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路
黄淮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从来不相信命运，但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却常有许多偶然性。我能踏上电影音乐创作的岗位，就是非常偶然而且富于戏剧性的事情。尽管我自幼酷爱文艺，大约在不到10岁的时候，就背着父母偷偷地躲在蚊帐里看《红楼梦》了，但也仅此而已，我的家庭使我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其他的艺术形式。我接触音乐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可以说，我接触了它，就爱上了它，并且离不开它，是在它的引导下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秋，我随母亲、姐姐逃难到苏州乡下。一天，我听姐姐在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其实姐姐并不太会唱歌，可是我却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听、最有感情的歌。她唱得自己流了眼泪，我听着听着也流了眼泪。从此我就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我在贵州省湄潭中学，因参加游行示威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我们唱着革命歌曲激励自己斗争的勇气。后来，在地下党的营救和帮助下，我出狱后到了延安。在延安，使我最迷恋的也是《延安颂》、《信天游》等那嘹亮、雄壮的歌声。于是我考进了延安的最高艺术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并确定了我一生的音乐道路。当时我只有12岁，首先进了戏剧系。谁知演了两个戏之后，发现我并没有表演才能，相反通过参加冼星海亲自指挥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演出活动，倒被音乐系的老师们选中了，于是在1939年转入了音乐系。当时我最大的兴趣和最高的理想是当一名歌唱家。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到了东北并参加了鲁艺文工团。1946年后，文工团到大连演出，我在《黄河大合唱》中担任了“黄河怨”的独唱演员，并受到舆论的赞扬，后又参加演出了歌剧《血泪仇》。1947年，我被调到兴山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正当我刚刚开始在声乐艺术上得到一点成就并雄心勃勃地梦想有一天我的歌声能回荡在银幕上的时候，由于极其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次联欢会上演唱了一首由我自己作曲的歌曲——我本想通过这次演唱能在电影厂里展示一下我的声乐才华。没想到，倒被当时的领导同志袁牧之、陈波儿发现了我的“创作才能”，一定要我担任即将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短片《留下他打老蒋》的作曲工作。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过我能当一名作曲家。突然要我放弃最热爱的声乐艺术，我是多么的痛苦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当时我还幻想着在这部影片完成后，能允许我回到声乐工作岗位，谁知这个决定却从此定了我的终身。
我一向做事认真，既然接受了任务，就想尽力去做好。那时，我连电影都没有看过几部，电影音乐是怎么一回事也弄不太明白，更重要的是，虽然在鲁艺学过一点作曲、和声知识，但因为条件的限制，许多乐器都不曾见过。我该怎样着手呢？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我懂得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条真理，我想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深入生活，一是学习作曲技巧。而这两者我都没有。
我先深入生活。当时正是东北农村掀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时期，我随摄制组到了东北农村，投身到土改运动中，我看到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对地主恶霸的深仇大恨，也分享了他们得到土地后的欢乐。通过这段生活，我还熟悉了东北的民间音乐，那活泼明快的“二人转”、东北秧歌以及用“四胡”（四根弦的二胡）拉奏的抒情曲调，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熟记在我的心中。
深入生活回来，我便如饥似渴地学习作曲技巧。我向其他作曲的同志讨教作曲技巧，我向每一个乐队队员学习各种乐器的性能及它们的组合。同时还通过听、看外国交响乐总谱获得器乐作曲的知识。我写好歌曲后，一次次地征求意见，一次次地修改，就这样，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由我作曲并亲自指挥的处女作完成了。出乎我的意外，这部幼稚的作品居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影片中的歌曲很快在东北地区流传开来。影片中的音乐，大家反映和画面配合得不错。这使我对创作不仅有了信心，而且也逐渐有了兴趣。从此，正式开始了我旋律的序奏，一部一部地创作下去。
1948年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全国解放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新中国的成立大典，亲耳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以极其饱满的创作激情夜以继日地突击完成了大型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及纪录片《太原战后》、《踏上生路》等影片的作曲工作。通过这些创作使我在作曲技法上逐渐地熟练起来。
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第一部大型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导演是颇有权威性的史东山先生。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在他眼里我不过是20出头的女孩子。对于这样一部大型故事片的作曲工作，我能胜任得了吗？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务。
《新儿女英雄传》是一部反映河北白洋淀地区游击队在水上、在芦苇丛中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神出鬼没的游击战的影片。全片拍摄规模较大，被列为全厂的重点片，在人员和物质配备上要求很高。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努力去探索，去创造，一定要边学习边工作。我随摄制组到了白洋淀，到当地群众中进行采访，收集了一些当地的民间音乐资料。应该说，我已经具备了掌握生活知识和掌握素材这两个条件，但不理解音乐形象有较大的可塑性，也不懂得在电影音乐创作中如何体现音乐本身结构的完整性，更不懂得音乐主题的贯穿使用方法。我狭隘地认为，必须找到和影片内容完全吻合的民族素材方可使用。这样，尽管我收集了许多白洋淀地区的民歌和民间音乐，却都认为内容与主题不符而被我放弃了，只找到一首歌词内容反映白洋淀战斗的民歌。实际上，这首民歌可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人重新填词的。我既没有调查这首民歌的由来，也没有从音调上作更多的研究，仅以歌词内容是否与主题吻合来决定取舍，更为幼稚的是，这首词的内容在影片中只与一段欢庆白洋淀胜利的场面相吻合，我就认为只能在这里使用。由于不明白音乐形象的可塑性、概括性，所以在其他许多音乐段落都没有采用那具有白洋淀地区特色的音调，而凭自己的想像和感情来创作了一些音调，把那很有特色的音调丢弃了，这样就造成了全片音乐风格的不统一。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可惜呀！
由于不懂得如何在电影音乐中创作完整的音乐结构，没有音乐主题的发展与贯穿，只能跟着画面的需要作局部画面情绪的配合，使音乐完全处于附属的地位，缺少内在的联系，整个结构零乱。最重要的是，尽管我有了一定的生活，但底子不厚，所以当音乐需要深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时，我只能用自己的感情来代替剧中人物的感情。我还记得，有一段音乐要求表现剧中一位主要人物在听到自己被批准入党后的喜悦、激动心情，当时我简直找不到适合的旋律来表现，最后只好写了一段非常抒情优美的旋律，配器上用了一支双簧管和一组弦乐和声作衬托，再加上竖琴的华彩来表现。表面上听起来很细腻优美，也还流畅，但严格要求的话，这只是一段一般的抒情音乐，并不表现这特定人物在特定情景中的崇高思想境界。据我今天回忆，我感到全片中只有一段音乐是比较准确的，那就是采用了白洋淀民歌素材的那一段，而遗憾的是它仅仅出现了一次。
话说回来，这是我今天的认识，而在当时，不仅我自己不能认识这些问题，就是老导演史东山先生对于我的创作——那不土不洋、有土有洋且相当优美动听的音乐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在第一次看了完成样片后，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说：“很好，很好。”这也许是老一辈艺术家对于青年晚辈的一种鼓励吧。他的赞扬在当时给了我多少力量啊！
接着，我又担任了故事片《民主青年进行曲》的作曲任务。当时我想，这既是一部反映城市学生生活题材的片子，当然就不必去收集民间音乐素材了，而我自己也是学生出身，当然更不必再去深入生活，最多到大学里去看看就行了。因而我把全部精力用于进一步地学习西洋作曲技巧，不断地听外国的交响乐，心里想，写“洋”一点没关系。结果，在全国第一次故事片音乐会议上，大家批评我离开了民族的道路，一味模仿西洋。确实，耳朵里洋的东西听多了，难免不受影响，而我当时又缺少正确的批判吸收能力，一旦离开民族的基础，就会从借鉴走到模仿的道路上去。我当然要吸取这个教训，不过有了这段时间的学习，我的作曲技法——包括和声、配器等却有了一定的提高。
不久，我调往上海工作。能到上海工作使我激动不已，但我人地两生，在上影除认识作曲组的葛炎、朱践耳等几位同志外，其他的领导人和艺术创作人员几乎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对于我当然也是同样的不了解，大约只从外表看，一个小小的女同志搞富有儿童情趣的动画片更合适些吧，就把我分配到了美术片厂。
1951年，我在美影厂接受了第一部动画片《小猫钓鱼》的作曲任务。这部影片是教育儿童热爱劳动的，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课题。首先，我必须掌握动画片音乐的创作规律。我参考了一些外国卡通片，发现这个片种音乐的特点，首先是旋律要生动活泼，容易上口记忆，歌曲音区不能太宽；其次是音乐的节奏性要强，而且要和画面紧密配合，许多地方的音乐要完全配合画面的节奏动作，这样才能有色彩、有趣味。在这同时，我还到公园去观察一些动物的特性。
在获得这些知识之后，我先为该片写了主题歌《劳动最光荣》。创作是完成了，但我心中并不踏实，因为我的创作还只在谱纸上，尚未听到乐队演奏的效果。早就听说，这时的上海交响乐团中有不少演奏员是解放前留下的外国老乐师。他们阅历丰富，见识很广，经他们演奏的中外乐曲不知有多少。而我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小作曲，他们将怎样对待我呢？那时的影片乐曲都要作曲者亲自指挥，这就更使我紧张不已。我带着惊慌的情绪，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了指挥台。录音工作先从歌曲开始。出乎我意料之外，只经过几遍排练，那天真活泼、明快跳跃的音乐，竟使这些老乐师们高兴得手舞足蹈，越奏越起劲。歌曲录完后，他们纷纷上前向我握手祝贺。有位白俄演奏家跷起大拇指，高兴地向我叫着：“Xopoшo！”（俄文“好”的意思）我的一颗吊着的心这时才算放下。影片放映不久，歌曲《劳动最光荣》很快就在青少年中流传开来，并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儿童作品奖。
这部电影音乐意外地获得成功，使我在上影和上海音乐界的处境有了十分重大的转折，我在人们的心目中开始有了一定的影响。在相继完成了另外两部动画片《好朋友》和《野外遭遇》之后，我被调往故事片厂，并且很快在1953年接受了大型故事片《淮上人家》的作曲任务。为了能较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我兢兢业业地做好案头工作——熟读剧本，仔细地写出我对本片音乐的设想和构思，并不辞艰辛地深入生活。那时的深入生活，不是浮光掠影地参观访问一下、开开座谈会就算了，而是真正地深入到劳动中去。我到佛子岭水库参加到劳动大军中推土、挖泥，虽然住在招待所，但经常到工人住的工棚里和他们交谈。那年的盛夏，顶着烈日，太阳晒得我眼睛冒出金星，但仍坚持劳动。为了体验安徽农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我和摄制组的同志们整日整夜生活在一条木船上。小小的船舱里到了晚上要睡十来个人，虫咬蚊叮那是家常便饭，睡在船舱里挤得透不过气来，一个人翻身要大家一起翻，一个人要起夜，得跨过几个身体才能爬到舱外。劳动之余，还收集了不少安徽民间音乐素材。由于我的努力，在认真对待工作和深入生活这两点受到了导演张骏祥的称赞。生活感受和理性认识是创作的准备，要把这些理性认识和生活感受转化为音乐形象，还有许多课题需要去解决。电影音乐并不是仅有旋律就成了，还需要用丰富的音乐技巧来发展这些旋律，使它们能与画面中的各种感情、各种场景相吻合。我感到自己这方面的不足，尤其在写到那种人山人海、欢腾热烈的伟大劳动场面时，我虽有切身体会，但缺乏音乐的表现手段，而这些是洋书本里找不到的。我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并不满意。影片完成后，我一直感到十分内疚，有负于导演的期望。虽然导演并没有责怪过我，但我自己认为影片音乐中，除一首歌曲《淮河谣》写得还可以，比较真切地反映了淮河两岸人民的生活情景外，其他音乐都不够满意，只能说，我已经努力去做了。
1955年，我得到导演吴永刚同志的邀请，为他编导的神话故事片《秋翁遇仙记》作曲。这部影片描写种花人秋翁爱花如命，但在人间却受到财主的迫害和摧残，终于感动了花神，使仙女下凡，保护了花园，惩罚了财主。影片中有歌、有舞，题材优美抒情，我对内容和风格样式都十分喜爱，创作的信心很足。
这部影片不需要更多地深入生活，我把重点放在学习中国古典音乐和戏曲音乐上。我去了许多戏曲团体，学习昆曲、京剧，研究它们的规律，并听了许多古典和民间曲牌，如《春江花月夜》、《二六》等等。我发现中国民间音乐的旋律是那么优美动人，作为一个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那么多宝贵遗产，使我感到十分幸福。在这个阶段，我几乎对中国的传统音乐着了迷，直到进入创作阶段，我才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我还是先从歌曲创作入手。在这部影片中，除一首民歌对唱外，还有三首仙女下凡时载歌载舞的女声合唱，不仅需要优美的旋律，还要配合仙女们缥缈轻盈的舞姿，使人听了之后能产生似到仙境般的神秘感。我觉得根据影片中这些要求，仅仅把中国传统音乐套过来用在歌曲中是不适当的，必须做一些新的尝试。所以我决心按照新歌曲的创作方法来进行写作，但在旋律上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最委婉动听的音调及调式、节奏等特点，创作了三首具有中国古典音调特色的新歌曲。另外在歌曲伴奏及全片其他音乐段落中，我采用了中西合璧乐队，使音乐更加丰富多彩，尤其是西洋乐器中的铝板钟琴、竖琴等乐器使音乐增加了神秘感。
创作，尤其是音乐创作，往往会出现一种奇怪现象：有时，我花费了许多精力，冥思苦想，却不一定能得到好的效果；有时，我觉得比较轻松自如，并没有下太多的苦工夫，却意外地获得成功。这部影片上映时间很短，但其中的三首歌曲，电台就不断地播放还灌制了唱片。在街头、在火车上都可以听到，还有不少人来信索取歌谱。
通过以上几部影片的创作，我觉得积累了一些电影音乐的创作经验。1956年的一个傍晚，导演谢晋同志突然来访，他的到来，使我十分惊讶，因为我们虽然同在上影厂，平素却没有什么接触，我对他是那么陌生。原来，他是专程来邀我为他将要导演的故事片《女篮五号》作曲的。那时，他是个青年导演，刚30岁出头，瘦长的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初次给我的印象是精力充沛，非常自信，也很健谈，特别在谈到他的创作时，很有感染力。所以尽管我当时对体育运动既无兴趣，更无知识，但还是被他所描绘的悲欢离合的剧情及人情味所打动。我接受了邀请，同意为这部影片担任作曲。
对于这部影片中两个主要人物的悲欢离合，对于他们在旧社会的遭遇和在新社会获得的幸福，我能够理解。困难的是体育运动我太无知，所以我必须去体验一下运动员的生活。为此，我到了上海、北京等地的体校，和运动员们交谈，看了不少体育比赛，多少掌握了一些体育活动的强烈的节奏感和比赛场上热烈而激动人心的气氛，尤其是一些老运动员，谈到他们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使我感触很深。
谢晋要求在这部影片中写一首描写运动生活的歌曲，我很高兴。特邀请诗人芦芒为我写了《青春闪光》的歌词，歌词写得不错，富于青春朝气和活力。歌曲也写得十分顺手，整个歌曲气氛还不错。可能是由于人们对影片和运动员生活的喜爱吧，这首歌很快灌制了唱片，并流传起来。“绿色的田野，金色的河流……”的歌声到处传唱。
全片的音乐很多，以我今天的认识水平来评价的话，我感到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但从技术上讲，包括作曲技巧、演奏技巧以及录音水平都还比较幼稚。尤其是我的老毛病——全片音乐结构比较散，因而除歌曲给人们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外，其他音乐段落只是单纯起到了配合画面的作用，没有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
这部影片不仅在国内获得好评，而且在国际上也获了奖。
不久，我接受了江南电影制片厂的邀请（我是天马厂的作曲）去担任《苗家儿女》的作曲工作。这是一部反映广西苗族人民生活的影片，我接到通知时，摄制组已经出发了，我一个人要在两三天内赶到广西。这对于我一个单身女同志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锻炼。路上没有帮手，没有同伴，买车票，住旅馆，找工作关系，再提着沉重的行李，从上海到柳州的火车还需在株洲换车。本来我以为到柳州就可以找到摄制组，就有了同伴，谁知到柳州站没有人接我。我自己雇车到了文化局，文化局的同志告诉我，摄制组已于昨日出发，要我火速坐长途车赶往××林站。当晚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宾馆休息，当我到达宾馆时已近黄昏，服务员把我安排在二楼一个房间后就领我到餐厅吃饭。吃好晚饭回到房间时，发现整个二楼是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房间内有灯火。再朝窗外一望，是黑压压的一片树林，只见那影子般的树枝在风中摇动，还听到那树林里发出像猫头鹰般的尖叫声。我真吓得连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伴儿啊，可是楼上楼下找不到一个人，只好把房门关严。我几乎一夜未睡，那叫声，那风声，还有那心中的焦虑，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摄制组的同志们呢？第二天一大早，我顾不上吃早饭，装好行李就往汽车站跑，车站上人还不多，工作人员正在往车篷顶上装行李。使我感到新奇的是，这里男工作人员不多，妇女却很多，其中有不少妇女身上背着孩子还爬在梯子上装卸行李，她们多么辛苦啊！不由使我联想到，中国的妇女在旧社会受到双重压迫，而在新社会，她们除了和男子一样地从事各种工作、劳动外，仍摆脱不了繁重的家务劳动。据说在南方，尤其是广东、广西的妇女比男人更能干。我想，我作为一个女音乐工作者，更应为妇女们多写些好的音乐，歌颂她们的劳动，激励她们的意志。
经过一整天的长途旅行，林站到了。我怀着欣喜的心情，心想今天总该有摄制组的同志在等候我吧！谁知，眼前所看到的林站，只是公路旁边的一座小木屋，并没有人来招呼我。我只好提着行李打听摄制组的下落。原来他们又于昨日出发到大苗山去了。他们倒是关照了林站的同志，待我到达后，派人带我下去。这里离大苗山还有70里的路程，而且只能步行。事已至此，我只得在这木屋里打铺睡下，想到明天就能和同志们会合，那区区70里路程我并不害怕。经过几天的劳累之后，这晚睡得很香。第二天一早被林站同志叫醒，由他帮我背了行李，我们就出发了。这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一路上他给我讲了许多大苗山的故事和有关森林、树木的知识。我们的路越走越崎岖，山越爬越高，一路上几乎很少看到行人。当他告诉我前不久这里还偶尔出现土匪伤人的事时，我心里有些紧张，虽然身体已很疲劳，但脚下却越走越快了。突然，一片乌云遮天，狂风袭来，下起了一阵大雨，我的棉衣全被淋湿了。好在村寨已经不远，我穿着那湿淋淋的衣服，在近黄昏的时候到达了大苗寨。啊，我的目的地终于到了！摄制组的同志们已在村口等候。见我到来，呼唤着，把我迎进村寨。虽然我和他们都不太熟悉，但却像见了亲人一样兴奋。这时我才知道，这次下来生活的，只有我一个女同志。
我们都住在一个苗家的竹楼上，我被安排在竹楼一角的一间小屋内。住房的中间是被烟熏得黑黢黢的灶房大厅。下面是主人养家畜的地方。晚饭后，大家围着火堆，一面烘衣，一面谈论着相互的见闻，这时我感到自己是那么快活，把一路上的焦虑全都忘了。
在大苗山住了一段时间，过着一种略带原始味道的苗族的特殊生活。我们吃的饭就是在那中央大厅的火堆上煮熟的。大家围着火堆吃饭，尽管天天吃的是盐水煮毛笋就米饭，但却觉得非常香甜。有时跟他们上山砍柴。我最喜欢跟着苗族妇女们上山采蘑菇。身上背着竹篓，当发现一堆蘑菇时，会使我激动得跳起来。最令人愉快的，是在一天劳动之后，吃好晚饭，在山坡的大草坪上观看他们的歌舞。这时所有苗家青年男女都梳洗打扮一番，男的换上新装，扎上包头，女的戴上许多头饰，在身上悠悠荡荡非常有趣。跳舞时大都是男女成对，男的吹着芦笙，载歌载舞，好一番热闹景象。看的时候，我总是尽量记录一些音调。由于广场上只能借助于火把的亮光，看不十分清楚，当时又没有录音机，仅仅靠手来记录是跟不上音乐演奏速度的，所以主要靠记忆和听觉的印象来熟悉和掌握这些苗族的音乐特点。
有了这段生活经历之后，我就开始创作。编剧周民震同志也是一位诗人，所以在他写的剧本中有七八首歌曲，称得上是部小型歌唱片了。我历来爱好声乐，一部影片中有这么多歌曲供我写作，我当然十分高兴，同时我也认为作为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影片，多用一些歌曲也是符合生活真实的，而且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安排得很不错。有抒发主人翁豪情壮志的男声独唱，有反映热烈劳动场面的合唱，还有抒情的男女情歌对唱和明快活泼的女声小组唱。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我怀着饱满的创作激情，很快完成了这些歌曲，不仅每首歌有不同的情绪，而且每首歌都具有较为浓郁的苗族特色。其中一首男女对唱《满山葡萄红艳艳》，很受人们的喜爱，流传到香港等地，直到“文化大革命”后还有人演唱。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那首明快的《采香菇》女声小组唱，由于影片中那段情节被删去而未能问世。不过说来也怪，天下竟有这等巧事，前不久我突然接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吴因循同志的一封信，他信中向我“告罪”，说是未经我同意，就在他最近的影片《远方》中“盗用”了我那首《采香菇》，而且表示他也和我一样，长久以来因为这首歌未能问世而感到遗憾。真是天下知己知多少！对于他能让这首歌在电影中出现，我不仅不应给他“论罪”，相反要感谢他呢！
1958年，我在写完了《苗家儿女》之后，接着和吕其明、肖珩两位同志合作完成了《钢花遍地开》、儿童故事片《兰兰和冬冬》，与寄明等同志合作完成了《上海英雄交响曲》，并独自完成了《千女闹海》和纪录片《新安江上》等影片。为写《千女闹海》，我和导演天然等同志一起到了浙江舟山群岛，登上了渔轮，看渔民们在风浪中作业。他们先把网儿放下，不一会儿又把那满满的渔网拉上船来，倒进鱼舱时，那金黄色的黄鱼、银色的带鱼和蟹虾还在跳呢！我们和渔民们一起吃着那新鲜的海鱼，感到非常有趣。
“慢工出细活”这句成语，虽不是什么绝对的真理，但一年中完成了这么多影片，质量确实不高，除了《兰兰和冬冬》中一首插曲《太阳一出满天红》曾一度在儿童中流行外，其他歌曲和音乐都没有产生什么大的社会影响就无声无息了。
1958年夏天，我又和肖珩同志合作，为故事片《香飘万里》作曲。这是一部反映上海的科学工作者在云南热带森林中经过许多艰辛终于找到了充足的香源的故事。为拍摄这部影片，我们和导演等组成小部队到了云南。
云南是我早已向往的地方，它在我心中一直有一种神秘感。我听过许多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的故事，也看到不少在云南拍摄的电影，正为没有机会亲眼目睹而感到遗憾。这次有机会来一饱眼福，我是多么地激动啊！
我们先坐火车到贵阳，那时成昆铁路还未全部修通，火车只到贵阳，并常因铁路塌方不得不让旅客们下来行走。到了贵阳，再乘飞机到昆明。这是我第一次乘坐中国民航客机。飞机上升到高空后就一直在白色的云层上飞行，好像坐在厚厚的地毯上一样舒适。由于我们急于赶往目的地——西双版纳，所以在昆明只住了一天。虽然那豪华的翠湖宾馆和美丽的翠湖公园都很使我留恋，但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清早就赶到长途汽车站。
当时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还没有开辟航线，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长途汽车，路上要整整走四天。有关这一路的惊险情况，我们早已听到了不少传说。不过既要出来体验生活，就必须勇往直前，冒点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呢？但心里的紧张情绪总是难免的。好在这次虽然仍只有我一个女性，但还有好几个同伴，要死也死在一起！今天我这样写，可能读者看了之后会觉得我言过其实。不然！到了汽车站之后就听说车有毛病正在修理，好不容易汽车开了，可是开出大约十几公里，司机发现车又坏了，只得停在路上再进行修理。大家都觉得这是不祥的预兆，心里更紧张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反正把命交给他了。开始道路还平坦，乘客们为了减少一点紧张气氛，有的在谈笑，有的观赏两边的风景。美丽的春城，真是名不虚传。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果真像传说的那样，汽车行过数十里，公路上的行人就变一种服饰，一忽儿白色，一忽儿红色，一忽儿黑色、蓝色，真是色彩鲜艳，变化多端。遗憾的是我弄不清他们都是什么民族，也不可能下车同他们交谈，但能见到这种情景已使我十分满意了。
第一天平安无事，黄昏前后到达第一个中途站，我们就近找了一个旅店住下。第二天一清早继续出发，这天的路程就比较艰难一些了。汽车一直往山上爬，公路曲曲弯弯，几乎每一个都是180°的大转弯，因而时常使你感到前面已无路可走。我们总担心我们的汽车会与对面开来的车子相撞。当汽车开到山顶时，我们常常穿云而过，山下的树木和人物也越来越小。我在惊骇之余，总算还有点兴致来欣赏这些风景。突然一声尖叫打破了由于紧张而造成的沉寂气氛。啊！原来山坡下翻倒着一辆汽车，有的尸体已经抬到公路边，有人围着尸体在哭泣。一阵喧哗之后，车上鸦雀无声。这是多么难熬的一天啊！但没有想到这一晚更难熬。为了第二天一早赶路，我们就在车站旁找了一个小客栈。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随着一些女旅客摸到了一个木屋的楼上。那楼梯和地板的木头只要人一站上去就格格作响。店主告诉我们，前面一间就是住房。啊，那是什么住房啊，房内漆黑，我打着手电，看见那屋内没有床位，只有一条大通铺。再掀开被子一看，那被头上的油污厚得已经发亮了，一股使人难受的气味向我袭来。在战争岁月里，我曾多次和老乡睡在一条炕上，甚至睡在草堆里，身上也长过令人感到光荣的虱子，但战后优越的和平生活，已经习惯了舒适整洁的环境，我怎么也没有勇气爬上那条通铺，只得和衣在木凳上坐了一宿。第三四天的路程还是那么惊险，公路是越来越窄，山是越爬越高，也许是习惯成自然，也许是反正把命豁出去了，心情反而没有前两天那么紧张。不过大家都在埋怨那设计公路的工程师太不为人民着想，而我却暗暗钦佩这一带的汽车司机们的灵活机智和熟练高超的驾驶技术。
第三天夜晚，我们住在思茅县委招待所。房子整洁，我安心地睡了一个好觉。思茅附近是有名的普洱茶叶的出产地，但我们没有时间去品尝了。第四天下午，我们全车人终于平安地到达澜沧江边，过了江就是目的地了。因汽车要开上一条大木船摆渡过江，所以乘客们全部下车等候。这时的心情是多么舒畅啊，大家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有人等得不耐烦，便跑到江边去观赏景色。在江边，我看到对岸许多傣族妇女，她们身穿色彩鲜艳的长裙，有的担水，有的洗衣。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有的妇女径直向江心走去，直至见到她们把裙子顶在头上时，我才明白她们是在江里洗澡，这种脱衣方法既不会打湿衣衫，又不会让身体袒露在外面，太科学了！
过了澜沧江就是景洪地区，也就是西双版纳。我们住进了自治州招待所。使我十分高兴的是，在这里我不再是单身一个女同志了，我有了一个很好的同伴——女作家季康，她是《五朵金花》等影片的作者。她对云南非常熟悉，给我介绍了许多云南的特点，讲了许多少数民族传奇性的故事，她还会唱不少云南民歌，给我生活中增加了许多乐趣和方便。
导演傅超武同志是个脾气爽直急躁的人，和我所接触过的导演性格都不相同。1956年时，曾和他合作过《前方来信》，一同到山东济南等地拍过戏。在录音工作中，我们曾因为观点不同吵得不亦乐乎，但我们都是有口无心的人，吵完就算，并不记在心里。这次我们是再度合作。在西双版纳，我们参观了寺院。那尖顶的寺院，又大又黑，里面只供了几个佛像，却挂了许多旗幡。庙里除有一些大和尚外，还有许多小和尚，年龄不过七八岁、十来岁。我感到奇怪，为什么傣族有这么多的人信仰宗教？后来有人告诉我，原来傣族男孩到寺院当和尚就像我们汉族的孩子上学念书一样，他们在寺庙里学习傣文，受到文化知识的教育。我们也到傣族人民家中去访问，他们都住在竹楼上，楼下和苗族一样是堆放柴火和豢养家畜的地方。一天，我们登上一个傣家的竹楼，家中只有两位老人在聊天，他们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谈着。见到我们之后，他们客气地让我们也尝尝槟榔的味道。过去，我一直以为槟榔是又香又甜的水果，这次才知道槟榔原来是一种像烟草一类的东西。我见他们把那切碎晒干的槟榔，用叶子包起，然后再放上一点白色的石灰，在嘴里嚼时，不断地流出像血水一样的红水。据说，嚼得越多牙齿就越黑，而黑的牙齿，他们认为是美的，但我看了之后，简直想把一天吃的饭菜全吐出来。
为了收集音乐舞蹈资料，我们常到民族歌舞团去，请他们表演。有一次我们刚走到歌舞团门口，一个浑身上下都穿着黑色衣服并披着黑色长发、有一口黑牙的女人，身后背着一个箩筐，一下窜到我面前，把我吓了一跳。文工团的同志告诉我，这是爱伲族妇女。从前傣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他们把居住在这里的爱伲族人全赶到了山上。过去爱伲族人白天是不敢下山的，现在也很少下来，偶然有人下来做点买卖，今天她是来卖菠萝的。
在西双版纳，我们不仅欣赏了亚热带的美丽风光，而且还有幸品尝了许多热带水果，那肥大的香蕉，那香甜的菠萝和木瓜，最稀罕的是菠萝蜜，它挂在树上就像挂着一个个大西瓜，果肉水分多，十分香甜，它的子就和花生一样有味。以后我又走过了许多地方，可是再也没有看到过它，更没有再吃到过它。
听说景洪地区最美的地方是橄榄坝。那时去橄榄坝还没有公路，只有水路和山路，交通极其不便。导演认为既然不能去拍戏就不必去了。我是一个好奇心极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再远也想去看看。我和肖珩商量：我们自己去。正好，这时另一个摄制组的导演徐韬同志也想去，于是我们相邀，并请了文工团的同志做向导，一起出发去橄榄坝。
我们雇了两条小船。船的形状很特别，像一片又窄又长、两头尖尖的树叶，怪不得形容小船叫“一叶小舟”呢。船的中央有一小块四方形的空间，其中放着一个小方桌，船主关照我们，每条船只能坐四个人，每人一边，不能乱走乱动，如果一失去平衡，就可能因翻船而葬身水底。澜沧江的水源来自雪山顶上，水的温度极低，水流又急，水性再好的人也难以逃生。我们鼓足勇气跨上小船，同船的除肖珩外，还有导演徐韬和范莱同志。我们带了充足的食品，还带了扑克牌助兴，一路玩着、谈着、吃着，一面观赏着两岸的风光，好不快乐！但我们始终记住要保持船的平衡，不能乱动。一天很快过去了，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橄榄坝。这里既没有招待所，也没有旅店，当晚我们就在一个草棚里，杂乱地在草堆上和衣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参观橄榄坝的村落，又请文工团的同志为我们邀请了一些傣族群众演唱和演奏音乐。
这里果真名不虚传，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村庄整洁美观，一式的小竹楼，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幢房子都用树木隔开成为方形，就像树丛中的一座座别墅。树上的果子结得很低，我们从那里走过，似乎一抬头便能吃到。这里的寺院外观特别好看，旁边的棕榈树又粗又高，为这美丽的景色增添了不少光彩。这里的土地肥沃，就连那普通的黄瓜也比我们在内地看到过的大得多。难怪我们早就听说这里的人民不很辛苦，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太好了，根本不需要精耕细作，一年内只要播一次种，就能得到丰硕的果实，所以他们有许多闲暇时间，青年们谈情说爱，唱歌跳舞，老年人则在竹楼上喝茶，嚼槟榔谈天。晚上傣族老乡为我们唱了许多民歌，直到深夜。可惜我们不懂语言，不知唱了些什么，也无法记录，只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我们带着十分满意的心情返回西双版纳。回去是上水，小船无法行驶，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但那足足90里的路程，我们必须在一天内赶回住地，因为途中没有地方可以住宿。我、肖珩还有文工团的一位向导，早上天不亮就出发了。我们带了充足的干粮：傣族的糯米饭和白烧鸡。开始，我们有说有笑，在山间的大森林中穿行。中午，我们找了一块空地进行野餐，虽然那饭菜因天热已经有些发酸了，我们却感到十分美味可口。饭后顾不上休息就匆忙赶路。那走不尽的路、爬不完的山，我们开始感到疲劳了。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两腿发软，连抬脚的力气也没有了，真是精疲力竭。干粮已经吃完，水壶也空了，但我们绝不能停下。这时那位文工团员从口袋里搜出孩子吃的钙片，分给每人吃了两片，我们像吃了什么仙丹似的，顿时增加了活力，继续向山上爬行。快黄昏时分，我们才爬到山顶。山顶上是一片平坦的菠萝田，那一个个金黄色的菠萝对于我们这几位又饥又饿、又渴又累的人是多么有诱惑力啊，但我们总不能去偷啊！总算我们幸运，在这荒无人烟的高山顶上，竟然有一个爱伲族的老乡在这里摆设了一个菠萝摊。我们向他买了几个菠萝，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据这位老乡说，我们已经走完了70里上山的路程，还有20里下山的路程。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眼看天已经黑了，我们也顾不了这许多了，摸着黑，跌跌撞撞地往山下跑去。在将要到达时，听到有人呼唤的声音，原来是老傅和当地的同志见我们这么晚还没有回来，担心会出什么事，所以打着手电来寻我们，他们的友情使我们减去了许多疲劳。不过从这之后，我的两条腿足足酸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这样结束了云南之行，怀着丰收的喜悦返回了上海。这部影片没有普遍放映，但我在创作上却大有收获，从此向前突破了一大步，这要归功于肖珩同志。他是由福建电影厂送来上海电影厂熟悉电影音乐创作的，名义上是我的“学生”，但他受过系统的作曲教育。在这次合作中，他不仅为这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出了不少好的主意，而且对我过去的创作也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他认为我写的音乐，旋律优美而且丰富，但结构太散。一个作曲家要创造一些好的旋律并不是太容易的，而我却把许多本可以作为主题的旋律白白浪费了。他建议我今后的创作应运用主题发展法。这些意见丰富了我的创作手段，使我在创作上开拓了一条新路，并在《红色娘子军》的创作中进行了实践。
为《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我三下海南：第一次是和编剧梁信、导演谢晋三人到了海口；第二次是小部队看外景，到了五指山区的通札等地，深入到原始森林；第三次是随全摄制组到海南好几个点拍外景。这些生活中有许多有趣的细节，但受篇幅的限制，只好忍痛割爱，留在有机会写回忆录的时候叙述。任何一个艺术家在从事一部创作的时候，不仅需要有饱满的创作热情，而且要对自己的事业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还要有志气和毅力，有成功的信念。我认为在《红色娘子军》的创作中，我具备了这些条件。开始，有人认为我绝写不出一首能反映历史的革命歌曲，想要用现成的歌曲来代替，我却坚持写了《娘子军连歌》。另外，有人认为我一向只能写抒情的音乐，但我决心要在这部影片中写出雄浑壮烈的音乐，我下了决心，我努力去做了，老天不负有心人，我总算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红色娘子军》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便接受了《燎原》的创作任务。导演是张骏祥同志，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为写这部电影音乐，我深入到安源煤矿相当长时间，对矿工的生活以及那个时期的斗争历史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特别到了矿井后感受更深。所以我在这部影片中创作的男低音独唱《血海深仇》一曲，还是比较有感染力的。我借用了湖南、江西分界地区萍乡戏曲中的“衡四板”的凄凉、苍劲的曲调进行，并用了散板式的缓慢节奏，如泣如诉地把矿工的痛苦深沉地叙述出来。张骏祥同志对音乐的要求很高，有些地方创作的难度很大，如剧中主人公雷焕觉和煤矿主谈判的一段音乐，导演要求有中国古曲《十面埋伏》的气势，我当然不能把这首琵琶古曲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使用，为此，我作了多次的修改，才摸索到了他的要求。我想这也应作为一条经验吧，作为一个电影作曲者，要和许多不同性格、不同修养的导演合作。有的导演对音乐的要求很高，他有自己对音乐的设想，可是他们并不是音乐工作者，即使有的导演懂一些，但自己并不会作曲，有的甚至并不懂。因此他们的要求只能是非常理性的、概念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抽象的。像谢晋在《牧马人》中向我提出，音乐要“经纬交织”，而我怎样才能在音乐上做到“经纬交织”呢？类似种种要求，作曲者必须去领会导演的这些意图，尽力使自己的创作和导演的设想取得一致。当然，我也遇到过一些导演，对音乐完全不管，“有音乐就行”，实际上到了后期，他还是要管的。所以一定要在创作前和导演取得一致认识，才可以免去后期录音中的许多麻烦。
在《红色娘子军》音乐录音及混合录音时，我自己感到特别激动，有时甚至控制不住而暗暗地擦泪。当这种情绪被谢晋发现后，我感叹地说：“恐怕我再也写不出能够超过这部电影的音乐了。”他却不以为然，说以后好片子有的是，接着就和我讲了《舞台姐妹》的拍摄计划和故事梗概。我在想，为什么谢晋会取得今天的成就，他的作品似乎总是一部胜似一部，从不退缩回头？我认为他对事业有一种永远向前追求的毅力，他永远是信心百倍，他总是在拍摄这部影片的同时又在构思并组织着下一部的拍摄计划。他的创作精力极其旺盛。受到他的感染，我也很快振作起来，投入新的创作。在《舞台姐妹》创作之前，我另外接受了导演叶明同志的邀请，担任了《蚕花姑娘》的创作任务。
为了写《蚕花姑娘》，我到了浙江农村，在蚕乡和蚕农们一起养蚕，收集了不少浙江民歌，影片中的两首插曲《蚕花姑娘心向党》和《采桑歌》，一度很受群众的喜爱。接着就投入了《舞台姐妹》的创作。
《舞台姐妹》一结束，就进入“十年浩劫”，我一面接受批判，一面也写了几部电影音乐。其中一段生活引起我美好的回忆。那是在1975年秋，我接受了儿童片《阿夏河的秘密》的创作任务。为拍摄这部影片，我和美工金毓芬等同志到了甘肃藏、回族地区。
我们首先到了兰州，本想在兰州收集一些音乐素材，但兰州文工团的同志告诉我们，那些擅长演唱回族民歌“花儿”和藏族民歌的歌手都被“下放”了，于是我们只得深入到这两个民族地区去寻找他们。为了争取时间和旅途方便，我们租用了一部吉普车，由甘肃省派了一位向导带领，我们首先到了临夏回族自治州。在接近临夏时，我们看到路上回族人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服装只有黑白两色，男的总是戴着一顶白色小帽，女的穿着黑白长袍，使我惊奇的是，居然还有人带着面纱，真像《天方夜谭》中的阿拉伯人。到临夏之后，得到当地的支持，给我从农村找来了唱“花儿”的民歌手并录了音。那著名的回族“花儿”的音调真是高亢动人，听了使人激奋。后来又转入甘南藏族自治州，到了海拔3200米的城市夏河，并参观了这里一座著名的藏族寺院——拉卜楞寺。据说这座寺院原是藏族几个最大的寺院之一，由于叛乱把许多房屋毁坏了。现在仅存下中心的几座寺院，但就这几座也可看出当年的气魄。整个寺院外表都是金碧辉煌，但一走到里面却是漆黑一团。这时为了批判奴隶主的残酷，正在举行展览会。我们在里面看到了奴隶主用来杀人、挖眼珠、剥人皮的工具，和用人骨做的灯、碗等物件，真使人毛骨悚然。
夏河是一座山城，第一次到这空气稀薄的高山城市，大家在走路时都感到迈步特别沉重。这里有不少富于藏族特色的建筑，我们美工大师收获很大。我却找不到想要收集的民间音乐素材，所以我们又继续出发到卓尼。在卓尼，我的收获很大，不仅请了不少藏族歌手为我演唱、录音，使我熟悉了藏族的音乐风格，而且有机会到藏民家中去做了一次客。这次做客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们去的是甘南最高的一个山沟，海拔约3800米，道路十分艰险，吉普车只能勉强通过，一边是陡坡，一边是深谷，稍一不慎就有翻下去的可能。为了体验一下藏族生活，再大的风险也要去。这家藏民早已接到通知，为我们准备了一餐极其丰盛的藏族家宴。我们都围坐在炕上，喝着清香的青稞酒，吃着他们刚刚搅好的奶酪和酥油饼，最后边喝奶茶边欣赏他们的歌舞。过去总听人说起或歌中唱到“青稞酒”和“奶茶”，这次总算有幸亲自品尝了。
返回兰州时，我们经过了有名的长征途中的岷山等地，这时在上海还是秋高气爽，可是在甘肃公路上却下起了鹅毛大雪，顿时公路一片皑白。高山处冻了冰，道路很滑，车辆难行，有的司机已给汽车装上了铁链。我们的小车没有铁链，只能小心慢行。气温越来越低，似乎衣服也越来越显得单薄，好在这次有三个女同志，我们只能挤在吉普车里互相取暖。这天中午，汽车停在一个招待所休息，因天气骤冷，招待所没有生火炉，我们这几个快要冻僵的人，只好又蹦又跳使自己的血液流通。我突然像发现了什么真理似的大叫道：“啊，我发现为什么藏族人跳舞总是跺着脚，原来是为了使身体暖和。”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忘掉了寒冷。因为这里天气已进入严冬，我们为了能在明年春天拍摄完成，所以外景地改在四季如春的云南。为此我第二次到云南，这次去的是丽江地区的玉龙山下。这部影片是描写藏、回、汉三个民族的孩子的故事。这次去云南的目的主要是和导演交换意见，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收集资料。这部影片虽然很快和“文化大革命”一起结束了生命，但我自己认为我在影片中写的回、藏风味的两首歌曲，还是很有特色的，尤其是《小山鹰》一曲，能把藏族的音调特点用在儿童歌曲创作上，明朗健康，不一般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为准备拍摄新疆题材的影片《积雪的山谷》，我和导演于本正等五位年轻创作人员一起到新疆。这是我向往了许久的地方，如果没有机会去，我会认为是我一生的遗憾，这次总算如愿以偿。
我们坐了整整四天四夜火车才到达乌鲁木齐。好在同年轻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看看风景，玩玩扑克，四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乌鲁木齐，我们住的时间不长，主要是为下去做一些准备，找了一些关系，开了一些介绍信，并会见了两位作者交谈了对剧本的看法。在没有下去之前，我们到著名的天池去了一次，这地方我曾在画报上见过。我们这次来的不巧，虽然已是4月了，可天池仍然结着厚厚的冰。这冰天雪地有点使我们扫兴，但我还是觉得它很美，那山坡上一棵棵常青的松柏，那为游客准备的一座座彩色的、如同童话中的小尖顶木屋，都十分有趣。
我们先乘小飞机到喀什。乌鲁木齐到喀什，坐汽车要七天的路程，飞机只要三小时就到了，这三小时，并不好受，许多人都吐了。和我同去的五个小伙子，个个脸色煞白，唯有我的精神最好。喀什是维族人口集中的南疆西部的重要城市，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站，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虽然住在宾馆，但每天到街头、集市去观看维族人民的富于特殊风味的生活情景。那在街头上卖的面饼（新疆人叫馕）和烤羊肉，还有那用手工制作的皮靴和首饰，新疆人特别爱穿。新疆妇女尤其喜爱色彩鲜艳的衣裙。我们还到了香妃墓和清真寺，看到有不少人在那泥土地上铺的一块草垫上叩头不起。最有趣的是，老汉总喜欢拿着一根小棍子骑着毛驴进城，那情景使我想起画家黄胄的画，可见他观察了多少生活啊。
在喀什，我们到了喀什文工团，观看了他们的演出。不久我们出发到塔什库尔干。这是一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境城市，去之前一定要做体格检查。很不幸，我的体检不合格，血压高至110-170，医生说我根本不能去。但我想去的强烈愿望谁也阻止不了。为了使血压很快降下来，我连服了三天羚羊角粉，由于服药过量，我腹泻了两天，再去检查，血压总算降了下来，于是我们几个人就出发了。到塔市必须经过慕士塔格峰，那里的海拔有5000米以上，听说有好几次外地来人到了这山峰就吃不消，有人病倒，有人不得不下山返回喀什。我们为了安全，在汽车上也带了一只氧气袋以备万一。汽车大都在沙漠里行走，沿着戈壁滩一直往山谷深处开去。一路上没有树木，没有河流，偶然有一两个小池。但山势雄伟，有时就像看到了桂林山洞内的钟乳岩那样奇妙。到了公路最高处，我们并没有感到窒息气喘，为了证实我的身体不错，我还特地从汽车上下来，往高山处跑了一段，啊，这5000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塔市过了十来天非常有趣的生活，我们到了塔吉克族、克尔克孜族的帐篷里做客，受到他们杀羊敬酒、唱歌跳舞等盛情款待。我们还到与苏联和阿富汗接壤的边境地区参观了当地的牧场和边防站。我们到了冰山下面，摄影师夏力行同志还登上了冰山。我的收获也很大，塔吉克文工团为我演唱了许多民歌，他们那奇特的复合七拍子的节奏特别有味。一位女歌手冉尼莎，为我唱了几个小时的近百首维族、克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的民歌。要不是回来有任务，我真舍不得离开这地方，那热情的人们，那美丽的帐篷，那在嘹亮的鹰笛伴奏下的歌舞，那喷香的羊肉，多么令人难忘啊！可惜这部戏后来因剧本问题没有拍成，我所得到的东西只能用一首歌曲来表示我怀念的心情。当然，这段丰富的生活积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后来，我们这个摄制组改拍《特殊任务》，为此我第四次到了海南岛。我们住在著名的风景地——“鹿回头”招待所。首长们都是在这里过冬，而我们却是在盛暑时住在这里度夏。招待所根本没有制冷设备，连个电风扇也没有，真把人热得够呛，只好天天吃苦瓜解暑。
《特殊任务》完成后，我被借到长春制片厂，和编剧胡苏、导演周予合作了《北斗》。《北斗》完成后，我经过了一段较长的苦闷、彷徨的时期。从1980-1982年，我在努力创作，相继写了故事片《见面礼》、《爱情啊，你姓什么》、《楚天风云》、《牧马人》，还和肖珩等合作写了《雾都茫茫》，和吕其明合作写了《杜十娘》。作品之多是过去没有的，也不能说这些作品中都一无是处，但除《牧马人》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外，其他作品的反映都比较冷淡。尽管在《楚天风云》和《爱情啊，你姓什么》两部影片中的歌曲深受歌唱家吴雁泽的喜爱，但都没有被群众广泛接受。一度我感到有些沮丧，怀疑自己是否已落后于时代。1983年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插曲意外成功，使我再次增添了创作的信心。有人评论认为这是我继《红色娘子军》以后的第二个“飞跃”。
接下来我又和青年导演黄蜀琴、宋崇、石晓华等同志合作了《青春万岁》和《最后的选择》、《滴水观音》及《20年后再相会》等影片。我想探索新的电影音乐的创作道路，我希望在20世纪80年代里还能创造出能够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旋律。
写到这里，文章应该结束了。可能会有人说，在这篇文章中对生活的描写多于对音乐旋律的叙述。确实是这样，生活是可以用文字来描绘的，而旋律是要通过声音才能表达。我很难用文章把每一部影片的旋律描述出来。同时，我总觉得这些丰富多彩的生活感受是我创作的源泉，没有这些生活就不可能有我创作的那些旋律。这些绚丽多彩的生活经历，是我的骄傲，是我的资本。它们使我品尝了各种生活的滋味，领略了各种生活的甘苦，增添了许多知识，是它们使我感到充实，是它们使我在思维中产生丰富的、源源不断的多彩的旋律。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特有的幸福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