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怀
父亲是一位职业革命者，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奔波一生。除了工作他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除了革命工作他从来无暇顾及子女和家庭。儿时我心中的父亲是高不可攀的山，深不可知的海，亲而难近的爸，心存敬畏，难有亲近和交流的机会，心目中的“家”实际上就是母亲。乃至长大后，我才逐渐认识到父亲对子女和家庭自有他的爱和表达亲情的方式。正是父亲这种特有的爱感染着、影响着、激励着、引导着我的成长和发展。
1960年7月我入伍到甘肃临洮县。不久，解放军总政治部号召全军指战员，像雷锋同志那样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天，指导员给我说：“部队‘平叛’后刚进营房，咱们连几乎没有什么书籍，更没有《毛泽东选集》，想买还买不到。你能不能让家里给你寄一套《毛选》来？你能学连里也能用。”我犹豫了一下说：“那我写封信吧。”答应指导员时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向父母要过什么东西。出乎我的意料，《毛选》很快寄过来了。包裹皮是父亲亲笔写的。算时间，信件往来好像没有间隔时间。自然，这一套书成了连队的公用品。这件事使我第一次体味到父亲的舐犊之情，体味到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期望，感到了父亲的爱。
后来，在一些看起来不经意的小事中，我对父亲的爱的方式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部队所在的甘肃省是个“重灾区”，部队的粮食定量由45斤减到42斤，又没有其他副食品。由于吃不饱，缺乏营养，许多人患上了浮肿、肝炎。我在家信中诉说了这些情况。看到我的信，很少给我写信的父亲，亲自执笔以他和母亲的署名回信说：“眼下的灾荒是暂时的困难，国家正在各方调剂，设法解决，很快就会好转起来。部队减定量支援地方，正说明军队要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你要正确认识这些事情。”父亲在来信中认真应答我说到的问题，不但解开我的思想疙瘩，而且还给我平添了精神食粮。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家里人同样吃不饱，也有人患了浮肿病，但父亲在信中从来不给我说这些。多年后说起这些事，母亲说：“你爸不让给你说，就是不想让你思想有负担，有波动。”
还有一件事，1961年到62年我给师首长当警卫员。师部从临夏移防到平凉后，师里领导常有机会到西安开会或看病，师长杜绍山和政委肖潮曾多次与父亲见面，都对父亲说我能吃苦，工作踏实，没有干部子弟优越感的表现，在部队是会有前途的。而我在部队期间，父亲从没有对我提起过这方面的一个字。多年后，母亲对我说，你爸怕你知道了会骄傲，不让给你说。我理解这是一种父亲对儿子深切而又细微的爱啊！
修筑605铁路专线，对我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锻炼。这是由兰新线上的河西堡通往镍矿山的一条长28公里的专用线。在当时对国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父亲的教育鼓励下，我顺利地通过了这一关。
1960年9月下旬，部队领受任务后全师便迅速进入了工地。大家克服了戈壁缺水，山石坚硬，工具简陋，工期紧，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等诸多困难，用了两个多月高质量地完成了路基修筑和铺渣任务。那真是一场肉体与石头的厮杀，意志与困难的较量，至今战友们还津津乐道这军史上支援地方建设光辉的一页。在这次筑路中我多次受到连、营嘉奖，年终被评为“五好战士”。入伍八个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向父亲汇报了自己的成绩和进步。父亲很快又郑重地亲笔给我回信。来信虽然写得很短，但却语重心长，句句都说到我的心窝里。父亲说“十八岁入党是件好事，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要骄傲自满。部队是个特殊群体，只有更好地学习，尊敬领导，团结同志，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战胜和克服一道道难关，作出新的贡献。”看到父亲的信，我意识到这是父亲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我在成绩和进步面前一下子冷静、沉稳了许多。
父亲可以算作一名手握大权的“高官”了，可他从不允许子侄、亲朋凭借他的地位、名义张扬，更不允许依靠他或利用他的影响走后门牟取升职、提拔等私利。哪个子女、侄男甥女如果想从父亲那里找“捷径”的话，肯定是自讨没趣。当然，父亲也不是简单的回绝了事，而是会举出“榜样”的例子诚恳地对你说“张秋香靠什么？赵梦桃靠什么？吴桂贤靠什么？事在人为，要靠学习和实干，要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组织用人也是用那些有真才实学、踏实肯干的人，投机取巧只会害了自己。”父亲的这些话绝不是在“讲”大道理。而是他的肺腑之言和切身体会。有的亲戚朋友说他“不办事”，而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相反倒会因为父亲的缘故而处处谨小慎微，生怕违反了他的戒律，甚至无形中还产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自卑感，有些怨恨“干部子弟”这个名分了。也许父亲从没有刻意去教育和影响他的子女们，但他却已在不经意中，让子女们完成了从形式到心灵的平民化，使子女们在情感上融汇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父亲自己就是一个勤于学习、勤于工作、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不把事情做好不罢休的人。父亲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搞调查研究，再加上外出开会，见不到父亲的面我们已是习以为常，以至母亲有时也抱怨我们“回到家也不问问你爸！”父亲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就是春节也还要抽出时间“看市场”了解供应情况和群众的反映。以至于有的同志只好通过母亲向父亲反映“太紧张了”，其实母亲何尝不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下，但母亲知道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尽管父亲“文革”前从没有与她和家人有安排地度过一个假日，也从无怨言，依然默默地做着父亲的“好后勤”。母亲说，父亲之所以像有些人说的“提拔快”、“受到重用”，就是因为父亲是头“老黄牛”！这个看法也已为父亲上上下下的同志所公认。就是生病住院，父亲也是治病办公两不误，只要身体状况自觉稍好一些就要批阅文件甚至参加重要会议，1983年11月，父亲赴京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突然鼻腔出血不止并伴有高烧。因病情相当危急，省政府办公厅通知我去陪护父亲。一行人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北京朝阳区医院，这时父亲发烧已到40多度，周身放的都是冰袋，鼻腔出血依然止不住，两个鼻孔被棉纱球塞的鼓胀，呼吸困难，身体非常虚弱。由于父亲的病情比较特殊，虽然301医院、北京中医院专家会诊，依然未查出高烧原因和有效止血的办法。在习仲勋、赵守一等同志不断的关怀下，经过专家和医护人员半个月的努力，几经反复，终于见了效果。父亲的高烧退了，鼻腔也通过内外用药将血止住了。但还很不巩固，医生要求要非常小心地继续治疗一段再看。就是在这一种情况下父亲又开始了他的工作，一方面和随行人员准备“会议”的贯彻意见。一方面准备向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汇报工作。在胡耀邦同志的关照下，一天下午我和秘书黄绥生同志还有一名主治医生陪同父亲来到了胡耀邦同志的办公室。他们长谈结束后，胡耀邦同志还接见了我们。要说沾过父亲什么“光”，这可能算是一次。从中南海回来，父亲就待不住了，不断要求出院。说还有许多工作在等着他去做。医生坚持要继续治疗，否则还会出现反复和危险。最后双方都退一步达成的意见是：父亲带上特效药品和氧气袋，回到西安一边继续治疗，一边进行工作。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拼着命干工作的人。
父亲的生活一贯简朴，从不特殊化，两袖清风。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的熏陶下，几十年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美德在家庭和子女中已代代相传蔚然成风。
父亲生长在农村一个勤俭的劳动家庭。他常对子女说祖父直到70多岁还是家里的主要劳力。还能推土车垫牲口圈。他上学就是靠自己背馍或祖父推独轮车为他送馍，常年以开水泡馍为餐完成学业，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父亲经常告诫子女们说：“怕吃苦，贪图享受的人最没出息”。所以他要求子女们从小就要树立热爱劳动，不怕脏累，积极参加家务劳动和公益活动的观念和习惯。我上小学时父亲在渭南工作，放了寒暑假就要给家里挑水、剁柴，帮姑奶烧火拉风箱。父亲还常常直接指示我清扫家属区的院子和道路。由于父亲的严格要求和参加实际的劳动锻炼，我们都较早地掌握了生活上自立的本领。1969年我复员回来，看到几个刚上初中和小学的弟弟从和面、揉面到擀面、切面、蠡面的过程十分麻利，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简直就是“专业”水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见他们平日参加家务劳动决不是蜻蜓点水式或偶尔为之了。
父亲一辈子都不讲究吃穿，更对奢侈浪费，特殊化深恶痛绝。他始终保持着家乡农村的饮食习惯和口味，主食就是面条，蒸馍或锅盔，菜就是凉调萝卜丝，油泼葱花。要变花样就是打搅团或荞面饸饹之类，吃顿羊肉泡馍、素饺子或煎饼就是改善伙食了。父亲的饮食习惯常受到家人和医生的批评，而他却是颇为自得其乐，而且说这是他下基层去农村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有利条件之一。子女们虽然没有完全沿袭父亲的饮食习惯，但也都保持了他老人家留传下的节俭传统，非常爱惜粮食，从不暴殄天物。
父亲衣着朴素，平时总是布衣布履，仅有的皮鞋和毛料衣服也只是在因工作需要、有要求时才穿着。他常说“穿得像个新女婿，自己把作，也脱离群众”。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他到胜利饭店参加会议，就因为穿着太普通，竟然被门卫挡在门口不让进，还是别的参会同志认识他才解了围。回到家父亲还把这事当笑话说。在父亲的影响下，子女们对穿着也都从不挑剔，有什么穿什么，新旧无所谓，有补丁也不嫌弃。也可能由于父母工作太忙，子女太多，也有实在顾不过来的时候。1966年夏天，我休假回来，到长安路小学去看望住校的少明、少民和少林，三个弟弟蹦跳着跑出来，让我诧异的是没有一个人的鞋子是完好的，六只脚全都是“前看见大蒜，后看见鸡蛋”。我赶忙带他们每人买了一双布鞋。我问他们，鞋都成这样了也不给家里说？他们笑着说“凉鞋穿着舒服。”
几十年来，父亲的房间一直悬挂着毛主席“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题词，这是父亲一生所努力遵循的“座右铭”。时时处处身体力行。他虽身居高位，却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几件事。1961年冬我出差路过西安在家住了几天，发现家里生活也非常困难，大家都处在吃不饱的状态。上高中的大弟少英因缺乏营养得了浮肿和肝炎，学校给患病同学每人补助了一斤黄豆，少英竟然生嚼着吃完了。小弟少林才5岁，身体比较虚弱，吃饭时想吃点糖都让姑奶非常为难。还是我看到家里有一小堆甜菜，就熬了两罐头瓶糖稀，暂时应了急。在省委干部学校任副校长的母亲，最大的努力就是每天下班回来，用小手帕兜一手帕豆腐渣回来补贴家里。虽然人民大厦和八号院内都设有特供小卖部，可以有限制地买点生活必需品，但是父亲坚决不让去那里买东西，就是要远离“特供”二字。组织上决定给常委以上领导每人补助一袋面粉，公务员都扛回家了，父亲敏感地问哪来的面？公务员说明情况后父亲让退回去！公务员说常委每人都有，别人都拿了！不愿往回退。一向和善的父亲这次竟然大发脾气，厉声说道：“退回去！我不管别人，群众的饥荒没有解决，我有什么理由搞特殊？”公务员只好委屈地含着泪把面粉退了回去。我看到家里放着一辆旧自行车，就对母亲说我想用一下去找同学。母亲说，这是你爸上班用的，秘书长们每人一辆，为了节省汽油，从8号院到建国路去都骑自行车，你不能用。母亲说的我能理解，长期以来，不能影响父亲的工作和休息，不能翻动父亲案头的书籍文件，哪怕是一张参考消息，更不能以顺便为由搭乘父亲的汽车，早就成了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规矩。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是一个政治信仰非常坚定的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无私的贡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父亲在青年求学时期就毅然投身革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继而成为当时地下工作的地方领导者。为了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他一身浩然正气，长年累月，不避艰险，不畏困难，抛家舍业，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丰功伟绩。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无论是在渭南地委，还是到省委、省人委、省政府工作，都是以实干的成绩赢得了领导和群众的赞誉，称他和张铁民等领导同志为“陕西的实干家”。
父亲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虽历经磨难，历经坎坷，多次遭受政治运动的不公平待遇，被错误打击甚至迫害，尤其是父亲最器重、认为从小聪明上进、勤奋好学、有思想、善钻研、下乡后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的二弟刘少雄，因为对“文革”不理解，研读“毛选”和马列著作找答案，在同学间的通讯和笔记中既进行理论探讨，也表示了对“文革”许多做法的怀疑和对社会动乱的不满，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直至迫害致死（1978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为少雄平反时，称少雄是张志新式反“四人帮”的英雄），极大地打击了父亲的身心。但父亲忠诚于党的信念从未动摇。他不但在“文革”的逆境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在复出重新工作后和离休后的岁月里，他依然是保持老作风，紧跟新形势，学习、研究新问题，以全新的理念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作贡献，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风范。
这期间父亲对我的一次谈话使我终生难忘，也影响着我的一生。1967年冬，我从部队驻地宁夏休探亲假回来，这时父亲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一天晚上我和父母围坐在炉子旁，父亲问起我在部队的情况，我说部队是奉中央军委命令由平凉移防银川“支左”的。宁夏几派斗得非常激烈，武斗规模比较大，已发生了解放军奉命开枪的事件，情况很复杂。党政军领导不是“靠边站”就是被关“牛棚”，自治区党委书记杨静仁、主席马玉槐就是我们连一个班管着，战士们对他们还比较关照，……父亲沉思了好久没有说话。沉默良久，父亲说：“群众运动总难免有过激的行为，浑水摸鱼，借机报私仇的事情也会发生，但要相信运动最终是要回归正确道路的。作为个人还是要按照毛主席说的办，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你搞‘支左’工作，一定要依靠组织，团结同志，一定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遵守纪律。处理问题一定要调查研究，搞清真相，万不可有过激的行为。凡是政治运动，最后都会有一个甄别、评价、总结阶段的，把握不住自己就会犯大错误……”父亲突然话题一转说“我和你妈参加革命几十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肯定是会有的，让我们做检讨，接受批评都是能理解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虽然我们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但在我们身上根本不存在叛徒、特务的问题，也不存在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我们始终是忠于党的事业的，既不会给党丢脸，也不会给子女丢脸，至于运动结束后，就是做不成领导工作了，我们还是共产党员，还可以做别的一般性工作。你就不要多操心。”父亲坦然地接着说：“我们这个家庭靠的就是党和国家，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有私产，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要相信党是不会让老实人吃亏的。再说，共产党还是应该按照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说的去做。只要是革命事业和党的利益的需要，哪怕个人受点委屈、冤枉，甚至更大的牺牲也都要能承受，绝不能为了个人的私利损害党和群众的利益。”
一番谈话更增进了我对父亲的了解和崇敬。在以后的年月里，父亲的教诲常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特别是1969年6月我受家庭株连复员回到西安，一夜之间便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的军代表，革委会的主任成了一名没有单位愿意接受的“社会弃儿”和“黑帮子女”。三个月后，总算当上了一名车工。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家庭“变故”不断，送母亲下放农村劳动；三弟少明因收转亲友信件，被以“政治问题”关进监狱，除了经受“锻炼”没有任何片言只字的结论，感染伤寒后被放回来，因身体虚弱煤气中毒险些丧命，却被说成是“畏罪服毒自杀”；空空如也的房子里，最显眼的财产就是父亲的一大箱书籍、资料，还被多次抄家、搜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逼搬了四次家，最后一次竟然采取的是不打招呼就拆房的手段。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常常只能采取和工友换班的办法，多上夜班，白天处理各种难题。那时我碰到的是侧目、冷眼、歧视、刁难；感觉的是困惑、失落、孤单、无助。把一辈子没有想过的事，不知道想过了多少遍！一段时间连车间的工友都说“看你都撑不下去了，还是挺过来了！”这不能不归功于父亲对我的教诲。我复员回来就无法见到父亲的面，常想念着父亲，也常回味着父亲的教诲。可以说那次谈话是父亲给我注入的一剂政治“强心针”和“预防针”，使我没有在逆境中沉沦颓废，苟且偷生，没有做出给父母丢脸和有悖于共产党员的称号的事，为后来能紧跟时代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007年2月27日，父亲因病不幸去世了。父亲的逝去，不仅仅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还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组织所评价的“毛泽东同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题词，这正是刘邦显同志一生的追求与写照。”“刘邦显同志襟怀宽阔，光明磊落，任劳任怨，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公道正派，作风务实，谦虚谨慎，严于律己，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处处表现出人民公仆的本色和共产党员的操守”。党和群众对父亲的评价中肯、公正、准确，使我们感到欣慰，作为儿子我感到无比光荣。父亲就是我们的榜样。父亲的优秀品德，人民公仆的本色和共产党员的操守，就是父亲留给子女、留给社会、留给党的最宝贵的财富。
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200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