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月初，在三角地海报栏看到一则时事社的启事，内容是说原来拟办的“时事论坛”，根据学校党委、团委、学工部（大概还有其他一系列机构，我记不清了）的指示，因为论题和时间的原因，只能予以取消，希望同学们原谅云云。那是一张蓝色的不起眼的广告纸，在周围大红大绿的广告中如汪洋中的一条船。但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那个书写启事的同学颤抖的手臂如在目前。
前一张启事公布了一批论题，我那时匆匆扫过一遍，无非是国营企业改革、民工潮之类的老掉牙的话题。没有涉及什么“禁区”，甚至没有到达“禁区”的边缘，全是“但说无妨”的话题，反正当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兴趣。
但第二张启事却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捷克作家史明克在九十年代初写了一篇《恢复自由》的著名社论。他在回顾五六十年代捷克人生存状态时这样写道：“我失去自由的时候年仅二十岁左右。那时候还没有等我自己醒悟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我便已经没有自由了。人家在一点儿一点儿把你自由翅膀上的毛拔掉，你却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你想飞已飞不起来了。过去我倒是常提醒自己。失去自由是很容易的，但是再得到就很难了。”同我一起看海报的，是兴高采烈的同学们。我想起史明克的这段话，觉得我的同学们的笑容太夸张了。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言论自由是一种“先在”。言论自由甚至不在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理念的范畴内，因为言论自由是无须用法律去保护的、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是否人应该有言论的自由，不必进行任何论证。我所理解的现代社会的“自由”有三个层次：一、把人的潜能，即一个人的智力和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自由；二、信仰的自由及不信仰的自由，用自己所选择的形式来表达对老弱妇孺和青壮年一切人的爱的自由；三、动员社会各界、诱导人们的社会本性，去谋求民间团体、政界、企业组织、婚姻和家庭等不同范畴的人类共同福祉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以上三大自由的基石。
在离广告栏五步之遥的地方，是一排玻璃橱窗。橱窗内是一组组专题宣传照片，有一组是“纪念李大钊烈士遇害七十周年”。照片上一大群师生在李大钊铜像前献花圈、默哀、鞠躬。那张启事跟这组照片相映成趣。李大钊先生因何而死？恐怕没有几个人去想。人们只知道，他是被张作霖所杀害的。张作霖为什么杀这位大学教授呢？李大钊又不跟他争督军、司令当。原因只有一个：李大钊追求自由。记得李大钊说过：“禁止思想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它们，超越它们。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效果，你要禁止它，它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它、制抑它、绝灭它、摧残它，它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谁有资格“纪念”李大钊先生？既然“莫谈国事”，我便冒着“腹诽”的危险思想吧。
二
在图书馆上自习的时候，对面有个学生扔张纸条到我面前，便匆匆而去。我一看，写满了不堪入目的辱骂的话，原来他看见我桌上的包和他丢失的“十分相似”、“甚至书包上的小洞也知道是怎么来的。”因此他便认定我是窃贼，是“露出尾巴的王八蛋”；因此他就与这张条来痛骂我，谴责我。
这是一场误会，它深深地伤害了我。被误作盗贼倒还在其次，它背后有更可怕的东西。由此我想到了很多：一是北大确实有那么多的盗贼。我理解那个“愤怒者”的心情，因为我也丢过好几次包和书，那种痛苦仅次于失恋。二是这名“怀疑者”实在太愚昧了。我很难想象他在北大里念书，他居然不懂得什么叫“科学”，不分青红皂白就大骂出“手”——在纸上写肮脏的字句，然后仓皇而逃，显然非英雄行径。他既然认定我的包是他的包，他为什么不敢对质呢？三是法制观念的薄弱。“一口咬定”是国人最擅长玩的把戏，中国之冤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在“人”的上面，没有“法”的存在，我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法律怎么认为与我无关。中国人最喜欢干的职业便是法官了——无法可依的法官。四是猜忌席卷了校园。人人皆为鲁迅，“不惮以最大的恶意估量世人”。这座校园里的信任、爱与关怀早已荡然无存，仅仅是写在宣传标语上。他人即我之地狱，那么我不也是他人之地狱吗？
有个叫杨树达的学生跑到鲁迅那里撒野，鲁迅写了篇文章痛斥之。后来得知杨君是精神病患者，先生又撰文表示歉意。那个“袭击”我的学生显然不是精神病病人，对于这种心灵扭曲的、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里的家伙，我绝不宽恕，我诅咒他下地狱。并不仅仅因为他侮辱了我，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上流露出的可怕的“暴民”精神，以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态砍砍杀杀。
轻信、独断、固执源于愚昧。北大有无数这样愚昧的家伙，这是北大的悲哀。有朋友说，北大应该担当启蒙的历史使命；但我说：北大自身尚是一处蒙昧之地，自己尚需启蒙，如何能启他人之蒙？像那个轻信、独断而固执的家伙，他能去参加启蒙？北大居然培养出这样的玩意来，北大还能不反省吗？
我想，我的一生怕是要献给与愚昧的斗争了。王小波先生是九十年代难得的一个向蒙昧主义开战的文化人，他的猝逝与其说是疾病导致的，不如说是无边的愚昧淹没了他。“愚昧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力，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然而，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的愚昧，并以之为痛苦呢？那个可怜的丢失了书包的家伙，心里恐怕溢满了报复后的快感与幸福。而报复的对象是谁，对他来说已然不重要了。
在平静的校园里，遇到怪事的机会不多。很不幸，我遇上了被当作窃贼的命运。很幸运，这件事让我作了这么多的思考。
三
有一段时间，三角地和几个食堂前的广告栏上都贴着一张内容相同启事，它的内容传播在好奇心极强的学生们的口耳之间。
内容大致如下：“我是一个北大学生，某日在食堂遇见一名女孩，声称她是日本驻华大使的女儿，在北大留学，忘带了饭卡，需要借我的一用，只用五块钱，并让我留上地址，半个小时后来归还，我轻信了她，把饭卡借给她，结果从此杳无音讯。饭卡上还有数百元，这样一来连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学生是个女骗子。北大里已经有十多人受了她的骗，痛定思痛，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学上当受骗，特意撰写警告，望大家引起警惕。”后面还有关于女骗子相貌的一番具体而微的描述。
我对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兴趣，但对女骗子的手段很有兴趣，她的定位巧妙绝伦：日本大使的女儿。启事上说，该女相貌平平，显然难用“美人计”迷人，于是她便自我加冕，一旦成为“日本大使之女”，顿时身价百倍，畅通无阻。
我一点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个女骗子精通心理学。她准确地把握住了国人的脉博：国人对日本艳羡不已，对日货更是五体投地。南京大屠杀的灾难忘掉吧，战争赔款也一笔勾销，我们还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大使的女儿”谁不肃然起敬？谁还会想到“日本大使的女儿”是骗子？阿Q们总是对有钱人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怕”。
不恨日本人，这是当代中国人的耻辱。当以色列特工千里万里之外追捕昔日的纳粹余党的时候，中国人却嬉皮笑脸地向日本讨贷款。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看作天朝国民，把日本人看作倭人，但血就是血，债就是债。这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日本罕有的一位有良知的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写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考证出杀害郁达夫的凶手是日本宪兵队的军官，这头禽兽是剑道高手，七十岁了还身体硬朗，那双扼死郁达夫的手保养得很好。战后他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也没有感到心灵的内疚，舒舒服服地活了半个世纪。
在日本，这样的畜生有几千、几万、几十万？
“日本大使的女儿”可以在北大骗十多名学生，这对北大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北大之为北大，乃是有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的契机是反对日本占我青岛。那些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的前辈们，知道他们的校友们一听到“日本大使的女儿”便像阿Q一样膝盖发软，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八百壮士的上海、血染征袍的上海，如今成了向日本输出廉价妓女的基地，这个“玩笑”，即使是昆德拉也承受不起啊！
日本凶焰高张，又图谋我钓鱼岛。北大只有几个学生站出来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后来便没有下文了。大部分人还是日本的“热爱者”，“有关部门”更是同别里科夫一样含叨着“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于是，一切作鸟兽散，连征集签名也成了空谷回音。
一个假的“日本大使的女儿”就能狐假虎威，那么真的“日本大使的女儿”驾临我校呢？我看过太多的良民们举着小旗子欢迎的镜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