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走下巅峰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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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分裂的社会

贫富悬殊

在美国有两件事一般是不能问的,一是年龄,二是工资,哪怕是你很熟悉的人,也不好问,所以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美国人的工资收入。1990年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学习经济时,在一本杂志上发现了一份美国不同阶层的收入表,表上有32位不同职业的人的年收入情况。每个人都有照片,并注明职业、年龄、民族等信息。收入最高的是一位大公司的CEO,年薪900万美元,最低的是一位墨西哥裔女清洁工,年薪8,000美元。这张表让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美国人的收入情况。说实在的,我在美国看到那么多睡在马路边上或公园草地上的无家可归者,看到那么多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的黑人青年,对美国的贫富差别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这份表格还是令我十分震惊,收入最高的和最低的竟然相差1,000多倍!

美国是个非常富裕的社会,但美国也是一个贫富极其悬殊的社会。基尼系数是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平均;0.2-0.3表示相对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贫富两极的分化就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这些国家是典型的福利社会,特别是北欧各国,高福利,高税收,用税收作为二次分配的手段,“劫富济贫”。而美国是另一类的典型。根据美国统计局的历史记录,从开始统计基尼系数的1947年起到1981年的34年间,美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36左右徘徊。那个时代还比较平等。但是在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之后,基尼系数开始稳步上升,1990年上升到0.396,2000年达到0.433,2005年上升到0.469,2010年为0.470,2011年为0.477,2013年达到峰值0.49,属于高度分配不均。杰尼特·高尼克教授2013年的比较图显示,美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用税前计算差距不大,税后计算则偏高,这说明美国的税收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反,向富人倾斜,是“劫贫济富”。

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收入差距也很大,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彭博社结合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用基尼系数对美国435个国会选区内的收入分配进行量化分析。调查显示,美国收入不均问题极其严重。纽约州第十国会选区以基尼系数0.587成为美国收入不均最严重的地区,而表现最好的弗吉尼亚州第十一选区基尼系数也有0.385。数据显示,葡萄牙位列全球基尼系数排名第71位,处于所有被调查国家的中间水平,但美国表现最好的弗吉尼亚第11选区仅与葡萄牙基本持平,其基尼系数比希腊、尼日尔、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乌克兰这些几乎谈不上平等主义的国家还要高。德克萨斯州第18选区基尼系数为0.474,位列美国国会选区第100位,超过警戒线的选区达400多个。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的家庭收入增长是比较快速而且比较平等的。这一时期贫穷家庭和富裕家庭实际收入都增长了1倍左右,每个群体的收入年增长都在2.4%到2.7%之间。而从1974--2005年的30年中,收入增长非常缓慢,且分配极为不公。处于底端的20%的人口仅增长了10.3%,而处于顶端的5%的人口增长为62.9%。两者相差6倍多。从1980年代至2008年的这些年间,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原地踏步。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2007年美国男性职工工资的中位数仅为45,000美元,剔除通胀因素,这一水平比30年前还要低。但2007年美国的经济比30年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经济总量增长了3倍。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在美国人民中比较均等地分配,就不会如此。根本原因是财富不断向上层富人集聚,国家总收入越来越多地被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按收入(主要指工资、奖金等)计算,根据美国2000年的人口调查,1%最富的美国人的总收入相当于38%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总和。20%高收入的美国人的总收入相当于其余80%的美国人收入的总和。70年代后收入流向富人的比例快速攀升。1981年,1%最富的美国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0%,到2005年,1%最富美国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21.8%。按家庭财富(指总资产价值,包括房产、汽车、有价证券和储蓄等)计算,差距就更大。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调查研究,美国前10%的富人大约占有80%的社会总财富,而前1%的富人占有40%的财富,前0.1%的富人占有20%的财富,前0.01%仍然占有10%的财富。1%最富有的美国人的财富,等于40%美国低收入人群总财富的200倍,这说明全国40%的人口基本没有什么财产。(美国人的人均净资产为7.73万美元)。

据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102家大公司主管们的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价值折算,相当于普通工人的30-40倍,但进入21世纪,CEO们的工资涨到普通工人水平的367倍。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公司,有80多万名员工。2005年其董事长李·斯特克的工资为2,300万美元,是普通员工的1,280倍,这还只是他总收入的一小部分,不包括奖金和红利收入。沃尔玛非管理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1.8万美元,按不变价计算,比35年前通用汽车工人的工资还低一半。而CEO们都成了摇滚明星。2000年,美国最富有的400名富人总收入达到700亿美元,人均1.74亿美元,花旗银行的CEO达2.93亿美元。而苹果公司新任CEO库克刚刚上任,第一年的薪酬就高达3.78亿美元的天价。在0.1%最富的美国人中,有超过一半是来源于美国500强企业的前5名高管,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其余的几乎全部来源于金融交易员和对冲基金经理。由于政府放松对华尔街的监管,1997--2007年间金融成了经济增长最迅速的部分,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利润占全部美国公司利润的40%,而他们支付给金融高管、经理人和专家们的工资在总额中占很大的比例。2006年,顶级银行家的年收入可达到2,000--3,000万美元,交易员5,000-6000万美元,华尔街20个收入最高的基金经理年平均工资为6.58亿美元美元,是工人的2.2万倍。而对冲基金的经理们,则可达数亿或数十亿美元,著名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为8.4亿美元。沃尔玛家族的总财富900亿美元,相当于1.2亿美国人的财富总额。

在富人们越来越富的时候,美国的穷人们却越来越穷,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美国的贫困线标准是,三口之家的全年收入在13,000美元以下就视为贫困人口。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年度报告显示,美国的贫困率1973年为11.1%,达2,300万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里根执政时期,加大了贫富的鸿沟,贫困率上升到15%,此后一直在3,000万人以上。小布什上台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多次实施对社会福利的削减计划,使贫困阶层的生活处境日益艰难。据统计,2000年,全美贫困率为11.9%,2006年贫困率为12.3%,2009年贫困率为14.3%,到2010年,贫困率上升到15.1%,贫困人口增加到4,620万人,达到50年来最高值。大约2,000万人每天生活费不足8美元,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接近1,000万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被美国农业部列入“经受真正饥饿”的类别,主要依靠社会福利救济为生。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1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贫困人口的构成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率明显高于白人。按族群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比例计算,黑人的贫困率为27.4%,拉美裔为26.6%,亚裔为12.1%,白人为9.9%。按贫困人口占本族群人口的比例计算,黑人的贫困率为42.5%,拉美裔的贫困率高达45.7%,亚裔的贫困率为17.6%,白人的贫困率只有15.3%,黑人贫困率是白人的3倍。这就是说,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接近一半在贫困线以下。青少年贫困率已超过20%,2010年的统计表明,美国年轻人组成的家庭有1/3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年轻的多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都不同程度存在贫困状况,1985-2005年,美国女性单亲家庭的贫困率上升了40%,其中黑人女性单亲家庭占61%,她们的青少年子女的贫困率近63%。在女性单亲家庭中,有50%左右是未婚先育,被迫辍学,又因缺乏教育和技能而长期失业,只能靠政府的救济或靠违法活动维持生计。这种家庭的青少年,从小受歧视,人格发育不健全,往往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在他们中间的1,200万儿童中有600万生活在贫困中,而其中500万处于极度贫困中。1/3以上的黑人单亲家庭和拉美裔的单亲家庭为公认的贫困家庭。

美国最低工资的大起大落也说明美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极端不平等。联邦最低工资制度是罗斯福新政时代的重大政策革新之一。1938年国会制订了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25美分,按2006年不变价相当于每小时3.6美元。以后适用范围逐步扩大,标准也逐渐提高。按2006年不变价,20世纪50年代,最低工资平均为每小时6.34美元,为一般工人平均小时工资的45%。60年代的最低工资平均为每小时7.94美元,是一般工人平均小时工资的44%。1968年达到顶峰,为每小时9.30美元。但20世纪70年代起,全行业实际工资增长陷于停顿,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开始下降,绝对值降到7.96美元,相对值下降到一般工人平均小时工资的38%。里根时代最低工资急剧下降,从1981年7.45美元降到1989年的5.46美元。200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从2007年的每小时为5.15美元,分3年提高到7.25美元。表面上看好像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待遇,实际上这比50年前还低。也就是说,按2006年不变价计算,最低工资从1968年的9.30美元降到2006年的5.15美元,实际贬值了45%,与此同时,一般工人平均小时工资提高了28%,从19.7美元提到25.8美元。这样一来,最低工资从全行业平均工资的45%降到21%。这说明很多拿最低工资的人比原来的收入降低一半。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比较差,美国是唯一没有实行普遍义务医疗保险的工业化大国。相对于物质文明的进步,劳动者享受不到充分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美国虽然也有社会保障计划,但大部分穷人没有资格参加社会保障计划,美国工人的权益被剥夺了。美国政府在福利方面投入不足,且只有一少部分花在穷人身上;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2000年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多达4,345万,占总人口的16.1%。其中有1,120万穷人没有医疗保险,占穷人的31.6%。******的医保制度改革,遭到共和党的疯狂反对,虽然通过了,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没有到过美国的人,很难想象美国穷人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克尔·哈林顿在《另一个美国》一书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多的美国人生活在“另一个美国”。美国可以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少数的富人们,“第二世界”是中产阶级,“第三世界”就是没有享受到经济繁荣成果的穷人们。2000年农业部调查表明,9.7%的家庭食品得不到保障,有18个州和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至少有10%的家庭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或营养不良。在最穷的新墨西哥州,有15.1%的家庭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南部贫困率明显高于北方。2000年,全美贫困率为11.9%,而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为18.6%,西弗吉尼亚州15.8%,密西西比州为15.5%,德克萨斯州为14.9%。贫困家庭在社区生活、医疗、教育等领域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农村的贫困更是外国人难以想象的。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农业人口不到2%。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从1949年以来按消费指数算从来没有上涨过,因此最贫困的地方也就出现在农村。在500万农业就业者中,只有300万人有自己的土地,另外200万人是佃户、租地自种的农民、雇工或季节性工人。在自然条件差的农村贫困问题就更加突出。农村的卫生条件也很糟糕。很多社区没有医院、诊所,缺乏职业医生。没有工作的穷人就更多了。南达科他州布法罗县是全国有名的穷县,有的家中甚至没有自来水,更多的人无房或几家合住,有的一套房子住20来个人。布什总统的老家,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是许多大型石油公司的总部所在地,超级富翁层出不穷,但该地区也是贫困县最集中的地区。在全国最贫困的10个县中,德州就占了6个。

城市的贫困也同样出乎人们想象。由于有钱人纷纷迁出市中心,到城郊居住,留在市中心的大多数是穷人,成为城市贫民。其中,一种是属于“地下经济”世界的“老穷人”,另一种是城市工业区陷入萧条而失业的“新穷人”。所谓地下经济,如家庭佣人、旅馆服务人员、汽车司机、餐馆服务人员、小零售店的雇工、非法打工的留学生和非法移民等,他们所得的报酬远低于政府规定的标准,由于处于“地下状态”,丝毫不受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但为了保住饭碗,他们也不敢去告状。这样的工人在城市有上千万。城市穷人是从四面八方涌进城市的人形成的巨大团体。有数百万人住在简陋的小棚屋、茅舍、和破烂不堪的公寓中,形成城市贫民窟。如纽约有47.8万人住在贫民窟,占穷人的19.5%,芝加哥有19.4万人,占27.4%,费城有12.7万人,占32.6%。贫困者最悲哀的是居无定所。美国住房拥有率约为64%左右,有1/3的美国人没有自己的住房,其中无家可归者达到900万。近十年这种状况明显加剧。流落街头的人数大幅增加。据报道,2014年美国有250万孩子无家可归,仅加州就有54.3万人。在只有13万人的伯克利市就有5000名无家可归的乞丐。他们就睡在公园里或马路旁,其中很多是健康的成年人和无力支付房租的多子女家庭,还有得不到护理的精神病人。旧金山每年冬天平均有100人以上被冻死在马路上,全国平均每年冬天冻死者在1,500人以上。他们大多因失业或收入太低而无力租房。美国的房租不断上扬,70年代房租占平均家庭收入的20%,80年代末达30%,而现在占低收入家庭收入的66%。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劳动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贫困、饥饿和无家可归者问题积重难返。正如一本书中所说,今天的美国,正在重现一百年前的那一幕:第五大道两旁价值数百万美元公寓窗外,无家可归者蜷缩在长椅上,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疾病缠身,露宿街头。

美国的不平等加剧的幅度之大,在发达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要比美国公平得多。例如,对13个发达国家的贫困儿童生活水平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美国总财富最多,但美国儿童的生活水平却排在倒数第二位,分别比加拿大和法国低20%,比挪威低35%。占美国人口极少数的上层阶级,过着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豪宅、游艇、飞机,极尽奢华,一掷千金,而很多穷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2011年美国有4,420万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也就是说全国有七分之一的人领取食品券,而在华盛顿特区有超过20%的人领取食品券。给纳税人造成的负担达每年达770亿美元。用布坎南的话说,在独立的美国,却有一个依赖他人生存的“国家”,其规模相当于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