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当久了，官做大了，公事私事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事很容易出现，公报私仇、以私害公也就屡见不鲜。但这样做的结果除了不利于公，还会使个人形象大打折扣，同时其私也未必能够保全。因此，以私害公从来都是为官者的大忌，更是公、私两边不讨好的糊涂事。
西汉萧何与曹参都堪称不以私害公的杰出人物。萧何与曹参都曾是沛县小吏，萧何是主吏椽，曹参是狱椽，两人同时参加了刘邦起兵。后来，一个运筹帷幄，支撑全局；一个披坚执锐，身经百战，又同时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刘邦统一后，大行封拜，先封萧何为赞阝侯，食邑最多，这时，包括曹参在内的战将功臣们愤愤不平，都说：“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借畋猎讲明了萧何在建汉中的作用，他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既然说到这一步，战将们便不好再说什么。
受封完毕，排定位次时，战将们推出了他们的代表曹参，纷纷陈辞道：“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分封之时，刘邦已拂逆功臣，首封萧何，这时，虽然仍想将其列为第一，但一时找不出新的理由，关内侯鄂君很了解刘邦的心思，遂上言论萧何与曹参之功劳，他说：“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刘邦当然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
虽然两次事件都是刘邦定夺，但曹参、萧何之间却产生了较深的隔阂。史称“（萧）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又称“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但两人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宰相气度，都做到了不以私害公。
萧何病重之时，惠帝前往探视，问道：“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答道：“知臣莫如主。”惠帝问：“曹参何如？”萧何马上顿首道：“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完全抛弃个人恩怨，举荐曹参。而曹参为相后，也是不计个人恩怨，一仍萧何成法，史称：“至何且死，所推贤惟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唐中朝的名相李泌与名相兼名将郭子仪也都是不计私情以大局为重的代表。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随肃宗至彭原（今甘肃镇原东），规划平叛大计。肃宗与李泌谈及李林甫，想命令诸将，克长安后，掘其冢墓，焚骨扬灰。李林甫是唐玄宗后期宠信的奸相，口蜜腹剑，害人无数。他曾谗害李泌，几致死地，按照常理，对肃宗这一想法，他自然会十分赞同。但李泌考虑的却不是个人私愤，他认为若是肃宗为首的新朝廷这样对待以往的怨仇，恐怕会波及安史叛军中的新仇人，使他们断了改过自新、归附朝廷的念头。因此，他提出：“陛下方定天下，奈何雠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圣德之不弘耳。且方今从贼者皆陛下之雠也，若闻此举，恐阻其自新之心。”肃宗听后，十分不悦，反问道：“此贼昔日百万危朕，当是时，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恶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后在李泌的反复劝导下，肃宗接受了这一意见，并说：“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
对昔日仇雠如此，对昔日有恩于他的人，李泌也同样不徇私情，以大局为重。肃宗与李泌少相友善，一直尊称“先生”，其爱妃张良娣非常关照李泌，并曾为其解脱险境，安史之乱爆发后，两人又都十分倚信李泌。但在关于张良娣的问题上，李泌一直恪守大局，不肯迁就，肃宗抵彭原不久，玄宗曾派人送给张良娣一副七宝鞍，李泌认为应交付国库，他说：“今四海分崩，当以俭约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请撤其珠玉付库吏，以俟有战功者赏之。”听到这话，张良娣不太高兴，道：“乡里之旧，何至于是！”良娣与李泌又是同乡，故云。肃宗道：“先生为社稷计也。”马上命人撤下七宝鞍。过了不久，肃宗又对李泌道：“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宫以慰上皇心，何如？”也就是要封良娣祖母为太后。李泌则认为：“陛下在灵武（今宁夏永宁西南），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践大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过晚岁月之间耳。”肃宗又接受了这一建议。不过，李泌也由此得罪了张良娣，以后，连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使他一度归隐山林。
与李泌相似，当时的另一位名相兼名将郭子仪也是不计旧嫌，不念私恩，完全以国是为重。安史之乱爆发前，郭子仪与李光弼同为朔方节度使的牙门都将，两人积怨甚深，不交一言。安史之乱爆发后，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因是安禄山从弟被赐死，郭子仪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准备分兵东进，抗击安史乱军。这时，李光弼内心十分不安，担心郭子仪乘机加害，遂入府门向郭子仪请罪道：“一死固甘，乞免妻子。”郭子仪急忙下堂，扶光弼上堂对坐，推心置腹地说：“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愤时邪？”他又上书唐廷，以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将朔方兵万余人分给光弼统领。史称两人分别时，“执手涕泣，相勉以忠义”。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两人都建立殊勋，彪炳史册。
当安史之乱尚未平定之时，权阉鱼朝恩对郭子仪百般进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郭子仪被解除朔方节度使一职，召回京师，挂了一个空头宰相的名号。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朔方节度使李国贞治军过严，将士们怨声载道，无不思念郭子仪，牙将王元振遂发动兵变，杀李国贞。唐廷不得已，又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子仪抵朔方后，将士们欢呼不已，王元振也自以为立了大功，期望得到奖赏。因为在唐后期，节镇主帅被逐比较常见，逐杀主帅之人也往往不被定罪，要么自立为帅，要么拥立新帅成为功臣，新任主帅则对之优遇有加。但郭子仪却不这么做，王元振自以为有功于郭子仪，认为必有重赏。谁料，郭子仪到任后，马上将他扣押，严正地对他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隙，无绛州矣（朔方节度使时治绛州，即今山西绛县）。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不久，就将王元振等人斩首，史称：“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若郭子仪囿于私恩，不斩王元振，很难安定河东局势，由此也可见郭子仪的不凡气度。
此事过后10余年，郭子仪在分阝宁节度使任上时，曾上奏唐廷，请任命某人为州县官，但未能获准。在唐后期，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因为当时的节度使们握有一方重兵，对他们奏请除授的官员，唐廷一般是照例恩准，稍不如意，这些重臣便可能举兵而起，兴师问罪。因此，得知郭子仪奏请的任命未能获准，僚佐们便纷纷议论道：“以令公励德，奏一属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体？”但郭子仪对此毫不介意，反倒认为这是朝廷对他的信任，他对僚佐们说：“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此无他，乃疑之也。今子仪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从这番表述，我们又可以看到郭子仪顾全大局、不计私憾的政治气度。
文彦博也是一位颇有气度的宰臣。文彦博，字宽夫，宋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仁宗时为相。仁宗宠幸张贵妃，对其从父张尧佐也厚加封拜，当时，谏官包拯、唐介等人激烈抗辞，反对此事。尤其是唐介，反对尤烈，而且还连及文彦博，他指斥文彦博向张贵妃进奉蜀锦，是因贵妃之故方登位宰辅，并要与文彦博当面对质。仁宗一怒之下，将唐介贬为英州别驾，而文彦博也被罢相。
文彦博复相后，谏官吴中复请召还唐介，文彦博不计前嫌，也向仁宗进言道：“介顷为御史，言臣事系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奏。”但仁宗不许，仅命迁官。至神宗时代，文彦博已是元老重臣，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之子唐义问为其属下转运判官，颇有才干，惧文彦博报复，欲另寻仕途。文彦博当即召义问解释道：“仁宗朝，先参政为台谏，所言之事，正当某罪。再入相时，尝荐其父，晚同为执政，相得甚欢。”唐义问闻知后，十分感动，自此，与文彦博成忘年之交，常出入其门下。后文彦博荐唐义问为集贤殿修撰、荆南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