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烽
如果问我：什么时候意识到妇女群众的力量，我会回答：那是1938年在延安，纪念抗日战争中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开始的。
1938年3月8日，天气晴朗，充满了初春的气息，延安市西山坡广场上聚集了来自陕甘宁边区各县（当时包括延安、延川、延长、固临、瓦窑堡、安塞、保安、甘泉、县等十多县）的妇女代表，她们大多是在土地革命运动中获得解放、正在成长的妇联各级干部，还有来自西安、河南、边区附近的统一战线地区的特约来宾。另外，还有延安市郊的妇女自卫军、女学生、女干部，共约五六百人。会场上歌声响亮，生机勃勃。使人注目的，是打着绑腿、穿着中式短袄、腰里系着皮带、手里拿着红缨枪、不少人还是放脚型的女自卫军。
给我留下了深深印象的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大会是在充分准备基础上召开的，半年前，就从下到上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首先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妇女组织，改变苏维埃制度下的女工农妇代表会除叛国贼叛国贼外各阶层妇女都可参加的妇女联合组织。其次是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各项力所能及的抗日救国活动，如为支援前线多生产粮食、做军鞋等活动。第三是发动妇女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当时最严重的是妇女缠脚问题，当时认为在不妨碍抗战的原则下，应该力求妇女生活的改善。妇女运动是整个民众救亡运动的一部分，妇女组织要努力配合各种救亡组织，坚决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而斗争，努力把边区妇女工作做成先进的工作，使边区妇女运动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力量。
代表大会大约进行了四五天，有时开大会，大多数时间开小组会。我又参加大会，又参加小组会，有时又和大家一起学唱歌，欢欣、愉快、紧张，充满生气。
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但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一件事是代表们谈妇女的力量。他们说土地革命时期妇女是表现出过相当力量的。当时我们和白军作战，必须依靠群众。陕北山路崎岖，交通不便，老百姓既要配合红军作战，又要担负生产任务。监视敌人的活动，全靠群众，大量的还要依靠妇女，每一个山头都安排了妇女尖兵，她们一面纳鞋底，一面放哨，盘查行人。老远发现了敌人，她们就向后面喊话，以引起注意，“呵——白军来了——”声音传遍山沟，下一个山头的妇女又向后传叫，这样，各个村里的群众、战士就按计划做好各种战斗准备。这种形象化的发言，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几十年来，我脑子里一直萦回着这样几句不像是诗的诗句：“婆姨们的声声转呼：呵！白军来了，这山到那山，拐拐、峁峁、沟沟、都传遍，红军无电话，都有无线电。”我心中钉上了这样的信念：谁说女人不顶事？发展着前进着的力量是不可被战胜的。
第二件事是几个造了反的小童养媳。她们造了封建家庭的反，离开了虐待摧残她们的家，走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她们没有读过书，也没有进过学堂，但是，她们一走进革命的队伍，一和广大的妇女群众在一起，都变得非常快，通过她们的努力好学，她们开始知书识字，特别是很明白革命的大道理，能说会讲，会做实际工作。拿起斧子可以劈柴，拿起镢头可以挖地，拿起针线可以做活，跑起路来从不示弱，哪怕脚是后来放开的，走起山路来也可以与男人较量。平原地区的人是远不能和她们相比的。今天仍在革命队伍中生活的路志亮、惠枫林、折聚英等同志就是当时我开始听到的或见到的人物，自学可以成才，受过革命熔炉锻炼，又加上自我努力的同志，是会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
第三件事是“打尾巴”队的故事。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许多勇敢的青壮年报名参军，也出现了许多送郎上前线、送子去参军的生动事迹。但是也还有一小部分妇女，不愿丈夫、儿子远出，更多的是考虑他们一走，打柴、挑水等很多活计没人干，会造成家庭生活上的困难。这种情况被群众称之为“拉尾巴”，是落后于当时形势的表现。于是一些妇女活动分子研究了这些情况以后，一方面组织各种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办法，一方面对这样的人进行帮助教育，形成了“打尾巴”，使那些一时有顾虑的妇女，把“拉尾巴”的手放开，有的地方工作做得好，提高了妇女的觉悟，让儿子和丈夫愉快地走上抗日前线了。前进和落后的矛盾，什么时候都会存在，集体和个人也往往存在着矛盾，矛盾解决了，社会就会得到前进，事业也会有发展。
代表大会后，我下决心做妇女工作，一直做了许多年。我总认为妇女是一支伟大的力量，现在说妇女是“半边天”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妇女自身问题也很多，要调动这支大军的积极性，确有大量的思想、政治、实际工作要去做。有时候男女一起做，有时候要吃点“偏饭”，做点加工补课或解决特殊问题的工作。我祝愿中国妇女觉悟日渐提高，以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四化”中贡献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