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露露之所蒙翳，抓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鉴赏】
苏轼举贤良方正，初涉仕途，任凤翔、陈希亮便是他的顶头上司。同事们对才华横溢的年轻苏轼敬颂有加，尊称“苏贤良”。陈公斥曰：“府判官何贤良耶？”让苏轼碰一鼻子灰，很丢面子。
东坡宦海沉浮飘摇半生，日后才渐渐明白，陈公对初出茅庐的自己挫锐气、折锋芒的良苦用心。正是陈公的严求苛责，让年轻的苏轼没有在温室里轻浮骄纵，而是在体味艰辛中造就了其独有的韧性和豁达。艰难的黄州知交寥落，东坡的旧友们恐惹祸上身，人人避之不及，唯陈公之子季常是东坡草堂谈佛论道的常客。多年后陈公仙逝，一向鲜作传记的东坡恐陈公为世人忘，特地作《陈公弼传》详叙其人其事。东坡以胸襟度胸襟，最后写道：“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至此，二仙的过往留于众人的印象，唯有“可爱”一词。
扶风太守陈公为登高眺远建筑了一座土台，并请苏轼为他写了这篇记文。文中在记叙土台修建的经过时，联系到古往今来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这种毫不满足、勇于探求的精神，反映了苏轼思想中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文章结尾处，不直接点出究竟什么是“足恃”的东西，这就使文章更为含蓄而耐人寻味。
东坡之文，若仅以恢宏或婉约解，则少了气量；若以典据或物事考，则抹了灵性。顾恺之以“传神”二字作绘画的最高境界，或许以这个标准考察艺术品格可放之四海。文为心声，文之神则心之神。东坡之心神历经千年仍灼灼其华，恐怕是那些腐朽的呻吟者所永远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