清太后那拉氏虽知其统治政权摇摇欲坠，但她还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对人民之一切希望，都认为是轨外行动，尽力镇压。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0页
自废科举设学堂之后，青年学生进身的道路由科举转到学堂，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则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史。他们看到清廷腐败，国势危急，瓜分惨祸，迫在眉睫，非变法不能图存，非科学不能救国，因而都迫不及待地走出私塾，进入学堂，弃八股，废策论而学西方科学，想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找到富国强兵之道。当时凡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民族大义耿耿在心，无论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而对丧权辱国、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则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从四面八方汇合成为推翻清廷、恢复中华的革命主流。
——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1～432页
目见清廷腐败，清政不平，莫可言状。欲汉族子孙不受制于清廷，中华民族不沦亡于外国，只有秘密组织团体，进行革命。
——吕中秋《辛亥回忆一则》，《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
早在革命前的几年，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已经日益澎湃汹涌，青年学生大多为民族主义思想所陶醉，都不安心读书。大家认为，我们处在清政府的暴力统治下已有二百余年，今后还要受到洋人的更凶恶的统治，这种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大家知道，革皇帝的命有杀头充军的危险，但是不革命更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前者还可
死中求活，后者只有死路一条。这种看法和心理，在中年人和老年人中间也是相当普遍的。
——陶菊隐《长沙响应起义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页
清朝末年，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土豪劣绅依靠官厅势力，横行乡曲，无恶不作。豪绅家中竟设有司爷，设有听候问话的座位，甚至公开设置专为受贿接赃用的库房和储藏室，俨然一个小朝廷，其罪恶不亚于官吏。
当时潮州鼠疫流行，清政府任其蔓延，死鼠满街，无人清除。每日清晨，棺材堆满城内各门，等候开城门出城埋葬。由于疫尸未能迅速掩埋，疫势蔓延更烈。
由于农村破产，商业衰退，人民失业日众，纷纷出走南洋谋生。赤贫者更被迫当“猪仔”出卖，任人宰割。
在天灾人祸交迫之下，人心日益倾向革命。如当时《岭东日报》曾登出梅县两首山歌：1.“犯法唔（不）怕犯上天，皇帝妹子（女儿）崖（我）敢连（恋）；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监恰似廖（游）花园。”2.“入山见个藤缠树，出山见个树缠藤；藤死树生缠到死，树死藤生死也缠。”这两首山歌，多少反映了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气概，很受当时群众的欢迎，几乎人人能传诵。
——萧文《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复和革命家在长汀的失败》，《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8～369页
在甲午（一八九四年）之役以后，眼看着我们偌大的国家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贵州忧时之士都感到清廷的腐败无能，大家都有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和自己如何学习才能对国家贡献一分力量的思想。
——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9页
清政府在那拉氏“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政策下，签订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就中与云南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允许法帝国主义修筑滇越铁路和开发七府矿产两事。滇越铁路滇段，原系经过蒙自、建水、通海、新兴以至昆明。继经各属人民一致坚决反对，法帝惮于各属民气的激昂，才改修今线。而开发七府矿产，法国正与清吏勾结，积极的进行着。六月间，街头巷尾出现《告云南同胞血泪书》，历叙清廷贪污无能丧权辱国的种种罪恶，和七府矿产关系云南人民生死存亡，以及呼吁大家群起反对等等，语极沉痛悲壮。一二日间，全市为之轰动。随即自发地鸣锣聚众，就厅议事会议场开国民大会，到会的人非常踊跃。
——张若谷《辛亥革命前后的个旧》，《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6页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的教士侵入叙永，建立教堂。其时在叙永传教的有天主、福音两教。。。狡黠之徒凭借洋人势力，仗恃教会保护，遂在地方上包揽词讼，侵夺财产，霸占田地，虐待善良，真是无恶不作。更由于官怕洋人，凡教民与善良人民有涉讼事情，教民都占胜利，良民含冤莫伸。
——李铁夫《同盟会在叙永县活动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246页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的初期，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了多次的侵略战争，压迫清政府屡订不平等条约。当时的一般穷苦青年，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深感痛恨；在精神上抑郁苦闷，感到前途的渺茫。。。一九一一年，清廷悍然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将粤汉、川汉两铁路拍卖给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以后，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四川的保路斗争，从此便进入了新的高潮。
——王维舟《回忆辛亥革命川东绥定、东乡地区光复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5～186页
日俄在我东三省境内开战，清廷不能保卫国土，任凭外人宰割。我们对于清廷压迫汉人，害怕洋人，愤恨达到极点，尽力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八日，我早年在求实书院的同窗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次年五月六日，留日归国的湖南学生姚洪业又在上海投黄浦江自杀。他们不惜牺牲生命来激励国人进行革命，使革命党人深受感动。陈天华遗体由日本运沪后，湖南旅沪人士派人将陈、姚两柩送回长沙。禹之谟、彭枚生和我提议公葬于岳麓山，借以垂之永久。官厅不予同意，但也未明白禁止。我们决定在七月十一日举行公葬，事先并发表宣言。届时由唯一学校和民立一中为首，发动学生及其他各界并少数外宾共约数万余人，结队护送陈、姚二柩于岳麓山顶；沿途高唱哀歌，队伍绵延十余里，学生身穿白色制服，一篇缟素。公葬仪式举行时，禹之谟当众演说，万众振奋，民气大为伸张。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37～438、440页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十年间，革命形势已经相当高涨了。从人民方面来说，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从统治者方面来说，也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就倾向于革命；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就力图缓和革命，以便从危机中挽救自己。所以清朝政府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已经不能像戊戌政变前那样顽固了。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2页
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邹容《革命军》，《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辛亥革命），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页
二、关于志士仁人救亡图存的宣传和革命义举
今日之中国，主权丧失，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其有一线之希望者，则在于近来留学生日多，风气渐开也。使由是而日进不已，人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即十年二十年之后，未始不可转危为安。。。近该国文部省有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固不待言。鄙人内顾团体之实情，不敢轻于发难，继同学诸君倡为停课，鄙人闻之，恐事体愈致重大，颇不赞成，既然已如此矣，则宜全体一致，始终贯彻，万不可互相参差，贻日人以口实。幸而各校同心，八千余人，不谋而合，此诚出于鄙人预料想之外，且惊且惧。惊者何？惊吾同人果有此团体也。惧者何？惧不能持久也。然而日本各报，则诋为乌合之斥，或嘲或讽，不可言喻。如《朝日新闻》等，则直诋为“放纵卑劣”，其轻我不遗余地矣。。。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海，为诸君之纪念。
——陈天华《绝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53～154页
中国者，吾黄帝子孙之国，非白种之国也。土地者，吾国人之土地，非满洲之土地也。然而今日之中国，为白种之国矣；今日之土地，为满洲之土地矣。阻国民之事业，夺国民之权利，以快一人之私欲，呜呼，吾同胞何不幸至于此极耶？窃为之痛心焉。吾等同为国家人民，各有救国之职，各有复我权利之本分，安可互相推诿，以我生长之国，膏腴之土，拱手让诸外人耶？。。往者不可悔，来者犹可追。吾辈自命为英雄志士，岂可坐视宗国之复亡，而不为援手耶？抑尽吾才力，竭吾心思，以为四万万人求福耶？。。吾愿诸君，各用才力，以百折不回之气，而谋国事，则中国之兴，可翘足而待也。
——薛锦江《二十世纪之中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28～529页
自乙未到庚戌（一九〇五——一九一〇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已失败九次，而各省单独策动的地方举义，不下数十次之多，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从这些不断的血的教训中，同志们逐渐意识到：这种此起彼伏、各不相谋的军事行动，力量分散，不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反而牺牲了不少的优秀同志，消耗了革命的实力，实非善策。东京同盟会总部和各省支部更进而主张，集中全党力量，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一举而颠覆清朝政府。于是孙中山先生电约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各地代表，会议于南洋槟榔屿，决定在广州大举。。。
（一九一一年）三月十日开“发难会议”，议决三月十五日举事，旋以款械不能如期到达，改为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于三月二十五日到省，设立指挥部，进行作战布置。二十七日，两广总督张鸣岐调回巡防二营驻扎城外，胡毅生（负责购买和运送枪械的储备课课长）、陈炯明认为敌有戒备，应该慎重从事，坚主缓期。黄兴无可如何，下令除负责的基干外，其余“选锋”约三百人全部撤回港九。同志们闻讯，均甚愤慨。喻培伦、林时爽即往见黄兴，痛陈利害说：“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的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于今中途缓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个大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的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喻培伦且坚决表示：“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黄兴听了大为激动，决定集合同志数十人，杀张鸣岐以谢国人。
——熊克武《广州起义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0，133～134页
（广州起义）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战斗，认为他应该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本领交给别人，这对革命大有好处。但是无论谁劝他，他总是这几句
话：“啥子话！我为革命才学制炸弹，现在自己做了炸弹，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有的同志还说：“不少你一个人啊！”他却回答：“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的确，论抛炸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他比谁都高一着。既然大家怎样也说服不了他，只好依他了。
我们正在准备时，忽然听到枪声响了。同志们一手拿短枪，一手拿大刀，炸弹装满了口袋，有的人脖子上还挂一筐子，飞步前进。喻培伦只用了两颗炸弹，就把督署后墙炸开了一个大洞口。但懋辛首先冲进去，右臂中了一枪，但还是随着大家蜂拥而入。枪子与炸弹齐飞，杀得警卫清兵四散逃命。我们一直打到前门，黄兴的大队不见了，我们就和还没有走的广东同志数十人合为一队，直奔督练公所。
当我们一队行进到莲塘街北口，即与水师发生遭遇战。我们即分散于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阻击敌人。负伤的和不会开枪的就搬送炸弹，或代装子弹。喻培伦一个人攀登屋檐，等清军冲过来时，就猛投炸弹，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敌死伤不少，再也不敢凶了。
——熊克武《广州起义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4～135页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之役，七十二烈士殉难（实际不止此数，后经陆续查明补入史册的尚有多人），合葬于黄花岗，故亦称黄花岗之役。兹役是整个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以说是后来推翻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的前奏。此次惊天动地、英勇壮烈的起义虽然被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从此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促进了我国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义失败后，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在审讯这次起义攻打总督署被捕的革命党人的时候，看见他们临难不屈、戟指骂贼的革命精神，为之惊惶丧胆。故他在奏报清廷的所谓“广州乱党起事经过情况”的电文中，悲叹“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由此可见，此次起义震撼了清朝的统治。
——陈其尤《黄花岗起义与炸毙凤山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15页
武昌起义前夕。。革命浪潮席卷中南各省，鄂、赣唇齿相依，影响更为巨大，有志之士，大都热情奋发，愿为革命献出自己的力量。
——周兆麟《辛亥南昌起义之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2页
辛亥八月十八日（十月九日）上午八时许，孙武因装炸弹失慎受伤，刘公即以衣蒙孙面，舁往同仁医院。将下楼，适印捕至，初以为实系病人，未介意；迨登楼，见室内烟雾弥漫，破片满地，始悉为炸弹酿事；再查室内，尚存有炸弹及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物；归告捕房，派员察看；知系革命党谋举事，乃电巡警道齐耀珊，一面派警缉捕，一面报告鄂督瑞澂。于是武汉三镇侦骑四出，大事搜捕，顿呈恐怖状态。。。
孙武装弹失慎爆炸，邢伯谦以其事来告，刘复基即诘蒋翊武曰：“时势至此，设再悠忽，恐为清吏所乘；况军中革命同志，已达十之八九，武汉三镇不难一举而得。既取武汉，各省则传檄定之。”翊武惊曰：“将若何？”复基曰：“革命当流血，予辈起为先导，何尝不可，焉用迟延？”翊武指炸弹箱谓曰：“炸弹制就否？”旋又问：“地图若何，方略已定否？”复基曰：“炸弹造就者，已分发各营；其存置者，尚未装底管。”乃以箧内地图及方略出示，翊武阅竟称善。遂以总指挥名义，草命令一道，指派专员分送各标，约于是晚大举。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642～643页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九日，武昌总机关被清军破坏，彭楚藩、刘尧澂、杨洪胜被捕。）清总督瑞澂、督练公所总办铁忠、汉阳知府双寿、武昌知府陈树屏等在督署五福堂提讯。首问彭楚藩，故语之曰：“汝本宪兵，非革命党。吾命汝侦察革命党者。”楚藩叱之，索笔书供，词曰：“奴才等休得胡言！予乃大汉黄帝子孙，立志复仇，誓不与清廷共戴天。予非革命党，谁为革命党？尔等焉能命我哉？”又云：“清廷入关
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下剪发令，兴文字狱，建驻防军，残民以逞。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持‘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之手段，断送我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黄帝子孙，不忍见我民族之沦亡，同伸革命救国大义。尔等若非冥顽不灵，亦当从而反正，共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惟尔等图之。予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予死。”瑞澂等相顾失色，复讯同谋者何人？彭曰：“革命为余个人天职，不知有同谋也。”次问刘尧澂何故造反？尧澂因炸伤，面额焦烂，目不能开，骤闻讯声，奋力张眦，目光如炬，慷慨厉声骂曰：“蠢贼，岂不知汉贼不两立耶？吾矢志推翻清廷，还我河山，复扬州十日之仇，雪嘉定三屠之恨，何为反耶？蠢贼休矣。今不幸为尔执，否则予将杀尔头，夷尔族类矣。夫复何言！请速取予头。”复次问杨洪胜。洪胜坚决革命，虽未读书，而素闻民族、民权大义，豪侠轻死，骂之曰：“老子革命党，杀便杀，问什么？除了旗人皆吾党。”于是拷掠楚毒，卒不吐一主名。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28页
（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八月十八）的上午，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的时候，不慎失事，孙武头部受伤，机关遭到破坏，所有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均被搜去。因为起义计划暴露，怕迟延遭到损失，蒋翊武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紧急命令，决定当天午夜起义。这一命令还没有完全传达下去，武昌小朝街的起义总部和其他许多机关，都又遭到破坏，起义的领导人员大批被捕，蒋翊武乘机逃走。这天晚上，瑞澂一方面残酷地杀害了被捕的起义领袖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一方面紧闭城门，封锁营门，根据所获名册到处搜索起义分子，弄得满城风雨，空气十分紧张。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不但革命分子人人自危，就是与革命党人稍微接近的人，也都惴惴不安，大家都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斗争。
十月十日（八月十九），瑞澂根据名册继续大索革命党人，并扬言要把革命党人斩草除根。这样一来，武汉三镇完全陷入恐怖的气氛中。至此，新军中的一些革命分子便决心起来反抗，以图死里求生。当晚七时，住在武昌城内的新军第八镇工程
第八营后队，其中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正欲行动，被排长陶启胜发觉。陶命左右绑金，金大呼“同志动手”，全队士兵齐声响应。反动军官或被击毙，或闻风逃走。起义士兵四十余人，在熊秉坤的率领下，一直向楚望台军械局进攻。当夜在楚望台防守的工程营左队士兵，也纷纷起来响应起义，于是军械局遂被起义军占领。这时武昌城各处革命党人听见枪声，也纷纷起义，并不断奔赴楚望台。。。至十一日上午，武昌遂为起义军完全占领。
——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1～102页
武汉首义，各省陆续响应，海外人心大为振奋。虽筹饷局（孙中山等人在美国设立的为革命活动募集资金的组织——编者注）已告结束，但各处洪门弟兄及同盟会会员仍努力捐输，影响各界华侨，亦纷纷输将。有一人捐几百元者，有一人捐几千元者，甚至一人捐几万元者。所捐款项有汇至南京总统府者，有汇至上海军政府者，亦有汇至福建军政府者，有汇广东军政府者。是次海外各地华侨，万众一心，争相捐输，空前踊跃。
当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初，筚路蓝缕，艰苦备尝，即一饭一宿，亦常见拒于人。当此困难之际，华侨中毁家纾难、投笔从戎者，大有人在。革命军兴，华侨捐输，靡役不与；每次举义失败，不为之气馁，反益增国难家仇之感，捐输益形积极。故中山先生缅怀往昔，不禁感慨系之，喟然叹曰：“华侨乃革命之母也！”
——赵昱《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1～82页
为同盟会总部的革命事业募集款项，是海外各地支部重要工作之一，吉隆坡支部也以此列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只要总部来一个电报要钱，会员们立即踊跃自动认捐。如果数目不大，就由同志们自己分担，一般都能在数天内把款项凑足汇出。会员中有一位黄扬同志，原是工人出身，由于勤俭刻苦，有些积蓄。有一次总部要筹一笔较大的款子，他便慷慨认捐一万元。可是他没有这么多的现款，便拿着自己
住的房屋契据去找当地的一个华侨大资本家某人，向他抵押一万元。
——陈其瑗《辛亥前后彭泽民先生和吉隆坡华侨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94页
大约是辛亥年旧历十月间，邹鲁、高剑父等也发起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从港、澳回到广州的女同志，由于工作迟迟没有安排，情绪已十分疲塌，有些人失望之余已自动回家，剩下来的听说北伐，又振奋起来。。。出发前，全队经过短期集训，每天到东校场练习兵操、骑术和射击，个个戎装赳赳，被群众称为“今之木兰从军”。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也由于她们都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或封建家庭，参加同盟会后又没有得到较多的教育与帮助，政治觉悟不高，卫生医护常识也不够，真正上前线也是作用不大的。但就政治意义上说来，数千年来在封建制度和重男轻女思想习俗压迫下的中国妇女，通过辛亥革命，第一次组成了女子队伍，打起反封建、反男尊女卑的旗帜，用行动向古老中国社会示威抗议，她们不失为在曲折的历史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一群先驱者。
——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8～319页
辛亥年，四川人民为了反对清朝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在五月（旧历四月）掀起了群众性的保路运动，到了九月七日赵尔丰大肆屠杀成都和平请愿人民后，群众愤极，奔走相告。党人龙鸣剑等在成都南门外农事实验所裁木板为小条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等字，于是夜分投江中，时值秋泛，消息很快就传遍各州县。一时全川沸腾，各地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汹涌澎湃地向成都大举进军。
全川人民的武装斗争，不到四个月时间，彻底摧毁了清王朝在四川的封建统治。
——张汶杰、张惠昌《记辛亥四川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5、128页
三、关于对孙中山、黄兴等辛亥革命领导者的认识
我是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民报》周年纪念会上，始见到中山先生，听到他的演说；以后他往南洋，直到辛亥年归国，才又见面。一九一二年上半年，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听了他多次关于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讲演。一九一三年九月到一九一六年五月这两年半在日本的长时期内，更不断受到中山先生的教诲。他的寓所内，四壁图书，琳琅满目，十三经、二十四史、中外政治经济书籍、各种地图，应有尽有。他经常读书，手不释卷；融会贯通，能得要领。中山先生心地光明，待人诚恳，接近党员，和蔼可亲。只要是为了革命，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人人感动，努力奋发。中山先生革命品格感人之深，是我终身所不能忘怀的。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55页
1912年10月29日孙中山先生到九江，出席各界欢迎会。我以革命一分子身份参加。中山先生着重讲述筹划兴建铁路的问题。他表示立志在十年内修筑十万公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当他演说时，有人问他这次回国带回来多少钱？他说，我回国之初，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也曾说过，我不名一文，所带回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要以革命精神兴建铁路。。。时间过去七十年了，中山先生的讲话和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德珩《我的回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人民日报》1981年10月6日
我第一次得见孙中山先生，是在美国的巴索。。。一九〇九年，中山先生来巴索从事革命活动，受到当地大部分华侨尤其是致公堂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在由当地华侨领袖和致公堂首领召集的华侨大会上发表演说，把清朝入关压迫残害汉人的史实以及种种昏庸腐败的情况对到会群众作了详尽的叙述，并指出我们中国眼见就要被列强瓜分共管，全体同胞必须立刻起来推翻清朝，才能挽救危亡。这次演说足
足讲了三个多钟头，言下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听讲的人个个都非常感动，我也激动得流下泪来，恨不得立即回国去和清政府拼个死活。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59页
（孙中山）先生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家里平日有好几个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过二元。有一次唐绍仪来访，畅谈之下不觉已至中午。先生留他午饭，吩咐我去趣乐居买了一只卤水肥鸡来待客。唐绍仪很快就把鸡吃完，还以为尚有其他肴馔。中山先生见他还在等待上菜，便说：“简慢得很，没有什么好的菜款待。”又问我说：“马湘，还有什么菜？”我答道：“厨房里只有咸鱼。”先生便命拿上来。唐绍仪一边用咸鱼下饭，一边说：“我大吃惯了。一只肥烧鹅，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里虽只有几个人，每餐菜钱便要十元啊！”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64页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每星期都到广东大学讲演“三民主义”。有一次刚到北岸步出码头时，见一妇人坐在堤边哭得很苦，大家都没有理会她。先生走上前去，看到这个妇人抱着一个面黄肌瘦、大约有四五岁的小孩，衣服也破烂得很。先生问她为什么哭得这样凄苦。妇人说：“孩子病了十多二十天，没有钱医治，看看将近要死了，叫我怎不伤心？”说完又痛哭起来。先生伸手替她的病孩诊了诊脉，对妇人说：“你不要哭！小孩的病虽然重了一些，但脉搏、呼吸都还好，不会死的。”说完命我用电话告知广东大学医科附属第一医院，请他们派十字车把这妇人和病孩载往留医。他吩咐完毕，才到广东大学去讲演。
先生每次到广东大学讲演“三民主义”，都是从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府乘坐电船渡江，然后再乘汽车前往。同行的人有秘书黄昌谷和副官卫士等十多人，需用汽车三部。有一次先生回到大元帅府，吩咐副官把庶务请来，问他每次到广东大学讲演，往返的汽车费多少。庶务回说：“每往返一次，三部汽车共计要一十五元。”先生说：
“往返路程不到五华里，要付出车费十五元，花费太多了，以后不必用汽车。”从此以后，先生每次到广东大学讲演“三民主义”，都是率领着副官、卫士等步行前往。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00页
中山先生在大总统任期内，每天接见宾客很多。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位姓萧的盐商，年纪在八十岁以上，特地从扬州专程到南京来想瞻仰一下大总统的风采。他走进府门，正在向传达室苦苦哀求，刚好我走过去，就向传达员了解情况。传达员对我说：“我问他有什么公事要见大总统，他说没有什么公事，只想看看民主气象。我又问他有没有什么意见书提出，他说也没有。大总统公事忙得很，哪有工夫接见他呢？可是他还不肯走。”我看他八十多岁，又是从外地专程来的，就对他说：“你等一等，我去给你报告一下。”我便进去向中山先生报告。中山先生说：“好，你请他进来，我很愿意接见他。”我当即把这位萧老扶将进来，领他到了中山先生面前，对他说：“这就是大总统。”中山先生含笑起立，正准备和他握手，他已放下手杖，跪下去对着大总统恭恭敬敬地行起从前见专制君主的三跪九叩首的旧礼节来。中山先生连忙拉他起来，请他坐下，亲切地和他谈话，最后告诉他：“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萧老问道：“总统若是离职后呢？”中山先生说：“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萧老告辞，中山先生送到办公室门口，吩咐我派人叫部车子拉进总统府来送他回到旅馆里去。这时，这位萧老高兴极了，笑着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4页
黄克强先生（即黄兴——编者注）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他曾说，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下定决心从事排满
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黄先生回湖南，同教育家胡子靖办明德学堂，培养革命青年，同时创办华兴会，准备起义。一九〇五年黄先生在湖南起义失败，前赴上海，再到东京。适孙中山先生也来东京，他们会面之后，认为各方革命团体须统一组织起来，才能步调一致，力量雄厚，遂结合留日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孙中山先生不常在日本，自日政府禁止孙先生入境以后，同盟会总理职务即由黄先生代理。。。黄先生在日本同孙中山先生组织了同盟会，又将同盟会中的陆军学生组织成更严密的丈夫团以后，乃秘密回内地，亲率革命同志，在广西的钦、廉、镇南关和云南的河口等处发动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最后，他在广州集合各省最坚贞勇敢的同盟会会员八百多人，组织敢死队，于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攻打督署，结果又失败了，这就是有名的黄花岗之役。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壮烈牺牲的精神震动了全国。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辛亥革命），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441页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四日，公举黄（兴）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先生以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恐武昌方面有意见，于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乃坚辞大元帅不就。各省代表复于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开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先生为副元帅，并以副元帅暂行大元帅职务。黄先生本拟早日起程赴南京就职，并已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到南京后军政费的开支。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我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深为佩服。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辛亥革命），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446～447页
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指黄兴——编者注）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因而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视天下之人且如是，何况首领？于是吾又敢论定：人若以克强不服中山相齮龁者，克强有灵，必且惶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裁。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9页
蔡公（指蔡锷——编者注）到滇，趋访唐继尧，减免寒暄数语，即慷慨对唐曰：“我已到此，只有两个办法，不是你从我，便是我从你。如果要我从你，你可将我头断下送交袁世凯，你可得一个公爵或一个亲王头衔。如你能从我，我两人一个坐镇滇中，一个率师入川作战。两事任你择其一可也。”。。次日开大会讨论此事，滇中各级军官，大多数赞成蔡公主张，有人谓：“如唐有异心，即以手枪对待。”唐见势不佳，表示自愿坐镇滇中，由蔡率师入川。乃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电宣布独立，反对洪宪帝制，举蔡公为护国军总司令。
——雷飚《蔡松坡先生事略》，《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6页
（徐）锡麟鉴于甲午以后国势日蹙，赴日求入联队，不许，投考振武学校，又因目短视，未录取。归国后蓄意仿照“振武”办一个学堂，定名为大通师范学堂。他邀集同志，筹集经费，订定章程，呈请立案，并拨到山会豫仓为校舍。到了房屋修竣，校具齐备，教师聘定，登报招生，开学典礼告成的那一天，他想洗足了，不料皮鞋已不能脱下，因为他一意办学，各处奔走，两个月中没有很好地睡觉，两足肿溃流脓也不知道。
——朱赞卿《大通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3页
一九〇五年冬，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植，为了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勾结日本文部省颁布所谓“清朝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不但禁止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侵犯人身自由。八千多留日中国学生向日政府交涉无效，实行罢课，湘人陈天华悲愤投海，遗书同学们坚持爱国主张。全体留日同学，十分愤慨，在浙江同乡会集会。这时，同学们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忍辱力学，一部分主张回国实行革命。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0页
光复会丁未年（一九〇七年）起义，原定的计划是：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各地同时发动，分路攻取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和浙江各省要地；安庆方面由徐锡麟主持，绍兴方面由秋瑾主持。。。六月四日，程毅和秋瑾一同被捕。六日，秋瑾在轩亭口被害。。。
秋瑾被杀，杭州方面人心很愤激；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杭州白话报》登载了一幅插画，画面是波涛滚滚的浪潮，当中有一只鼓足了风帆的航船，上头题诗两句：“秋雨秋风天欲黑，张帆暗送浙江潮”。“秋雨秋风”是秋瑾供词中语；“张帆”是指当时浙江巡抚张曾扬（张号筱帆）。
——周亚卫《光复会见闻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29页
秋瑾拘在卧龙山女狱内，未几被（绍兴知府）贵福提去审问，百问不答。最后
讯以朋友姓名，就答：“你也常到大通（师范学堂），并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地球’对联，同在大通拍过照相。”贵福遂不敢再问。次日交山阴知县李钟岳审问，秋只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别无他语。贵福以李钟岳不肯逼供，势难深文周讷，逮捕党人，乃改派幕友余某严讯。秋瑾只说“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的豪语，咬牙闭目，忍受酷刑。余某得不到革命秘密，只得用伪造供词，强捺指印结案。秋瑾乃于是日（一九〇七年年七月十五日）上午四点钟在轩亭口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了，时年三十三岁。
我在秋侠殉国前五日，于上海爱国女校中得自会稽发来绝笔云：“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沈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需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
——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7～218页
四、关于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其经验教训
武昌首义，举国响应，清帝退位，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被压迫的各族人民无不额手称庆。。。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们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这次革命虽然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毕竟教育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日益发展。
——博彦满都《辛亥革命时期的内蒙古》，《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5～426页
辛亥革命尽管没有把封建主义打倒，但是它已使封建主义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因为它推翻了清朝统治，最后地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专制制度曾经在很长的时期中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封建主义得以继续存在的条件，君主专制的无上尊严，实质上就是封建主义的无上尊严，它不容许对于封建主义的任何触犯，早已
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因此这个障碍的破除，就使民主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从前皇帝自称为天子，如果有人说皇帝是强盗，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做疯子。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是一个被人家看做疯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别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疯子。袁世凯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想做皇帝的人，张勋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想拥护别人做皇帝的人，他们都有武力做后盾，当初何尝不自认为有把握？可是一到要成大事的时候，马上就发现原来拥护他们的人只有身边的几个奴仆，或者某些同他们一样可笑的梦游人。
所以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伟大的胜利。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6页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消灭封建主义的根基，更没有担当起反对帝国主义的重任。辛亥革命的失败，使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人们在经历了这次失败而有了觉悟以后，就要求补课，认为只有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倒，中国才有出路。但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寻求新的革命理论和新的革命途径。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产阶级已经逐渐成长和壮大起来，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的胜利，也使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因为人民在经过了这样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后，精神上和思想上获得了相当大的解放，敢于提出辛亥革命以前不敢提出的问题，并且比较容易地接受新的革命理论。所以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27页
辛亥革命所激起的广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由于缺乏领导，并没有深入地开展下去。中国资产阶级本身既很软弱，又不敢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因此，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面前，除了退却和妥协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8～119页
辛亥革命初起时，每一个参加革命的人，都有同等的发言权，而且群众的意见，都是被尊重的。他们的领袖，如蒋翊武、孙武等人，都是从群众中被推选出来的，局面很好。起义之后，在这个好局面推动鼓舞下，就应该更有作为，使一般人都感觉到气象的清新，留下永世不能忘记的印象。当时的学生军都是些感受力极强的青年人，而且还算是亲身参加到革命中去了，就更有所感受。我曾经访问了几个当时的同学，特别请他们谈一谈当时对于革命有些什么观感一直留到了今天，异口同声说答不出什么来。我自己也真是说不出什么。当然，辛亥革命之后，如在称呼上，将大人、老爷去掉了；打官司不必下跪了；也不再打屁股了；还有把辫子剪掉了等等，但这些变革不牵涉到整个旧社会的旧秩序。在革命军内部，地主力量也占有优势。共进会所定宗旨，一如同盟会，惟“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这“地”与“人”一字之改，却改得使我们知道，领导湖北革命的组织内部，乃至同盟会的内部，地主力量是很大的。
——刘林模《守卫武昌的学生军》，《辛亥革命回忆录》（七），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1页
随着政局的转变，湖南政界抢饭碗、争位置的丑剧不断发生。首先是同盟会与立宪派之争。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谭延闿以立宪派首领而兼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他在立宪派与国民党之间，南北势力之间，新旧派别之间，政客与军人之间，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采取了面面敷衍的态度，因此有“八面玲珑”之称。其次是路界之争。湖南划分为中、西、南三路是从前清科举时期开始的，目的在于按地区分配科举名额。科举制度废止后，改为按地区分配留学生的名额。革命后，各路人士又力争按地区分配政治用人的名额。例如省议会有正副议长三人，必须中、西、南三路各居其一，民政长以下各司司长人选，也必须三路平均分配。党派之争再加上区域之争，把湖南政界闹得乌烟瘴气，因此湖南人民对革命产生了悲观失望的心理，后来“二次革命”时期，湖南人民认为又是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权
利之争，而不再支持国民党了。
——陶菊隐《长沙响应起义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9页
同盟会对政治工作也没有抓紧，加上光复的胜利又是那么出于意料地轻易取得的，因而大家都滋长了骄气。一些同盟会的领导干部也飘飘然起来，脱离群众，甚至威风十足。最突出的事是（广州参加起义的民军向省城）出发前强迫封用民船，见船就拉，一共封了十多艘，但又嫌民船太慢，便四处找小汽轮作拖带。我们队中被称为“三都督”的刘兆槐，乘着几分酒意，带领武装民军沿河面追封过往的小汽船，遇到不接受任务的小汽船，就鸣枪射击。一时河面呼救之声不绝，汽船上的一些人害怕得跪在甲板上向民军哀求饶命。结果一批小汽船被迫充当了民船的拖带。这一幕粗暴横霸的封船插曲，在群众中留下很坏的印象。
——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7页
偏重军事组织，缺乏政治领导，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仅在群治学生宣言和起义时的作战命令及告全国父老书中，单纯地提出过救亡驱满等一般号召。所以，清帝退位，便认为革命成功了，斗志消逝，组织松懈，甚至同在一条战线的朋友之间，对立不团结，如共进会会长孙武谋杀文学社社员张廷辅，即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子。尤其错误的是，在起义时，盲目地临时推戴仅有军事声望、毫无革命关系的黎元洪为都督，而又不抓住自己的革命领导权。因而黎上台后，敢于起用大批旧军官，靠拢宪政派，依附袁世凯，掉转头来压迫文学社，杀害社员祝制六、滕亚光等及日知会会员宋锡全若干人。这都是文学社武昌首义的失败教训。
——李六如《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序》，《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616～617页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与封建势力始终不能一刀两断，总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他们本身的革命动机就是不纯，他们是为我，而不是为人民，所以敌我不分，而且为了争权夺利，不惜残杀。例如陈兆棠在惠州和潮州知府任内，办理所谓清乡，曾残杀无数群众，满手血腥。但陈被拿获后，邹鲁即首先来电请求将其释放。即此一例，可概其余。
——张醁村《潮汕光复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页
革命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以黎元洪为都督。与虎谋皮，未有不失败的。许多同志的被捕和牺牲，正说明当时党人的幼稚无知。这些血的事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而犯这个错误主要是我们缺乏历史知识。
辛亥以前，因为清朝的奴役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普遍地燃起了人民愤怒的火焰。湖北各地，有许多革命团体都在进行活动。早一点的有日知会。。。以后主要的是共进会和文学社，二者均以军队士兵为活动对象。。。
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以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为思想指导，尤其注重“驱除鞑虏”四字。共进会的宗旨，就是共同对付清朝。同盟会不断地派人指导共进会，供给宣传品，但其革命理论不易使人了解，一般地说，人们只知反清革命而已。
——江炳灵《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革命派太没有力量了。他们盼望革命早日成功，凡是拥护共和的人，他们都愿意同他合作。在共和名义下发生的争夺权力的事件，只要夺得权力的人仍旧表示拥护共和，哪怕他有残杀革命分子的血债，也没有人去追究他。他们对于共和制度的信心很高，以为有了它就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地位，同时他们也看不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自己同其他拥护共和的人有什么区别，所以他们在各党各派纷纷活动的状况下反而拿不出什么积极的办法来加强本身的力量。
可是立宪派就和革命派不同。立宪派一方面加紧表现他们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始终不忘记他们同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分歧，处处提防革命派排斥他们。立宪派觉得他们自己的力量也是薄弱的，为了不受革命派排斥，并且进一步排斥革命派来稳定自己的地位，就力求同旧势力结成反抗革命派的联盟。这就是说，尽管革命派处处拉拢立宪派，而立宪派并不同革命派团结一致，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是分裂的。
在这种情形下，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北京临时政府代替南京临时政府，旧势力代替在革命中兴起的新势力，就成为毫不足怪的事情了。
在革命理论、革命组织、革命武装、革命政权这几个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缺乏准备和指导上的错误，都是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25页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的觉悟，因而它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革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没有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完成彻底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任务，而使辛亥革命遭受了失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人民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会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指出的：“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也就在于此。
——王维舟《回忆辛亥革命川东绥定、东乡地区光复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