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拿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说事，动不动就说什么落后啦，什么独裁啦，底下官员阿谀奉承啦什么的。然而在两千多年前，民间的代表在中央开会面对那些王侯将相时，用一种和平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益，在官员面前丝毫没有显示出一点谄媚的意味。这，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卑劣的后代学习。
我认为，这次会议，与一千年后的英国《大宪章》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会议的全部内容都被记录下来，由汉宣帝时期的学者恒宽整理成《盐铁论》一书发行出版，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完整地了解整个会议的过程。如果让我一个个地把会议内容写出来，估计……我这本书一大半都在说这个。我只能概括地说一说。
会议一开始，贤良文学们就表明了立场：盐铁国营、酒精饮料专卖、均输等政策都是与人民群众争夺利益！正是因为政府与人民争夺利益，才导致了人心不古，淳朴的民风一去不复返，每个人都很贪婪自私。农民普遍愿意放弃农业，从事一些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希望政府放弃盐铁国营等政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业上，减轻对工商业的控制力度。
官员们则解释说：不是我们要和人民群众争夺利益，这些钱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先帝搞这些政策，无非是增加财政收入，加强边疆的防御和增强军事实力，说白了就是增加军费开支以应对与匈奴的战争。如果要是废除这些政策，国家军事实力会受到严重影响。
文学不服，说：一定要打仗啊？靠软实力不行么？用道德、文化的力量降服匈奴难道不行么？
政府代表说：匈奴人太狡猾了，不按常理出牌，进入边境就跟进了他家一样，随便抢啊。很多百姓、基层干部和汉军指战员都死在匈奴人手上。先帝也是想平定这个不安定因素，才发动的战争。
之后，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经济。针对官营企业过分开采自然资源的情况，地方代表一阵见血地拿出了孟子的话：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斧斤以时，材木不可胜用。田渔以时，鱼肉不可胜食。”
用现在的话总结，叫可持续发展。地方代表们认为，政府无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早晚会导致森林资源减少、农业减产、丝织品减少和动物数量的锐减，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家连糠都吃不上。
怎么样？这样的见识你说牛不牛？但是地方代表也不是完美的，后来聊到货币政策，这是桑弘羊他们本行。有的地方代表的观点，现在看来简直是奇葩——甚至觉得文帝时期人人可以造钱的制度也不错。
后来谈到国有经济的问题，贤良们再一次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拿铁制农具来说，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的土质都不一样。过去市场经济时代，铁器生产厂家会按照不同的市场需求，制作适应不同地方、不同土质的生产工具。自从实现铁器国营之后，国家颁布了硬性标准，厂家的制作、销售都是按照计划来的，不愁卖，根本不考虑市场需求。于是所有铁器都一样，不能满足很多地方的需要，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不便。在采矿、运输等问题上，工人的收入很大程度被降低，至于原因，就是因为僵化体制下出现的腐败。
对此，官员解释说：当初扇水都尉曾经回老家处理丧事，正好接受了记者关于盐铁事务的采访。他回答说，国有制度是个好制度，国企的工作人员生活也非常好，但是有个别国企的领导干部作风不是很好，没有很好地贯彻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导致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
之后官员们向民间代表做出保证：我们保证今后加大对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深度拓宽优秀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上升的道路，在现有体制内，尽最大努力保证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民意代表并不买账：那个都尉说的，估计也就是一时一地的情况，难道我们全中国的人就这么被代表了？先帝搞这些政策我们理解，有他的苦衷。现在皇帝召集我们，叫我们来开会，就是让我们来对现有体制提意见的。体制不改，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官员代表们急了：国家体制是大事，哪容得你们废话！先帝的意思哪是你们能理解得了的？你们这些臭老九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贤良文学继续不卑不亢：我们不懂，你们懂？别嚣张，一意孤行，担心跟李斯、赵高一样丢了小命哦。我们这些臭老九，担心的正是民间疾苦，天下兴亡。
结果两边越吵越凶，官员们把商鞅抬出来，地方代表一个劲儿地反对商鞅。因为商鞅只强调法治，忽略道德，反对社会福利，这恰恰是儒家思想所不能容忍的。法治和德治，应该相辅相成，只追求法治，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福利，恰恰是秦代灭亡的原因之一。最后连御史大夫桑弘羊，都亲自出面了。
可是桑弘羊不识相，算账理财是他强项，搞政治思想他可就不行了。辩论中，他碰触到了一个逆鳞——儒家思想。
其实，桑弘羊是个带有明显法家倾向的人，对儒家思想并不感兴趣。他甚至在辩论中说：
伊尹，商代的贤人吧？百里奚，秦国的名臣吧？他们什么身份？一个是厨师，一个是放牛的。这么说，什么思想不行，什么道路走不通呢？商鞅如果用儒家那套去劝说秦王，管用么？不管用，那就用法家那套呗。怎么样，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马跑一千里的里程，不一定要去别的国家，知识分子参与国政，不一定要有多少文化，对吧？孟轲（注意，为了表示蔑视他都没有称之为孟子）当年就是不愿意变通，所以在梁国、宋国日子过得困难。孔子认死理，所以还饿过肚子。要是按照你们的说法，是不是晋文公靠欺骗诸侯来尊重周天子，管仲忍辱负重让齐国富强都不算什么了？
桑弘羊啊，桑弘羊，你这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武帝当初可是钦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啊！讲得直白点，这就相当于一个美国官员在白宫门前唱一首纳粹军歌。
知识分子们奋起反击：伊尹跟随商汤王，是因为知道汤王是圣君。百里奚为什么投奔秦国，因为他知道秦王是明君。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哪是那种没有原则的附和就能成就事业的？君子要有自己的原则，不能忘记节操。
最后桑弘羊急了眼，竟然骂了孔子——这实在不是他身为国家干部该干的事。最后桑弘羊被文学们说得无言以对。
会议结束后，汉朝中央确立了在政治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在思想上坚持高举孔孟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对外关系上，汉朝也趋于缓和，向匈奴等国放出了和平鸽——要不然苏武等人还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放羊。
不过，地方代表和中央政府代表吵得太凶，会议结束之后还讨论了很长时间。
其实吧，桑弘羊当初的本意是好的，但是现在已经逐渐偏离了当初的意愿。他之所以不愿意放宽政府对经济的掌控，更多的是因为他想安排自己的弟弟和儿子去国企工作。
这年秋天，汉朝正式实行国有体制改革，首先就是取消了政府对酒精饮料的垄断。汉朝中央到地方，裁撤了酒类专卖的相关部门，允许私人开办酿酒厂，对于现有的国有酒厂等进行市场化改造，逐步改为私营酒厂。但是，私人搞酿酒业必须向有关部门申报，获取营业执照，并且按时缴纳一定的税赋。
同时，在关内地区取消了盐铁的国营，建了个经济特区，还对各个地方上的冶铁厂、制盐合作社进行了深度的改革，对选拔相关公务人员也是小心谨慎，并且加大监察力度。
而此时，经过武帝时期的多年改革，此时的政治制度也十分有意思。武帝从早年提拔民间儒生开始，到最后封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他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独立于丞相之外的权力系统，或者说官僚体系。到了这个时期，已经明显出现了成果。以丞相等人为首的三公九卿为外朝，以大司马大将军为首的皇帝近臣为内朝。并且有专门人员负责内外朝的沟通。内朝外朝既相互独立，相互牵制，也相互交错，逐渐成为后世三省六部的起源。